改革家張居正
2006-05-17 14:18:27 南方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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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直播實錄,根據現場速記整理,如有錯漏,敬請諒解。
主持人:各位專家各位朋友下午好!非常歡迎大家參加廣州講壇學術報告會。今天,我們非常高興請到當代著名作家、詩人,第六屆矛盾文學獎得主熊召政老師到廣州講壇做學術報告會。熊召政老師曾經擔任《長江文藝》副主編,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熊召政參過軍下過鄉經過商,1979年以長詩《請舉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步入文壇,榮獲當年中國首屆新詩獎,翌年調入湖北省作家協會。熊召政老師長期從事文學創作,在新詩舊體詩詞、散文小說諸多領域,均有很高的造詣。2005年10月,熊召政老師被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文學創作特別貢獻獎”,并被評選為當年湖北十大新聞人物。熊召政老師耗十年心血創作的四卷本的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榮獲第六屆矛盾文學獎,湖北省政府特殊獎,首屆姚雪垠長篇歷史小說獎,第五屆屈原文學獎,根據這篇小說改編的大型歷史連續劇《萬歷首輔張居正》正在拍攝當中,正在杭州進行拍攝電視劇。演員唐國強演張居正。 今天,熊召政老師給我們演講的題目是《改革家張居正》,下面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熊老師給我們講課!
熊召政:感謝廣州市委宣傳部邀請我到廣州來和廣州的朋友們一起進行一次交流。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改革家張居正》,這是市委宣傳部小陳跟我說的,他問我講什么,我說講張居正,他說就叫《改革家張居正》,我還是第一次用這個題目為張居正的事情做一個專題演講,我欣然應諾,覺得這個題目非常好,也比較能夠恰當地表達張居正的功績。廣州對中國的改革是開風氣之先的,在廣州的土地上講一位古代的大改革家,我很高興。
熊召政:首先簡單介紹一下張居正的生平,他嘉慶三年1524年出生,1582年萬歷十年去世的,享年58歲。他23歲嘉慶26年中進士,留在京城。他在太子監翰林院里面當一般的研究人員,相當于我們現在的社科院當一個政治研究所當一個研究的人員,他是一個典型的文人從政的典范,他一輩子沒有當過地方官,一輩子都在研究機構里面,或者在國子監里面相當于北京大學的學校里面當教務長,從教務長的身份42歲的時候龍慶元年當了副宰相。首府明代的自從胡惟庸案之后就沒有宰相一說,就改成首府制,首府的意思就是皇帝的首席顧問,背顧問之職。次府、府臣最多的時候在同一屆政府里面有5、6個人,少的時候就是一個首府、次府,張居正當次府的時候在龍慶元年是有4個人,一個首府,4位次府,他排在最末,資力最淺,才42歲。 到了龍慶2年以后,他次府45歲的時候,他48歲,龍慶6年的6月份,他就當上了首府,他當了6年的相當于今年國務院副總理,其中有三年是常務副總理,接著當了十年的總理。這是我用今天的官職來闡述,他在主持國家的政務16年時間里,后10年幾乎是一個攝政的角色。這16年的時間讓他在權力的最高峰。以上是他簡單的經歷。
熊召政:第二,我想講一下張居正上任首府之前的明朝局勢,從朱元璋開創大明王朝開始,一直到宣德這樣五六個皇帝的時候,明代的政局基本上是清明的。從朱元璋到孫子建文帝4年,到他的兒子從篡位燕王朱棣永樂皇帝,真正留下美譽的是朱元璋和永樂皇帝--朱元璋的第5個兒子燕王。然后所有的皇帝,從明代第3個皇帝開始,到最后在煤山吊死的崇禎皇帝,全部都是燕王朱棣的后代。他有22個兒子,最終是整個大明的政權在他第5個兒子里面延續。 在張居正上任之前快將近200年的時間里面,明朝的政局從貞德皇帝開始,每況愈下。武宗是15歲當皇帝的,他從小非常調皮,喜歡玩,如果我們要寫一個搞笑的關于皇帝的電視劇,大概沒有比武宗更胡鬧的人了。他倒真是一個很率真的人,如果讓他一輩子行伍出身,他可能是一個非常好的元帥。就像我們說的李后主他如果當文人將是一個很出色的詩人一樣,但是他們絕不是一個好皇帝。
熊召政:上任以后他身邊有8位從小陪伴長大的太監,這8個人中擺在第3的就是后代臭名昭著的太監劉瑾,他當皇帝以后明代的悲劇就開始的,讓這么一個孩子當皇帝,因為振宗(音)是皇后生下來的時候,在明代之前很多的太子并不是皇后生的,有的是宮女和妃子生的,唯獨只有他是太后生的,他是無可置疑的接班人。 他在位18年,33歲死,15歲繼位,他繼位的時候就是逮蟋蟀抓鳥都很喜歡,但是對政事不喜歡。因為皇宮里面不好玩,管他的人很多,他的祖母、媽媽都在,這些人總是管教他,結果他蓋了一個行宮后人稱為“豹房”里面玩,只有這8位太監可以進這個“豹房”,所有的大臣都沒有辦法進去。所得到的一些關于朝廷政局的一些信息都是失真的,因為這些太監有的東西不報給他,他就不知道了。
熊召政:這孩子胡鬧到什么地步呢,哪個地方音樂好聽他就要找人唱歌,他什么都玩。這個時候,整個明代的文官集團就是他父親留下來的這一幫大臣還非常正直的,其中的戶部上疏姓韓,他看到皇帝這個樣子,過去是永遠不能反皇帝的,皇帝再錯也得在他身邊找小人,所謂“清君側”,一般來講都是采取規勸皇帝,讓政治重新清明的一種說法。這個姓韓上疏就讓他手下的小官給武宗寫了一個上箋,就是“清君策”要把這“8只虎”趕掉,像張勇、劉瑾等等這么幾個人殺掉,皇帝從來沒有見過這么言辭嚴厲的奏章,嚇得哭了起來。第一,這個奏章是韓上疏寫的奏章,他聯絡所有的正部級領導干部以上20多位集體簽名,這20多位如果不干了,這個政權就完蛋了,皇帝著急了,不知道怎么辦。為什么他會有這種表情呢?因為這8個人他一分鐘都離不開,他們每天都陪著他玩。這20多個替他治國的大臣趕走也不行,國家就沒人治了,兩難之下他自己嚇得哭了。這8個太監本來已經害怕了,看到武宗哭起來了,他就一起跪倒“這些人很壞,在離間我們君臣關系”,皇帝說“那怎么辦?”他說“你處分他們”,皇上說“我怎么敢處分他們呢?”這個時候皇上還是一個孩子,他更多的是想到玩,沒有想到動用自己皇帝的權力。太監們說“你處分他們,他們保證不敢鬧事。”就這樣,皇帝道旨,把寫奏章的李夢陽貶官讓他回籍,這一弄以后,當時在朝的五位大學士,相當于國務院的總理府總理集體辭職,皇帝又慌了,說這個怎么處理呢?劉瑾說非常好處理,不難。這里面不能全部辭職啊,里面有一位李東陽,他平常棱角圓一些,不像其他的大臣那樣有原則性,就把李東陽留下來了,就一下子讓五位首府次府一次回家了四位,只留下了李東陽。 李東陽雖是同時集體辭職里面的一個,這個時候留他下來,他再沒有推辭,他就當了首府了。后人對李東陽的留下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李東陽很爭執,他留下來是為了牽制8位太監,也為朝廷的文官系統留下一點回旋的余地,不要把所有的政權葬送在這些人手上。
熊召政:第二種手法是他保官,寧可犧牲原則也要完成自己當首府的原則。 事后來看,李東陽這兩種動機都是有的,這一個簡單的事件我們今天說得很簡單,但是在當時的政壇是一次地震。從此,能夠對皇帝行使牽制之權的中國行政系統的官員,我們叫文官系統,就再也沒有辦法行使自己的監察職權、行政職權了。
熊召政:這時候,就把劉瑾升為了私里監掌印太監,就是明代的“政府”,我說“政府”,大家以為是今天的詞匯,我們說“中央政府”這是明代的詞匯。明代稱內閣長官下的六部叫“政府”, 在明人很多的著作里面可以看出來。明代的政府實際上這樣一弄以后形同虛設了,而明代的私里監,就是皇帝私人的內庭的工作班子,一般私里監的掌印太監大內總管稱之為內相,內部首輔稱之為外相,一個主外,一個主內,一個管皇帝的江山,一個管皇帝的家事。內相讓劉瑾當上以后,內相還有一個很大的權力,就是外庭所有的大臣奏折送進去讓皇帝批示的時候一般由私里監管這個事情。掌印太監是總頭目,里面有四個秉筆太監,直接替皇帝批奏折的。替皇帝批奏折不能直接寫上奏折的上面,只能另外用黃色的條子或者是朱砂的筆沾著寫,這個叫“批朱”,或者是“批黃”,這是在黃紙上寫的。你同意,這里面由四個秉筆太監管這個事情。這四個里面的偷偷就是掌印太監管這個事情。這樣一來,每個怎么批,一般讓皇帝口授,他們行使批的權利。
熊召政:劉瑾很鬼,他每次今天是逮鳥,調教畫眉的時候,明天是抓蟋蟀,正是武宗正高興的時候他把奏折拿上來“皇上,今天三邊總督要求增加糧餉的東西”,武宗一聽就煩“這種小事還來麻煩我,我讓你當掌印太監干什么”,他覺得逮蟋蟀是大事,這種事是小事。劉瑾就說“奴才知道了,今后再也不敢來麻煩您。”就劉瑾當了皇帝,他批了三年的國家大事的奏折。明代發展到這樣一個地步,這是明代歷史大轉折,就是政權的失控。他怎樣想辦法讓皇帝繼續玩下去,劉瑾能夠讓自己繼續當實際的皇帝呢?他想了很多的辦法,比如說,武宗16歲結婚,同時給他一個皇后、兩個貴妃同時冊封。結婚以后,他就不能在“豹房”里面了。有一天劉瑾告訴武宗“我們的錦衣衛指揮使懂房中術”,16歲的孩子懂什么?他問“什么房中術”,他說是“男歡女愛”的方法,是中東那邊的一位人很懂,結果叫他來,把這一位相當于今天的一個省一級的武警總隊的總隊長的史進(音)找去以后,40來歲的,他本人也不是漢人,他果然讓皇帝非常高興,說“還有這么好新奇的事,我要練房中術”,他說“房中術的練最好的是波斯妙品”,他還不好辦,就把整個北京城里面所有的屬于波斯血統里面的女孩子找去了,在“豹房”里面待命了。這樣下來,他胡鬧一直到后來,全國包括朱家的后代,其他的割地封王的朱元璋的子孫們就開始覬覦武宗的皇位。第一個表示反叛的是寧夏的寧夏王,也是朱家的后代,他在那個地方舉起反旗把當地的知府等等這些的一些人殺掉了,他要“清君側”。
熊召政:需要找一個人去平息這場判斷,整個朝廷找不出人來。所有政治的全部被開除回家了。這時候從一個推也的三邊總督把他找到了,說“你來當大都督,去平息這場叛亂”。結果,他果然很順利地平息了判亂。當時派去的監軍是武宗寵信的第二號太監張勇,所有的大臣看到這個契機就偷偷地跟這一位得勝歸來的掛兵部尚書銜的三軍總司令跟他講,要趁這個機會把劉瑾干掉,要給皇帝進言。其實這位楊司令胸有城府,他不露聲色,在回師到北京通州之前已經快回到北京了,皇上要準備犒勞三軍的時候,他跟張勇進行了一次長談,他分化他們“八虎”,他說“張公公,你跟他們不一樣,國家現在到了危難的階段,如果你能夠和他們劃清界限,我們一起跟皇上列舉劉瑾的所有的罪狀,你將成為千古功臣。”當然他也有一點威脅的意思,他接著說“否則連你一起拿。”因為君權在他手上,部隊的士氣正旺。張勇心中也惱火“他媽的,這個劉瑾小兒原來在我手下,現在翻在我頭上去了,賣一個官多少銀子也沒有分一點給我。”于是他同意了三軍總司令的建議。說“行。” 兩個人找到一個君臣密晤,跟武宗當面談,說“劉瑾造反,他家已經有很多私人的軍隊,他收了很多的東西,連皇上曾經用的儀仗隊他都辦了有。”武宗再胡鬧,他聽說有人當皇帝,他絕對沒有胡鬧到讓人當皇帝的地方,他一聽勃然大怒,他說“我這么信任他,他竟然這樣。”當時授權他們把劉瑾抓走了。
熊召政:劉瑾一抓以后,不能夜長夢多,立刻凌遲處死,就怕武宗有反悔的時候。政治是要講究效益的,要高效益、高效率地做事情,政治才可能成功。清除劉瑾不能留下后患,一殺完了。所有的大臣松一口氣。說“國度三年,已經讓整個明朝的政局急速向壞的方向發展”。但是誰知道這三年朝綱壞了以后,殺了一個劉瑾,武宗整個的性格沒有改。他已經玩慣了,他依然像過去一樣,只不過讓新的人繼續來管理國事,他繼續去玩。
整個明代的風氣從武宗繼位18年,嘉慶46年,龍慶6年,70多年的時間,等張居正上任之前這70年是明代的中期,從明代早期的朱元璋永樂開創下來的一些基本國策和基本干部隊伍的素質,和一些方向全部改變了。武宗死的時候33歲,因為他一輩子這么胡鬧,連孩子都沒有留下一個。那就得找一個離他的血緣關系最近的人繼位,就找到了武宗的叔叔的兒子,當時被封到湖北鐘祥的息縣王(音)就是嘉慶皇帝,就是武宗的叔伯弟弟當朝廷的大使,武宗的媽媽也同意了。有一個手續,必須首先任武宗的爸爸過繼,我們親兄弟明算帳,得直接過到我的名下來,這是繼位的第一個要求。第二個要求,你得尊這家的皇帝為正宗,比較把你父親的身份抬高,他也同意了。
熊召政:但是,他一上任以后,從湖北鐘祥一上任以后,干了三件荒唐事。第一,倒封自己的父親為“顯宗皇帝”,為什么我們說世界文化遺產有一個宗靈的顯靈呢?大臣說你當年這么決定的,我們才擁戴你,為什么你這樣呢?但是他說誰反對就把誰趕走。這樣一來,他跟武宗一樣,一上任以后就跟天下的文官系統產生了尖銳地對立。武宗的對立是剛才講的,嘉慶皇帝的對立就是遵奉誰為正統的問題。 第二件事,就是當時的兩個直轄市印天府是南京,順天府是北京,這是兩個直轄市。他說加一個,湖北鐘祥改為“承天府”,很奇怪,彈丸之地的一個小縣在明代是三大直轄市。這也違反經濟規律,誰反對就把誰撤職。第二件事情做了以后大家一看,這個皇帝又胡鬧了。很多的大臣就心灰意冷了。
熊召政:第三件事情,在他之前的明代的皇帝信佛,他信道,當時湖北的道教有武當山以后比較盛,他把皇宮里面儲藏的一些歷代的佛牙、佛骨一共一萬七千多斤,就是漢、唐、宋等等這些歷代的舍利子、佛骨等等這些一萬七千多斤,他說佛教是騙人的,立刻有大臣跟他說皇宮儲存了那么多的佛骨應該處理掉,他下旨埋了,但是夏衍說埋了也不行,老百姓挖出來怎么辦,結果他說燒掉,結果把很多的舍利子、佛骨給燒掉了,還讓全國很多的寺廟毀掉,讓和尚還俗。第一件事情把皇室的心燒了,你不認自己的皇帝,要認自己的父親。第二要立一個承天府把所有的大臣的心傷了,第三個事情把所有的老百姓的心給傷了。 繼武宗以后,形勢向極為惡化的方向進一步發展。這時候夏衍(江西人)是首輔,他在那兒嘉慶很信任他,結果他的次府嚴嵩早就想把自己的老鄉干掉了,就因為茶馬交易,夏衍說可以試著和蒙古人進行邊關貿易,這本來這個舉動是促進邊關貿易的一種趨勢,可是嚴嵩說這個人很壞,把祖制都破壞了。
熊召政:就這樣一件小事說他收到了蒙古王的賄賂,里通外國。嘉慶不像武宗,毫不含糊腰斬,夏衍他出了主意把佛骨燒掉了,但是把首輔腰斬是立國以后歷代皇帝沒有干過的,嘉慶干了。嚴嵩受寵22年不衰,嚴嵩的門客按照我們現在說的都是億萬富翁。 最后嚴嵩老了,所有的權利交給兒子嚴世潘手上。這個時候另外一位政治家出現了徐嗟,松江人,武宗時候的狀元,嘉慶三年的狀元。他出現以后,就憑著自己隱忍的能力在嚴嵩身邊給他當助手,沒有人能夠超過三年,他當了十幾年的助手。他用什么方法呢?嚴嵩只用同事、同鄉、親戚。他想我跟他一頭都搭不上,有一天他跟嚴嵩講“我的老家民風浮華,不好,江西民風淳樸,所以才產生你這樣的首輔,我現在請求你讓我能夠定居江西,我不愿意住在松江(就是今天的上海),上海那個破地方不行,江西好。”嚴嵩一聽,“哎,這個小哥們還真是把我當回事。”就很高興,他讓他遷到嚴嵩的隔壁,戶口都遷去了。結果他的兒子兒子科舉考試以江西籍的學生,不是我們今天有人為了考試把戶口轉走嗎?徐嗟就把兒子的戶口轉到江西,作為江西的士子考取大學的。他用非常的手段一直想辦法取得嚴嵩的信任。這時候在他當翰林院的院長,就是我們今天社會科學院的院長的職務的時候,張居正是他手下,他當了次輔,張居正30歲,張居正少年氣盛,對嚴嵩所有的舉動罵罵咧咧的,覺得國家要亡了,皇帝是這么個皇帝,宰相是這么個宰相。徐嗟非常欣賞他,但是他深藏不露,說“你現在回家修養吧。”張居正30歲是六品官,他回到老家整整住了5年,賦閑。在家里面每天悠游山水,每天想著國家的事。他倒也習慣了,父親卻很痛苦“我養一個兒子,大家都說他當了京官怎么有成就,他這么年輕就回家住上了,不再當官了。”每年他的父親長噓短嘆,促使他五年以后回到京城。
熊召政:回到京城以后他的政治導師徐嗟叫他不要隨便開口說話,埋頭工作,給他安排了國子監的政務,就是今天北京大學的教務官,說你要憋著,不準妄評時政。張居正心領神會也熬出來了。 就這樣,一直不讓張居正跟嚴嵩見面,保護起來。因為嚴嵩對徐嗟放心了,徐嗟就利用這一份他在夾縫求生存的本領偷偷地在發展自己的隊伍。張居正是他最為欣賞的一個,也最年輕。有一天,嘉慶皇帝每天要煉丹,嚴嵩作為這么大一個宰相,干的事每天不知道自己辦公室處理奏章,先要到大內去檢查丹爐的火是否升起來了,缺哪些東西,要安排好了才去干自己的事。
熊召政:有一天嚴嵩來遲了一點,嘉慶皇帝問他,他言語有些不搭架。等嚴嵩走了以后,嘉慶皇帝說了一句話“哎呀,他老了。”這句話如果我們說隔壁一個人老了,大家覺得無所謂。徐嗟等這句話等了16年,當天晚上回去召集他的門生,找了一個最小的官,六品的。說“你要物色一個很好的道行的人。”后來他們找到了一個姓藍道行有點道行,徐嗟把他推薦給嘉慶皇帝。說“他煉的丹好,有本事,能夠預測吉兇。”實際上他已經告訴了嘉慶皇帝很多秘密,所以藍道行一見嘉慶皇帝全是真的,嘉慶皇帝說“世外高人還是徐嗟給我找到了,這個人好,允許他住在大內煉丹”,這跟法輪功一樣的,這個藍道行旁門左道。 結果,他知道了嚴嵩第二天要給皇上來談奏折的問題,會穿一個什么衣服,是什么樣子。藍道行頭天晚上給嘉慶皇帝講,他說“你覺得我這個人怎么樣?皇上啊,您洪福無邊,但是您現在印堂發黑,您身邊有小人會壞你的事。”他說“誰啊”。他說“我也不知道是誰,這個人什么長相,會穿什么樣的衣服,會在明天跟你談什么樣的問題。”第二天上午,果然嚴嵩去的,正穿的就是藍道行講的衣服和談的問題。嘉慶皇帝說“你回去吧”,不跟他談問題了,他就自言自語“怎么會是他。”這時候藍道行把這個事情告訴徐嗟了,說“行了,可以彈劾嚴嵩了。”他手下的人欣喜若狂,說現在可以做了。但是徐嗟說現在皇帝的底牌沒有摸清楚,不能直接彈劾他,要彈劾他的兒子,說他兒子賣官。如果皇上對這道奏折重視了,下一步再說,如果皇上很反感,還沒有完全觸及到根本,沒有彈劾嚴嵩,大不了把他底下的小親信撤職,我再利用權利保護他。所以,政治家做什么事情他是有步驟的。
熊召政:他用這樣的一種方式果然彈劾了嚴世潘,嘉慶皇帝說“這是真的嗎?怎么能這樣?”后來,徐嗟說“倒是可以請都察院檢一檢”,皇帝說“好。”準旨了。立案以后就好辦了,像我們現在的檢察院一樣,半年以后把嚴世潘抓了,果然收了多少東西,賣了多少官。這個時候徐嗟說“可以彈劾他本人了,一年以后讓他回老家,削官為民,同時將他的兒子斬首示眾。”嚴嵩知道自己大勢已去,死了。
徐嗟憑著自己的韌勁,把這一場宮廷的政變持續了18年。徐嗟是一個很有城府很有智慧的上海人,他一輩子把自己的心思用在做掉奸臣。如果他把自己的心思用在怎樣發展經濟,國家會是怎么樣的呢?可是明代自從武宗以后的政治土壤不允許他這樣。所以,海瑞罷官就是那個時候的,徐嗟已經當上了首輔,張居正跟他說要趕緊把海瑞放了,他說“不能放。嘉慶皇帝不喜歡嚴嵩,討厭嚴嵩并不見得就喜歡海瑞。這是兩回事。反正,多他一個人、少一個人無所謂,多坐幾天吧。”就在這個時候嘉慶皇帝駕崩,這就好辦了,一駕崩,立刻釋放海瑞。從武宗的18年到嘉慶的46年,中國的政壇就是這樣過來的。
熊召政:整個明代的大臣氣象已經式微了,明代實際上已經崩潰了。再說,嘉慶皇帝死了以后,他的兒子龍慶皇帝的6年,龍慶皇帝30歲才當皇帝,也是很可憐的,把已經十幾年沒有見過他的父親了,他的太子出生萬歷皇帝,生下來4歲的時候,他的爺爺嘉慶皇帝見都不見,為什么呢?陶仲瑾一位妖道胡鬧,說“陛下,你要想長壽,二龍不能見面,你是當世的龍,兒子是未來的龍,見的面你就短陽壽了”,你想想,龍子不見,還能見龍孫嗎?一般來講,太子的名字在位的爺爺應該給他取名字,但是他名字都不取。所以,在御王府中的這一位龍慶皇帝一直很郁悶,一直惶惶不可終日,他不知道什么時候皇帝會把他干掉。 這樣一來,當他誕世深謀遠慮的徐嗟,就是讓張居正去當教務長的角色,他就有條件去跟未來的龍慶皇帝上課了。不管怎么樣,總有一天他會繼位,因此,他把自己最喜歡的人派到御王府中給龍慶皇帝當老師。高拱、張居正等等這些都是當時精心挑選的老師。
熊召政:因為他從小受政治家的養氣,龍慶皇帝一直很局促地生活在自己御王府的小天地坐著,根本沒有辦法養氣,而且始終沒有安全感,上任的時候,就像一個人把他放在壇子里面生長,但是把壇子打碎了他手腳還是捆的一樣,他當了皇帝以后還是手腳畏縮的,他當了皇帝以后聽了徐嗟的主意,讓張居正來輔佐他。張居正上任的時候還是不成熟,42歲的時候,他就覺得他得施展他政治抱負的一切機會來了,他從23歲研究政治,19年以后他得以在內閣當了主要的副宰相,他就要把他所有對國家的思考寫了一篇長文,叫《臣六事疏》。國家改革從六個方面進行。“(音)次五倍、親歷志,政國本、固國防”,他六個方面完備地提出了他的改革方案。這個國家他覺得崩潰了,六個方案提出以后,他覺得皇帝跟他一樣受壓抑的,現在好不容易正位了,應該可以干事的。但是他忽略了一個問題,我所以說“以人為本”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任務,對政治家也得“以人為本”,一個政治家是什么樣的人,能做什么樣的事情。 結果龍慶皇帝沒有這么大的雄心壯志,他覺得他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不敢對國家的大事進行改革,他收到了這樣的一份長的改革文件以后,批了幾個字“知道了,句見忠貞”,七個字,意思是“我看了,你很忠誠。”然后做了一件實際的事情,命令在當年的秋天搞了一次閱兵就算是“固國本”了。張居正知道了,他還得等,機會還沒有到來。有時候政治家的隱忍的能力要非常非常強。所以這六年的時間又加上了徐嗟和高拱只前發生了決斗,首府是徐嗟,次府是高供,兩個人一起進了內閣,兩個人搭班子的,那個比他的年紀大一輪,他是副總理的級別擺在他前面,兩個人斗了起來,徐嗟下臺了,高拱上任,徐嗟的力量又反撲,高拱下臺了,變成李純芳,他說“看著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臺”,他是一個和事臺,結果一個四川人跟他過意不去,又干了起來,六年以來,內閣永遠是硝煙四起。
熊召政:到了龍傾四年,高拱買通太監重新回到內閣主掌首輔,最后內閣斗得只剩下他和張居正兩個人,在和別人斗的時候,兩個人是同一個戰壕的戰友,我們都是國子監的戰友,別人都離開了,發現他們也是一對斗雞,一山不容二虎,兩個人再接著斗,斗到龍慶皇帝六年36歲的時候去世了。 張居正棋高一著,斗垮了他的親密戰友。我剛才講到的七十多年明代的歷史,中國的政局就是這么過來的。就在這樣一種情況之下,你說任何一個國家,怎么可能耽誤七十多年?七十多年是什么概念呢?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到1982年,跟我們改革的時間是一模一樣的。胡鬧了七十多年。國民經濟各項指標都到了崩潰的邊緣,三個皇帝的手上把大好的光陰送了。這時候十歲的小皇帝登基,張居正不僅僅是龍慶皇帝的老師,同時也是小皇帝的老師。龍慶皇帝的時候,他是老師班底里面的普通老師,老師班的班長是高拱,到了小皇帝的時候,他是老師班的班長了,由他來安排另外六個人給黃衣當老師。因此,他的地位和小皇帝之間是牢不可破的。
熊召政:所以,直到這個時候,十歲的皇帝在位是沒有能力來把握朝政的,而朝廷所有的對手經過了七十多年的爭斗,終于出來了一個最大的斗爭高手:張居正。他前面這么多的首府,有被腰斬的,有被賜死的,有被三起三落的高拱,所有的教訓都在他的腦子里面,成為的政治記憶。因此,他知道,在他所處的時代,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一個政治家首先是要把事情做成,做成事和做人是兩個概念。中國的知識分子總是以道德觀放在第一,一個人道德是不是非常過硬,這個人是不是能夠把事情做成的人,這兩者是分開來看的。 張居正在做人與做官的選擇上他首先選擇做官,在當時做官的標準我根據所有的資料分析列了兩條:第一,當時好官的條件是首先讓皇上放心,做忠臣。皇上覺得你這個人沒有私心,不會篡位。第二,讓百姓獲利,讓老百姓的日子安心。讓皇上放心是忠臣,讓百姓獲利是能臣。當時我說好官的標準是忠臣加能臣,二者相結合的官,我稱之為“循吏”,循吏是清流官員的對應,清流官員你看他做人沒有問題,個人的品質非常好,就是干不成事。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這個能力他沒有。為官一任清廉一世,他有本事。我認為,這種官在歷史上也不能完全稱為好官,清官不一定是好官,這是從道德觀念來評判問題的。
熊召政:首先你要把事情做成,因為張居正有了這樣一些深刻的對于政治的反思之后,所以他一發動萬歷新政的改革,節奏非常之快,推進速度非常之猛,而且效果非常明顯。我當時做了很多的研究,中國的改革實際上要研究兩部分人,一部分是帝王,一部分是宰相。我寫張居正之前對中國的歷史作了一些研究,從秦始皇李斯到光緒皇帝等等這種君臣關系的研究,我發現一個特點,從秦始皇到光緒,治國的能力帝王系列是一條下坡路。除了中間偶爾有那么一些開國之君,那都是雄才大略之腕,基本上是往下走的曲線。 因為皇帝是世襲制,他是在沒有任何競爭的情況下就能夠當上皇帝的,所以,他生存的環境不可能是懸崖上的青松,他是花盆里的花。但是宰相不一樣,無論從秦始皇到光緒,每一個人都不是世襲的,都是每一個人從讀書到基層一步步干起來的,正確的中國的智慧國務活動家,在封建時代真正的智慧是在宰相系列里面產生的。
熊召政:中國歷史上有很多很奇怪的事,一個很平庸的皇帝身邊一定會有一個非常有用的宰相,而那些雄才韜略的君主面前一般沒有什么好宰相的,因為他的才華太高了,宰相稍稍露頭可能死無葬身之地的。君臣之間的矛盾是敵對的,相生相克的關系。 張居正從他的著作里面可以看出,他對中國的政壇,對中國的趨勢抱有一種非常清醒的頭腦。第一,做官和做人不一樣,第二,怎么去審時度勢。這說得很容易,往前看非常難的,往回看是很容易的。所以,張居正一旦他在農歷1572年5月22日的早朝之中那一天突然間當上了首府,他48歲的時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整頓干部隊伍,他知道,要想做成任何一件事情,靠貪官不行,靠昏官不行,靠冗官不行,靠清官也不行。靠清流也不行。整頓干部隊伍,你是做好人的人讓你做人,你做好官就得循吏。不管白貓黑貓你得給我捉老鼠,摸著石頭過河,你也得給我過去。
熊召政:張居正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尋找一批新的干部,不僅從舊的官員隊伍中尋找出來,還要開辟新的人在渠道。他第一點就是京查,就是所有的京官都要自我檢查,你六年官怎么當的,你的政績和失誤是什么,四品以上的官員統統給皇帝匯報,四以下的官員統統給吏部匯報。然后由皇帝和吏部決定這些官員的去留,同時,讓所有四品以上的官員推薦人才,也讓各個部門和各個地方推薦人才。
當時,中國的官員是兩萬七千名文官,十萬名武官,吏是十萬名,一共不到三十三萬名。“官吏”中什么是“官”呢?今天縣一級官是三個人,一個教育局長,一個公安局長,一個縣長,京城的十八大衙門有九個正部級衙門,有九個副部級衙門,九個正部級是: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工部(今天兵器工業部所有經濟領域)、公安部、督察員(今天的最高人民法院和中紀委結合)、大理寺(法院)、通政司(今天的中央辦公廳)。最大的每一個部里面有6個司,北京每一個部里面大概有三百多名官員,真正稱為“官”的必是九品以上的才叫官員,沒有“品”的聘請的公務員叫“吏”,“官”和“吏”是分灶吃飯的。還有“官”和“僚”。“吏”是不動的,美國也是這樣的,我們明朝也是這樣的,一把手老換,我底下不換。一把手來了以后帶來了師爺是“僚”,這是我私人的班子,這不是“官”,是“僚”。這樣的一種干部隊伍,“官吏、官僚”所有的人加起來將近三十三萬人,真正有品級的文官是兩萬七千人。兩萬七千人要裁掉六千人,只留兩萬七千人,三個月做完。
熊召政:張居正心中想的是國富民強,要從經濟著手,他知道經濟前提首先要把干部隊伍抓好。三個月裁掉六千名干部,動作之大,來得之猛,讓所有人震驚。不僅僅是貪官、昏官、冗官都不一樣。來了之后,如果你居住權在北京當官還想住在北京,不行,免了官以后一個月之內回老家,要不然罷免的官都靜坐北京受不了,如果回老家,山長水遠的沒有電報和電話,你搞不成事。張居正可以說是鐵腕人物。 那一年我到福建的時候,他們說張居正是一個閑相,說他是一個最大的逆臣,說李氏宗祠世世代代記住張居正是一個壞人,因為他被改革革職回家當農民去了。我明白了他為什么說他是一個壞人,他是一個侍郎,他三個月成這個事情以后,實際上把六年前改革文件《陳六世疏》實施了。去年我重走長征路活動中,我到了江西瑞金,我看當年中央蘇維埃政權有九個部,一個部長一間房子,門口放一個辦公桌,很簡陋,里面就是部長的床,一個煤油燈都是破敗的。我說這個政權在當時起事之中非常健康的,也非常簡便,這些人了不起在哪兒呢,他們是把他們所有人生的熱血灑在大地上,寫出中國的史詩。我們僅僅是“夫子自道”,我也沒有幫助萬歷投筆從戎,只是用我的筆寫出政治家的史詩。張居正這樣一些改革家是把整個中國拿到自己的眼前來寫的史詩。
熊召政:今天來說三個月讓六千人下崗,這個比例這么大,當時充滿了很多的風險,他這一下子把所有的文官系統再次處于他的對立面。前幾次文官系統和皇帝對立,是皇帝的昏庸,這一次整個文官系統和張居正的對立是文官系統的昏庸。改革首先就讓他們既得利益失去了,這一份《陳六世疏》改革文件,比之《過秦論》、《言平論》、《龍隆論》(音) ,我個人認為,它雖然不是言詞華美之言,但是每一個字讀來都那么準確,都是針對國家的大事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和改正的辦法。因此,《陳六世疏》體現出一個大政治家的智慧。文章寫得很華美不難,特別是政治論文,但是讓他能夠便于操作很難。 我們很多政治家寫的東西不具備可操作性,他的《陳六世疏》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張居正的改革第一從勵志開始,第二,官員各就各位了,他還有一個特點,他的智慧是只動京官,不動地方官。為什么不動地方官,京官是在皇帝身邊的,他也一整套的游戲規則,少了你照樣運行,地方官不一樣,現在三十萬老百姓只有三個官,一動完以后三十萬老伯性連找人都找不到了。他考慮到貼近老百姓的官員先穩住,貼近皇帝身邊的這些人要先提高素質,要不然他們老在皇帝面前扇陰風點鬼火,老出壞主意。而地方官是聽京官的,先把京官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這一點他很高。
熊召政:第二點,他改革的是財政的五大政一頭一頭地來,中國說,要想當好一個在明代的經濟改革家,要解決的是河政、漕政、稅政、軍政、龍政,長江、淮河的治理,這是經濟的問題。漕政,所有的運輸,明代的運輸就是靠一條水,稅政就是稅收,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分灶吃飯他做得非常好,他當時把全國十大稅官從地方政府薄利出來,直歸中央。軍政就是主兵和客兵的關系,明代朱元璋是一個很聰明的人,為了減輕老百姓的負擔,他不要讓老百姓養活兵,屯兵制。這些人打仗的時候就打仗,不打仗的時候就種田,在邊疆開墾很多的田免稅,讓他們有軍人的戶籍,兒子還是繼承的戶籍,比如一萬人的一個兵營,每一代都保持一萬人,自己養活自己。這樣一來,朱元璋方式本來是減輕老百姓的負擔,但是最后也出了問題,都是“爺”,他根本打仗打不動,也沒有辦法。張居正覺得這不是辦法,最后實行“客兵”,從社會上招募新兵重新訓練打仗,把戚繼光從浙江調到了北京軍區司令,訓練了五千多個兵作為全國的試點。這些兵怎么開支呢?吏也不能從老百姓那兒增加財政負擔,他有一個辦法,當時的“鹽、茶、馬”都是中央專控的,他說“你這一個商人能夠給一百擔糧食,運到陜西的榆林去以后,這一百擔糧食捐出來以后是我們國家的,路上送到以后,我給你多少的“鹽飲”的批文。在明代張居正一個賣鹽的批文一個批文可以賣很多錢。他用這種方法讓商人的流通領域增加了。軍政里面過去是放牧,有馬戶,馬戶是免稅的,必須三戶養一匹馬,這個馬就是我們的裝甲車,是明代主要的軍事坐騎。“玩馬士”是專門負責皇帝養馬的。軍馬每年運到大同,怎么樣擴大邊疆的經營,把農戶的養馬解脫出來,更多的進口馬,就產生外貿了。 當年的首府夏衍為了通關外貿被腰斬,張居正就大膽地說“在蒙古和漢人之間,在大同設立最大的貿易點就是販伸城”,最大的販伸城就在呼和浩特,就是最大的外貿點。在軍政上對農民的問題,這是張居正處理得比較好的。但是農民的賦稅非常多,也非常碎,河灘上有很多的蘆花,每年采蘆葦編席子,無人認領的蘆花你采是“蘆克銀”稅,還有做棉絮的是“匠班銀”的稅務。有幾十種的稅,我是一個匠人,我死了以后,這個稅一定十年,中間家人還要交稅,這是不合理的,他一樣樣地理清,把小的合并做完。
熊召政:最后的基礎上,給大戶,孟子說“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勢”他全部從他們的手中增加納稅的渠道,他把整個政治向弱勢渠道傾斜的時候讓很多的王侯獎項對他不滿,我書里面寫的“子立銀征稅”,皇上封侯的時候同時也贈田,他第一個動的是孔圣人的后代,孔夫子的五十幾代,每年他都要到北京面見皇帝朝圣一次,他很多的田是不交稅的,是皇上增的,他一路上賣自己的土特產,從山東曲阜走到北京要走三四個月,一路做買賣。他提出讓皇帝別讓他走三個月,一個月內必須到,三年一次。另外讓他的隨從不得超過二十人,他每次一來是幾百人,帶來了游船傾一地,所有一連串的事情帶動起來了。控制他的勢力。 龍虎山的張天師因為嘉慶皇帝信道教,把張天師賜二品銀印,這是正部級了,讓一個龍虎山的道士做正部級的官員,皇帝一上任以后把他的銀印給收了,在張居正的建議之下。萬歷皇帝上任以后,張居正就琢磨著怎么限制張天師的后裔,張天師的后人走馮寶的路子走通了李太后,要回復他們的家族地位,而且得了銀子,張居正感覺不干,給他一個銀“上清宮六品銅印”,張居正在得罪巨勢的時候,不管你有多高的威望,不管你有多大的影響,照班不誤,任何路子他都不講。所以,在這個時候,他把政策向農民傾斜,在這個基礎上丈量土地。
熊召政:當時豪強兼并土地是一種,第二種情況是我是小戶,我不愿意交稅給國家,我把土地并到你名下來,我告訴你每年給你交一點,每年給國家交一百斤糧食,我給你交五十斤,這個土地名義上給你。大戶身邊“非苑”的地,往往幾十萬畝,家家掛著,國庫收不進來稅。張居正說重新清理土地,當時皇帝賜給你一萬畝,這一萬畝你交低稅,其他的照常征稅,清丈土地,當時的大戶恨不得把他煮了,他把他們所有的財富之路給擋了。 土地清理完了以后他實行“一條鞭”,過去給皇上交稅是“賦稅”,什么是“賦”什么是“稅”,今天叫什么是“行政收費”,那些是“費”,那些是“稅”,過去也是這樣的。一畝田出五個勞動力給國家,高官過街給他抬轎子,河堤缺口去防洪,這叫改“丁差”為“銀差”,把所有一畝田應該交給國家的稅統一起來。你五個交“丁差”,該交六斗糧食,一糧食值十個銅板,你叫六十個銅板,再叫二十五個銅板,共八十五個銅板,合起來是八千糧銀子,你自己可以拿糧食自由賣。第一次用實物改成白銀,一下子讓極大的中國流通領域活了,出現了山西的錢倉,出現了很多的很多的全國通商口岸,出現了繁忙的商旅,出現了數以萬計的商人,極大地激活了整個商業領域的發育。這就是張居正在整個經濟領域改革的成功。
熊召政:張居正上任的時候國庫七百多億的銀子虧空了,他死的時候國庫有一千三百多萬兩銀子,按他和乾隆最盛的時候比較,國力只相當于張居正執政時期的三分之二。三個皇帝做了九十年沒有做成張居正十年的成就。相當于整個歐洲的產值,中國當時是七千萬人口。 簡單地講的一下萬歷新政的改革力度和成就,怎么樣評判萬歷新政的成就呢?國土充盈,巨大的財富支撐了明朝最后六十年的命運,可以讓后代萬歷之后四十年不上朝。后來喜宗、光宗、崇禎(萬歷的孫子),萬歷有一個兒子兩個孫子,他們乏善可陳,他們都是靠著這些。張居正賢人在朝的標準就是所有有用的人都在位子上。
熊召政:他前面讓推薦干部,有人給他推薦海瑞,說海瑞是個大清官,你可以用他。海瑞當年從牢里面放出來的時候,張居正和徐嗟在一起把海瑞弄到江南的八府巡按,印天府的巡按這是很大的官了,海瑞一到哪兒去財政收入減少了三分之二,這個人不太會做經濟,他當中紀委的干部很好,當地方的行政一把手正沒有這個能力。所以張居正覺得他不具備行政的才能,而不取用他。他用到位子上的人都是循吏、干臣。他的“一條鞭”法極大地促進了資本主義萌芽和商業繁榮,當天從萬歷時代就傳下了好幾本純商業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商業著作《好富五十年》《摩根斯坦利》,這是很多的美國著作,這是近年來商業文明讓美國人寫出來的文明史詩,而世界上最早的商業著作是張居正寫出來的《萬歷新政》。 第四個是農民的安居樂業,那個時候是使社會上每一個階層的人都能夠找到自己的位置,萬歷新政的每一個成就是用一種非暴力的方式把社會的資源重新進行了合理地分配,這是了不起的地方。這實際上就是執政能力。他沒有給社會帶來很大的干擾和波動。
熊召政:《萬歷新政》成功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用人的成功,首先當時發動《萬歷新政》的權利“鐵三角”是李太后,28歲,是一位端莊美麗的太后,現在李太后是梅婷在演,我第一次看的時候覺得寧靜很合適,我讓一個朋友給寧靜打了一個電話,請她出演,她說“讓我演什么?”我說“讓你演太后。”“我有那么老嗎?我就是太后了?”后來我跟我朋友說,你告訴她這個太后是28歲—38歲,她聽了以后覺得可以演。太后非常美。 他48歲,馮寶58歲,一手牽著太后,一手牽著馮寶,唯獨在張居正手上太監沒有干政,有人說張居正品德不好,怎么能夠和太監結盟,用一個道德的標準衡量張居正這是不對的。如果他和一個魔鬼結盟是為了讓自己變成魔鬼,去做壞事,這是一個壞人。他跟魔鬼結盟是為了給老百姓增加幸福,給國家增加活力,這是一個明智的選擇。我們一般的“清流”一般用固化的道德衡量一個政治家的作為。他的成功還有一點,他對太后的問題上。太后是一個泥瓦匠的女兒,從小生存的烙印讓她感到了對財富的占有欲非常強,這一點在萬歷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國家再富,她覺得那個錢跟她還隔一只手,還得裝在自己荷包里面才舒服。張居正把國庫分開的,國家分三塊,地方財政、國家財政、皇室財政。皇室財政類似于我們今天說的黨產,這一塊是歸皇帝自己用的,皇帝賞賜修房子的人,給宮女打制首飾這是皇室財政用的,國家財政是用于水利、國關道路的一些開支。地方財政是一些城市建設和地方的開支。三塊財政分得很清楚,各地交稅有地稅和國稅兩種,不是說同樣一個事情有兩種,而是有一些事情比如說河道里面碼頭的稅都是國稅,當地的商業街的貿易稅那就是地方稅了。皇室的稅不是靠稅,是皇室撥了一塊財產給你,你自己去經營。
熊召政:大家都說伊麗莎白女王很富有,那就是皇室的財產。皇室的我財產一種靠子立田是一種,礦山是一種,還有是皇帝開的“保和殿”,那是一個大商場。那是一個很大的商業品牌,就像快餐業的麥當勞一樣,“保和殿”是皇上開的,不會有假的。張居正很鬼,知道李太后有愛好,喜歡有自己的錢,這樣用起來方便一點,他就做主張把皇室的“保和殿”幾十萬兩的銀子撥到他私人的名下,說“保和殿”的收入以后歸李太后了,國有資產也沒有流失。這個錢李太后拿去做廟、做橋,印行福經給大家用,讓大家覺得這是李太后自己拿錢給老百姓做的,所以李太后非常喜歡他。馮寶喜歡有人給他送禮,張居正尋找一種對周圍改革的支撐。 他對底下的人,比如戚繼光,按照他跟戚繼光的感情,戚繼光早就應該當兵部上書,因為他當了以后不能當冀遼總兵了,整個北京一千二百里防線都是他的了,但是跟著他不能老不升官啊,升,冀遼總兵掛兵部上書銜,工資也提起來,信任度也提起來了。他的戶部上書王國光,我們今天學財政會學到他的,還有潘軍訊和他的沖砂法,如果我們今天學水利法的話,還有今天的軍事書還有戚繼光的《績效書》,明代人員在他的手下得到了很好的利用,他很多的手下很多是他的私交的朋友,感情很深的。有人說他和戚繼光的關系是不是有一點問題,說戚繼光過年給他送了兩個波斯美女,我說用今天的觀點衡量覺得他可能是一個壞人,但是這在明代是一個司空見慣的現象,明代高拱沒有后,他們就趕緊送小妾給他生一個兒子,明代從來是“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明代的道德觀念是不一樣的。
熊召政:戚繼光非常喜歡吃豬頭肉,每年張居正都是買一些豬頭肉給他吃,他愛兵如子,他老拿著豬頭跟所有的部下一起吃,后來張居正送了整車豬頭給他。首府這么好,送什么給他呢?一直從武宗皇帝開始,一直把波斯的美女奉為上品,所以趕緊弄了兩個波斯美女送給他,這實際上是禮尚往來,表示他們之間的感情。 這種人事上的合理運用選拔了真正有才干的人,這是他的第一個成功。第二個成功是思想上的控制成功。明代在張居正改革之后的思想、意識形態領域跟今天有相似之處。那個時候官方的正統思想是諸宸禮學,民間是陸王新學,這兩個東西是很抵觸的,陸王新學講究自由講究個性的解放,諸宸禮學講究秩序和規范。如果穩定壓倒一切就要用諸宸禮學。中國的知識分子都要弄一個思想來做為自己的東西。到了張居正之前龍慶皇帝后半葉的時候,全國私立學院,民辦教育非常發達,很多人不愿意在官學里面念書了,那時候經濟繁榮了,很多人都在私立學校里面念書,那個時候宣傳的又不考試,又沒有全國統一的教材,宣傳的東西基本上都是陸王新學的東西,這讓這些人變得多嘴多舌,喜歡抨擊朝政,因為張居正的清流太厲害了。所以張居正尋找里面的領袖人物,他認為是搞民間思想的帶頭人核心任務。金學真在他的揣摩之下把他干掉了,他讓皇上下旨,立刻封掉全國72座私立大學。思想不能爛,經濟可以放開,這一點他做得非常成功。
熊召政:第三,他改革具體推進的措施得當,他是埋頭抓經濟。我們談到明代的傳統只談兩個人,就談朱元璋的思想,永樂皇帝的思想,他們所說的所有的東西不改,在這個范圍之下他進行抓經濟。他決不是推倒重來,他活著的時候讓所有強勢集團的人物對他想吃卻下不了口。 第四個成功的原因,我認為是他知道改革最終的方向。比如說今年發生改革,第六年要完全關心老百姓弱勢群體了,他把自己的方向定下來以后,不伸張,一步步往下做,只做不爭論,最終符合老百姓的利益,就是讓皇上放心,讓老百姓得到實惠。
熊召政:第五個成功的原因,對官員約束甚嚴,但明處也給一些好處。明代的官員俸祿分兩種,一種是實物,一種是錢。實物里面有糧食,有布匹。錢里面有銀子,有銅錢。但是由于明代由于物價非常不穩定,有的是五百個銅板才值一兩銀子,可是當年定下指標的是一個銅板兌換一般兩銀子。漲到銅板不值錢了,你不能改,等于我的工資在降低。張居正最后第一是穩定物價,他上任萬歷8年的時候,大概是三個銅板買一只雞,他把物價全部降下來以后,這個時候給官員全部用銀子支付,工資等于是翻了好幾倍了。 第六個成功的原因,肅貪。我前天在橫店,晚上導演給我說“熊老師,這里有一封河南人寫的信給您,你們在拍張居正,張居正是歷史上唯一沒有揪出來的大貪官,這個信給我,其實也是給你一封。”我說“是嗎,歷史上一直對張居正是不是貪官有很大的爭論。”我后來為什么對他做了一個這樣正面的評價呢。比如說戚繼光送的美女,他的兒子被貶我也寫了。其實張居正是好民而不好利,好色而不好強。馮寶被超級二百多萬兩銀子的時候,有人說馮寶依靠張居正就能夠有兩百多萬銀子了,張居正有多少啊。所以就下令抄張居正的家,抄了十多萬兩銀子。歷年來皇帝和太后送給他的銀子就有兩萬多兩,當然他家里也有一些田地的收入。你說他非常干凈嗎?當然也沒有像海瑞那樣清廉。他寫了好幾封信可以作證,所有求官的朋友送的財,只要不是朋友他都退回了,他政治導師徐嗟給他送來的,他說“惶愧納之,不甚感謝。”他覺得這個東西如果不收,一定是他變了,政治上沒有辦法感。因此他把屬于禮節的東西和有目的的東西,前者稱為“人情”,后者稱為“賄賂”,他是分得很開的個我們今天也應該把禮節和賄賂分開,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熊召政:但是他的管家尤七收了一個劉璇的錢,甚至把他的姨妹做了自己的姨太太,他知道了,把自己管家的腿打斷了,他對身邊的人管教甚嚴。這是他成功的六個因素。 《萬歷新政》對今天的改革影響,我認為第一個:全部都是經濟改革。不牽扯到政治上的根本問題,盡量減少社會的動蕩。第二,《萬歷新政》口號是“富國強兵”,現在我們古代的改革有兩點,貞觀之治里面魏真講過,藏富于民,他的觀點是藏富于國,民必反之,藏富于國,民必安之。這個觀點顯然是張居正不同意的,也顯然是很多的改革家不贊同的。他把財富放在老百姓家里,如果國家很富老百姓很窮,老百姓早飯,如果老伯性很富,國家很窮,老百姓是很安定的。如果老百姓很窮的話,神六能夠上天嗎?不行的。我們沒有航空母艦,國力還是應該強大一點。張居正說,如今“國家之財富,上不在朝廷,下不在百姓,都在貪官手上,這要查”,財富必須是國庫充盈,百姓富裕。不能對立起來,要么國家富或者是百姓富。《貞觀之治》他們說怎么寫啊,他們的觀點并不具備今天政治經濟學的意識。
熊召政:所以,張居正的改革是國要富,民也要富,不存在把一個財富往一頭分。國家窮在國際上沒有地位,老百姓也是三級人民,錢并不能說明一切的問題。 第三,改革的脈絡很清楚,首先發展生產力,接著解決財富分配的模式,在財富分配的模式上向弱勢群體傾斜。這樣的改革發展脈絡有其可行。但是,張居正死以后,對他的清算很厲害,主要是喪失了既得利益的強勢集團以萬歷為代表,他的悲劇發展就開始了。 所以我對《張居正》電視劇的結尾寫了這個問題,兩集寫他家破人亡被清算,結果那天晚上我在橫店,導演和主演制片人跟我討論了很長時間,說“熊老師,看完以后大家熱烈盈眶,都感覺到改革家沒有好下場,怎么辦呢?你得陽光啊。”后來我想,我說“張居正的墳枯草凄凄,是2004年錦州市人民政府用一百萬人民幣建立了張居正幾年萬,他死后240多年沒有人建,共產黨承認了,并且撥專款維修他的墓地。最后,我們應該有一個字幕,公元2004年,錦州市人民政府給他修啊了墓地,還有大的塑像。讓封建皇帝們承認他是不可能的,但是共產黨人有這樣的氣魄,承認我們的列宗列祖對我們后人的建數。就是因為那么幾百年前我們才那么濟貧即若一直到1979年。
熊召政:張居正在明史上名家他是有才干,但是他是一個權臣,就是把不該屬于自己的權利使用了,稱之為權臣。有一些學者依據《明史》的說法對我說的張居正的東西提出批評,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覺得這里面忽略了一個問題,《明史》修篡的是康熙年間,總編篡官張廷玉,桐城人,大學士,他為什么那個時候修《明史》的張居正的列傳里面有這種評價,不難理解。因為康熙皇帝十幾歲繼承王位的時候,攝政王是鰲拜,鰲拜非常地專權,讓康熙感到自己當了“兒皇帝”,想辦法把鰲拜干掉以后,這樣一個切實的例子拜在這兒,張廷玉作為總編篡官,又是皇帝身邊的大學士,他能夠不顧及這樣的現實,去歌頌跟鰲拜攝政方式同樣的張居正嗎?他不敢的。由于這樣的一個《明史》的評價,所以讓張居正蒙冤了很多年。 可是我們民間的聲音,從萬歷皇帝當時開始,最重要的有幾個人,第一個是李贄,李贄按說他離經判道的,他是陸王新學泰山學派最正宗的弟子,何新穎最好的朋友,人家傳說何新穎被張居正殺掉了,他為張居正辨冤,認為張居正是奇才,是對國家有貢獻的人。這是獨立的思想家李贄的觀點。還有一個余盛行,他是張居正親自挑選給萬歷的老師,等張居正他也是內閣的輔臣,全朝一片討伐之聲,他給專案組秋汛組長寫了一封信,他說,“當年天下沒有一個人反對張居正,認為他功高日月,那是不正常的。今天沒有一個人敢肯定他對大明社稷的貢獻,一片討伐之聲,同樣是不正常的。他精于治國,疏于防身。”他說張居正把所有的聰明和感情都放在治國上了,沒有一點點用于保護自己。他是山東曲阜的人。 還有一個張居正絕對的對立面,他是江西吉水人,被張居正廷杖打斷雙腿,張居正死了以后萬歷皇帝給他評判,到了光宗的時候,國家已經土崩魚爛,潰不可言了。他八十多歲上朝,請求皇上給張居正平凡,他說我年輕的時候反對張居正,國家一敗致此,可惜世上已無張居正。沒有人能收拾殘破的山河。最后,第一次給張居正恢復名譽是鄒元標的努力,他是最極力的反對派,使他終身殘廢的受害人,最后不遺余力地為他平凡。在明代就這三個人。
熊召政:每次到了國家生死存亡的為難關頭的時候,總有人記住張居正,所以知識分子的良心一直在起作用,辛亥革命前后,梁啟超說張居正是中國古代六個偉大的政治家之一,在抗日戰爭期間,朱東潤看著國破山河在整個的戰爭非常痛心疾首的時候,在不下心平靜讀書的時候,他在中國寫出了《張居正大傳》,覺得他是一個力挽狂瀾的人物。在50年新中國剛剛誕生,熊十力與友人論張將領書,長篇文章,輪張居正的豐功偉績。一直到八十年代初,七十年代,中國的改革也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應了鄒元彪的一句話“世上已無張居正。”世上讀書人的聲音依然存在,他們不是強勢的皇帝的聲音,強權的聲音。 一直到今天,我的電視劇申報的時候,國家重大歷史題材領導小組把它列為重大題材,親自審查我的劇本,我的書包括獲得了第六屆矛盾文學獎,我認為都是歷史上的一種推動力。越來越多的來自民間對張居正肯定的聲音,變成我們一種主流的思想。這是一個可喜的進步。 我今天的演講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主持人:今天的講演到此結束。我聽了熊老師的課以后很受啟發,我感覺熊老師的課講得非常精彩。我體會有這么幾個特點,第一是思路確實很清楚,他講了大的背景,講了張居正改革的舉措,對張居正新政的評價,和他成功的方面和對今天的影響,對張居正個人的評價,他的講課脈絡非常清楚。第二,我感覺內容非常豐富, 我們大家對張居正平常有一些了解,通過今天的聽課我們對張居正應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特別是各個方面的知識和信息量是非常大的。第三個特點,我覺得表述是非常生動的。熊老師的講課,不像有的老師是埋頭念稿,熊老師講課,理論根底、文學根底、知識的根底都很深厚,我聽了以后感覺很生動,很想聽。第四個特點,我感覺是思想深刻。這是一個歷史人物,熊老師講這課的時候是帶有思想的評價穿插在里面,不是僅僅停留在一般的對歷史問題的介紹方面。這對我們研究歷史,對今天思考很多的問題,包括我們今天改革的思考,都有很大的啟示。我覺得伸手教益,讓我們最后再一次以熱烈的掌聲對熊老師的課表示衷心地感謝! 下一次廣州講壇是5月18日的下午,請資深的敦煌學家,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寧可講敦煌的歷史和文化,歡迎大家參加。今天的報告會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本次直播文字根據現場速錄整理,如有錯漏,敬請原諒。
文字:柴彬 攝影:李瑾 速記:廖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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