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次舟:清軍在四川的血腥罪行

　　張獻忠失敗前，川東、川南遭到明官軍和地主武裝的破壞,川北遭到“搖黃”和清軍的破壞。到張獻忠失敗后，川西才被明軍、清軍、“搖黃”，特別是清軍，輪番殺掠，這才徹底淪于殘破。由于此后清軍連續不斷地向四川人民進攻近二十年，乃把整個四川搞到人口滅絕、城邑破碎、田野荒蕪、虎狼縱橫的地步。
　　從順治四年(丁亥，1647)到順治八年(辛卯，1651)，有五年期間，是張獻忠部屬撤離四川，而明軍和清軍對壘，反復爭奪四川城池的時期。清軍和明軍內部，也時有內訌，爭城劫糧，涂炭人民。據《荒書》所記，順治五年(戊子)，“袁韜屯重慶寨山坪，殘民復被殺戮，存者人又相食。”而這年，清兵“屯保寧、東至順慶，西至中江縣。自什邡縣以西，敘州府以南，則楊展屯也。”《荒書》又說：“至南北用兵以來，北以保寧為大鎮，中江、順慶為邊;南以嘉定為大鎮，而成都為邊。”成都既然作了明軍的邊壘，則當清軍先之進攻楊展，以后進攻劉文秀，都是一個首先被反復爭奪的城池。而在順治五年(戊子)以前，成都就被清軍徹底破壞了。清順治三年(丙戌，1646)，“秋八月，獻賊棄成都北去。”(《蜀亂》)“楊展前鋒至保寧，大清兵入，展復引還。”“大清既誅獻賊，令趙榮貴入成都”(《荒書》)，成都便被清軍和降軍予以破壞。《荒書》記順治四年(丁亥):“成都殘民多逃雅州，采野菜而食，亦有流入土司者，死亡滿路。尸才出，臂股之肉，少頃已為人割去，雖斬之不可止。是年春，大清李國英入成都，留張得勝守之，辟草萊而居。國英旋遂寧、潼川。”“白聯芳……降大清，為成都都使司。誘得勝裨將張士聰、王材官為亂，夜殺得勝。……自得勝死，成都空。殘民無主，強者為盜，聚眾掠男女，屠為脯。繼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為害，渡水登樓，州縣皆虎，凡五、六年乃定。”(按，清軍入成都后造成的這種殘破,《明史》列傳都誣加到張獻忠身上)楊展趁清軍內訌，再度進入成都，“遣塘馬四營，分鎮成都四城”(《蜀亂》)。)順治五年(戊子)，“搖黃”武大定被清軍圍擊，逃到川西，進入成都，“大饑困，差官投楊展求援。”這時成都已經空無所有，無法駐扎軍隊了。楊展最初還勉強“按月運糧以濟之”，最后只得令武大定移營駐青神了。至于川北的保寧、順慶二府，也被清軍在幾年內逐步破壞。《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載順治七年《四川巡按張瑃揭帖》說:
　　“竊照川中見有保寧、順慶二府，山多田少，……昔年生齒繁而虎狼息。自遭獻逆‘搖黃’大亂，殺人如洗，遍地無煙。幸我大清恢靖三載，查報戶口，業已百無二、三矣！方圖培養生聚，漸望安康。奈頻年以來，城市鞠為茂草，村畦盡變叢林，虎種滋生，日肆吞噬。……據順慶府附郭南充縣知縣黃夢卜申稱:原報招徠戶口人丁五百零六名，虎噬二百二十八名，病死五十五名，見存二百二十三名。新招人丁七十四名，虎噬四十二名，見存三十二名。造冊具申到職。……夫南充之民，距府城未遠，尚不免于虎毒，而別屬其何以堪耶?”
　　很明顯，川北保、順二府的“鞠為茂草，……虎種滋生”，是清軍“恢靖三載”給造成的。
　　據我考察，清軍是在順治二年(1645年)，便進入了四川(據《客滇述》、《荒書》乙酉年記事，及《蜀碧》卷四李國英條)，接著在川北保寧建立了軍事據點。先后統兵向四川進攻的大員，有豪格、鰲拜、吳三桂、墨爾很、李國翰和李國英、高民瞻等。直到康熙四年(l665年)，把“西山十三家”全部打敗為止，清兵在四川的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才算基本停止。目前殘存的清軍在四川屠殺人民的血腥記錄是這樣的:
　　順治三年(1646)進攻張獻忠:“復分兵四出，破賊營一百三十余處，斬首數萬級，獲馬騾一萬二千二百余匹”(王先謙:《東華錄》)
　　順治三年進入成都:“趙榮貴于楊展退出成都后，以龍安降于肅王。王于是使固山檀太追賊黨，而使趙榮貴入成都。先時，賊遁月余，楊展、曹勛等偵得之，于九月入成都。……如是者年余。時展等聞榮貴將至，議以成都難守，各引兵歸。及榮貴至成都，見千里無煙，無所設施，亦還龍安。”(《蜀難敘略》)
　　順治四年(1647)成都撤退:“明宗室朱容藩來寇，王帥(清兵)退屯保寧。成都守者亦驅殘民千余北去，至綿州，復盡殺之。成都之人，竟無遺種。”(《鹿樵紀聞》)“(楊)展即遣楊榮芳、李一進、陳應榮、黃美，恢復成都。……十一月，遂復成都。清將梁一訓驅殘民數千，北走至綿州，又盡殺之。成都人殆盡。”(《客滇述》)
　　順治四年圍茂州:“清將趙榮貴圍朱化龍于茂州。化龍固守三日(按，“日”應作“月”)，食盡而陷。榮貴復叛清，與化龍盟而去，屯于龍安。方茂州圍時，男子肉每斤七錢，女子肉每斤八錢，冢中枯骨皆掘出為屑以食焉。”(《客滇述》)
　　順治六年(1649)進攻中江、潼川、射洪:“叛將王基城舊部林時泰等，前殺基城來降，……令分防中江、潼川。射洪等處。……據城噪叛。……臣遣副將曾純忠……等，分兵攻剿，斬獲無算”(王先謙:《東華錄》)。李國英原奏報說:“當陣殺死叛賊不計其數，活擒叛逆五百余名，一并斬訖。獲得馬騾捌拾伍匹，……婦女五十五口，俱經留營。”(《明清史料》丙編第八本)
　　順治六年進攻鄰水、大竹:“鎮臣盧光祖等，率兵往剿。鏖戰七晝夜，……二逆先后伏誅，余黨悉除。鄰、大二縣，俱入版圖。”(王先謙:《東華錄》)
　　順治七年(1650)進攻達東山寨;“上寨斬殺逆賊百十余人，跳巖跌死者無數。共捉獲男、婦四十一名，黃水牛九只，大小豬二十只。……十一名發市曹梟首傳示。……所獲婦女、小子、牛只、器械，分賞有功。”(《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李國英揭貼》)
　　順治八年(1651)令吳三桂進兵四川:“命平西王吳三桂與墨爾根、侍衛李國翰，率師征四川。”(王先謙:《東華錄》)
　　順治九年(1652)保寧防守戰:“八月，(劉)文秀率眾由永寧趨敘府，本朝守將馬化豹等欲俟其至城下擊滅之。須臾，文秀擁諸攻具登城，被殺者山積于城下，猶不能克。后城門為象所壞，文秀遂得入。……是日，(白)文選亦取重慶。……文秀乘勢率眾數萬至保寧……攻城。我兵迎戰于龍盤山下。良久，文秀大敗，遁者又阻于河，遂全軍覆沒。惟文秀與張黑神等數百人，賴浮象而免。”(《蜀難敘略》)“九月，文秀與張先璧至保寧。大清兵擊敗之，殺千人，生擒數千人，皆殺之。文秀、光璧以數千殘卒，遁歸貴州。”(《荒書》)“吳三桂、李國翰奏:巨憝孫可望遣偽撫南王、偽將軍王復臣等，率馬步五萬，入犯西安。巨等退師保寧，為決戰固守之計。……賊眾大潰，擒斬復臣(王復臣第一次被斬！)及偽將軍二百余員，賊兵四萬余級，獲偽印、象、馬、器械無算。”(王先謙:《東華錄》)
　　順治十四年(1657)進攻嘉州:“平西工吳三桂率兵破嘉州城，生擒偽總兵龍名揚，招降……四川三州十六縣。擊敗偽撫南王劉文秀馬步兵，斬偽將軍王復臣(王夏臣第二次被斬!)、總兵王之俊等，獲金印及象馬等物甚多。”(王先謙:《東華錄》)
　　順治十五年(1658)進攻開州:“吳三桂等奏:臣等收復重慶，即統軍進發。……有偽總兵梁杰英等，擁賊三千有余，屯開州拒守。我兵奮勇分擊，賊大敗，陣斬二千有余，獲其象馬器械，遂克開州。”(王先謙:《東華錄》)
　　順治十六年(1659)防守重慶，進攻成都：“諸逆一十三家，……力圖重慶，水陸環攻一十五日。……協心戰守，殺死逆孽，飄落江水者，不計其數”(《明清史料》丙編第十本《李國英揭貼》“巡撫高民瞻……進取成都，……追至新津河，陣斬及溺死無算。”(王先謙:《東華錄》。李國英原奏，載《明清史料》丙編第十本)
　　康熙二年(1663)三省分路進攻“西山十三家”:湖廣提督董學禮奏，前奉命會剿湖廣西山巨寇李來亨、馬騰霄、黨守素等，……統領官兵三萬人，鑿山開道，……進至李家店。遇賊兵萬余人，各路奮擊，斬馘過半。……又別遣夷陵鎮將恢復歸州(今湖北姊歸)、巴東、巫山等處，直達夔州。”陜西總督白如梅奏，提督王一正，率興安總兵官于奮起……進剿逆賊郝搖旗。至房縣橫水地方，偽羅軍門將萬余人拒戰,大敗之，殺賊兵無算。生擒一百七十三人，徇于軍。”“四川總督李國英奏:進剿昌寧(即大寧，今巫溪縣)，直搗逆巢，渠魁袁宗第乘夜遁去。當陣殺死偽總兵以下六十員。”(王先謙《東華錄》)
　　康熙三年(1664)打敗“西山十三家”:“四川總督李國英等奏:蜀中巨寇劉二虎、郝搖旗、袁宗第，抗撫負固。……師次陳家坡，逼近賊巢，滿、漢兵奮勇剿殺，賊遁入天池寨。杜敏等統兵進剿，劉二虎勢窮自縊，郝搖旗、袁宗第夜遁。杜敏等復追至黃草坪，大敗賊眾，擒郝搖旗、袁宗第，并偽王朱宗蒗等。數萬巨寇，一朝掃平，無一漏網。”“湖廣總督張長庚奏，……合剿西山巨逆，郝搖旗、劉汝魁等，業經授首。獨李來亨擁眾茅麓山(湖北興山縣西北七十里)，最為險峻。官兵晝夜環攻，賊勢窮迫，其黨陸續下寨歸降。八月五日，李來亨全家自縊，舉火焚巢。官兵搜剿余黨，楚寇蕩平。”(王先謙:《東華錄》)“劉體純、郝永忠輩合數萬眾于八月二十四日攻巫山縣甚急，凡八晝夜。九月，大清兵出戰，體純等敗走，永忠退屯大寧。……己而大清將軍自陜西率兵至四川。十二月，大清兵入陳家坡，再奪老木孔，體純自縊，舉室焚死。大清乘勝以進，至黃草坪，永忠、宗第皆獲。惟李來亨居茹茆麓山寨，高險難攻，湖廣、四川兵圍之。……甲辰(康熙三年)六月十五日，來亨出圍國英營壘。既破而敗。……八月初五日，(來亨)焚其妻子而自縊。茆麓破，獲數千人，皆殺之。惟留婦女，散給營伍。……李、張二賊之余，至是盡矣。”(《荒書》)
　　根據以上清軍進攻四川的殘存資料，可以看出清軍屠殺四川人民的慘重。清軍的掠殺規律是:進攻時，拼命斬殺，俘獲的丁壯，一概殺死;俘獲的婦女、小兒、牛只、器物，則官、兵坐地分贓。玫下城池、山寨時，是要搶光、殺光，必使蕩然無余而后已;放棄城池時，便把老百姓全部擄走，有時在半路上“復盡殺之”。象這樣的反復攻殺，或“竟無遺種”，或“斬獲無算”，或“余黨悉除”，或“無一漏網”，一直延續了二十年沒有停刀，整個四川，焉得不千里荒涼，人煙滅絕呢？
　　順治十五年(1658)，李國英正在調集“秦、蜀、楚三省大兵”會攻“西山十三家”時節，有一位做李國英幕僚的明閬(即閬中)庠生劉達，曾奉命往西寧口外購買戰馬，解到重慶。他在回川途中，看到川東北一帶被“旗兵”破壞殺掠，不堪入目，不由義憤填胸，堅決向李國英請假返里。他給李國英寫信道:
　　“曩出極塞，辦買戰馬。……已而取道邠、涼，道經孔、雒，返乎三巴。見夫尸體遍野，荊棘塞途。昔之亭臺樓閣，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礫鳥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煙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頓非。里黨故舊，百存一、二;握手驚異，宛如隔世。……輒溉然太息！旋當枕石漱流，與老農老圃，課雨謀晴，富貴功名，詎我所知哉!”(《滟滪囊》卷四)
　　從劉達這封書信，可以看到清軍屠殺四川人民的一幅縮影。這些血腥的罪行與張獻忠又有什么干系呢?歐陽直《蜀亂》在敘述完了清軍“攻剿夔東劉、李、黨、郝、塔等十三家”后，總束前文說:
　　“自此，東、西、南三川，全歸清，蜀亂暫定矣！自乙酉(順治二年)以迄戊、巳(戊戌、巳亥，即順治十五年與十六年)，計九府一百二十州縣，惟遵義、黎州、武隆(故治在今涪陵縣東南)等處，免于屠戮。上南一帶(嘉定)，稍有孑遺。余則連城帶邑，屠盡殺絕，并無人種。且田地荒廢，食盡糧空。未經‘大剿’地方，或有險遠山寨，間有逃出三、五殘黎。初則采芹挖蕨，繼則食野草，剝樹皮。草木俱盡，而人遇且相食矣!”
　　很明顯這是清軍長期向四川人民進行“大剿”，才弄到這“連城帶邑，屠盡殺絕”，“田地荒廢，食盡糧空”的地步。歐陽直已說出了清初“屠蜀”的真象。
　　在清軍中，投降的漢軍也和“旗兵”一樣是殘虐四川人民的。彭孫貽《平寇志》卷十二說:
　　“(吳)三桂鎮蜀，虐使蜀人，蜀人咸貳。盡奪獻忠將士子女，日置歌舞，諸將恨刺骨。……獻忠所部，共推平東將軍孫可望為主，潛勒兩川散亡諸部曲，合兵襲成都。……三桂大敗，棄成都東走。可望逐之，三桂且戰且走，兩川兵盡起攻本朝之戍守者。三桂僅得反漢中，可望遂踞兩川。”
　　《明季稗史初編》《平西王吳三桂傳》說：
　　“文秀善撫士卒，多樂為死。蜀入聞其至，所在響應。重慶、敘州諸郡邑為三桂所克者，次弟失陷。”
　　張獻忠部屬孫可望、劉文秀之能夠反攻四川，打退吳三桂，就因為清兵和投降漢軍的殘民，而張獻忠部屬卻是深為四川人民所擁護所支持的。《滟滪囊》卷四記康熙元年，“吳三桂移鎮云南，家屬道經四川，年余絡繹不絕。船只夫役，供應浩繁，民疲于奔命。……民人逃匿，不獲耕耘。”在沒有戰爭的時候，吳三桂的侵害人民，尚且如此，若在軍事行動期間，其殘暴更可想見。
　　清政府自康熙四年對四川人民的屠殺暫告停止之后，曾用“鼓勵招墾之法”(《明清史料》丙編第十本《戶部題本》)，招徠他省人民到四川墾荒，企圖借此略求恢復生產，增加賦稅收入。但四川沒有平靜多久，到康熙十三年(1674)，因“撤藩”之故，吳三桂和清朝發生決裂，吳三桂部屬王屏藩強據了四川。雙方為了爭奪四川的地盤，進行了七年的血戰。四川的殘余和新遷來的少數人民，又大部分作了雙方刀下之鬼。
　　玄燁調兵遣將，要向四川王屏藩、吳之茂等進攻。利用漢將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等，把已經進攻到陜，甘間的王屏藩軍打回四川。雙方在漢中和川陜邊界對峙了幾年。清軍借口轉運困難，糧餉匱乏;又借口北京地震，“房屋傾壞，……人各懷內顧之憂”，請求暫緩進攻。玄燁除嚴令進軍外，在康熙十八年十一月，下了就地“打糧”的“上諭”。《平定三逆方略》卷四十八說:
　　“上諭戶、兵二部:前據大將軍等疏稱，王屏藩諸賊，于漢中興安諸處，擁眾數萬，堅定抗拒。以此推之，必廣儲糧餉，為數年之備。今我大兵，驟入恢復之也，賊所聚糧，必已多得。……惟蜀路運糧，最為重要。宜于所復城池、村落，遍訪賊積米谷，悉行察收，俾進蜀官兵，不誤支給。……諸將軍、大臣等，俱宜殫心儲備，所獲漢中諸處錢陵米谷，節省支用，副朕滅寇安民至意。此后所至之地，惟宜以此為急務。”
　　這紙冠冕堂皇的“上諭”，就是暗示進攻四川的官兵，只要能夠拚命打進四川，所到之處，不管城市或鄉村，準許大肆搶幼，盡量搜索財物。表面上說:“副朕滅寇安民至意”，實質上，是以犧牲四川人民的生命財產去引誘這一群虎狼將兵貪財忘生地拼命向四川進攻。這完全是明官軍“掃糧”政策的擴展。玄燁又敕諭張勇、王進寶等四漢將，規定：“官兵前進，則滿洲大兵，亦即相繼進剿。”于是漢軍在前，旗兵后繼，到康熙十九年(1680)一月，已經由廣元、保寧而攻下了成都。可是四川人民乃大受涂炭。先被漢軍殺戮搜刮一番，緊跟著旗兵又來搶掠一場，誠如李瑨《平賊碑》所說:“甲寅(康熙十三年)之歲，逆藩煽亂，……全川陷失，……士民其瘵。渠邑界在東陲，實當孔道，兵篦寇梳，受禍尤烈。”(見《片石齊文集》)四川人民就在“兵篦寇梳”的情況下，被這群虎狼強盜搶光、殺光了。
　　清初的官僚，都知道掩蓋自身罪惡的辦法，把破壞四川的責任，誣加到張獻忠身上。但從他們的四川紀行中(多收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七帙)，仍能看出四川逐步破壞的情形，和破壞逐步加深的程度。
　　康熙九年(1670)，王澐隨蔡毓榮入蜀安輯地方，他在《蜀游紀略》中說:“經永川、榮昌、隆昌、內江，觀鹽井。……旁有廢井，乃獻賊所塞。他邑廢井甚多，修復者十未及一。問火井，聞在富順云。”但到吳三桂戰亂后，陳奕禧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押運餉銀入川(陳僅是縣丞一類小官，偶爾還說幾句真話)，他在《益州于役記》中說:“鹽亭、南部、閬中、射洪，皆有鹽井，……惟南部多至五十二井。鹽亭十六，為亂兵所塞，止存其一。”陳奕禧說破壞鹽井的是“亂兵”，而王澐卻推到二十多年前的張獻忠身上，顯然是故意栽贓的。王澐入川所見，成都破壞的最兇，只有嘉定還有完整的房舍。他說:
　　“成都，……官民廬舍，劫火一空。蔡公至，館于棘園，即蜀王宮也。……惟有重城，館舍皆草創。……又至青羊宮，樓觀煥然，時賢所重構也。登樓四望，……阡陌宛然，溪流清駛，人煙久絕，盡成汙萊，山麋野豕，交跡其中。野外高丘累累，……城中茅舍寥寥，詢其居民，大都秦人矣!(清政府由陜西招徠的)”
　　“至嘉州，……州治未被兵殘，廬舍完整，為僅見云。”
　　康熙十一年(1672)，王士禎典試入川，沿途所見，荒涼不堪。王在《蜀道驛程記》說:
　　“(閏七月)十三日，……次寧羌州。州在亂山中，無城堞。……明末流寇小紅狼據之，又經獻賊之亂，城郭為墟。”
　　“十四日，……二鼓抵黃壩驛。……夜聞呼噪聲，詢之，云麋多食稼，農夫野宿驅之故耳!”
　　“十六日，未午次廣元縣。……自寧羌至此，荒殘凋瘵之狀，不忍覩。聞近有旨招集流移，寬其徭賦，募民入蜀者，得拜官。”
　　“二十四日，午次鹽亭縣。……行十五里，次秋林驛，在深箐中。目前種種，如地獄變相。……人家十余，結茅竹在箐中。土人云，蛇虎雖多，與人無害。”
　　“二十六日，……哺抵建寧驛。竟日出沒荒草中，土人云，地多虎，日高結伴始敢行。”
　　“二十七日，……自潼川西來，山險稍平，然泥淖特甚。……彌望百里，田在草間。午后次中江縣。……縣頹廢甚于潼川，境內人戶才三十余家。”
　　“二十九日，……次漢州。……城中石表，咫尺相望，想見盛時。而城堞室廬，鞠為茂草矣。”
　　“八月，……初三日，……午抵成都府。”
　　“九月二十五日，發成都府，……次雙流縣，縣已廢入新津。……入城，即頹墉廢塹，虎跡縱橫。”
　　“二十八日，……出眉州西行。……彌望荒原，風雨如晦，數十里無飲煙，最為荒闃。”
　　“二十九日，……午次夾江縣，嘉定州界。……自巴閬走成都至眉，千余里名都大邑，鞠為茂草。”
　　王士禎沿途所見的凋殘情況是:川北自寧羌到廣元，破壞的最兇，“城郭為墟”，居民稀少，“麋多食稼”，“荒殘凋瘵之狀，不忍睹”。自保寧經成都到眉州，“干余里名都大邑，鞠為茂草”，“田在草間”，城內“虎跡縱橫”。可是四川又遭受了清軍和王屏藩等七年戰禍，到康熙十九年才算基本結束。所以康熙二十一年(1682)陳奕禧運餉銀到四川，二十二年方象瑛典試到四川，他倆沿途所見到的情景，更加凄涼了。陳奕禧《益州于役記》說:
　　“(十月)四日，……至寧羌州，入北門，四郭皆荒草，縛柴為城門，刺史與城隍同衙。”
　　“十三日，十五里虎跳驛。煙火百家，……頗盛于縣。”
　　“十五日，晤閬中令。……舍舟登陸，以民稀夫少，末得行。”
　　“十八日(按，陳在閬中等民伕數日)，渡嘉陵江，稍南上錦屏山。……今逢變亂，古木盡遭逆兵戕斫，無復佳勝。”
　　“廿日，渡嘉陵江而南，……高地低田，兵余僅見耕耨。”
　　“廿一日，……十里柳邊驛，宿館舍。自入棧來，州邑皆荒殘，無復煙火。”
　　“廿三日，……十五里紫荊鋪小尖。巖阿群鹿，大者如馬，往來于荒田中，止息甚閑。……廿五里鹽亭縣，宿店。”
　　“二十四日，……十里廟埡，見虎。……十里秋林歸驛，宿店。……終夕群虎逐鹿，嗚聲繞床不絕。”
　　“二十五日，……十五里桃花溪。……土地肥厚，人民不存，鞠為蓬茆。”
　　方象瑛《使蜀日記》說:
　　“八月，……十七日，是夕泊廣元縣。……二十日，經蒼溪縣，……午余抵保寧府。二十二日，渡閬水復陸行。次龍山驛，舍宇頹廢。……夜趨柳邊驛，不及宿。小猴牙草舍索米，不得，取干糧給從人，燃薪達旦。……二十三日，次柳邊驛，頗多居民。……二十四日，由靈山鋪至鹽亭縣。川北自保寧以下，舊稱陸海，明末張獻忠屠戮最慘，城廓村鎮盡毀。田野荒蕪，人民死徙，處處皆然。……二十六日，抵潼川州。沃野千里，盡荒棄，田中樹木如拱。……九月一日，次漢州，抵新都縣，皆名區。亂后中衢茅屋數十家，余皆茂州(指羌人。今設茂汶羌族自治縣)，虎跡遍街巷。”
　　當王士禎入蜀時節，在亭子口、閬中、鹽亭等城鎮，還偶見恢復景象:“亭子夾岸居民數百家，有良田沃野。”“閬中人氏城郭，在川北諸郡，差為完好。”“鹽亭縣……城堞已毀，居民尚數百家。”但到陳奕禧、方象瑛入蜀時，川北個別地區的恢復情況，已行消失。王士禎在亭子口見到“居民數百家”，鹽亭縣“居民尚數百家”，可是陳奕禧在虎跳驛見到“煙火百家”，便認為很難得了。以王士禎時“人民城郭”“差為完好”的閬中，到陳奕禧來時，竟變成“民稀夫少”，等了幾天，才拉齊伕子。一般地看來，殘破的程度，又加深了一步。象潼川:王士禎所見，是“彌望百里，田在草間。”但方象瑛所見，是“沃野千里，盡荒蕪，田中樹木如拱”。田中荒草竟變成樹木了!象漢州:王士禎所見，是“城堞室廬，鞠為茂草。”但陳奕禧所見，是“城內外皆林莽，成虎狼之窟。”象成都:康熙九年王澐所見，尚有“棘園”，“館舍皆新創”，郊外田地“山麋野豕，交跡其中”，“青羊宮，樓觀煥然。”但方象瑛所見，則“無使院”，“亦無院署，僦民宅以居”，城內“虎狼且攫人”，青羊官“舊極壯麗，今圮。”請問，象這樣地把四川搞得愈來愈荒涼，人煙愈來愈稀少，變成荒草叢樹，虎狼橫行的世界，究竟是誰的罪惡呢？
　　陳奕禧說:中江縣“城大而荒，民四十家，賦六金。”方象瑛說:“額賦，大縣不過五十金，或一、二十金，甚至四、五金。人亡土蕪，目中所未見，招徠生聚，故未易也。”徐乾學在《送姚僉憲撫蜀序》(《憺園文集》卷二十三)和方象瑛一樣，把四川的“數被兵革，地荒民流”的慘禍，推到張獻忠和吳三桂身上。但戴名世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寫的《李縣圃唱和詩序》說:“自明之末以來，而蜀已非前日之蜀矣!使子美、務觀見之，當如何嘆息?”(《南山集》)他言外有物，卻不敢明白說出這殘害四川的罪首。川東傳教神甫古洛東根據清初四川傳教記錄，在所著《圣教入川記》中寫道:
　　“張獻忠滅后，旗兵在川，一時末能設官治理。彼時川人不甘服旗 *** 下者，逃往他處，聚集人馬，抵抗旗兵。如此約有十年。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順治十七年)，川省稍定，始行設官。所有官長，皆無一定地點居住，亦無衙署，東來西往，如委員然。此時四川己有復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吳三桂之亂，連年刀兵不息。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康熙六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康熙二十年)，一連十五載，川民各處被摟，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盜之害。哀哉川民，無處不被劫掠，殊云慘矣！幸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匪黨盜寇，悉為殄滅。然四川際此兵燹之后，地廣人稀，除少數人避跡山寨者，余皆無人跡。所有地土，無人耕種，不啻荒郊曠野，一望無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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