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次舟:到底是誰屠戮四川----張獻忠在蜀事跡考察

　　張獻忠于明末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進入四川，下夔州。六月，破涪州，取重慶。八月，攻占成都，建大西國。到清順治三年底(1646)，歸于失敗。張獻忠統治四川的時間，不到三年。在這短短的二、三年中，張獻忠在四川和明軍及地主叛亂武裝曾經進行過一些戰爭。叛亂的地主，多被張獻忠所消滅，明軍也多數被打垮了。農民起義軍，向地主階級和封建統治者進行不調和的斗爭，是正義的行動，沒有絲毫可以非議的。但自清以來卻流傳著張獻忠“屠蜀”的一種謠言，說張獻忠“嗜殺自天性”，“一日不流血盈前，即悒悒不樂”(《蜀碧》卷三，《綏寇紀略》卷十)，“發兵四出，搜各州縣山野，不論老幼男女，逢人便殺”(《客滇述》)，制造出張獻忠“瘋狂”濫殺的種種故事。我們考察了張獻忠一生革命斗爭的歷史和張獻忠的真正為人，感到清統治者和地主階級所傳述的張獻忠“屠蜀”故事，完全不是歷史真實，而是有意捏造的一些誣蔑之言。
　　清軍被明朝總兵吳三桂導引進入山海關后，在清軍面前擺著三個敵對政權:一是李自成的大順政權，一是張獻忠的大西政權，再就是江南的南明政權。清軍如果不能打敗這三個獨立政權，要想在中國建立滿洲貴族的統治，便不可能。清軍首先打敗李自成，接著又渡過大江，摧毀明朝的南京政權。第三步便是向四川進軍，攻打張獻忠。由于張獻忠頑強地抗擊清軍，清軍曾付出了高昂的代價。而在張獻忠死后，他的部屬又和南明桂王政權相結合，為了保衛西南，反抗民族征服，和清軍進行了十五、六年的劇烈戰斗。直到康熙初年，清軍對四川的軍事征服，才算初步停止。可是從康熙十三年到二十年(1674-1681)，在這七年中，清軍又和吳三桂部屬展開爭奪四川地盤的長期戰爭。到這時，四川人民的確被摧殘殆盡!明萬歷六年(1578)，四川省“戶二十六萬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萬二千七十三”(《明會要》卷五十)。這個人口數字僅是明官方“賦役黃冊”登記的納糧戶，而大量的蔭戶、漏戶以及逃亡人口，并未包括在內。核其實際人口，應比這個數字增加一倍或二倍。但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川“通省之戶口，總計仍不過一萬八千九十余丁”(嘉慶《四川通志》引何源濬《條議》，但婦孺未計算在內)。原先有著數百萬人口或近千萬人口的四川，這時卻成為“合全蜀數千里內之人民，不及他省一縣之眾”(何源濬《條議》)的荒涼區域。四川人民不是被屠殺光了，又往哪里去了呢?
　　問題就在這里。屠殺四川人民的，應如清統治者和地鶻準端擔欽畔字搖襖納薄鋇慕峁?還是另有罪魁禍首?清軍在順治三年(1646)據說已“斬”張獻忠于“西充”，為什么經過近四十年的“招徠”“生息”，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川還僅有一萬八千多男丁呢?在這里，我打算對當年“屠蜀”的真象，作一番嚴肅的考察。

 一、《明史·張獻忠傳》的誣妄
　　清朝在征服中國和統治中國的過程中，很早就懂得文化統治的重要性。清朝為了防止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張煌言大舉反攻，進逼南京之威脅的再度發生，因此制定了“遷海”、“告密”、“奏銷”三項政策，對漢族人民進行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多方面迫害。由于獎勵“告密”的結果，發生了康熙二年(1663)的莊廷鑨私修“明史”案，許多無辜者遭到殺害(株連而被殺者七十余人，被害之家的婦女均發邊)。由此發生了兩方面的影響:在漢族知識分子方面，感到明朝的歷史變成禁物，不能公開寫作，公開談論了;在清朝方面，開始認識到文化統治的需要，對“明史”要來一番“欽定”工作，對民間保存的明史資料，也要大力搜查一番。康熙十八年(1679)開“明史館”，地方官假借修史為名，向東南一帶世家大族強索明史資料。人民懼禍，大批的明史資料被湮沒或竄改了。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南山集》案發生。為了《南山集》中有南明的歷史記事，觸犯“忌諱”，又有人被殺被充軍。清朝的“文字獄”迫害，繼續推行，到乾隆后期始漸停止，歷時約一百年。“明史館”規定“屠蜀”的“罪魁”是張獻忠。因此在“文字獄”的威脅下，清初士大夫很少有愿意冒著生命危險，違反官方規定而如實記述張獻忠事跡的真象。
　　清修“明史”，最初是依據黃宗羲《明史案》稿本，曲黃氏弟子萬斯同參加指導，編成《明史稿》五百卷。這部史稿未能符合清康熙帝玄燁的心意，命令漢官們續加改編。康熙五十三年(1714)，王鴻緒的傳稿首先改編完成，玄燁相當滿意，又命王鴻緒協助進行本紀、志，表的改編。雍正元年(1723)，《明史稿》全部改編竣事。但清雍正帝胤禎仍不滿意，又命張廷玉等為總裁，對王鴻緒的《明史稿》再加審查修改，到雍正末年，才告完成。清乾隆帝弘歷繼位后，開始刻版，到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版《明史》始得流行于世。清朝“欽定明史”纂修與刊刻，歷時六十一年。
　　《明史·張獻忠傳》，完全照抄王鴻緒的《明史稿》。這說明對張獻忠“屠蜀”的誣蔑，是清統治者的授意(王鴻緒是徐乾學之黨，參加過皇子的皇位爭奪，又作過玄燁的御用特務，《文獻叢編》第二輯有“王鴻緒密繕小折”可證。王鴻緒“史稿”和萬斯同的“史稿”無關系，可參考魏源《古微堂外集》卷四《書明史藁》一，二)。《明史·張獻忠傳》到王鴻緒手里已完成定稿，它的史料來源，主要是取自吳偉業的《綏寇紀略》和無行學人毛奇齡的《后鑒錄》。《明史·張獻忠傳》說:“獻忠曉行，猝遇我兵于鳳凰坡，中矢墜馬，蒲伏積薪下。于是我兵擒獻忠出，斬之。川中自遭獻忠亂，列城內雜樹成拱，狗食人肉若猛獸，虎豹嚙人，死輒棄去，不盡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久，徧體皆生毛。”這段話顯然是取自《綏寇紀略》，在時間上卻加以顛倒。《緩寇紀略》卷十說:
　　“進忠已入營中，與善射者俱，而指示之曰:‘此獻忠也。’發一矢，中額。訝曰:‘果然。’執近侍詢之而得，乃曳出斬之。(此下敘述了張獻忠死后四川十幾年的戰亂，即緊接下文)……蜀亂久，城中雜樹皆成拱，狗食人肉，多鋸牙若猛獸，聚為寨，利刃不能攻。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穿屋逾顛，逾重樓而下，搜其人，必重傷且斃，即棄去，又不盡食也。荒城遺民幾百家，日必報為虎所暴，有經數十日而一縣之民俱食盡者。其災如此。敘州人逃入深山，草衣木食久，與麋鹿無異。見官軍以為獻忠復至也，驚走上山，步如飛，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云。”
　　“明史開局，求天下野史，有旨勿論忌諱，盡上史館”(《曝書亭集》卷四十四《跋綏寇紀略》)。《綏寇紀略》也被采送“明史館”。《綏寇紀略》記張獻忠死時情形已是妄說，而《明史》襲用了它。所謂“中矢墜馬，蒲伏積薪下”，絕非事實。王夫之《永歷實錄》卷十四:“獻忠兵潰自刎死。”《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七:“獻忠以病死于蜀中。”這些早期的私家記錄，均和《綏寇紀略》不同。《明史》列傳所描寫的四川殘破荒涼的一段文字也是節錄《綏寇紀略》，但它又拿來顛倒了一下，把《綏寇記略》所說張獻忠失敗十幾年后的四川殘破情況，一古腦兒都寫到張獻忠的帳上了。
　　《綏寇紀略》作者吳偉業沒有到過四川，他這部書的資料從哪兒來的呢?是出于東南一遺老的《鹿樵紀聞》。由于吳偉業的本家吳繼善(明成都知縣)投降張獻忠后，因罪被殺，因此吳偉業在改編《綏寇紀略》時，對張獻忠任情誣蔑，是必然之事。全祖望《跋綏寇紀略》說:“陳令升曰:‘梅村綏寇紀略，不類其集，疑非梅村所為’。……及見林太常璽菴答贈先公貼子，謂此書原名‘鹿樵野史’，出一遺老之手，梅村得之，遂以行世。然其中為不肖門生鄒漪竄改十五，遂無完本。”(《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九)。《綏寇紀略》上“明史館”的本子，當是經鄒漪“竄改十五”的書。《鹿樵野史》當即流行的《鹿樵紀聞》，只殘存三卷，這書不但殘缺不全，內容也有被后人改動的痕跡(參“神州國光社”本所載畢沅跋文)。但《鹿樵紀聞》記張獻忠之死，是“賊眾以錦褥裹尸，埋于僻處而遁”，而不是“逃伏積薪之下”，便和《綏寇紀略》有異。
　　《明史·張獻忠傳》再一史料來源是毛奇齡的《后鑒錄》。《明史·張獻忠傳》說:
　　“獻忠黃面長身，虎頷，人號黃虎（按，張獻忠綽號“八大王”，非黃虎，黃虎為另一人。《綏寇紀略》卷一，記崇禎三年“賊黨黃虎復乞降于守備白邦政。”《懷凌流寇始終錄》卷三:“總兵杜文煥，參將李卑擊苗登霧，……招賊黨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得水、掠地虎等來降。”）。性狡譎，嗜殺，一日不殺人，輒悒悒不樂。……坑成都民于中園，殺各衛籍軍九十八萬。又遣四將軍分屠各府縣，名‘草殺’。偽官朝會拜伏，呼獒數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斬之，名日‘天殺’。又創生剝皮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
　　這段文字，顯然是剪裁毛奇齡《后鑒錄》而成。《后鑒錄》原作:
　　“獻忠黃而長身而虎頷，人號黃虎。強不及自成而狡譎過之。性嗜殺，與自成比，較無道難測。……偽官朝會拜伏，呼獒數十入班次，有為獒所嗅者，不忠，引出剖其心。……先殺所俘蒙古一千五百人于南門之外，始分兵計殺。凡一兵殺男子一百，授把總，女倍之，以手足為記。……會計各路所殺，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兵二十三萬有奇，家口不計。……然后捱戶殺，名‘草殺’。……歲丙戌元日，命四將軍分路草殺。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東一路，殺男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平寇志》無下一“八”字)，女九千五百萬(《平寇志》“九”作“五”)。撫南一路，殺男九千九百六十余萬，女八千八百余萬。安西一路，殺男九千九百余萬，女八千八百余萬。定北一路，殺男七千六百余萬，女九千四百余萬。……剝皮法，從頂至*，刻一縷裂之，張于前如鳥翅，逾日始絕。有即斃者，行刑者抵死。”
　　“草殺”字樣是毛奇齡的獨創，未見于清初其他記載，《明史》采用了這一詞匯。《明史》“殺各衛籍軍九十八萬”，便是把毛奇齡的兩個數字加在一起;“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便是將毛奇齡的四路殺人數宇加在一起。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會知道，在明代，全中國的人口不過一萬萬，而張獻忠在四川竟然殺人“六萬萬有奇”，象這等彌天謊言，還有一駁的必要嗎？毛奇齡年輕時節，曾參加抗清失敗而流亡(章太炎:《檢論》卷八)，但到晚年卻變成一個媚清的文化流氓(參《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二《蕭山毛檢討別傳》)。毛奇齡在“明史館”當過幾年纂修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五十四著錄《后鑒錄》七卷說:“皆記有明一代盜賊之事，蓋亦明史擬稿之所余也。”毛奇齡曾分纂《明史·流賊傳》，他的《張獻忠傳》擬稿當和保存于《后鑒錄》的從同，而為后來王鴻緒刪訂《明史》列傳時所本。
　　四路殺人偽說的編造者是馮甦，即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九》所引《見聞隨筆》的作者。馮甦曾為官云南。當吳三桂和清朝決裂時，他曾討一萬七千兩高價賣身于吳三桂為奴。后來逃脫，為清朝招撫了廣東。事見《吳逆取亡錄》上和尤侗《艮齊倦X》卷十一《少司寇馮公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五十四)著錄《見聞隨筆》二卷，并說:“時方開局修《明史》，總裁葉方藹以甦久官云南，詢以西南事實。因摭所記憶，述為此編，以送史館。毛奇齡分纂《流寇傳》，其大略悉取材于此”。馮甦奉命撰寫的《見聞隨筆》，是抄襲與偽造的混合品。其大部分的南明史實，是抄襲的原本《劫灰錄》，又偽造了李自成、張獻忠二傳，冠諸編首。這一隱秘，是清咸豐間一位不慕榮利的老學人葉廷琯給透露出來的。葉氏《吹綱錄》卷四《劫灰錄補注跋并撰人辨》說:
　　“觀《隨筆》一書，大段與《劫灰錄》相近，惟增入張、李二寇及張同敞、李乾德、皮熊三臣。而三臣事跡，《劫灰錄》已散見諸臣傳中。頗疑嵩菴(馮甦號)即取珠江舊史(葉氏考證為方以智)之書為藍本，增刪而成《隨筆》，上之總裁”(據同治八年刻本)。
　　馮甦的書，成為毛奇齡據以對張獻忠誣蔑栽贓的資料根據了。由此可見，對張獻忠“屠蜀”的誣蔑，實出于清政府的意旨，馮甦奉命撰寫《見聞隨筆》，“以送史館”，便把這種意旨暗示給纂修官。毛奇齡也就奉迎意旨來擬稿。毛奇齡在當時的著作界很有虛聲，因而助長了偽史傳播的便利。直到他的弟子邵廷采，在《西南紀事》孫可望、李定國等人傳首還說:“可望殺男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九千五百萬，報功稱最。蜀中千里絕煙火，邑無居人。”云云。既有清政府“文字獄”血腥屠殺的威脅，又有一批附清無恥文人的捏造偽史的傳播，一般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廣泛受騙，又何足怪!

　　二、張獻忠在四川究竟殺過些什么人
　　張獻忠在四川短短不到二三年當中，究竟為什么要無故屠殺四川人?被殺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我想根據幾種清初直接記載，以探張獻忠在蜀事跡的真象。但一考查現存的幾種所謂直接史料，發現都有被后人刪改的痕跡，這就降低了它們的史料價值。新繁地主費密，親身經歷過四川的戰事，寫過一部《荒書》。當時“明史館”曾一再向他征求這書的稿本。由于“文字獄”的威脅，他始終不敢拿出來。直到清末光緒年間，《荒書》才有刻本。他兒子費錫琮在《荒書跋》中說:
　　“先君子少丁離亂，禍患身經，午近六十，紛成此書。親歷者多，或聞于同時親友，間得之老父余賊。當詔修《明史》時，《荒書》削稿未成，止以先祖大夫行狀，上之史館。已而韓公菼、徐公乾學、萬先輩斯同，及吾蜀樊公澤達，李公先復，咸欲構觀。……故裁成逆獻之傳，必取事《荒書》。不孝兄弟嘗請之.，先君子但笑而不答。”
《荒書》原稿所記張獻忠在蜀事跡，必然詳細真實，和迎合清朝意旨的作品不相同。費密的“笑而不答”，是大可玩味的。再看費錫琮的“又記”:
　　“先君子之著《荒書》，蓋幾勞心矣!初屬草時，值烏程難作(按，即莊廷鑨明史案)，不遑終其卷帙。……康熙十八年，圣祖仁皇帝修《明史》，通行征書。部議曰:‘凡官員庶民之家，有明時事跡者，雖有忌諱之語，亦不罪之，盡送史館。’先君子乃哀舊稿，重為涂乙。”
　　這段話非常重要。據費錫琮《荒書》附注，順治九年，費密二十八歲，順推到康熙十八年，費密已五十五歲，所以說“年近六十，始成此書”。這時《荒書》已經寫成，只因有“忌諱之語”，不敢把原稿交出。康熙二年莊廷鑨明史案的示威，費密已感到恐怖，所以“不遑終其卷帙”，當曾擱筆一段時間。到康熙十八年的征求“明時事跡”，“明史館”中“要人”還不斷和他打麻煩。費密到此，便十分恐怖了，遂把“荒書”原稿“重為涂乙”，大加刪削，《荒書》的本來面目便消失了。不過，現行《荒書》當又經費錫琮加過一番工，違實的地方更多了。怡蘭堂刻本第十九頁有“獻忠遁”一語，和上下文都不銜接。可證這書是經過一再刪削竄改，因而發生了凌亂現象。
　　和張獻忠同時的廣安歐陽直寫過《蜀亂》一書(道光間初刻本名《歐陽氏遺書》，其第一篇為《蜀亂》)，也屬于直接資料，如果不被竄改，史料價值當很高。歐陽直二十二歲補了庠生后，逢到崇禎十七年張獻忠進入成都。他在順慶府參加過張獻忠的甲申試士。錄取后，奉旨發光祿寺給養，又派到劉進忠“驍騎營”任事。大順二年(清順治二年)三月，劉進忠為清軍派入四川的間諜所蠱惑，背叛張獻忠北走秦、隴時節，歐陽直乘間逃脫。清軍向四川進攻，被俘于清軍。清軍敗退，逃脫參加了楊展幕府。最后他參加了張獻忠部屬劉文秀軍，隨軍到達云南。直到吳三桂軍攻入云南西部，明桂王逃往緬甸，李定國軍潰敗，他才脫離農民軍回到四川家鄉。歐陽直很被劉文秀所敬重。所寫《蜀亂》，都是身歷目擊的記述，有頭等史料的價值。可惜在他后人于道光間付刊刻時，也有過一定的刪改。歐陽鼎《歐陽氏遺書跋》說:
　　“先人遺書，……昔歲久殘蝕數紙，心常于悒不釋。……偶與張玉泉先生閑談明末軼事。先生云:‘有所藏抄本，紀蜀難事甚詳，題名楊老人記。……乃求其書讀之，與家藏本竟一字不爽。……一旦繕而輯之，曷勝快然。……茲因同好慫恿，取其記事三篇，付之剞劂”。
　　據此，則《蜀亂》原稿，不但有了“繕……輯”，并且付刊的不是全稿，僅只三篇。
　　此外，現存記張獻忠時事的直接史料，還有沈荀蔚的《蜀難敘略》(《知不足齊從書》本)和馮之 的《馮氏歷亂記》(1922年梁山石印本)。《蜀難敘略》的價值最低。作者的父親，為明華陽知縣，被張獻忠所俘殺。作者方七歲，事先逃入山中。因此這書對張獻忠的生前事跡，只是得諸傳聞，并非親歷。作者又曾接受東南士大夫的指示，對原稿作過一番修改，可資徵信的地方，更加稀少了。《馮氏歷亂記》所記，僅限于‘搖黃”在四川東北涂炭人民的情況，驚心動魄，凄涼滿目，作者本人曾度過若干年的原始人生活，幸免于死。這書強有力地證明了把川北人民屠殺光了的，是“搖黃”和清軍的罪行。但對張獻忠的事跡，卻絕少正面地記述。
　　清初東南歷史家的著作稿本，保留到現在的共有三種，都很珍貴。談遷的《國榷》，是一部巨大的明代編年史，一直是抄本流傳，到解放后，才有排印本行世。但這書記事，到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清軍攻陷南京而止。對張獻忠在蜀的記事，少而且略。清初戴笠編輯的《流寇長篇》，經同時人吳殳刪節改編為《懷陵流寇始終錄》，是一部明末農民起義的編年史，參考豐富，剪裁精當，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所遺憾的，這書原稿最初存于顧炎武弟子潘耒家中，潘耒是個膽小的人，由于懼怕“文字獄”之禍，連老師的《日知錄》(讓黃汝成花了三十年的功夫才給考證還原)和《亭林詩集》，都經竄改后才敢刻版。《懷陵流寇始終錄》于崇禎十七年以后事，頗有刪削，極為簡略，且有抄錄《綏寇紀略》的痕跡。可能也是潘耒給動了筆。因此，《懷陵流寇始終錄》所記崇禎十七年以后張獻忠在蜀事跡，便絕少參考價值。東南歷史家記張獻忠在蜀事跡，比較可靠的，是查繼佐《罪惟錄》的《張獻忠傳》。《罪惟錄》是保存了三百年的查氏手稿，末經后人竄改過(《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本)。我們根據《罪惟錄·張獻忠傳》，可以看到張獻忠在四川究竟殺過一些什么人。
　　根據查繼佐《罪惟錄·張獻忠傳》，張獻忠入蜀以后，只有三次殺人較多。
　　第一次是在攻破重慶時。《罪惟錄》說:“城破，瑞王闔宮被難。舊撫臣陳士奇死之。屠重慶—取丁壯萬余，刳耳鼻，斷一手，驅狥(徇)各州縣。”這里所說的“屠重慶”，就是下文所說“取丁壯萬余”。“丁壯”是指所俘獲的明軍的丁壯，并不是說把全城人民都殺光。當時四川按察僉事張一甲上奏說:“六月二十一日，張獻忠陷重慶。瑞王遇害，舊院陳士奇拷死。紳弁俱殲，兵民斫一手者萬計”(《國榷》卷一百三)。《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八說：“重慶陷，……瑞王出漢中時，……士大夫多攜家以從。故衣冠死者甚眾。”這都可證張獻忠并沒有把全城人民屠殺光。但《蜀亂》卻說:“盡屠其城。間有避匿得存者，查出復斷其手。”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二說:“城中數百萬生靈，無一逃者。……砍手三十余萬，流血有聲。”這都是過分夸張了。
　　第二次的殺人是在攻下成都之后。《罪惟錄》說:“陷成都，蜀王闔宮被難。巡撫龍義光暨道府各官，皆死之。檄諸紳于成都，皆見殺。”這里說得很明白:張獻忠攻下成都，殺的是明宗室和官紳，并沒有屠殺人民。《鹿樵紀聞》說:“悉驅百姓于□(園)，將縱騎蹂之。天忽尾垂一物如龍尾。黃虎喜，以為瑞。賊將汪兆齡亦固諫，乃釋去。”《荒書》、《蜀難敘略》也有同類的記載。《綏寇紀略》記“將盡屠蜀人”，以平東(孫可望)之諫而止。這些記載固然有的還夾雜著一些神話在內，但也可證明張獻忠破成都后并沒有妄殺人民。但《蜀亂》卻說:“屠城三日，貴賤同盡，惟少艾婦女為營伍密藏者，暫得免。”顯然是歐陽直子孫根據誣蔑資料加以竄改的。《蜀記》說:“賊大眾馳聚而入，不分老幼良賤，皆殺之。三日后，方招安”。彭遵泗《蜀碧》卷二:“賊攻成都，陷之，……大殺三日”。“壯男少婦，選入宮中，民間父子夫婦皆失散無復聚者。”這些夸張違實的記載，可能作了竄改《蜀亂》者的藍本(《蜀碧》是康熙、雍正間人編輯的書，時代晚，謊言多。《蜀記》是《紀事略》的竄改本)。
　　張獻忠在成都所殺戮的，是地主階級的貴族和官僚。至于他之“檄諸紳于成都”而殺掉他們，主要是因各縣地主、官紳有武裝反抗的圖謀。張獻忠進入成都不久，各縣的地主武裝便紛紛起來和他對抗。《明季南略》卷十二說：“遠近州縣，無不起義兵殺賊。獻忠乃大肆屠殺(攻殺地主武裝)。……然賊兵一過，義兵隨起。凡獻忠所選用府、州、縣官，有到任兩、三日即被殺者。甚至有一縣三、四月內連殺十余官者。雖重兵威之，不能止也。”《蜀難敘略》記有:“賊旋下令曰，凡爾處市鎮俱順民，毋恐;家給大順錢綴于首，可不死;而山中作逆者，當剿除之。人以是不敢入山。然搜求仕宦，尤為殘酷，濱于死者，日以數計”。張獻忠所捕殺的，是各縣圖謀暴亂的地主紳士。搜查深山，一在捕殺“蜀王府宗室”(《荒書》)，一在掃蕩筑寨恃險抗命的地主武裝。《客滇述》說:“獻忠遣使四出，趨地方官兵及鄉紳朝見，百姓藏匿官員者凌遲，鄉紳不來見者，亦如之。其求朱姓更急，蜀府宗支，多在灌縣，乃發兵圍之，不論宗室細民皆殺之。”關于四川地主及舉人、秀才之類，組織武裝，據山依險反抗張獻忠的事跡，彭遵泗的《蜀碧》曾記載了不少，這里不再抄引。
　　張獻忠對待愿意前來“朝見”的明地方官及鄉紳，無不量才錄用，給以官職，并不殺戮。至于被押送或拘捕的明官和鄉紳，張獻忠也是耐心地勸說他們“歸順”，為農民軍辦事。直至他們要頑固到底，誓不回頭，這才處以死刑。《蜀碧》卷二記:宜賓尹申，“歷官陜西提學，湖廣布政司，以節義文章自負，尤工書法。避亂山中，為賊搜獲，大罵賊。賊重其名，欲生致之，舁至井研。罵賊益厲，賊不堪，殺之。”“陳懷西，南充武生，賊誘之官，懷西曰:‘寧作明朝武生，豈為逆賊元老！’賊斬之。”張獻忠所殺的都是這種頑固反動到底的分子。我們由張獻忠大力爭取李含乙的事例，有力地證明了張獻忠對鄉紳也未曾濫殺。李含乙是渠縣人，明禮部主客司郎中，休假在籍。“是時獻逆亦僭號成都。所署偽縣令楊以為，親至家款奠(李母)，將以禮招公。公匿不往，潛卜地葬母。事畢，賊首吳之茂、趙萬邦將數千人至縣，聞公不出，大索村里。……即缞绖扁舟至江干，挺身示賊。大叫曰……。遂奮投逆流中，賊眾爭駕小舟挽救。志在必死，急以頭沒水汛波。涌洄淺灘，竟為賊所獲。并邏得公胞兄儲乙公。驅入城，欲以禮送詣獻忠。公瞋目喝之……。賊怒，引出將加刃。儲乙公素剛直，不能忍，厲聲大罵，公惟仰天大笑而已。……賊知不可屈，乃系之獄中，以兵守之。”(《明殉節故紳北禮部主客司郎中李公諱含乙事實》。載1945年成都排印《李忠烈公四世劫灰集》卷一)張獻忠軍對李含乙這樣的禮遇，這樣的耐心爭取，直到“厲聲大罵”，還不加殺戮，要等待他慢慢醒悟。張獻忠對待明官和鄉紳的政策、作風，實是這樣。誰知地主階級卻組織了武裝，攻破渠縣，把李含乙劫走。李含乙遂擔任了川東北暴亂的主角。他和舉人曹司冀聯合巴州、達州、鄰水、渠縣、廣安各山寨地主武裝，和農民軍為敵，大小戰斗二十多次，曾攻陷大竹、達州、東鄉、太平等城池，俘殺農民軍的縣令及參將、游擊以下大小軍官“數千人”(《公請從祀鄉賢錄》，載《李忠烈公四世劫灰集》卷一)。但到大順二年(清順治二年)六月，張獻忠把李含乙暴亂武裝打垮后，僅僅殺死李氏一門三十余口罷了，此外并未多殺，懲罰是很輕的。李含乙共有十一個兒子，還給他保留下三個。
　　張獻忠在四川的第三次殺人，那便是殺士子。《罪惟錄》說：“縣榜試士，士爭趨乞生。復以兵圍之。數千人咸振筆挾策以死。”張獻忠為什么要圍殺數千名士子?其中定有原故。《鹿樵紀聞》說:“廉得諸生有通表于闖者，由是發怒，命州縣教官率生監來省考試。……聚之大慈寺，照牌點名，驅至西城外青羊宮坑之。共一萬七千余人，所棄筆硯如邱冢。”《懷陵波寇始終錄》卷十八說:“朝天關邏者獲成都諸生顏天漢等通闖賊書。怒，詭稱開科，盡殺之青羊宮。”據此，則張獻忠之殺士子，是和有些士子要勾引外力傾覆張獻忠有關。而當時士子們所暗中勾結的，不會是李自成，應是清軍，著書人為避禍而歪曲了事實。張獻忠殺士子，應在最末一次的開科取士，即丙戌試士，時間應在大順三年(清順治三年)，這時李自成早已撤離陜西了(李自成于清順治二年三月已撤離陜西到襄樊了)。《平寇志》卷十二順治三年記云:“本朝肅王將吳三桂等諸軍大集漢中，將下兩川，……獻忠不措意也，更開科取士”，可以為證。清順治二年，清軍已進入川北，占據龍安(今平武縣。《荒書》順治二年記，“趙榮貴降大清，軍龍安”)。三月，“驍騎營”都督劉進忠拉著張獻忠的精銳馬隊北降清軍，清軍開始向保寧(今閬中)一帶進攻了。張獻忠發現士子中有不少奸細，這才動手去殺。《明清史料》甲編(第二本)順治二年十月《總督八省軍門佟揭帖》“一、廣東秀才楊一雄，自本地來武昌，打聽剃頭消息，討招安。……一、差生員楊再昌、駱錫命持書與告示，往福建招撫，未回。一、差生員唐之名、魯大儒……往廣西招撫，未回。一、差王漢杰、崔法舜持書與告示往四川招撫張獻忠，未回。”又，同年三月，《陜西總督孟喬勞啟》說：
　　“四川保寧府州縣，亦投降表到。臣以鄜州知州黃應祥委受四川安錦(應作綿)道，以本官原任四川地方，熟識鄉紳也。有八大王張獻忠偽巡撫吳宇英，系故明朝兵科給事中。據彼處來人說稱，彼有投順之意。臣寫信與彼，令其說張獻忠投降，相機而行。”
　　自順治二年起，清政府已分別由湖廣和陜西派遣間諜到四川進行誘降活動。擔任這項工作的，多有生員。投順張獻忠的明官有的也派人到陜西和清軍勾搭，四川地區一定有劇烈的間諜活動。《滟滪囊》卷三記:把守朝天關的劉進忠，就是受了來自漢中的偽商人嚴自敏的蠱惑而降清的(嚴自敏實是降清的一個明總兵官)。又記豪格打敗張獻忠后，曾委署了大批四川生員為官:“生員羅長允授同知，楊芳名授通判，鄭大倫授推官，張思房、李春選各授職有差。”張獻忠的殺士子，其原因大概就在這里。
　　查繼佐《罪惟錄·張獻忠傳》所記張獻忠在四川殺人較多的事跡，只是這樣。此外并沒有別的記敘。這雖然也說張獻忠殺人，但不只在人數上和《明史》所說大為懸殊，而且所殺的對象也和《明史》所記有根本的不同。“明史館”人員正是利用這些事實加以擴大渲染，并把張獻忠死后清朝統治階級在四川涂炭人民的血腥罪行，一并加到張獻忠身上。這一方面固然由于“明史館”人員的階級本能在發揮作用，另一方面也是有意識地為了奉迎清統治者的意旨，假借誣蔑張獻忠以遮掩清軍在四川的滔天罪行。查繼佐是明末一位有民族氣節的歷史家，他參加過魯王朱以海的抗清斗爭，失敗后，隱居著述，義不仕清。他曾被莊廷鑨明史獄牽連，坐牢二百天(當時有人給他造過對清屈服的謠言。但彭孫貽《茗齊集》卷七“查生伊璜詩”云:“蔡邕虛續漢，揚子未逢新”。可給造謠者以答復)。關于他的事跡，王崇武有《查繼佐與敬修堂釣業》一文可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罪惟錄》就是查繼佐出獄后偷寫的“明史”(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三十五《曝書亭箸錄序》，謂明史獄起時，“凡涉明季事者，爭相焚棄”。)他的手稿潛藏近三百年，到抗日戰爭前夕，才被影印行世。這是逃過清政府摧殘和地主文人竄改的原手稿，所以對張獻忠便沒多少誣蔑栽贓的話。一切奉迎清統治者意旨而誣蔑張獻忠的記載，和懼怕“文宇獄”而竄改過的著述，都可依據《罪惟錄》把那一些謊言廓清。

　　三、明朝官軍對四川人民的殘害
　　張獻忠于崇禎十七年進軍四川，一帆風順，到處迎降。《鹿樵紀聞》所說:“四方郡邑，初懼加兵，故賊號令所至，爭先送款。”《荒書》說:“成都州、縣皆降，惟崇慶知州王勵自焚死，新都知縣包某避去。”《明季南略》卷十二說:“由夔州歷忠、萬，所在軍民望風奔逃，并無一矢相加遺者。” 這些，都反映了四川各州縣迎降的情況。一開始，不論人民或官僚，都是迎接農民軍的。《蜀記》曾記重慶知州潘某藏匿了，“賊檄催繳印，州民迫之出見。”又“新都知縣，掛印于縣堂，……遁跡于田間，被民擒解。”可以看出當時四川人民對張獻忠的擁護。大西建國后，《圣教入川記》也說:“僭位之初，假施仁義，以博民心。……聞獻忠有勇有為，能任國事。于是一班官吏(指明官言)，均出任事。”
　　可是不久，各地地主便紛紛反叛，而投降的明官也據城抗命了。《鹿樵紀聞》說:
　　“四方郡邑，初懼加兵。……既而王祥起遵義，楊展起犍為，曹勛起黎州，各據地自保。而前大學士王應熊，亦聚眾起義，縞素誓師，傳檄討賊。袁韜、武大定(“搖黃”的首領)等皆以其兵反正。前守道馬乾德(“德”字衍)自達州起兵，逐賊將劉廷舉，迎曾英入據重慶。英以書招(殷)承祚，……承祚大懼，即舉順慶降英。”
　　《蜀破鏡》卷四也說:“初獻忠所陷郡邑，建置文武各官，緝捕紳士、富民。時川人(應說是官僚地主)之荼毒未盡者，斬木揭竿，糾集壯勇，殺其偽長，投之火，沉之水，或生剝其皮。”這一來，叛亂的明軍，以討張獻忠為名。各自割據城池，招兵買馬，擴充實力。四川人民卻大受他們的涂炭了。
　　殘酷地屠殺人民的是地主階級武裝集團，而不是農民軍。使四川人口遭到巨大損傷的，其一是由于明官軍的殺掠(包括與明官軍合流的“搖黃”在內)，其二是自于清軍長期進攻四川的殺掠，其三是清政府和吳三桂集團爭奪四川地盤的殺掠。在清初二、三十年為長期戰爭中，四川人民確實幾乎被屠殺光了，但和張獻忠并不相干！
　　《罪惟錄·張獻忠傳》說:“時官兵淫掠，殺良作俘，民屯聚以拒官軍。”這是張獻忠在湖南、江西時期官軍的情況。反之，張獻忠軍隊則紀律很好，劉獻廷《廣陰雜記》卷二就說:“余聞張獻忠來衡州，不戮一人。以問婁圣功，則果然也。”(婁有侄曾在李定國營)《蜀碧》卷三也說:“獻(忠)初破武昌，有大志，不甚殘殺。”封建時代的官軍，多數是行同強盜，而明末清初的所謂官軍，尤為兇殘。馮夢龍《甲申紀事敘》說:
　　“今未具餉而先聚兵。兵既聚而餉不足，于是倡為‘打糧’之說，公然掃掠民間。掠婦女則為妻妾，掠家丁則為奴仆。一兵家屬，多者至十余人，……其勢益不得不出于掃掠。而有兵之處，閭里皆空。未馘一二賊兵，先添萬千兵賊，百姓嗷嗷，無所控訴。”(載《國粹學報》己酉第八冊)
　　既然湖南、江西的官軍，以殺掠老百姓為能，江淮、江浙的官軍，到處“打糧”，被稱為“兵賊”，然則四川的官軍又如何呢？請看歐陽直所記明官軍搶劫四川人民的情形吧。《蜀亂》說:
　　“丙戌(順治三年)，……時官兵無糧。曾英條議云:‘今沿江冋田，一望荒蕪，各營所獲牛只頗多，請準兵丁擇便屯種，無事則登岸耕作，有警則登舟敵愾。’閣部(王應熊)以田地乃朝廷疆土，百姓己業，末經奉旨，何得給兵？不允其說。于是營兵盡搶劫以自活，自敘、瀘以至重、涪，兩岸‘打糧’。至一月，路上地方殘，民盡餓死，田上盡荊莽矣!”
　　在清順治三年，因明官軍的“打糧”，自敘州(今宜賓)到涪陵，沿江一千多里的農民遭到最大的殘害。耕牛先被官軍搶去，無法耕作，才有“沿江冋田，一望荒蕪”的情景。接著官軍又“兩岸打糧”，于是“地方殘，民盡餓死”了。《蜀亂》又說:
　　“甲申(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四川各隘兵亂，遍行搶劫。兵備道馬乾集兵下渝州，副將趙云貴集兵走龍安，大旗余朝宗自號“紅十萬”，集兵劫內、富、犍、威，走長壽。總兵甘良臣，副參賈登聯、莫宗文、屠隆、曾英、王祥、王啟、馮朝宣等，各集兵走忠、涪、瀘、合、永、遵、綦、真等處。凡所過所駐，皆搶劫而食。東南大擾，廬舍一空。”
　　“丙戌(清順治三年)，……楊展兵至敘府之南岸，守敘府賊將方都督，扼江拒之。……展兵隨勢掩殺，賊敗走，死者大半。展兵擒擄，城為一空。……上南道(嘉定)周士貞聞報，集軍民謂之曰:‘所望者官兵，今官兵入敘，亦復搶擄，……吾當與爾等共逝矣！’因大開六門，傳民連夜遠遁，全活甚多。……展至嘉，據其城。”
　　“己丑(清順治六年)，……楊展先分各處舊將，俱縱兵劫搶，拔營赴嘉定西南，西川大擾。……冬月二十四日，各棄城散去。袁(韜)、武(大定)入城，大肆擄掠，吊拷炮烙，備極其慘，哀號之聲，數日夜始息。”
　　“又(酉)陽土豪李調燮，嘗對余言及，彼集士兵扎寨時，無糧，每發兵捕人，謂之‘人糧’。凡拿到人口，選肥少者付廚下，余者系瘦，乃給兵士。烹宰俱按整豬羊法。彼受招安，入楊展營，人贈以綽號，曰‘萬人墳’(譏諷他人肉吃得多)。”
　　沈荀蔚《蜀難敘略》說:
　　“(順治)四年丁亥，……(楊)展遂大肆掠眉州、青神之間，凋殘亦與川西等矣！”
　　費密《荒書》說:
　　“戊子(清順治五年)，各府州縣王公至士庶冢墓，盡皆遭發，十余年未罷。二月，朱容藩還夔府。三月，督師閣部呂大器自貴州出，至李占春營，東南總督楊喬然偕至。大器出而四川魚爛不可為矣！……容藩……聞廣西失守，遂稱楚世子，其僚屬有光祿、鴻臚之稱。呂大器與巡按監察御史錢邦芑移檄討之。是時，李占春仍屯涪州江口，于大海屯云陽縣，譚詣仍屯巫山縣，譚文、譚宏屯萬縣天字城，袁韜屯重慶寨山坪。殘民復被殺戮，存者人又相食。”
　　很明顯地在張獻忠失敗前后，把四川長江兩岸千余里之地(自敘州到巫山)，以及川西南一帶，燒殺搶掠，使田地荒蕪，人民饑餓死徙的，主要是明朝官軍，其次便是地主、土豪的武裝，和張獻忠并不相干。

　　四、搖黃“土暴子”的屠殺四川人民
　　在張獻忠生前，除掉明官軍和地主、土豪的武裝殘害人民以外，還有一種四川的土軍名叫“搖黃”的，殺戮人民最為兇殘。這里邊分子很復雜，有農民，有流氓，有地主家奴，也有地主、土豪。象后來變成明官軍并曾投降過楊展的袁韜、武大定，便是地主、土豪出身，而作了“搖黃”的大頭領(《荒書》說:“武大定，賀人龍舊部曲也。”)這種土軍，當時也稱為“土暴子”。《蜀碧》卷四說:
　　“崇禎中，川賊有姚天動、黃龍，聚眾劫掠。……而沔陽人袁韜，因奸嬸事發，逃投響馬賊馬潮，胡九思等，繼踵姚黃，日事掠殺。及獻入，遂乘勢據蓬州、儀隴、南部各地方。殺老幼，擄精壯，掘墓開墳，生死無得免者。……順治二年，我巡撫李國英大破諸賊于遂寧之曠虛壩，九思、潮等走死，韜以殘卒數百奔川東，歸樊一衡(明宜賓總督)。”
　　“各州縣亂民，號‘土暴子’，以打衙蠹為名，凡胥吏之有聲者，糾眾擒之。或投之水，或畀諸火，甚則臠食其肉。官司束手，無可如何。而一時紳士家豪奴悍仆，戕滅其主，起而相應。深山大谷中，豎寨柵，標旗幟，攻劫鄉里，以人為糧。……其時川南、川北，畏‘土暴子’甚于流賊也。”
　　在張獻忠入蜀以后，川北的“搖黃”殘部，自加入了袁韜、武大定等地主流氓分子，已變成了“土暴子”，他們沒有斗爭目標，專以殘害人民為事。雖然在崇禎十七年八月，曾以“猺賊五萬降于張獻忠”之事(《國榷》卷一百二)，但他們仍然盤居于川北原地，張獻忠不能過問。因此，“搖黃”很容易為明朝反動政權所利用；而不久，“搖黃”便在袁韜、武大定、胡九思等分別率領下，和明官軍合流了。
　　“搖黃”亦稱“搖黃十三家”。如身臨目睹“搖黃”殘害川北地區的梁山馮之 所寫《馮氏歷亂記》，就有“忠州總兵胡云鳳，與三譚構隙，私通搖黃十三家”之語。有的人往往把“搖黃十三家”和“西山十三家”混為一談，這是錯誤的。“西山十三家”是李自成的余部，據夔、歸、房、竹一帶山區。當時反動派也稱之為’“西山寇”。“十三家”之目，是起于崇禎八年農民軍的滎陽大會，當時以農民軍十三家領頭大會農民軍首領于河南滎陽，商討作戰方略(《綏寇紀略》卷二)，以后便流傳下“十三家”之目，成為定名。但十三家的首領，卻不固定，也不限于十三家的數目。李自成的余部支持南明抗清時，有“忠貞營”十三部。王夫之《永歷實錄》卷七:“(堵)胤錫為高，李部奏請立名‘忠貞營’。易高得功名曰必正，李過名曰赤心。……忠貞十三部，連營亙二百里。”到以后退據鄖西至夔、巫一帶山區時，李自成余部即被稱為“西山十三家”了。《蜀亂》說:“闖賊余黨，合別寇劉體仁、郝搖旗、李登云、塔天寶、王光興、王友進、黨守素等十三家，遁入竹、房各山寨，屯耕自守。”《荒書》也說:“辛卯(清順治八年)秋，孫可旺(望)遣其將張虎，聯絡‘西山十三家’李赤心等，并于大海、李占春、三譚等。‘西山十三家’者，李賊余黨也。”這里說得非常清楚，“西山十三家”是指李自成“余黨”而言，川東其他地方武裝，如于大海、李占春、三譚等，并不包括在內。《蜀碧》卷四說:“獻忠末敗，李自成之眾，先潰出關。袁宗第、賀珍(錦)之徒，偕郝搖旗、李本榮、黨守素、李永(來)亨等，約結十三家，出入巴渠巫峽間，則所謂‘西山寇’也。”其實李自成余部也不只十三家，《罪惟錄·李自成傳》說:“及可望入，赤心走楚，同盧、郝等二十八家，擁韓王(朱本 )出沒鄖陽山中，稱尊改元自保。”至于“搖黃十三家”，和李自成余部“西山十三家”，實判然為兩，絕無關系。《明季南略》卷十二說:
　　“是時‘搖黃’賊自漢中流入川北，川中亂民，恐為獻忠所屠，悉附之。……‘搖黃’，原名‘姚黃’，原系漢中土賊姚、黃二姓者為首。后其眾既多，分為十三枝， 為搖黃。以袁韜為首，擁眾十萬。……川北保寧，順慶一帶，悉為殘破。……張獻忠亦不能問。”
　　《明季南略》所述“搖黃”的起源與演變是正確的，和《荒書》所記略同。《荒書》說:
　　“漢中府為賊略者，遂留川東、川北之山谷間為賊。夜捉人而系之，年余乃解。面頰上刺‘天王’、‘大王’等字，使不得歸。歸則有司以曾為賊，治罪。久之，黨遂眾。賊首最著者曰搖天動，曰黃龍，蜀謂之‘搖黃’賊。其掌盤子十三人，號‘搖黃十三家’:曰爭天王袁韜，曰震天王蛟龍(《客滇述》作“白蛟龍”)，曰整齊王張某，曰黑虎王混天星，曰必反王劉惟明，曰奪天王某(《客滇述》作“托天王”)，曰闖拾王某，曰爭拾王黃鷂子(按，兩“拾”字均應作“世”)，曰二哨楊秉胤(《客滇述》作“楊三”)，曰六隊馬超，曰行十萬呼九思，曰順虎過天星梁某，曰九條龍。遂為四川東北大害。”
　　“搖黃”雖然“分為十三枝”，“掌盤子十三人”，號“搖黃十三家”，而實際上頭領甚多，不以十三為限，并且互不統攝，行動自由。“搖黃”以“通江、達州、巴州為巢穴，而蔓延于岳池、廣元、定遠、合州、巴縣。凡川東之北岸，任其出沒。擄掠人口，則責人取贖。當耕種時，則斂兵暫退，及收成后則復來。……因土人強悍，鄉兵四起，相約殺賊。而賊遂逢人即殺。久之，馬漸多，器械漸精，且有火器，……遂攻城劫寨，而岳池、鄰水等縣，無堅城矣”(《客滇述》)。“搖黃”純粹是一種以搶劫殺掠為生活的流氓“土暴子”武裝，和李自成、張獻忠農民起義軍的性質，完全不同(關于農民起義和盜賊土寇的區別，可參看范文瀾先生《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第五章對東晉孫恩、盧循的起義和“作亂”的區分)。
　　關于“搖黃”殘害人民的罪行，《蜀亂》所記是這樣:
　　“乙酉(清順治二年)，……‘搖黃’賊屠巴州、通江、東鄉、太平、達州、梁山、新寧、開縣各地方，人煙俱絕。”
　　“‘搖黃’賊攻破長壽、墊江、鄰水、大竹、廣安、岳池、西充、營山、渠縣、定遠各州縣，城野俱焚掠。炮烙吊烤后，盡殺紳士及軍民老弱男婦，擄其少婦幼子女入營。所獲壯丁，用濕牛皮條繩之，文其面背糧，無人得脫。積尸遍地，臭聞千里。張獻忠設監紀通判，駐防參將同有司官赴廣安，‘搖黃’賊攻圍殺之。”
　　“丙戌(清順治三年)，‘搖黃’賊行十萬，爭天王，奪世王、爭食王、馬朝(即馬超)，俱移大營屯于廣安州之河東。順江棋布而居，上抵達州、下抵合陽，連營千余里。數日內，草木根俱為采薪挖盡，采糧至月余路而后返。”
　　“大清肅王班師，由秦北旋，因蜀中糧絕也，明宗室朱容藩自夔東而南上，招安‘搖黃’賊。封爭天王袁韜定西伯，行十萬呼九思鎮西伯，聯絡王祥、李鷂子、余大海等，恢復重慶。未幾，官兵不和，各散去。城無人煙，草木荒塞(武大定一度降清)。武大定叛殺固原道何士元，奉明宗室秦王，蓄發舉兵。大清兵攻之。大定敗走三臺山，……潰圍血戰出，遁入川。”
　　“戊子(清順治五年)，……武大定至成都，大饑困，差官投楊展求援。……時袁韜駐瀘州，呼九思駐富順，俱絕糧，餓死甚眾，赍兵冊投楊展求救。展按月運糧以濟之。……令袁韜移營駐犍為，武大定駐青神(“搖黃”的大首領成了明官軍)。”
　　“殺人之多，……而且為戲樂者，更莫甚于‘搖黃’賊。蓋兩營（按，指孫可望的“平東營”和劉進忠的“驍騎營“）殺人，秉承于頭目。至‘搖黃’賊營內，并二、三尺童子，亦自專其殺，亦逢人便殺。余自西營歸里后，又為‘搖黃’執入營。嘗見賊每以小兒拋空中，下用長槍刃接兒承之，使兒橫簽刀上，手足抓跑如飛狀。眾則哄然大笑。又見將人活綁樹上，于肘下戳洞，盤出其腸，纏其身以為樂。又見將小兒提手足，以兒頭撞鐘，鳴則髓出，眾皆稱快。”
　　“搖黃”在袁韜、武大定、呼九思等率領下，給川東北一帶以很大的破壞。他們并無政治目標，時而降附張獻忠，時而投降清軍，時而又“奉明宗室”變成了明官軍。這充分反映了“搖黃”流氓“土暴子”武裝的本質。梁山馮之 在《馮氏歷亂記》中敘及“搖黃”的殘殺梁山人民說:“(乙酉)八月，……適里有自賊逃歸者，云及十三家‘搖黃’于廣安州被重慶曾英殺敗，路走梁山，陸續奔潰……旬日后，賊過盡，父率 下壩遍訪親友、零星無幾矣! …… 同父、叔、弟，俱被系累，其賊甚眾，各扯歸主，四分星散。……時大雨泥淋，身遭繩束，凄涼愁苦，不可耳聞目覩。”川東梁山鄰近各州縣，被“搖黃”和清軍先后殺掠，最后達到人煙滅絕，千里荒蕪的境地，馮之 曾穴居野處，采野生植物過活，度過了若干年的野蠻人生活。“搖黃”不但搶劫殺掠，同時也和張獻忠為敵，如歐陽直所說，他們曾圍殺了張獻忠派往廣安的監紀、參將和有司官。如計六奇所說，他們的殘害人民，張獻忠“亦不能問”。因此，關于“搖黃”任情妄殺的罪行，絕不當不加分別，一律誣加到張獻忠頭上。象上面所說，為歐陽直和馮之 親眼看到的“搖黃”罪行，《明季南略》卷十二“附記”，《蜀碧》卷三等記載，都誣寫到了張獻忠的賬上。《滟滪囊》卷三說:“先是，流賊(指“搖黃”)以獻忠住成都，不敢掠川西；曾英拒大江，不敢過川南。惟川北、川東諸州縣，恣意去來。山溪寨洞，十存一、二，都鄙士民，千存一、二。久之，數百里寂無煙火，燕巢林止，虎入城市。賊擄掠無得，乃沿大寧、大昌、興山、竹溪、興安、紫陽、漢興、石泉、西鄉、秦蜀兩界處，茍延殘喘。及聞獻忠誅，曾英死，整齊王張顯，復自巴州至保寧；黑虎混天星、王高，復自蒼溪至保寧。伏謁投誠，實懷窺伺之念。王(清肅王豪格)……令曳出斬之。”這里所說的“流賊”，便是“搖黃”。張獻忠失敗后，“搖黃”的頭領，有的投清被殺，有的暫時歸附到明宗室朱容藩麾下，合攻過重慶，有的在遂寧吃了清軍的敗仗，便進入川西。《滟滪囊》卷三又說:
　　“戊子(清順治五年)，……上旨命(李)國英以僉都御史管四川巡撫事。……偵知遂寧地方，賊首袁韜、陳琳、王友進、扈九思、景可勤等，連營曠、羅二壩。……大兵徑沖賊壘，賊不知所措，棄妻子輜重奔川西。……歲愈兇荒，賊掠野無獲，捕民而食。最堪憐者，饑疲余民，孤蹤潛匿，剮樹皮，覓野菜，采蕨根，期延殘喘。而黠賊深夜登高，遙望煙火起處，潛往劫戮，屠以充饑。……”
　　張獻忠失敗后，清軍對川西殺掠了一番，撤退到保寧。“搖黃”進入川西，又是一番破壞，造成成都區域人煙稀少，滿目荒涼。但清軍和“搖黃”的這一罪行，都被有意識地誣加到張獻忠身上。象《蜀難敘略》所記:獻忠“夜縱騎登高山遠望，見時有火光，……怒其眾屠之不力”，就是從“搖黃”的“深夜登高，遙望煙火起處，潛往劫戮”的行為，編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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