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選駿：歷史學者余英時誤讀歐洲歷史

     歷史研究者余英時博士是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歷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助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及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并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國康乃爾大學首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

     最近，余英時院士榮獲“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成為華人世界的一大新聞。因為該獎是美國國會圖書館在電視大亨約翰?克魯格（JohnW. Kluge）資助下于2003年設立的，其目的在“彌補諾貝爾獎之不足”（諾貝爾獎沒有人文獎）。據說該獎授獎對象不分國籍和語言，只要在人文研究范疇，包括哲學、歷史、人類學等，做出重大和深遠的貢獻，即有機會獲獎。2003年第一屆克魯格獎頒給了波蘭哲學家科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2004年是由耶魯大學歷史學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和法國哲學家里克爾（Paul Ricoeur）獲獎。2005年則沒有獲獎人。

     我們在為余英時院士高興之余，同時也看到他在就此得獎而回答記者采訪時，體現出對于歐洲乃西方歷史的相當陌生乃至重大錯解。例如他在解答《鳳凰周刊》的提問時，就進行了不少錯誤的論述。下面略舉三例。

     例如1：“我認為西方文明有兩個最重要的精神資源，最早的來源應當是希臘文明，就是以人的理性為主體，到了羅馬帝國崩亡之后，羅馬基本上繼承了希臘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臘精神就是科學、學術、真理等價值觀得以確立。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興起，在西方文明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可以說從蠻族手里拯救了西方文明。”（見《余英時：在東西方文明的交際中棲居》，王子麥）

     余英時院士認為“到了羅馬帝國崩亡之后，羅馬基本上繼承了希臘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臘精神就是科學、學術、真理等價值觀得以確立。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興起”，這不符合歷史事實。尤其“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興起”的論述，與事實對照，時空錯落了一千多年。

     我們知道，基督教的逐步興起，并非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后的“中古以后”，而是在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前一百五十年的公元311年4月。這時，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與加勒留（Galerius）共同頒布《寬容敕令》（The Toleration Edict of Galerius），停止迫害基督教會。312年，君士坦丁一世與馬克西米安（Maximian）之子馬克森（Maxentius）爭奪王位，在米里維安橋（Milvian Bridge）邊展開決戰，決戰前，君士坦丁一世看到西沉的太陽之上有一座十字架，寫著光芒四射的希臘文“In Hoc signo Vinces”，意思是“靠此記號，就必得勝”。第二天10月28日，君士坦丁一世命令所有士兵穿上十字架標記的軍裝，果然一戰得勝，成為羅馬帝國西部的統治者。于是，羅馬帝國在西部對教會的迫害立即停止。313年，君士坦丁一世與羅馬帝國東部的統治者李錫尼（Licinius）頒布《米蘭敕令》（The Edict of Milan），使基督徒與其他宗教信徒享有平等權利。314年，君士坦丁與李錫尼失和，戰火重燃，東部統治者為爭取異教（Paganism）支持，而重新迫害基督教會。323年，李錫尼終于戰敗，翌年被處死刑，君士坦丁一世統一了羅馬帝國并頒布一系列諭令，給予基督教會以特權。324年，第一次基督教大公會議在尼西亞（Nicaea）召開，史稱“尼西亞會議”（Council of Nicaea）。此會議不僅解決了亞里烏派（Arianism）的異端問題，并制定了《尼西亞信經》（The Nicene Creed）。羅馬太陽神教（Mithraism）開始走向沒落，其不少內容被新的國教即基督教消化了，甚至原來被列為羅馬萬神殿（Pantheon）崇拜對象之一的波斯太陽神（即光明之神密特拉[Mithra]），其誕辰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原是異教徒節日（在羅馬歷書也是冬至農神節期），也被改頭換面為耶穌基督的圣誕節（Christmas）。崇拜太陽神的異教徒原來是把這天當作明春的希望、萬物復蘇的開始，因為日照最短的冬至日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意味著“太陽死去”，到二十五日正好是“死后三天復活”，與耶穌死而復活的神跡似乎一致。

     此后羅馬帝國雖然日漸衰弱，但基督教卻蒸蒸日上。九世紀以后，北歐本土也迅速基督教化了。北歐人接受基督教，不是武力征服的結果，如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42─814年）對撒克遜人（Saxon）、基輔（Kiev）大公弗拉基米爾（Prince Vladimir）對斯拉夫人（Slavs）所做的那種強迫施洗；北歐人是自愿歸化。其前兆表現為，北歐諸王都樂于采用基督教文化中的通用名字，然而正是這種“過分善于”吸收外來文化的態度，致使北歐古代文化迅速消亡了。

     事實上，余英時院士認為“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興起”，是把話說反了。應該修正為：“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衰落”。

     至于說余英時院士說“到了羅馬帝國崩亡之后，羅馬基本上繼承了希臘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臘精神就是科學、學術、真理等價值觀得以確立”，更是離譜、走板。應該修正為：“到了羅馬帝國擴張并統治整個地中海世界之后，羅馬基本上繼承了希臘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臘精神就是科學、學術、真理等價值觀得以確立”——注意，是“羅馬帝國擴張并統治整個地中海世界之后”，而不是“羅馬帝國崩亡之后”，羅馬才繼承了希臘的理性人文精神。“羅馬帝國崩亡”前后，得以確立的價值觀恰恰是反抗理性人文精神的基督教神秘主義。

     例如2：“基督教文明特別到了十二、三世紀，基督教文明和希臘文明走向了結合。”

     例如3：“基督教教義中的‘信望愛’和希臘的人文理性相結合，從而形成西方文明的內核。如果歷史地看待，希臘精神和基督教精神，有時候二者之間會有沖突，甚至是敵對的和相反的，但是從某個角度看，他們又是一體的，是西方文明的不同面相。”（見《余英時：在東西方文明的交際中棲居》，王子麥）

     余英時院士此話把基督教等同于希伯萊文明，大謬也。

     一般西方歷史的研究者們都承認所謂“兩希合流”即希臘文明與希伯萊文明的互相影響，交織成就西方文明的歷史進程；但卻很少有人使用“基督教文明和希臘文明走向了結合”這樣的表述來描述那段歷史。為什么？因為基督教本身就是“兩希合流”即希臘文明與希伯萊文明互相影響的結果，基督教本身并非希伯萊文明；因此“基督教文明和希臘文明”無法構成二元。實際上，基督教文明和希臘文明有相當部分是重疊的，而希臘文明與希伯萊文明才構成二元。在這種意義上，說“基督教文明和希臘文明走向了結合”，是不能成立的。這還因為基督教的《新約圣經》都是用希臘文寫的，明顯是希臘文化的一部分，在這種意義上，基督教就是誕生在希臘文化中的，怎么可以說是一千多年以后的后來，“基督教文明和希臘文明”才“走向了結合”的呢？

     如何糾正余英時院士這個錯誤呢？我認為，合乎常理的說法應該是：“基督教文明和異教文明走向了結合”。因為基督教自從誕生之日，就和異教同在希臘文化中活動。這在使徒保羅的書信中是一目了然的。

     余英時院士的再一個誤讀是：基督教神秘主義和理性主義的結合也不是發生在余英時院士所說的“十二、三世紀”，而是要早上一千年，在二、三世紀的早期教父時代就發生了。最后形成了基督教神學。不論是先行的希臘教父們還是后起的拉丁教父們，都是熟讀紀元前后希臘羅馬的理性主義哲學的。

     至于十二、三世紀，則是基督教經院哲學成熟的時代，不可被誤讀為“基督教文明和希臘文明走向了結合”。東西方教會的分裂（1054年）、十字軍東征（The crusades and war in Palestine，1096─1271年），都有希臘語和拉丁語角力的背景。最后，希臘語和拉丁語誰也無法征服同化對方，導致羅馬帝國的永久分裂。

     前30年，屋大維建立元首政治（Princeps），至公元193年結束；然后“三世紀危機時期”綿延到284年，這時歷史教衰微，基督教迅速發展，世俗統治的危機深入；284年至476年羅馬帝國由元首制轉為君主制（Dominus）。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約243─313年）和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約280至337年）是代表人物，神權政治正式登場。476年，羅馬雇傭兵領袖日耳曼人奧多亞克（Odoacer）廢黜羅馬最后一個皇帝羅慕路斯（Romulus Augustulus，與羅馬開國者同名），西羅馬帝國滅亡。東羅馬帝國以拜占庭為都，多活了一千年，存在到1453年。東羅馬帝國被土耳其滅亡后，大批學者逃亡西歐，把希臘文化帶入西歐，促進了西歐神權政治的解體和文藝復興，構成一個“死亡了的文明整合世界”的范例。

     我們知道2006年度和余英時一同獲獎的弗蘭克林，現年91歲，曾任美國歷史協會會長，現為杜克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本身為非裔的弗蘭克林，對非裔美國人的歷史有深入的研究。但這卻使我們想到，今年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莫非是用來專門安撫非白人少數民族的？如果真是這樣，我們或許可以理解，為何美國的主流學界會挑選余英時院士這樣一位對歐洲歷史相當陌生的華人學者來榮獲此一殊榮了。

     當然我最希望的就是，《鳳凰周刊》的下述報道是誤報，余英時院士根本就沒有對《鳳凰周刊》發表上述的言論。這一切都是《鳳凰周刊》的記者自己想象和編造的。

     2006年12月8日，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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