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轉向」后的文革

阿里夫·德里克（Alif Dirlik） 彭新 譯 嚴海蓉 校

★ 阿里夫·德里克：美國杜克大學（Duck University）歷史系教授，著名的中國歷史研究者、后殖民與全球化批評家。本文是德里克提交今年6月在香港舉行的「四十年回顧：重新思考文革的歷程和遺產」國際研討會的論文。

我認為討論文革四十周年的這一場合不是一次紀念，那樣會把文革放到太遙遠的過去而使之與現實似乎沒有關系；也不是一次慶祝，那樣會使之和現實拉得太近，好像它現在和現實直接相關；我認為這是思考一場具有巨大歷史意義的事件的契機。該事件所提出的問題在今日和當初一樣重要，甚至顯得更加重要。我想利用這一機會來簡短地思考文革的兩個方面，我想這兩個方面是同一個革命的組成部分，它們是：(1)在社會轉變中起作用的文化（作為人們的社會意識的一部分）; (2)作為社會轉變的條件和目標的發展藍圖。

必須根據文革的目標檢討它所采取的形式

我必須承認，我不是很喜歡披覆在「文革」的文化目的上的很多形式。從熱望社會主義民主的觀點來看，對毛澤東帶有強烈宗教狂熱色彩的英雄崇拜，以及經黨準許，對次于毛的人物較沒那么狂熱的個人崇拜，都不是什么值得贊揚的事。領導層沒有切實努力制止過分的愛國情緒更使社會主義的目標被民族主義的狂熱所污染。主張無產階級應刻苦度日讓抨擊所有的個人經濟活動成了理所當然的事，這就不合理地把很多人不必要地歸入資產階級范疇，終乃令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奮斗大受挫折。這種對無產階級的認識使階級概念毫無靈活性，階級范疇成了一個無所逃遁的的監獄，稍一偏離這套僵硬的正統準則，便意謂有違無產階級的立場，在通過協調可以更有利于社會主義事業之際，也造成無謂的沖突。把豐富復雜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簡化成干巴巴的教條導致智識上的不寬容，以近乎偏執狂的態度懷疑不同的看法。結果理論的爭鳴和政治的辯論受到壓制，萬馬齊瘖，不僅因而無法正視在創建社會主義中的復雜問題，而且消滅了持異見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使革命力量失去了政治堅定、理論敏銳的知識分子。

這份清單還可以繼續列出很多內容。一些文革的主張采取了那樣的形式，有其可以理解的原因，這些原因至少可從歷史和社會兩方面得到解釋。但是如果我們視文革為實現社會主義的一種革命來評價的話，就必須根據文革的目標檢討它所采取的形式。從這種視角出發，這方面迄今做的還很不夠。

文革的基礎前提在當前或許比當時更重要

為什么還要費心反思檢討文革？答案很簡單：文革的基礎前提是合理的，它在當前或許比當時更重要，因為不僅文化而且文化批評本身目前已經被變為不僅是經濟意義上的商品，而且是社會和政治意義上的商品。文革當時的前提，按我的理解，就是文化改造對鞏固政治經濟的變革起關鍵作用，但僅在文化改造植根于推動政治經濟改造的目標之中才有此作用，就社會主義而言，這些目標就是追求全面的經濟和政治正義并從剝削和壓迫中得到解放。首先提出這個問題的并非1960年代的文革，1917年俄國革命后，俄國和共產國際的思想家就在1920年代關注過這個問題。但是1960年代的文革以挑戰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本身的群眾運動提出這一問題，令人矚目，盡管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世界大部分地區暫無交往，文革卻具有全球的影響。由于中國既是社會主義國家又屬第三世界，連結了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邊界，文革對第三世界的影響更大。

自從1980年代所謂的文化轉向以后，文化問題和政治經濟問題分了家，文化便在政治上和經濟上被商品化。或者更準確地說，它助長了文化至上論，賦予文化在塑造政治經濟和社會關系上的優先地位，使文化成為爭奪社會、政治權力和社會承認的最重要場所。文化不再是建構政治經濟的整體的一環，而被塑造成為商品的一個屬性，或者說是不斷增多的身份認同的一個屬性，這從根本上破壞了論述公共議題和正義的可能。這不是說沿著文化認同的路線追求正義是不可取的。而是認為這樣的追求即使是要達到特定的目的也絕不能和政治經濟問題分離，這也意謂必須為所有同樣面對政治與經濟結構的權力的群體的共同需要和利益而斗爭。否則他們極易受文化操縱之害，就像現在，國家之內和全球的政治與經濟不平等和不公正日益惡化，而很多對多元化的空洞議題的關注卻分散了人們對這些根本問題的注意力。

文革40年前提出的全球待行的激進文化方案在今天和當時一樣緊迫。它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批判性地觀察我們現狀的視角。這也關乎賦予這一文化方案生命力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理想。事實上，可以認為賦予這一文化方案生命力的發展藍圖正是為了預先制止目前已在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地方成為現實的發展，這種發展導致世界上絕大多數人被邊緣化，并把世界帶到生態和社會災難的邊緣。從1980年代鄧小平的所謂改革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全球經濟的要角，既有功于全球經濟的成長，對其造成的禍害更難辭其咎。這不是說在這一方面文革就不受深重矛盾之苦。事實上，文革所助長的發展主義在文化上與毛澤東1950年代后期提出的幾個發展前提相沖突，這一沖突是毛澤東在1966年發動文革的重要原因。如果說這些前提對文革后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批判性的視角，那么文革助長的發展主義精神現在也許可被利用來為文革后的發展進程提供正當的理由。

文革發展藍圖的兩個基礎前提

這里我們也必須區別賦予這種另類發展藍圖生命力的前提和它在當時時代壓力下采取的特殊形式，這樣我們才能判定哪些內容可以超越文革直接的歷史環境而具有長久的意義和更廣泛的重要性，哪些則不行。我認為，文革的發展藍圖有兩個基礎前提。第一個前提就是自力更生，這個口號風行于1956年以后,但是在延安時期因革命斗爭的需要而提出的，這也使它頗獲人心。自力更生指從個人到國家諸多層次上的自立自強。但有一個方面由于與日常的生活問題緊密相關而顯得最為重要，就是它強調地方的首創性和關注地方的需要。地方自力更生的一個方面是在地方層次上將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以直接滿足居民的需要。這種思想源自20世紀初中國的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者，在延安初次實踐， 1950年代后期再度流行。1980年代的鄉鎮企業在推動后來的經濟發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1950年代后期地方經濟形式的實驗可能為鄉鎮企業奠定了基礎，這仍然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1]。

第二個前提（premise）是置社會關系（包括文化和意識形態）于從技術來看的生產力之上， 1950年代末期，毛澤東轉向思考「中國發展模式」，批判蘇聯經濟學時已清楚地闡明了這一觀點[2]。文本清楚顯示，毛澤東心目中的社會關系超越了簡單的階級關系，也擴展到組織問題。毛澤東之所以強調社會關系是基于一個廣闊的判斷：經濟發展必需注意社會和政治整體，這一點從毛澤東1956年4月《論十大關系》 的講話可以清楚地看到。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曾評論這篇講話「是一個基本的綜合，毛澤東想找出一種獨特而辯證的發展方法，運用于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中國具體狀況，這也許是他在構思過程中最為重要的論述。」[3]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討論了中國發展過程中需要面對和解決的最為基本的矛盾。這些矛盾包括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和內地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4]。這個講話非常好，它把經濟、政治、社會、軍事和文化/意識形態問題一起提出來，還提出了各種空間的發展問題如城市和農村，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中國和世界。從當代視角來看，如果說還有什么重要的方面沒有提到的話，那就是環境和生態問題。另一方面，仍然從當代視角出發，毛澤東在簡要談到中國同其它國家的關系的時候，他最為關心的「整體」不是全球的，而是國家的（national）。全球整體中他認為最要緊的方面是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特別是中國必須從其它國家的經驗中學習什么的問題。如他寫的這段廣為人知的話：「我們這兩條缺點，也是優點。我曾經說過，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從發展的觀點看，這并不壞。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科學技術水準高的國家，就驕傲得很。我們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將來我們國家富強了，我們一定還要堅持革命立場，還要謙虛謹慎，還要向人家學習，不要把尾巴翹起來。」[5]

中國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激化了國內多種矛盾造成解體的危機

從1980年代的改革開始，特別是從1990年代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層不愿再采用這些原則。在一個把從日本到新加坡這些以出口導向為發展戰略的東亞社會當作自己的發展模式的社會，自力更生在社會的任何一層都沒有什么吸引力。由于東亞包含了成功的華人社會更加強了對中國的吸引力。在重新向世界「開放」的同時，也從強調生產關系轉移到強調生產力，這是進入新的國際分工勢所必然之舉，但也表現了急切要擺脫1956年以后的20年中片面強調的階級斗爭論的政治思維。從長遠來看，具有最根本意義的可能是如下事實：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融入正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正是全球資本主義本身最終將作為一個整體決定中國的內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如果我們遵循已經由曼努埃爾·卡斯特爾斯（Manuel Castells）和其它人分析過的這個全球經濟體的邏輯，那么全球各經濟體在最近二三十年里已經歷了構造重組，過去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發展方式其特點是專注于面的發展，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的特點則轉為由節點構成網絡。就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這個變化明顯表現在以前的革命者高度關注的內地，在經濟上被邊緣化了[6]。

我們對于改革的成就都很熟悉了，它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變成世界工廠，甚至有望變成全球的經濟中心。改革也創造了一個新的中產階級，有可能最終包括20%的人口，這個階級現在能夠享受發展帶來的利益。我們對發展過程中的負面也很熟悉。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自力更生也許為地方企業的巨大成功鋪平了道路，但是無論是從經濟上、政治上還是文化上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沒什么權利標榜自己的發展是自主性發展，它已經變得完全依賴全球市場，它既是全球市場的發動力量，又是全球市場的產物。階級不平等堪與美國（還有全球）相匹敵，性別不平等和民族不平等也是這樣。城鄉不平等的嚴重性從每天發生的暴動中可以看出來，嚴重威脅到農村的穩定。地區間不平等使沿海同內部分裂。毛澤東1956年在文章中闡述的每一個矛盾所達到的尖銳程度，使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一個國家整體能否繼續生存成了問題。當然，除了所有這些早先的矛盾，生態災難的陰影又逐漸逼近，這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但是轉向「美國式」發展方式，讓居住和交通從公共型轉向私人型，則大大惡化了中國的問題。也許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特別可夸耀的一點，是她有一群人現在有能力加入跨國資本家階級（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這個階級能夠從這種發展方式的永久持續中獲益。

革命傳統在締造當代中國的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的，而顛覆這個傳統（如果說不是使它啞口無言的話）也符合這個階級的利益。這并不是說我在前面討論的前提在毛時代中國的發展中找到了令人滿意的形式。盡管從量的方面來說革命取得巨大成功，沒有革命，隨后的發展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會更加曲折，但是同樣不可否認的是，革命的簡化論（revolutionary reductionsim）本身也產生了嚴重的內部和外部問題。曾經被革命當成前提的國家發展框架，現在也不再能維持或者可取。

中國必須回顧毛澤東的發展戰略

然而，當前對全球化的興奮情緒掩蓋了全球化本身產生的問題，并使人忽略了，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中，許多人享受的福利是依靠國家才有所保證。這個成果不是在新自由主義之下獲得的，而是通過一個世紀的斗爭才獲得的，中國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是這一斗爭的組成部分。在我們檢討革命的過去、檢討革命采取的一些方式可能損害自己的社會主義目標時，我們有必要記住這一點：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外國，當代對文化大革命的攻擊都有不單純的動機。

本文所引述的毛澤東著作中勾勒出的發展道路盡管批判了資本主義或者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卻仍舊固守一種發展主義的觀點。毛澤東的批判并不質疑現代資本主義發展本身所產生的有關貧窮和發展的觀念，而是要完全憑借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達成更快的發展。我們在這里可以看到毛澤東沒有討論的另一個矛盾：革命的社會政治目標同國家的富強目標之間的矛盾。后一目標的確為毛澤東的后繼者所推動的發展提供了正當性。和世界其它國家一樣，國家的強大成了千百萬人貧困化和邊緣化的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前的黨和政府領導層也許已經放棄了為人民謀求公正和平等的發展，但只要于他們有利，尤其是要轉移對急迫的社會問題的注意力時，就會毫不遲疑地煽起民族主義的情緒。

革命的社會目標要求較慢、較為適度的發展，考慮到兼顧發展的社會與生態目標。這也是毛主義觀點的一部分，它內含在毛澤東的一些論述中，特別是在有關貧窮和落后的優點的論述中，例如上面的引文。我們可以把毛主義的發展戰略解讀為對崇尚消費和文化異化的發展的批判，而那些批判無節制的發展主義的批評家也正是這樣解讀的。這種無節制的發展主義許諾為一些人減少貧困，但實際上導致了大多數人的窮困[7]。正是這種情況讓我們非得回顧上面引述的著作中提出的問題不可。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必須選擇要站在剝削者或被剝奪者的立場上

在全球資本主義產生了新的整體的情況下，地方經濟和生態的維持，以及平等和公正的社會關系等問題，可能比以前任何時候都重要。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既然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再「一窮二白」（盡管許多生活在那里的人依舊又窮又白），而是有充足的理由對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抱有自信，那么現在就有可能再次思考自力更生和社會公正的問題，這樣做是大有好處的。如果這個政權要保持社會主義政權的信譽和正當性，這樣做從很多方面來說都是非常必要的。這個政權現在面對的矛盾與早先面對的矛盾并不一樣。從某些方面來說，這些矛盾牽涉的問題可能更為嚴重。它們包含著最為根本的一些問題：由一個世紀的民族主義熱情所形成（或者被想象成這樣）的中國是否還能夠持續生存下去？繼續推行中央集權化的統治方式是否還最有利于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要站到全球資本主義世界一方，還是要與全球的南方（Global South）連成一氣？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能夠支持全球被剝奪和被邊緣化的人群的利益或者是否能夠在本國結束殖民主義？這個政權是否能夠真正致力于地方的需要并支持社會運動，包括中外勞動人民的自我行動和自我組織？在文化領域，面對消費文化的擴張，——這種消費文化可能把社會主義本身變成某種商品，直到社會主義幾乎只剩了口號，而連這口號也可能為鼓動人心進了跨國公司的董事會辦公室，——這個政權要采取什么措施？簡而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會與一場正在積累的全球危機為伍，還是要共同尋找一種可行的制度來替代導致全球危機的經濟與政治秩序？

我們現在所面對的世界同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革命者所面對的世界非常不同——不僅是因為資本的全球化，也是因為資本全球化所產生的政治和文化邊界的構造重組。這個世界仍然需要改變經濟和政治方向，這既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也是文化問題。文化方向的改變將有助于調整我們發展的方向，使之朝更大的社會和政治公正、朝向保障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的方向前進。矛盾的空間變了，并為政治、社會和文化的連結提出新的問題。但是矛盾仍然存在，過去的激進遺產在指引我們認識這些矛盾，乃至指引大有可望的革命上，可能永遠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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