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時吃干，閑時吃稀

1959年到1962年，是共和國歷史上被稱為“三年困難”的時期。

面對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跌入谷底導致的生活資料匱乏和饑饉的嚴酷現(xiàn)實，最難過的莫過于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國家強盛富庶而發(fā)出大躍進號召的毛澤東本人了。他對全體工作人員宣布：“我們要實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毛澤東當年在延安的一句口號“忙時吃干，閑時吃稀”再度被寫刷到了墻上。  
 

領導自減糧食定量

中央人民政府將每個國民的口糧定量減到最低限度。低標準，瓜菜代。中共中央緊急號召全體共產(chǎn)黨員帶頭，國家干部帶頭。領袖們首先帶頭勒緊褲腰帶，渡過難關。

中南海里，機關干部們開始重新定量，先由個人報數(shù)再由群眾公議評定。身高體闊的毛澤東，自報的糧食定量是每月26斤。劉少奇報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來報了24斤。朱德和毛澤東一樣，也是26斤。

這一情況傳到各單位黨支部和黨小組后，大家都認為領袖們自報的定量偏低了，起碼應該和絕大多數(shù)男性干部們一樣，定在28斤。但是領袖們都堅持說夠了，已經(jīng)寫過，不要變動了。就這樣開始按照他們報的數(shù)量發(fā)給他們糧票。

在領袖們的帶動下，整個中南海的工作人員都勒緊了褲帶，每位工作人員都把自己的糧食定量降了下來。定量是壓縮了，可營養(yǎng)不良不可避免地發(fā)生了。

為了在糧食定量減少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增加一些營養(yǎng)，食堂的大師傅們和干部們想了一些辦法，他們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糧食摻和在一起吃。

最開始是采集自然生長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錢兒等。中南海里，特別是沿著中南海的外墻，種植了不少榆樹。榆樹的葉子形狀有點像古錢，俗稱“榆錢兒”。采摘來后，大師傅們就把嫩“榆錢兒”和在面里，使蒸出的饅頭個大一些。

自然生長的東西很快就被摘光了。于是人們就種植一些野菜，比較普遍的是一種俗稱“掃帚菜”的植物。這種野菜枝蔓多而密，把葉子擼凈后，一株就是一把天然的掃帚，其俗稱大概就是這么來的。這種野菜特別好生長，路邊或犄角旮旯，再貧瘠的地方也能長得很茂盛。掃帚菜葉和上玉米面或白面，放在籠屜里蒸熟了也不難吃。

孩子們也沒有特權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除了寄宿在學校或在學校定餐的孩子還在學校吃飯外，原先平時在家里吃飯的孩子，大多在家長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機關干部、工作人員們一起吃飯。像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譚震林、陳毅、李先念等家中的孩子，都是如此。

特別是朱德，他不僅是把孫輩們都趕去了大灶食堂，還提出要求：不準老買好菜，不準超過大多數(shù)人的飲食標準，不準超過自己的定量。

這些家庭中的父母享受著黨內(nèi)高級干部的待遇，有一定的營養(yǎng)補助。但是他們從培養(yǎng)鍛煉孩子出發(fā)，從不讓孩子享受不該享受的待遇，總是讓孩子在大灶食堂進餐。當然有時星期天例外，因為多數(shù)成了家的干部星期天都自家開伙。

在三年困難時期，李訥正在北京大學讀書，和學校里所有的學生一樣，她也重新申報了糧食的定量。回家時，毛澤東向她問起學校的情況，她告訴父親，自己是共青團員，應該多為國家分擔困難考慮，申報時把定量壓到21斤。

毛澤東聽女兒這樣說，感到很欣慰，同時也露出一絲憂慮，畢竟女兒還是在長身體的年紀。李訥接著說：“學校考慮我們正處成長發(fā)育期，將學生的定量統(tǒng)一定為27斤。”

“這我就放心了，這個定量基本能保證學生的營養(yǎng)了。”她感覺到父親好像松了口氣。但父親隨即又說：“井岡山時期，打仗的戰(zhàn)士還吃不上這個定量。”她明白父親的心思，想想前輩度過的更艱苦的歲月，眼前的難關就能挺過去了。

困難的日子并沒有很快過去，而且仿佛在加重。一次有個衛(wèi)士到北大看李訥，李訥告訴他，在學校里吃不飽，又沒有油水，老覺得餓得慌。衛(wèi)士回到中南海，把情況反映給李銀橋，李銀橋自作主張，讓衛(wèi)士悄悄給李訥送去了一包餅干。

幾天后，毛澤東知道了這件事，他批評李銀橋：“三令五申不要搞特殊化，為什么還要搞特殊化？”

李銀橋辯解說：“別人的家長也有給孩子送東西的。”毛澤東火了，拍著桌子說：“別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塊餅干也不許送！”

一個星期天，李訥回到家里，毛澤東破例讓她在家里和自己一起吃了頓飯。此時正是毛澤東宣布了“三不規(guī)定”之際，家里的飯菜也沒太大的油水。可餓了一星期的李訥，看見桌子上三四盤炒菜、一碗湯，外帶辣子、雪豆腐等小碟，胃口一下就被吊起來了。她沒等父親下“吃飯”的命令，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來，舌頭被燙得“咝咝”直吹。“慢點吃，別著急。”女兒的每一個細微的動作，毛澤東都看在眼里，但話音依然平靜。

由于在學校吃飯都很快，李訥已經(jīng)習慣了。她并沒有想到掩飾，一邊說一邊不停地扒飯。她第一個吃完了自己碗里的飯，端著空碗，眼睛卻忍不住瞟向桌上的剩菜。

李訥從來就不是個貪吃的孩子，如今這副模樣意味著什么？明察秋毫的毛澤東心里很清楚。他停住了筷子，江青也怔了一下，繼而把自己碗里的飯撥到女兒的碗里。

“哎，你們怎么不吃了？”生活上粗線條慣了的李訥詫異地問道：“媽媽，你怎么吃得這么少？”“這幾天胃不舒服，老泛酸水、不敢多吃。”江青說著又用手揉著心口。過了一會兒，她低頭離開了飯桌。

毛澤東拿起了報紙，一邊看一邊說：“我年輕時在湖南搞農(nóng)村社會調(diào)查，有次餓了一天，討到一碗米飯……”李訥吃得正香，沒搭父親的話：“你們不吃我就全打掃了啊。”

“唔，打掃干凈。三光政策，不要浪費。”說完，毛澤東又把目光從女兒身上移開，轉(zhuǎn)向報紙，直到李訥把桌上的盤子都拾掇干凈。

目睹了這一情景的衛(wèi)士，心里很不忍心。事后向毛澤東進言：“主席，李訥太苦了，我想……”沒等他說完，毛澤東就打斷了他：“和全國人民比較來說，她還算好一些的呢！”“可是……”“不要說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媽媽也不好受。她是學生，按規(guī)定不能享受的就不能享受。”毛澤東嘆了口氣說，“還是各守本分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現(xiàn)在這種形勢尤其要嚴格。”

在困難時期，毛澤東曾有過一星期不吃米飯、7個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記錄。幾位領袖都跟著毛澤東不吃肉了。周恩來過意不去，關切地勸毛澤東吃一點肉。但是毛澤東的一句“你吃了嗎”的反問，就把周恩來的口給堵上了。

為了使毛澤東增加營養(yǎng)，中南海里負責為首長服務的部門領導費盡了心思。肉、蛋這些東西毛澤東絕對不碰，但是他不拒絕野食。像偶爾弄兩只麻雀，在中南海里撈點寸把長的小魚蝦，還是能勸他吃一點的。于是工作人員就打幾只麻雀或掏兩個麻雀窩，或者用筐撈些小蝦。但這只能間隔一段時間搞一次，也不能一次量太大。否則，主席同樣不吃。

在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曾過了三個生日。從現(xiàn)在保存下來的菜譜看，這三個生日都過得相當簡單，與平時沒有多少區(qū)別。三個生日宴上，沒有酒，沒有壽糕，也看不出絲毫喜慶氛圍。1962年12月26日，毛澤東69歲生日，他只吃了早餐，晚上僅吃了一碗麥片粥。早餐時，毛澤東請了身邊工作人員一起吃，菜譜上記載著這樣幾道菜：“干燒冬筍、油爆蝦、白汁鯉魚、雞油冬瓜球、炒生菜。”

發(fā)霉的白薯干

60年代困難時期，劉少奇的幾個子女還都很小，但他們都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堅持在學校住宿吃飯，和別的孩子一樣同甘共苦。當時許多人勸劉少奇和王光美把孩子接回家吃住、生活，可以比學校過得好一些，但劉少奇堅決不同意。他說：“國家主席的孩子應該和工農(nóng)群眾的孩子一樣，不能搞特殊。群眾吃不飽，我們有責任。讓孩子們嘗嘗吃不飽的滋味，有好處。等到他們將來為人民辦事的時候，會更好地總結經(jīng)驗教訓，再不要讓人民吃不飽飯了。”

有一次，北京第二實驗小學食堂發(fā)給每個學生的午餐是幾塊白薯干，黑糊糊的還有些發(fā)了霉。劉源咬了一口味道很不好，就給扔了。這事發(fā)生在臨近星期六放假那天，所以一回家，劉源就把這件事對父親劉少奇講了。當時劉源認為學校這樣做不對，怎么能把發(fā)霉的東西給學生吃呢？劉源講的時候理直氣壯。

然而他沒想到，劉少奇聽了后，語調(diào)沉緩地告訴他：“目前整個國象正處在困難時期，怎么說你們還有吃的，偶爾才吃上這么一點不好吃的東西。你要知道還有許多群眾連這樣的東西都吃不上呢。你們還沒有嘗過吃不飽的滋味。你們應該嘗嘗群眾吃不飽的滋味，那樣才會有和群眾同樣的感受，才會有人民的觀念。將來你們?yōu)槿嗣褶k事的時候，也才會和人民站在一邊。”

聽了父親的話，原來想得很簡單的劉源好像一下子領悟了許多，并對自己的行為感到慚愧。當時沒有誰要求他怎樣做，但他一回到學校，馬上找回自己扔掉的白薯干，沖洗干凈，吃了下去。

朱德中南海“開荒”

給自己定量縮減到26斤的朱德，對如何度過困難時期，似乎胸有成竹。朱老總有長期堅持在房前屋后開荒種瓜、豆、蔬菜的習慣。而且即便在沒有饑荒的時候，康克清也常陪老總外出，剜點野菜讓家人嘗嘗鮮，把瓜豆蔬菜、野菜同糧食摻和著吃，這對朱老總家里的人來說早已習慣了。

困難時期，朱德和康克清帶領身邊的干部和孫輩們，開了更多的荒地又加種了一些雜糧，還鼓勵孫輩們自己挖洞，飼養(yǎng)了一些兔子。朱老總依靠自家的力量解決了糧菜不足的問題。除了自家享受自己勞動的果實外，朱德像以往一樣，將一部分送給大灶食堂。

朱老總家在房前屋后，開荒種植蔬菜雜糧的做法，不久就在中南海迅速普及開來。許多院落房前房后的空地，被開墾了出來、種上了向日葵、玉米、南瓜、土豆……一時間中南海內(nèi)的房前屋后到處都生長著高高低低重重疊疊的農(nóng)作物，這反而為中南海增添了幾分綠色。

地開出來，種子撒上后，人們便又操心如何積肥、改良土質(zhì)的問題，以使農(nóng)作物長得更茁壯，結出更多的果實。當年為了積肥，家住中南海的孩子們還做出過一些很可笑的事情。

當年大人們在秋后，把干樹葉和干雜草什么的，燒成草木灰，當做肥料撒在開出的地里。孩子們就以為凡是可燃燒的東西，燒完的灰都可以做肥料。于是就在中南海里到處搜羅可燃燒的東西，堆在他們自已開出的荒地邊上燒。

一天，幾個父母在政治秘書室工作的孩子，在拆了的舊房子瓦礫堆里，抽出了一些油毛氈，把它和干樹枝葉放在一起燒，以為找到好肥料了。油毛氈燃著后，冒出滾滾的黑煙驚動了中南海里的警衛(wèi)人員，以為著火了。

警衛(wèi)人員跑來撲滅了火，并通知其家長，說他們的孩子在放火。孩子們的家長隨即都趕來，當問明了原因后，都有點哭笑不得。

當時每個家庭除了在自家門口開一小片荒外，中共中央辦公廳機關還在1960年春天，在北京郊區(qū)的西山附近，建立了一個農(nóng)副產(chǎn)品生產(chǎn)基地。機關干部和工作人員輪流去那里參加勞動，每人每年去一個月。去勞動的人，每天補助一斤糧食。

總理關于“魚”的批示

干部們在生產(chǎn)基地里，種植了玉米、大豆、瓜菜等作物，還飼養(yǎng)了數(shù)十頭肥豬和一二百只羊。在技術人員的指導下，一年下來即見成效。生產(chǎn)基地農(nóng)作物的豐收，使機關食堂里的伙食有了改觀。同時干部們還感到，經(jīng)過這種鍛煉，在感情上和群眾更接近了。這個農(nóng)副業(yè)生產(chǎn)基地因此堅持辦了下來。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被劃歸到附近的人民公社。

為了渡過難關，什么辦法都想了。中南海里一直養(yǎng)著魚，專門有養(yǎng)魚班的人負責打草喂魚。以往是隔一段時間撒網(wǎng)捕一點，主要是給食堂，也賣一些，但次數(shù)很少，所以魚長得挺大。由于多年的積累，在困難時期為了增加一點葷腥，打魚的次數(shù)就多了一些。

困難時期還有一個關于魚的故事。1961年春節(jié)前青海省委知道黨中央機關生活艱苦，從青海湖打了2000多斤鯉魚，送到國務院，說是給周總理送魚，并請周總理轉(zhuǎn)送黨中央。

周恩來得知后立即指示：第一，這種做法是錯誤的。困難時期黨中央應該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接受這樣的饋贈；第二，既然魚已經(jīng)送到北京再返回耽擱時間可能腐爛，就由北京二商局按市場價格收購，隨即在市場上出售。中共中央機關和國務院一斤也沒有留。

“太陽雞蛋”和青梅酒

到了1961年，食物缺乏的情況好像比上一年更有過之。在北京第十三中學上學的鄧樸方就感覺學生食堂的雜面饅頭越吃越小。中學生正是能吃的時候，一個饅頭咬幾口就沒有了。干的沒了，大家就搶著喝稀的。一桌8個人能喝上盆棒子面粥，喝得肚子脹鼓鼓的。但畢竟是稀的，過一陣子肚子就又生出了饑餓感。

就在這時，鄧樸方他們從報紙上看到某位大科學家提出“少活動，曬太陽”可以抵抗饑餓的介紹。繼而又有人換算出曬多少時間相當于吃一個雞蛋。他們便立即效法之，每天中午飯后就走到操場上，往沙坑里一躺，開始吃這種“太陽雞蛋”。

在中南海里的機關里，大概也是受這種宣傳的影響，在每正當午之際，也大啖“太陽雞蛋”。

吳慶彤的女兒吳繼平說：“困難時期星期天在家，就可以看見工字樓里的大人，中午都拿個小凳子出門，坐在太陽底下曬太陽，一邊曬一邊說話。看誰的腿浮腫了，互相按著，看誰的坑深復原得慢，就說明誰浮腫得厲害，然后就開始互相按摩。”她的父親說：“孩子的媽媽因為把有點營養(yǎng)的東西都省給孩子了，自己因營養(yǎng)不良全身都浮腫了。我好一點，是因為每個星期開國務會議時都要參加，就能跟著吃一頓大燴菜，能補充點營養(yǎng)。”

吳繼平還記得她的兩個哥哥，當時都是在長身體、放開肚子猛吃猛喝的年齡，在那個時候總是吃不飽。實在受不了了，就在家里亂翻，只要找著什么吃的，就吃個精光。結果老是因此打亂大人的計劃，挨大人的打。

有一次，他們在家里找了半天，什么也沒找到，找到一個裝滿綠色液體的瓶子。他們嘗了嘗，那液體又甜又辣也不知是什么。兩人開始還不敢多喝，后來實在餓得難耐，便把那液體喝光了。這下不得了，喝完后，他們都倒在了床上，直到晚上都沒醒過來。原來那是一瓶青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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