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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學者談:東歐國家推行私有化的教訓

卡齊米耶日耶•波茲南斯基 · 2006-11-30 · 來源:www.maofla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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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學者談:東歐國家推行私有化的教訓

  編者按:本文是卡齊米耶日耶•波茲南斯基所著《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一書的摘要。2004年5月,該書由經濟管理出版社出版。波茲南斯基曾是波蘭華沙大學經濟學教授,80年代移居美國,現為美國西雅圖市華盛頓大學經濟學教授。  

  內容提要:

 ?。?)東歐國家于20世紀90年代開始推行私有化的改革,結果遭受了比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還要嚴重的打擊。匈牙利、波蘭國民生產總值損失20%,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下跌了40%?!按笫挆l”時期遭受打擊最嚴重的德國和美國損失為25%,但5年后都徹底恢復。而10年過去了,東歐依舊不能恢復到1989—1990年的水平。

 ?。?)以為只要將本國經濟推向世界市場,就可以分享世界市場的經濟效益,使國家變得繁榮富強,那是全球化給人的一種錯誤概念。在全球化背景下,只有當特定經濟體的利益受到國家有效保護時,市場的好處才有可能得以利用。市場變得越是強大,就越是需要國家積極地發揮作用,對市場的擴張產生的不利影響加以限制。東歐國家在拍賣國有資產的過程中,無論讓外國買主擁有優先權,還是允許大打折扣地進行作價,都是在國家機器被大大削弱的狀態下進行的。

 ?。?)東歐國家向市場資本主義過渡的改革從主要方面進已經失敗。因為它們在實行私有化的進程中允許外因投資者接收自己國家的絕大多數固定資產。截至2003年,波蘭、匈牙利等國家的工業、金融部門資產的70---80%被外國人所擁有。在任何一個正常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內,都不可能找到外資主宰程度如此之高的所有權結構。就平均水平而言,外資在西歐經濟體工業中的所有權比重不超過15%,在銀行業中的所有權比重不超過13%。

 ?。?)在西歐地區沒有一個國家允許私有化成為由外國人大規模接收本國經濟的手段。曾經打著極端自由主義的旗號實行私有化的英國,也從來沒有允許過將任何有重要意義的國有資產出售給外國人。德國在拍賣前民主德國的資產時,也是通過給國內投資者提供政府補貼排除了外國人之后進行的。處于中等發達程度的土耳其,國有資產的銷售對象,大部分也是國內投資者。

  (5)東歐國家的私有化改革,并沒有如設計的那樣使它們走上“歐洲化”的道路,卻意外地走上了一條“拉美化”的道路,一條“附庸資本主義”的道路。它們雖然告別了計劃體制的社會主義,卻陷入了另外一種怪異的、不完善的資本主義。它貌似西方的市場資本主義,但沒有自己的民族資本。

  (6)東歐國家這種不完善的資本主義,既無效率,又無公平。一方面,在不完善的資本主義的框架下,糾正分配不公正比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情況更加困難。分配問題越難糾正,激起的社會反抗就越大,潛在的政治動蕩就越可能采取更為極端的形式。另一方面,隨著國有資產繼續向外國所有者的手中轉移,當地的精英集團,包括政黨,已經變得越來越依附于外國勢力了。這種狀況持續下去,東歐人民可能會意識到他們想通過摒棄社會主義制度來重新獲取自由的希望已經落空。

  (7)1989年之后,東歐國家無一例外地實行了主要使外國人受益的私有化綱領,導致社會主義制度下積累起來的資產被葬送殆盡。根據定量分析,東歐國家在向資本主義邁進時損失了原有資產的90%,這流失的90%的財產都已化作西歐買主的利潤。拍賣所得的10%也沒有用于增加固定資產,絕大部分用在消費方面,成為官員中飽私囊的源泉。

 ?。?)私有化使國家蒙受的直接損失,不過是一種“首付訂金”,是一次性的;而國有固定資本的收益——利潤和租金,因資產出賣源源不斷地外流,則是長期的。在東歐,國民財富的外流規模很可能已經高達這一地區國民生產總值的10%。東歐各國已經被剝奪了從資產中獲取利潤的權利,剩下的基本上只有勞動力的勞動所得——工資。

  (9)私有化不僅沒有帶來預期的生產效率的提高,相反進一步拉大了東西歐之間的差距。1989年,東歐國家的人均收入相當于西歐國家的30%,2001年時則不超過西歐國家的25%。在資本由外國人主宰的情況下,東歐國家要實現經濟適度增長并縮小與西歐的差距,希望十分渺茫。

 ?。?0)由于私有化,東歐國家的經濟體系被托付給了外國人,同樣,它們的政治制度也不能不如此?,F在,東歐國家是兩手空空,既不能左右自己的經濟命運,也不能自行決定自己的政治命運。它們實際上走上了另一種意義的“通往奴役之路。”

 ?。?1)東歐國家毫無例外地陷入了具有毀滅意義的經濟衰退之中。任何現代經濟社會都不曾經歷過這樣嚴重的生產萎縮。這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經濟衰退,是一次真正的災難。這種災難完全是失敗的政策所導致的結果。這個失敗的政策就是“休克療法”。在“休克療法”鼓吹者的籌劃下,東歐國家一邊急劇地緊縮信貸的供給、劇烈地削減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補貼,造成流動資金短缺的危機,一邊決定完全放開國內市場。于是,生產商不得不既要面對急劇緊縮的國內需求,又被迫將自己的市場讓出一部分與緊逼的外國競爭對手分享。在兩面夾擊之下,本國企業不得不減少生產,整個經濟陷入衰退之中。

 ?。?2)東歐國家在很多情況下采取歧視本國投資者、扶持外國投資者的做法。譬如,不允許拆包零售,只有那些所謂的戰略投資者,即能夠出錢購買至少一個企業50%資產的投資人才可以進入交易市場。還譬如,外國投資者能夠享受最高至10年的免稅期、關稅豁免待遇等。這些至多可以稱為“反產業政策”。這就是外國人能夠沾到了不可思議的低價便宜而本地人卻沾不到的原因。

 ?。?3)腐敗是帶動東歐私有化前進的火車頭。在改革之初,東歐國家普遍將注意力由促進經濟增長轉為聚精會神地搞國有資產的私有化,而將其制度中其他需要進行變革的地方拋諸腦后。因為促進經濟增長并不會像私有化改革那樣為官員們帶來那么多的謀取腐敗收益的機遇。國家官員們的私人利益,也對選擇以有償出售而不是無償分配私有化證券的方式,作為處置國有資產的主要手段,產生了決定性影響。按照免費分配的方式,國家官員對分與給國民后的私有化證券并無進行控制的手段。而采取出售的辦法,國家官員可以將國有資產出售給精心挑選的客戶,或盡力對國有資產的出售價格施加影響,以從中獲得好處。政府負責私有化的人要求資產轉讓工作不受議會監督以免使問題復雜性。工人們被剝奪了處置其所在企業資產的權利。

  (一)全球化與東歐國家的資本主義改革。全球化給人一種錯誤的概念,以為只要將本國經濟推向世界市場,就可以分享世界市場的經濟效益,使國家變得繁榮富強。這種錯誤觀念認為,在發達國家,資本的收益低于欠發達國家,放開資本市場后,資本就會向欠發達國家流動,后者的生產增長機會就會增加并逐步趕上發達國家。東歐國家正是基于這一理念,于20世紀90年代開始推行私有化改革,把公有的民族資產拱手送給外國人,希望借此盡享全球化的好處。但事實上,只有當特定經濟體的利益受到國家有效保護時,市場的好處才有可能得以利用。市場變得越是強大,就越是需要國家積極地發揮作用,對市場的擴張產生的不利影響加以限制。任何一個經濟體如果想讓全球化主要給其帶來積極的效果,就必須在允許市場有更大運作空間的同時,調整和擴大國家的作用。在國家作用不健全的情況下進入全球化進程,不僅會造成全面的退化,還會引發更加嚴重的經濟悲劇。證券交易市場實行自由化,外國投資者可以輕而易舉地進入股票交易市場直接購買大量的民族資產,這或許是最具實質意義的變化。

  全球化拉大了世界經濟中的差異。一方面,許多發達國家在過去10年出現了快速發展,發展沖力雖已消耗殆盡,但增長速度突然大大加快。1990---2000年,美國經濟年均增長3—4%,這顯然是異常的。另一方面,在欠發達國家至少是東歐國家,改革的結果卻遭受了比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還要嚴重的打擊。匈牙利、波蘭國民生產總值損失20%,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下跌了40%,俄羅斯的損失接近50%,烏克蘭達60%。“大蕭條”時期遭受打擊最嚴重的德國和美國損失為25%,但5年后都徹底恢復。而10年過去了,東歐依舊不能恢復到1989—1990年的水平。俄羅斯的徹底恢復則可能需要20年。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東歐國家在拍賣國有資產的過程中,無論讓外國買主擁有優先權,還是允許大打折扣地進行作價,都是在國家機器被大大削弱的狀態下進行的。

  目前看來,在東歐經濟體中出現重大積極轉變的希望是很渺茫的。因為在很大程度上,這些經濟體允許自己的國家政府被繼續削弱。這些經濟體的政治力量,即精英集團普遍存在著一種幻覺,就是為所謂的全球化大唱贊歌,以為在全球化力量的作用下,國家終將為市場所取代而失去意義。而其選民卻沒有多少影響力。在大選結束后和下次大選到來之前,選民們總的來講是閑而無事的,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不過頂個名而已。精英集團并不南要對選民負責,他們對掠奪的興趣勝過對生產的興趣。

 ?。ǘ┕之惖氖袌鲑Y本主義形式。東歐國家向市場資本主義過渡的改革從主要方面講已經失敗。因為它們在實行私有化的進程中允許國投資者接收自己國家的絕大多數固定資產,如工廠和銀行。其理論基礎在于:要建立市場資本主義制度,必須先搞私有化,而人民沒有財力接管公有財產,也沒有搞市場經濟的經驗,因此只有允許外國投資者接收本國的絕大多數資產。它們大刀闊斧地廢除了社會主義實行了幾十年的做法,一夜之間引入了資本主義,放棄了民族資本。截至2003年,波蘭、匈牙利等國家的工業部門和銀行、保險等金融部門資產的70—80%被外國人所擁有。在任何一個正常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內,都不可能找到外資主宰程度如此之高的所有權結構。大多數經濟體是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開始形成自己的資本主義的。這些民族國家毫不松懈地控制著自己的固定資產。即使西歐經濟體在近年來實行了開放的政策,允許資本更加自由的流入流出,外資在其所有權結構中的比重并沒有因之而改變許多,仍然只是占有其工業資產或銀行資產的一小部分而已。就平均水平而言,外資在西歐經濟體工業中的所有權比重不超過15%,在銀行業中的所有權比重不超過13%。而在西歐最大的經濟體德國,這兩個數分別為10%和6%。

  由外國所有權占主導地位的體制不僅在西歐國家中看不到,而且在西歐地區也沒有一個國家曾允許私有化成為由外國人大規模接收本國經濟的手段。即使像在奧地利這樣的曾經實行過大規模私有化計劃的西歐經濟體內,也不曾考慮過將重要的工廠或銀行向外國人拍賣的問題。曾打著極端自由主義的旗號實行私有化的英國,也從來沒有允許過將任何有重要意義的國有資產出售給外國人。德國在拍賣前民主德國的資產時,也是通過國內投資者提供政府補貼這一“不公正”的手段排除了外國人之后進行的。因此,前民主德國的固定資產的所有權幾乎清一色地轉讓給了前聯邦德國的投資者。處于中等發達程度的土耳其,國有資產的銷售對象,按照規定,大部分也是國內投資者,特別是指定出售給在該國經濟中處于主導地位的以家族為基礎的強大混合公司。

  在北美和東亞也看不到自己國家的工業和銀行被外國資本控制的不正常情況。環顧整個世界,只有在拉丁美洲國家才能看到在東歐國家表現出來的相似的所有權結構。因此,東歐國家的私有化改革,并沒有如設計的那樣使它們走上“歐洲化”的道路,卻意外地走上了一條“拉美化”的道路,一條“附庸資本主義”的道路。所以,東歐國家經過90年代的經濟轉型,雖然告別了計劃體制的社會主義,卻陷入另外一種怪異的或者說“不完善”的資本主義。它貌似西方的市場資本主義,但并沒有自己的民族資本,沒有產生活躍的國內資本家階級,沒有擴大經濟的自由度,市場的作用也沒有很好地發揮,資本的所有權不過是從原來的黨內精英手里轉到了現在的外國投資者手里。這種資本主義可能會比東歐地區原來實行過的社會主義還要低劣。如果說后者缺乏效率,那么前者既無效率,又無公平。它只會更有利于外國所有者有效地榨取工資,導致財富的分配對勞動者更加不利,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的轉移發生在某一國民經濟的內部。而在不完善的資本主義框架下,資本屬于外國,勞動者是本地的,從本地勞動者身上榨取到的財富要轉移到國外。

  東歐國家這種不完善的資本主義,不可能成為一種穩定的制度,其結局很可能如同社會主義一樣毀滅于民族主義。即使不完善的資本主義可能會比社會主義效率更高一些,也未必足以使這一制度得以維持。因為從社會方面評價一個經濟制度,并不太注重生產出來的財富有多少,而是要看財富是怎樣分配的。只要有不公平的分配問題存在,即存在著剝削,社會就會要求糾正這種局面。然而,在不完善的資本主義框架下,糾正分配不公正比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情況更加困難。因為資本的控制權已經轉到國外,如何使用資本的決定權屬于外國公司。這些外國公司在國際上的地位要比它們在本地所設的公司更強大。外國人因為有更多的投資選擇,并享有更廣泛的資金轉移渠道,因而能夠比較快地將自己的資本資產在世界上轉來轉去,抵御本地的工資壓力,破壞勞工組織。一旦發生沖突,外國資本所有者還可以仰仗他們可能更加強有力的國家以及他們的“超國家”外延如歐盟來保護自己的利益,使沖突變成國際化問題。分配問題越難糾正,激起的社會反抗就越大,看上去潛在的政治動蕩就越可能采取更為極端的形式。在不完善的資本主義下,如果與外國資本的對峙有一天終于出現,政治沖突的劇烈程度可能很快便超過伴隨社會主義制度跨臺的那種,造成真正大規模的經濟停頓。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隨著國有資產繼續向外國所有者的手中轉移,當地的精英集團,包括政黨,已經變得越來越依附于對它們指手劃腳的外國勢力了。在爭取選票時,那些主張保留民族所有權的政黨,一般會敗給那些支持向外國人出售國有資產的政黨。即使在完成了出售國有資產的行動之后,后一類政黨還是會繼續維持其統治地位,其手段便是支持采取讓外國人能從所購資產中取得更大利潤的政策。在大多數情況下增大利潤是通過壓低工人工資實現的。這種狀況持續下去,不可能沒有風險。因為東歐人民可能會意識到他們想通過摒棄社會主義制度來重新獲得自由的希望已經落空。倘若這種覺醒變成了炸藥,那么,整個歐洲都有可能不得安寧。

 ?。ㄈ┧接谢斐傻膿p失。自1989年之后,東歐國家無一例外地實行了主要使外國人受益的私有化綱領。它們不是根據市場的指示,而是以不可思議的打折低價將國有資產出讓給外國人,導致社會主義制度下積累起來的資產被葬送殆盡。

  不做定量分析,往往不易覺察官員們究竟有多么敗家。以波蘭為例,1990—1999年向外國人出售了半數的工業部門和銀行業,政府所得約為90—115億美元。由此可假定,到2004年私有化結束時,全部收益可達180—230億美元。這個數字還可向上調,因為外國人除從國家手中收購國有資產將錢交入國庫外,通過股票市場兼并國有資產時也掏過錢,還掏錢參與過企業的債權轉股權。但如果對數字做上調,就一定還要減去國家以犧牲預算收入為代價而實行的各種減稅、關稅豁免等。

  假定波蘭到大規模拍賣國有資產的最后一年即2004年所取得的全部收入為180—230億美元,因這些國有資產乃是國民生產總值中未被消費的部分或者說來自積累的部分,較妥當的辦法是將這些收入與每年的積累數進行比較。波蘭過去的積累率約為國民生產總值的20%,1989年波蘭的國民生產總值為1600億美元,財政收入就應為320億美元。一國的固定資本是該國多年的積累構成。如果一個經濟發展水平與波蘭相仿的國家要建立波蘭那樣規模的固定資產需花費其10年的積累,而這個國家在出賣固定資產時所取得的收入只相當其1年的積累,就意味著固定資產只賣到了真正價值的1/10。

  還可以采用資本——產出系數進行估價。即以年為單位,每生產1個單位的國民生產總值需投入多少單位的資本。在波蘭系數接近3,即每生產1個單位的國民生產總值就需要有3個單位的資本。1983—1989年,波蘭的經濟年均增長率為4%,1990—1992年波蘭陷入衰退。要確定波蘭4%的經濟增長速度能夠保持的產值,就應當從1993年開始算起。按照這個增長速度,2004年國民生產總值應達到1900億美元左右。

  波蘭的固定資產最初價值2400億美元,因資產損失而減少的投資能力相當于2160億美元。這2160美元若都用作投資,根據系數3計算,國民生產總值將增加720億美元。因此,只有在國民生產總值的實際水平到2004年是2620億美元的情況下,1989年之后的改革才能稱為成功。然而,由于波蘭以令人難以置信的低價將國有資產出售給外國人并因此損失約2160億美元,改革具有經濟意義,其在效益上的潛在收獲就必須大到足以保證不僅到2004年實際國民生產總值達到2620億美元,且還要能夠補償由于轉讓利潤取得權和租金所蒙受的相當于國民生產總值10%的損失,即要再增加260億美元,總數為2880億美元。這才是評定其收益的參考基數。2002年,波蘭實際國民生產總值是1800億美元。在未來兩年要使國民生產總值增加1080億美元,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波蘭的工廠和銀行資產被以實際市場價值1/10的價格賣給外國人,其他東歐國家比波蘭好不了多少。因此,東歐國家在向資本主義邁進時損失了原有資產的90%,這流失的90%的財產都已化作西歐買主的利潤。這樣的結局剛好與全球化的前提條件,即資本匱乏的國家會通過全球化重新調整資本布局的機制而變得更加繁榮富強的說法背道而馳。更有甚者,國家不僅在叫賣國有資產時蒙受損失,而且還濫用拍賣國有資產的收入。拍賣所得的10%也沒有用于增加固定資產,絕大部分用在消費方面,成為官員中飽私囊的源泉。而本地勞動力與到國外謀生的移民勞動力沒有什么兩樣,因為本國的工廠和銀行都變成了外國財產;但到較富有的國家打工報酬較高,而在國內卻不得不接受低得多的工資。

  私有化使國家蒙受的直接損失,不過是一種“首付訂金”,是一次性的;而國有固定資本的收益——利潤和租金,因資產出賣源源不斷地外流,則是長期的。在東歐,國民財富的外流規模可能已經高達這一地區國民生產總值的10%。東歐各國從資產中獲取利潤的權利已經被剝奪,利潤流入了資產的外國所有者的腰包。這些國家剩下的基本上只有勞動力的勞動所得——工資,如果要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固定資產,其資本積累只能主要從工資里摳。在這樣的條件下,東歐國家要想擺脫勞動力要素來源于本地而資本要素則來源于國外的境況,其可能性恐怕十分渺茫。實際上,東歐地區極有可能被牢牢地鎖在這樣一種結構之中無法自拔,它們的經濟毫無再次恢復正常的希望。

  有人認為,對東歐國家低價出售國有資產所蒙受的損失以及與此相關的利潤、租金外流給東歐造成的損失進行估算,沒有意義,最具說服力的要看這些國有資產轉化為外國人所有后效益是否提高,有人甚至認為,這是唯一作數的東西。這種觀點,乍一看,很有道理,但是,要能站得住腳,不僅效益要有提高,而且效益的提高足以補償所蒙受的損失。

  根據相關統計數據,1989年后,東歐的效益確實有了提高,但這是急劇減少就業機會的結果。在不實行私有化、不低價出售國有資產的條件下,大量裁減冗員同樣可以提高效益。人們對私有化和外國年有權真正的期待是新的就業機會的增加和技術斷更新。要增加新的就業機會,就必須增加投資。然而至少是到前不久為止沒有絲毫跡象表明投資在加速,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外國投資者進入的領域和部門已經在加大力度進行技術更新。相反,幾乎所有的指標都表明,自1989年以來,用于技術更新、科研的經費在下降,高附加值就業崗位在減少,新推出技術的數量也在下降。從這些方面考察,東歐的效益不但沒有提高,反而還在下降。

  私有化沒有帶來預期的效益提高。這一點,通過對東歐國家生產增長潛力與實際生產增長情況作一比較和計算,會看得更加清楚。

  以波蘭為例,如果讓1989年之前的勢頭繼續發展下去,到2004年波蘭的國民生產總值應當達到1900億美元。2002年,波蘭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為1800億美元,如果保持其年均2%的增長速度,到2004年其國民生產總值也是1900億美元,正好與不搞私有化持平。如果考慮到私有化過程中國有資產蒙受的巨大損失和從這些資產中獲取利潤與租金的權利的被剝奪,波蘭重建資本主義的舉動并不如改革家們所說的一切都是成功的,而是一個失敗。波蘭自1989年以來其經濟增長速度在東歐國家中一直是最高的,按同樣的方法,對東歐其他國家進行比較和計算,局面只會更加黯淡。

  東歐生產效率的下降,進一步拉大了東西歐之間的差距。1989年,東歐國家的人均收入相當于西歐國家的30%,2001年時則不超過西歐的25%。在資本由外國人主宰的情況下,東歐國家要實現經濟適度增長并縮小與西歐的差距,希望十分渺茫。

  經濟與政治是相互作用的,二者互為對立面發生影響。由于私有化,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東歐國家的大部分資產都已經轉交給外國人,當地的經濟體系也因此被托付給了外國人,同樣,它們的政治制度也不能不如此。誠然,從理論上講,一個國家的經濟在已經處于外因的操縱之下時。其政治還是有可能不受外國左右的。這種情況之所以可能存在,是因為在理想的條件下,即功能完善的民主制度下,唯一具有決定作用的只是選票,選票投向哪里應當與所有制的狀況無關。但是在東歐充滿弊端的民主制度下,國家不可能將經濟與政治分割開來。在那里,腐敗泛濫,選票可以出賣,或者不作數,政府官員們也可以待價而沽?,F在,東歐國家是兩手空空,既無資本也無選票,既不能左右自己的經濟命運,也不能自行決定自己的政治命運。它們實際上走上了另一種意義的“通往奴役之路”。

 ?。ㄋ模靶菘睡煼ā睅淼钠茐?。東歐國家在社會主義的最后幾年經濟增長速度相當可觀,然而1989年之后,突然毫無例外地陷入了具有毀滅意義的經濟衰退之中。波蘭和匈牙利一下被奪走1/4的國民生產總值;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的損失占國民生產總值1/3還多;前東德國民生產總值的下降情況也在同一范圍內。前蘇聯的損失更大,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經濟規模急劇萎縮,幾乎減少一半;烏克蘭和立陶宛的生產水平下降了3/5。

  任何現代經濟社會都不曾經歷過這樣嚴重的生產萎縮。但東歐的改革家們卻認為,這次所消除的生產是沒有社會需要的生產,這種生產是勞動和資金資源的浪費,采用“休克療法”砍掉政府補貼,是做了一件“偉大的好事”。這種“健康的經濟衰退”理論如果能夠站住腳步,那么在鏟除了全部的低效問題之后,不僅波蘭而且整個東歐所有國家的經濟都應很快發展起來。但持續的生產下降證實,這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經濟衰退,是一次真正的災難。這種災難是可以避免的,它完全是失敗的政策所導致的結果。這個失敗的政策就是“休克療法”。

  在東歐國家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鼓吹“休克療法”者人數不少。在他們的籌劃下,一方面急劇地緊縮信貸的供給,在波蘭信貸的實際供給量減少了30%,在捷克減少了35%還多,另一方面劇烈地削減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補貼,兩者夾擊,使生產商流動資金短缺問題雪上加霜,更為惡化。許多工廠和農莊不但得不到銀行為擴大生產規模進行的融資,甚至找不到足夠的資金進行日常經營活動。

  “休克療法”不僅造成了流動資金短缺的危機,而且使國內市場洞開。政府打著反通貨膨脹的大旗,以為引進價格比較低廉的外國商品就可以將物價壓下去,并能淘汰效率低下的生產商。波蘭直到1990年之前始終處于很高的關稅保護之下,然而在1990—1991年間,關稅突然降到6—7%。生產商既要面對急劇緊縮的國內需求,又被迫將自己的市場讓出一部分與緊逼的外國競爭對手分享。國家強制推行的流動資金短缺危機、市場的丟失,兩面夾擊使本國企業不得不減少生產,整個經濟陷入衰退之中。其他東歐國家的情況也是如此。

  能夠帶來這樣大的災難,國家的政策必定極富戲劇性。1992年波蘭經濟進入恢復階段后,許多最初采取的政策措施依舊沒有改變,對極高的信貸成本沒有下調,利率是歐盟的三倍。降低進口壁壘的政策也仍然保留著。1992年,關稅曾部分地恢復到原來水平,但很快就與歐盟簽訂了協議。協議規定,波蘭必須在5年內將已經大大降低了的關稅進一步降低到歐盟國家的水平。在這種條件下,即使是在經濟復蘇時期,波蘭大部分經濟部門都處于衰退之中而無力擺脫困境。鋼鐵生產部門的經營原來還說得過去,但隨著關稅減讓措施的連續出臺,截至2002年,波蘭約一半鋼材來自外國市場。更糟的是,已經被顧客拖欠貨款而搞得岌岌可危的波蘭國內鋼鐵生產商,此時的財務地位也受到了威脅。

  連續的流動資金短缺危機和極度開放的進口措施,也給波蘭農業帶來明顯的負面影響。農民自改革之始就一直面臨信貸緊縮。最初利息率提高時,許多農民便陷入債務的泥淖,后來又蒙受了農村信用合作社走向衰落的打擊。貿易壁壘的降低使進口食品如洪水般涌入。一度在農業生產中占有相當大比重的家禽業,也早在國內市場開放之初就被掃地出門。

  由于長期的信貸限制,加之在進口產品問題上一直得不到足夠的保護,東歐各國的投資者從來就沒有達到可以問鼎國有資產的境地。出于同樣的原因,他們也從來不曾與那些在國外擁有雄厚的資金勢力的潛在的外國投資者進行過收購國有資產的較量。同樣,貿易的開放政策使那些外國投資者受益,但卻極大地傷害了本國投資者。

  鑒于國內投資者處于不利的地位,要有效地阻止外國接管東歐地區經濟,唯一的辦法就是正式地將外國人從私有化行動中排除出去,或者在一段合理的時期內干脆放棄處置國有資產的念頭。但東歐國家并沒有采取這樣一些可以有助于本國投資者的限定性政策,而是相反地在很多情況下采取歧視本國投資者、扶持外國投資者的做法。譬如,不允許拆包零售,只有那些所謂的戰略投資者,即能夠出錢購買至少一個企業50%資產的投資人才可以進入交易市場。還譬如,外國投資者能夠享受最高至10年的免稅期、關稅豁免待遇等。這些至多可以稱為“反產業政策。”

  “休克療法”的鼓吹者宣稱,采取這些政策是為了吸引外資。但是,世界上成功利用外資的國家的經驗證明:要使外資對本國經濟產生積極影響,這些外資就必須服從于國家的篩選,或者說服從于國家的“產業政策”。利用外資的總體目的就是要使本國經濟現代化,這也就是為什么任何收購現存企業的做法都不受歡迎的原因之一。在這種的情況下,外國資本要想在該國建立自己的所有權,無論是控制工廠,還是掌握銀行或商店,都必須從零做起,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能例外,由于同一原因,外國人能夠獲準在某些專項的技術密集型部門進行投資,增加新的生產能力。而東歐國家在出賣國有資產時很少向外國收購方提出必須采用某些具體的現代技術或生產某些現代化產品的要求。

  東歐國家奉行的一套“反產業政策”,并非是國家偶爾采取的缺乏準備的行動。恰恰相反,可以肯定地講,這些行動都是經過精心策劃的,進行過認真的協調。它們的目的就是要為外國投資者提供極大的便利,幫助他們以低價收購本國企業,并占領本國企業的市場。這就是外國人能夠沾到不可思議的低價便宜而本地人卻沾不到的原因。

  政府幾乎分文不取地將國有資產送給外國人,卻沒有激起大規??棺h,很大程度是因為建設“不完善資本主義”的領導力量——知識階層和它操縱的媒體為出賣有資產所進行的鼓噪,扭曲了人們的認識。他們混淆視聽,讓民眾相信社會主義遺留下來的工廠、銀行都是毫無價值的破爛兒,這都是本地人民、特別是經理人員無能的結果,必須當機立斷,以“休克療法”的方式,盡快出售給來自外國懂經濟、熟悉市場的用戶。他們妖言惑眾,讓民眾相信新興的、沒有本地所有者階級的不完善的資本主義制度要比任何其他制度都優越。如果有人膽敢對不付任何補償的剝奪行為提出質疑,他們就會使出渾身解數,甚至用最惡毒的語言對之進行攻擊。如果有人指出國有資產還有一定的價值,他們就指責他是警察制度的辯護士。如果有人指出把本國公民排除在國有資產的拍賣之外是不可接受的,他們就指責他是無端懼怕任何外國存在而不可理喻的人,或是給他貼上沙文主義的標簽。在知識階層及其操縱的媒體的欺騙和打壓下,幾乎很少有人會想到破爛兒會有一定的價值,一些有不同見解的人也只能緘口不語。

 ?。ㄋ模┧接谢c腐敗泛濫。不利于國內投資者的私有化進程為什么一直得不到糾正?這不是因為國家官員沒有意識到私有化自身是有弊端的,也不是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自己所犯的錯誤,更不是已經意識到了而出于政治考慮不愿承認這些錯誤。真正的原因在于居統治地位的精英集團之間就各自利益所作的分割。東歐國家正在建設的不完善的資本主義,是在腐敗泛濫的條件下出現的。由于國家的行為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法律追究,所以,國家就有可能辜負公眾的信賴,干出包括大大壓低價格拍賣國有資產的事情。

  社會主義制度在東歐和前蘇聯的退位,為那些企圖讓自己在法律和習俗的限度之外盡快致富的人得到了一次真正的歷史機會。隨著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開始,國家官員們發現自己處在了一個參與分配國有資產的地位上。這些國有資產不只是一年的積累所得,而是此前幾十年的積累。面對如此巨大的誘惑,由于對這些國有資產不具有法律上的名分,官員們想的只是盡快把資產處置掉,哪怕以僅相當于實際價值一個零頭的低價處置,以便從中為個人撈取好處。所以,在改革之初,東歐國家普遍作出決定,要將其注意力由當代國家的傳統目標促進經濟增長,轉為聚精會神地主要進行經濟轉型。經濟轉型本應被理解為一個復雜的改革過程,但在東歐和前蘇聯卻立刻被庸俗地簡化為只是搞國有資產私有化,而將其制度中其他需要進行變革的地方拋諸腦后,甚至可以不惜傷害經濟增長追求私有化。因為促進經濟增長并不會像私有化改革那樣為他們帶來那么多的謀取腐敗收益的機遇。

  腐敗還決定了采用什么樣的手段來進行私有化,其中包括這樣一些至關重要的決定,比如假國家之手將有可能參與競購被處置的國有資產的大多數對手排除在圈外。腐敗官員這樣做的目的不僅是要保證國家之外的任何人不得有獲取國有資產的權利,而且還要保證在國家范圍內擁有這種權利的人數盡可能的少。議會本該制定一些認真嚴謹的規定,以便私有化機構及其官員有所遵循。然而,經濟學家們并沒有就制定這樣一些規定的重要意義作過廣泛討論。政府負責私有化改革的人要求資產轉讓工作不受議會監督以免使問題復雜化。因此,波蘭等國的議會雖然設立了專門處理私有化的機構,但這一機構根本無從了解國情與潛在的收購者之間達成的任何具體交易。這一切都以商業秘密為借口避開議會的監督。工人和經理們也被新建立的國家通過修改立法剝奪了處置其所在企業資的權利。

  國家官員們的私人利益,也對選擇以有償出售而不是無償分配私有化證券的方式,作為處置國有資產的主要手段,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只要稍加計算就可以看出,免費把國有資產送給國民,一般不會給官員們帶來像出售資產那樣大的好處。因為按照免費分配的方式,私有化證券須分文不取地平均分配給國民,之后將由國民自行決定如何將私有化證券轉化為股票,國家官員對之并無進行控制的手段。而采取出售的辦法,國家官員對之并無進行控制的手段。而采取出售的辦法,國家官員可以將國有資產出售給精心挑選的客戶,或盡力對國有資產的出售價格施加影響,以從中獲得好處。

  東歐國家在改革規劃中表現出的激進做法,背后的主要動力都可以歸結為對私有化的追求,對腐敗機會最大化的追求。在一種穩定的體制下,官員的地位較牢靠,可以從容行事,精謀深算;但在不穩定的體制下,職位輪換的速度比較快,官員們就會急功近利,快速行動。另一個同樣重要的事實是,在所有共產黨退位的地方,政治形勢都極不穩定。以波蘭為例,迄今為止,每舉行一輪投票,反對黨就會對執政黨給予幾乎徹底的否定,而投票人對任何一個黨都不大信任。

  官員們之所以要快速地將國有資產賣掉,完全是因為他們所能支配的時間很短,沒有人能肯定自己的職位會不會馬上就被撤掉,他們都希望在相對很短的時間內處置更多的資產,撈取更多的個人好處??梢哉f,腐敗是帶動東歐私有化前進的火車頭?!?/p>

 ?。ㄔd《文獻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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