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胡適 誰更有成就？
 
■吳中杰（作者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2006年11月24日  

“.....但我以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深受過去士人傳統的影響，廊廟意識太重，這嚴重地影響了文化思想的發展，也影響了社會的發展，所以魯迅所堅持的獨立精神和民間立場，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

 
    此次魯胡比較研究之興起，是對20世紀中期魯胡評論的反撥。那個時候，為了某種政治需要，曾經對胡適思想進行全面的批判，簡直說得一無是處；同樣也是為了某種政治需要，又把魯迅加以絕對化，簡直說得沒有缺點。其實他們二人的臉上都被涂上了油彩，只是顏色不同而已。

    自上世紀末期以來，魯迅胡適之比較研究成為文化界的熱門話題，出版的專著就有好幾種，單篇文章則更多了。其中不乏真知灼見，持平之論，但也有些先存揚胡貶魯的成見而強以說事者，令人難以茍同。

    此次魯胡比較研究之興起，是對20世紀中期魯胡評論的反撥。那個時候，為了某種政治需要，曾經對胡適思想進行全面的批判，簡直說得一無是處；同樣也是為了某種政治需要，又把魯迅加以絕對化，簡直說得沒有缺點。其實他們二人的臉上都被涂上了油彩，只是顏色不同而已。然而文化評論畢竟是學術范圍的事，學術研究則需要有科學精神，以事實為根據，不能感情用事。任何受情緒影響的結論，都難以持平，公允。

    人們對魯迅和胡適做比較研究，大抵從這兩個方面入手：一是比較他們在學術文藝上的貢獻，二是比較他們的為人處世之道。我們也就從這兩方面來進行分析。

    對于胡適在學術文藝上的成績，學者們的評價很不一致。近今大陸的某些學者，對胡適的學術成就大加推崇，認為他在魯迅之上，而臺灣的新儒家，則直斥其淺薄，別的國學家也一直在對他進行暗批。但從對文化事業的貢獻上看，胡適的功績是不可抹殺的，魯胡二人也是各有千秋。一般說來，胡適開風氣的作用更大，而魯迅則更深刻。

    胡適靠一篇《文學改良芻議》而“暴得大名”，看來似屬偶然，其實卻有其必然性，因為他扣準了時代的脈搏，發出了人們期待的聲音。這只要看看梁實秋后來的回憶，就可以知道這篇文章是如何打動了當時青年的心：“胡適先生的《文學改良芻議》對我而言，確是振聾發聵，把許多人心目中積存已久的疑慮一下子點破了，我頓時像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梁實秋論文學·序》）胡適后來的許多論著，也每能起到這種啟迪的作用。比如，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撇開了傳說中的伏羲、神農傳統，而直接從有文獻可考的老子、孔子說起。這種做法開始曾引起學生的不滿，但他的懷疑精神和評判態度，卻引發了學子的思考，促使疑古學派的興起。他的《紅樓夢考證》，催生了新紅學，他的《易卜生主義》，則推動了個性解放思潮。胡適這些論著的價值，還不僅在于學科建設本身，同時還引進了一種新的思想方法和治學方法，具有更加廣泛的意義。在文學創作方面，他不但是新詩的開拓者，而且在戲劇和小說上也都有新的嘗試，前者如《終身大事》，后者如《一個問題》和《差不多先生傳》。所以，胡適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決不是“浪得虛名”，而是有其不可替代的杰出貢獻。

    但是，新儒家的批評也不是沒有道理。胡適的創作和論著，的確較淺。《嘗試集》對白話詩有開拓之功，但本身水平并不高，而且舊意境舊格式仍保存較多，雖然逐步有所揚棄，但正如他自己所說，這些新詩可以看作是纏腳婦人放腳的鞋樣。《終身大事》在現代戲劇史上自有它的地位，但是，模仿易卜生的痕跡太重，缺乏獨創性和深刻性，難以在舞臺上久駐。《一個問題》和《差不多先生傳》寫得概念化，在文學史上也沒有產生多大影響。他的學術著作《中國哲學史大綱》和《白話文學史》，都只有上半部，沒有寫完，在當時雖然都有很大的影響，但因為寫得不深刻，早已為后起的同類著作所代替。他的許多作品，大抵只剩下歷史意義，而失卻欣賞價值。

    魯迅參加新文化運動比胡適略遲一些。這并非因為他缺乏新的文化思想，而是因為他起步太早，經歷了許多挫折，對文學革命失卻了熱情。還在十年以前，魯迅決定棄醫從文的時候，他就提倡過個性主義了，但卻并不為群眾所理解，既無贊成，也無反對，使人如置身于荒原中，感到無可措手的悲哀；后來又經歷了許多政治上的變故，就失望、頹唐得很了。但是，當他被老同學錢玄同重新鼓動起戰斗的熱情時，他便一發而不可收。正因為他有著更多的斗爭經歷，對中國社會有著更深的觀察，又對中國歷史作過深入的研究，所以他的作品也就更具深度。無論是文藝創作或者是學術研究，凡他所涉及的領域，都到達一個新的高度。小說、雜文、散文詩、回憶散文，都是顯示“文學革命”實績，代表中國現代文學最高水平的作品；他的白話詩雖然比胡適寫得更具新氣象，但也并不成功，而舊體詩卻寫得極好；他有許多學術研究計劃沒有完成，如《中國文學史》和《中國字體變遷史》，但已出版的《中國小說史略》卻是一座高峰，雖然后來在資料上的發現遠遠超過該書，但在史識和論斷上，它至今仍為人所稱道；而且，魯迅在雜文中所提出的識見，也開啟了文學史和思想史研究的門徑，如關于魏晉風度和文章的論述，關于幫忙文學和幫閑文學的提出，都極有意義；還有在文獻的輯佚和校勘方面，也做出上乘的工作。魯迅的作品不但有歷史價值，而且仍有現實意義。

    在為人處世上，魯迅與胡適確有不同。一般說來，胡適比較隨和、寬容，而魯迅則較為頂真、急切。這兩種性格各有優缺點。

    胡適在魯迅多次對他進行批判和諷刺之后，仍能為他說持平的話，甚為難得。如魯迅生前曾受到陳西瀅的污蔑，說他的《中國小說史略》是“整大本的剽竊”日本鹽谷溫的著作，死后又有蘇雪林準備大肆撻伐，罵出一些不堪入耳的話，都為胡適所不贊成。胡適在復蘇雪林信中說：“凡論一人，總需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如此立論然后能使敵黨俯首心服。”這話雖有教授斗爭策略的意味，但持平之說是不錯的。
不過，胡適的性格也有其弱點，就是缺乏斗爭的堅決性。在蔣介石當政的初期，胡適曾在《新月》月刊上發起人權問題討論，受到蔣政權的打壓，胡適采取的對策是疏通，而不是反抗。他通過蔣的文膽陳布雷，向蔣說項，于是不但《新月》能夠繼續出版，而且他從此成為蔣政權的座上客。1960年在臺灣發生的“雷震案件”，大陸的許多學人盛贊胡適對于雷震的道義支持，但臺灣的學人卻對他的軟弱性深表不滿。據黃嘉樹在《1945-1988國民黨在臺灣》一書中記載：雷震案審理過程中，美國輿論持一邊倒的“罵蔣援雷”態度。許多報刊都大量載文指責國民黨踐踏言論自由，實行警察統治，更對雷案義憤填膺，左舜生、李璜等都在罵蔣介石，CC系老將潘公展也投書反對。這時人們很希望胡適能及時從美國趕回向國民黨抗議，甚至辭去“中央研究院院長”職務力爭，認為這將是新黨運動惟一的曙光。但胡適卻不敢出頭，他從未想過與蔣介石徹底鬧翻。“胡適這位‘文化名人’卻同時又是一個政治庸人。”他只從美國給陳誠發去兩封電報，給管教育的國民黨要員陳雪屏寫了一封信，請陳誠和陳雪屏出面說情，要求把雷震的軍法審判改為司法審判，同時還對記者發表談話，這樣“隔靴搔癢”式的抵制，對臺灣當局當然不會有任何影響的。

    而魯迅對暴政的態度則截然不同。1930年，他因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而遭受通緝，有人勸他發表聲明，退出該組織，他對這個組織的活動方法其實并不贊成，但是到這時候，他就堅決頂著，說：“我用硬功夫對付，決不聲明……”。他在國民黨上層也有熟悉的人，但決不去疏通。國民黨有些權力者也想拉攏魯迅，他卻不假以辭色。后來壓迫不斷加重，魯迅也愈戰愈勇，他敢于“怒向刀叢覓小詩”，他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直到逝世前不久，他也不愿因解除通緝令而與當權者妥協，說是“我的余命已經不長，所以至少通緝令這東西是不妨仍舊讓他去的。”他還在《死》這篇文章里說：“只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魯迅的不肯寬恕態度和胡適的寬容精神，孰是孰非，也是魯胡比較論的核心議題之一。看近今許多學人的文章，大抵是贊揚胡適的寬容精神為多，而對魯迅的不肯寬恕態度則頗有非議。其實，在風云變幻的大時代里，知識分子各有自己的立場，寬容與否，都有一個限度，不可能是無邊的。胡適對魯迅有寬容的一面，不像蘇雪林之流，以咒罵為能事，而是肯定他前期的成績，但是對于他后期的文章，卻仍持批判態度，并不寬容，蓋因道不同之故也。而且，講寬容除了事情本身的是非之外，還有講者所處的地位也是一種必要條件。胡適在文化界占有很多資源，有相當高的社會地位，他有條件講寬容，而魯迅長期處于受壓的地位，他如果缺乏斗爭精神，不據理力爭，就沒有他生存的余地了。凡事錙銖必較當然不好，但若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味講寬容，則對被壓迫者是不利的。魯迅晚年在《女吊》里歌頌了一個復仇的女鬼，并且說明了他不能講寬恕的原因：“被壓迫者即使沒有報復的毒心，也決無被報復的恐懼，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兇手或其幫閑們，這才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這些人面東西的秘密。”這句話，也許為道德家們所不樂聞，但如能換一個角度思考一下，看看由“犯而勿校”、“勿念舊惡”之類格言所衍化出來的“不要追究歷史責任”的做法，對我們民族的危害何其巨大，那么，就能作出另一種評價了。

    時下常有贊揚胡適人生道路的文章，但有一點卻往往避而不談，即胡適與權力者的關系問題。胡適雖然是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但是他始終沒有擺脫中國傳統文人的廊廟意識。所以當蔣介石在策略上作出調整，對胡適及有關人士由打壓改為安撫之后，胡適馬上作出響應，到南京去接受“垂詢”，從此在這個泥潭里愈陷愈深。當然，胡適畢竟受過西方人文教育，與中國傳統文人有所不同，他聲稱不愿加入政府做官，而要做一個“諍友”。他這一生除了抗日戰爭這一特殊時期出任過駐美大使外，的確并沒有做過其他官，——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這些職務，在他們這一輩人心目中，是學術職務，還不算學官。但是，他一直與上層保持密切的聯系，甚至陷入蔣介石的競選總統把戲中，后來發現老蔣并無誠意，這才退出。到臺灣以后，又與“副總統”陳誠打得火熱，一起“避壽”，而且還津津樂道。于是，“諍友”變成了“國士”，又回到傳統文人的套路中去。蔣介石也的確是以“國士”待他，而且還奉為首席“國士”，胡適對他的這種地位，也是很看重的，而實際上卻為它所累。胡適的這種缺點早為人所詬病。李宗仁說他太愛惜自己的羽毛（《李宗仁回憶錄》）；連一向尊崇胡適的李敖，也批評道：“胡適的拔尖心與首席心太重。”（《李敖大全集》第5卷《大學后期日記甲集》）從現代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出發來衡量，胡適所走的這條路，恐怕并不值得贊揚。

    最近，還看到一篇從知識分子群體的角度來比較魯胡優劣的文章，其中在夏衍晚年寫《懶尋舊夢錄》時，還不肯放過命運那樣悲慘的馮雪峰，說了那么多貶斥馮雪峰的話，把喬冠華對處于絕境的老朋友胡風的求助，采取那么冷酷的態度，也都算到魯迅的賬上，真令人有莫名其妙之感。大凡略涉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文化史的人都知道，馮雪峰和胡風是魯迅晚年很信任之人，喬冠華與魯迅的關系，用上海話來說，叫做“混身勿搭界”，而夏衍則是魯迅一再批評的人，他的揪住馮雪峰不放，恐怕也是項莊舞劍，未必專對馮雪峰本身。現在硬要把夏衍和喬冠華身上的毛病都算在魯迅的賬上，除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之外，似乎也別無恰當的解釋。但如此一來，則離作者所贊揚的寬容之道更加遠矣。

    其實，魯迅晚年與周揚、夏衍等人的矛盾，并不是個人意氣之爭，也并不完全在于兩個口號的不同，而是兩種文化思想的沖突，是魯迅為了保持自己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進行的抗爭。正如魯迅自己所說：“倘只我們彼此個人間事，無關大局，則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

    上述這篇文章還提出一個有趣的假設：“就魯迅和胡適兩個人來說，我要先問一下，假如他們還是兩個生活在我們中間的人的話，我們更愿意和哪一個人成為朋友？哪一個人更容易成為我們的朋友？你更愿意和哪一個人共事？我想多數人是會選擇胡適的。我們可以說，道不同不相與謀。”這段話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多年以前，我在旅途上與一位中年女工閑聊。這位女工的兒子已經到了娶親之年，她很自然地就把話題扯到了擇媳的問題上。我問她喜歡什么樣的媳婦？她說，她喜歡薛寶釵那樣的，懂事，能體貼人，好相處；不喜歡林黛玉那樣的，小心眼，動不動發脾氣，“迪種媳婦，娶進門來吃伊勿消格”。這位女工對紅樓人物的評論，與紅學家的評論大相徑庭。我初聽之下，頗感吃驚，但仔細一想，覺得倒也并不奇怪：這是由于評論標準不同之故。紅學家是從人文思想的高度來作評論，所以揚林貶薛；而這位女工是從世俗的觀點出發來擇媳，所以選薛而棄林，各有各的道理。只是我們的人文學者卻要用世俗的眼光來揚胡貶魯，殊覺不可解也。

    其實，魯迅并不像一些宣傳畫和宣傳文字中所描繪的那樣，始終是一副橫眉冷對的面孔，他還有柔情的一面，他自己就說“無情未必真豪杰”，只是不為人所重視罷了。魯迅辦事認真，不肯敷衍，又有不妥協的性格，所以容易與人沖突，這很不合“和光同塵”的古訓，也常為世俗所不理解。但中國社會思想之停滯不前，卻也與“和光同塵”的人太多有關。為中國的發展計，似應跳出這種世俗觀念，多發揚一點人文精神才好。

    應該看到，魯迅在前進的道路上盡管有曲折，有錯誤，但他一直堅持知識分子的民間立場，堅持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這是他的可貴之處，也是最值得發揚的優點。有一位很有影響力的評論者在進行魯胡的比較研究之后，得出結論性的意見說：二十世紀是魯迅世紀，二十一世紀是胡適世紀。這無異是說，魯迅精神已經過時了。但我以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深受過去士人傳統的影響，廊廟意識太重，這嚴重地影響了文化思想的發展，也影響了社會的發展，所以魯迅所堅持的獨立精神和民間立場，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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