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振興中國必經之陣痛
江程浩

二00四年八月十七日

最近看到了幾則關于中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的文章，其中有一些還寫得很些科學分析的味道。尤其是暑名“楊曉升”的一篇題為《只有一個孩子》的長篇報告文學在輿論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篇報告文學聲淚具下地控訴了中國推行二十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這些文章都對中國的計劃生育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一是認為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到了可以停止的時候了；二是認為中國壓根兒就不應該搞計劃生育，計劃生育對于中國來說是個重大錯誤。其實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不得已的辦法，是為過去的那個瘋狂時代做善后工作。
中國人口在清乾隆年間就達到了四億，從那以后的一百多年內幾乎沒有增長。到人民共和國建立時，中國的人口數量還只有四億五千萬。1950年代開始中國人口開始大幅度增長，自建國初期的四億五千萬增長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六億五千萬只用了十年時間。那次增長雖然速度太快，但對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和性別比例還是有好處的，人口總量也在容許范圍之內。當然也有其嚴重的錯誤之處，比如錯誤地批判了著名學者馬寅初先生的人口控制理論，放任人口無限制增長，生拉硬扯地把馬老先生與一個世紀以前的歐洲人口學家馬爾薩斯搞在一起等等，對整個國家的人口發展產生了極嚴重的錯誤導向。馬老先生之所以提出《新人口論》的觀點，是他在中國進行了廣泛的調查后得出的結果。當時馬老先生的調查是有充分科學依據的。是十分正確的意見。可是在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人那兒，卻非常主觀地把這一科學觀點定成了謬論而大張撻伐。如果那時就按馬老先生的理論開始控制人口，中國的人口問題也許就好辦得多了。大的問題還出在那以后。
人民公社制度是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期開始實行的。人民公社以后是“三年自然災害”，人口不僅沒有增長，反而還有下降。到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中國的人口仍然保持在6.5億這個數量。但是從六十年代初期到七十年代末期的十五年時間內，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曾達到6%的創紀錄速度，人口總量也從6.5億奇跡般地增長到了10億，而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在那十多年時間內幾乎沒有增長，這都是因為人口超常規增長所致。如果按那個增長比例繼續下去，現在中國的人口也許已經接近20億了。20億的人口不僅對中國，對世界就將是災難性的。
人口增長這么快，但中國的國土情況卻并不樂觀。中國雖說有著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但其中有近一半的地方不適合人類生活或者說不適合大規模人口居住。有一個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中國的國土面積是印度國土面積整整三倍，但中國的耕地面積卻只有印度的80%，而且土地質量和氣候條件均不如印度。如果中國的人口仍以6%的速度持續增長下去，西方預言家“二十一世紀誰來養活中國”的預言將成為鐵的事實。因此，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不僅沒有錯，而且是非常及時和十分正確的。
人口問題自古代以來更多的是個自然問題，在現代其實是個科學的市場經濟調控問題。古代有自然法則進行調控，現代本來應該按科學和市場經濟約束的方法以及自我人生價值觀的約束方法來調控，也就是說一個家庭生育多少孩子應該按家庭收入狀況和撫養能力以及個人的生育觀念來決定，在節育技術高度發達的現代，這件事本來是很容易辦到的，但人民共和國老一代領導人在這中間摻入了過多非科學的人為因素，甚至于政治因素，這才導致了錯誤的產生。
在農村中這種錯誤集中表現在分配政策上。以湖南農村為例，資料反映：自人民公社制度推行以來，只要誰家生了孩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就無條件地分給這個孩子一分口糧，而這分口糧是按生產隊現有人口數平均每人250市斤這個標準分配的，不管各家庭人口的年齡和勞動量的多少，這叫“基本口糧”。分剩下的部分再來按各家庭當年的勞動工分進行“按勞分配”。由于當時農村糧食生產率非常低，大多數生產隊全年糧食產量除了上交公糧部分后，人均只有不到四百斤。能夠用于按勞分配部分的糧食非常有限。這樣以來，如果一個家庭人口多，其中小孩又多，分得的糧食就會相對比較多；而人口少，都是壯勞力的家庭就會沒飯吃。更有甚者，這種分配制度還規定，如果家庭全年勞動工分不足以買回這些口糧時，可以采取“超支”的方法將這些糧食拿回家。由于有了這種奇怪的政策，有些農村家庭為了能夠達到大人和小孩互相照應的目的，只有多生孩子，這樣自然造成了農村人口超常規增長。當時中國農村人口的比例占全國人口80%以上，農村人口超常規增長，全國人口自然也就超常規增長了。這種看似人性味十足的惡劣的政策不僅刺激了人口的瘋長，也極大地扼殺了人的勞動生產積極性。   
上述這種極其錯誤的政策是造成中國人口超常規增長的最主要原因。世界上除了黑非洲地區和印度以外，絕大部分地區都不存在中國這樣的人口問題。而印度恰恰也在整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二十年時間內也實行了類似于中國的那種高福利政策。這是中國過去的一代領導人對中國的人口問題犯下的嚴重錯誤。  
現在的現實是：由于持續二十多年的強制性計劃生育政策，使中國人口的老齡化日趨嚴重，但中國的人口基數仍然處于一個很高的水平，因此人口自然增長率仍然會是比較高的。而中國的國土承載能力、也就是自然資源保有量和經濟實力的增長仍然不足以保障這么多人生活水平得到較快的提高，而人民對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期望值又是那么地高，這就是現實。人口老齡化是中國上個世紀下半葉錯誤人口政策造成的惡果，但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是當今政府和人民的普遍要求，是絕對剛性的。現在的領導人不得不為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為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為子孫后代留下一點寶貴的自然資源、青山綠水和生存空間而承受老齡化的痛苦。這是唯一的選擇。
從理論上說來，現在有些關于適當放松中國人口政策的論點是有道理的，比如說人口年齡結構對經濟發展影響的問題；城市高素質人口生育率大大低于農村人口生育率的問題；最大限度控制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等等。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作適當的調整也許有必要的，中國的城市人口尤其是大中城市高素質人口的生育愿望較低也是現實存在的，但由于傳統習慣的影響，農村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仍然較高，而且農村人口的總量又遠遠大于城市。誰又有辦法制定一套既限制農村人口過快增長，又適當放寬城市人口尤其是城市高素質人口生育的政策出來呢？理論與實踐總是有差距的，有時候空洞的理論對實踐是有害的。所以，取消計劃生育政策卻是絕對不行的，不繼續實行強制性的計劃生育政策，中國過去二十多年來人口控制的成果將付之東流。
現在這一代中年人是六七十年代中國錯誤人口政策的產物，也是共和國在過去的年代內承受災難最多的一代人。到現在，這一代人注定了要為人民共和國老一代領導人犯下的人口政策錯誤再一次付出代價，也就是說這一代中年人必須為共和國老一代領導人錯誤的人口政策承擔兩次痛苦：一次是承擔青少年時代缺乏食物和教育的痛苦；二次是承擔老年時代缺少關愛和贍養的痛苦。
中國的人口問題必須經過近百年時間連續不斷的人為調控，才能達到比較優質的年齡結構和比較適當的總量。人口老齡化、而且是超常規的老齡化是中國沒有選擇的必由之路。也就是說從現在開始，再過五十年，讓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這一代人退出社會以后，中國才會重新進入一個人口數量、質量和年齡結構比較合理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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