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不可調和的產物。恩格斯說：

　　“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由于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由于它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于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時期毫無例外地都是統治階級的國家，并且在一切場合在本質上都是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

　　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的一般性闡述。對資產階級國家，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有一個富有資本主義特色的比喻：“資產階級國家不過是資產階級用來對對付它的個別成員和被剝削階級的互相保險的公司，由于統治被剝削階級日益困難，這種保險必然會日益昂貴，似乎日益脫離資產階級社會而趨于獨立。”　　

　　也就是說，為了維護階級統治，國家需要越來越多的開銷和越來越大的權力，從而日益凌駕在社會之上。但是國家并非僅僅具備統治階級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職能。除了這些階級專政職能之外，國家還有管理社會事務的一面。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說：

　　“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必須承擔起整個社會的管理責任，因而使這種管理從社會的事務變成國家的事務，就如同馬克思說過的那樣，“每一種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脫離社會而作為一種最高的普遍的利益來與社會對立，都不再是社會成員的自主行動而成為政府活動的對象。”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是要消滅國家，使這種管理重新成為社會的事務。

　　國家發揮作用需要有公共權力。恩格斯說：

　　“為了維持這種公共權力，就需要公民繳納費用——捐稅。捐稅是以前的氏族社會完全沒有的。但是現在我們卻十分熟悉它了。隨著文明時代的向前進展，甚至捐稅也不夠了;國家就發行期票，借債，即發行公債。”馬克思也說過這樣的話，“強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賦稅是一回事。”

　　有了國債，就有了公共信用的問題。

　　馬克思指出，最早的國債并不是用來維持公共權力的，而是為了發財的。他指出，公共信用在歐洲產生于中世紀，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流行于全歐洲：

　　“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貿易和商業戰爭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溫室。……在所謂國民財富中，真正為現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們的國債。因此，一個國家的人民負債越多就越富這一現代學說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公共信用成了資本的信條。隨著國債的產生，不可饒恕的罪惡，已不再是褻瀆圣靈，而是破壞國債的信用了。”

　　我們現在都知道，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也是世界上負債最多的國家。但不論美國國會內兩黨如何爭執，如何斗爭，即使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人也決不敢破壞自己國家的信用。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主，擁有大量美國國債;可中國自己的債務也不輕，地方政府債務的償還能力問題一直不安地縈繞著人們心頭。據說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早已遠超負債警戒線(2010年初有人估計我國地方融資平臺負債在6萬億元左右)。

　　美國的國債為最高信用等級，市場上很受歡迎。對那些追求低風險收益的投資者很有吸引力。國債天生就是和投機聯系在一起的。沒有人是因為愛國而去買國債。馬克思說：

　　“公債成了原始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揮動魔杖一樣，使不生產的貨幣具有了生殖力，這樣就使它轉化為資本，而又用不著承擔投資于工業甚至高利貸時所不可避免的勞苦和風險。國債債權人實際上并沒有付出什么，因為他們貸出的金額轉化為容易轉讓的公債券，而這些公債券在他們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現金完全一樣。于是就有了這樣產生的有閑的食利者階級，充當政府和國民之間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發橫財，包稅者、商人和私營工廠主也大發橫財，因為國債的一大部分成為從天而降的資本落入他們的手中，——撇開這些不說，國債還使股份公司、各種有價證券的、證券投機，總之，使交易所投機和現代的銀行統治興盛起來。”

　　但是并非只有本國投資者才會買本國國債。美國的國債最大國際買家就是中國。美國很多財政開支都來自于中國購買的美國國債，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以及美國在全球的軍事基地，中國的功勞都應算上一筆。2009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會晤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陸克文建議美國對中國要態度強硬一些，希拉里·克林頓說，“對于你的銀行，你要如何硬起來?”這樣的對話挺有意思。由于中國持有大量美國國債，普遍認為中國對美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即使中國對美國還沒有施加什么影響，至少美國做事也要考慮一下中國的態度。

　　馬克思說：“每一次新的公債都使金融貴族獲得新的機會去盤剝被認為地保持在瀕于破產狀態的國家，因為國家不得不按最不利的條件向銀行家借款。”如后面要介紹的，馬克思的這個論斷對于希臘這樣的窮國來說就更加準確了。中國2010年還成功地投機了一把日本國債。馬克思指出，“隨著國債的產生，國際信用制度出現了。國際信用制度常常隱藏著這個或那個國家原始積累的源泉之一。……今天出現在美國的許多身世不明的資本，僅僅在昨天還是英國的資本化了的兒童血液。”把這里的“英國”換成“中國”就符合21世紀的現實了。　　

　　國際信用不光是購買國債，還包括了一個國家貸放給其他國家的各種貸款。這十年來中國在世界各地大舉投資，特別是在非洲和南美洲。在國際資本市場上，中國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雖然上演的多是些陳舊的故事。

　　光借債是不行的，總會有支付的問題。所以到了最后，繼續借債和增稅就成了僅有的兩個選擇。馬克思說：

　　“因為國債是依靠國家收入來支付年利息等等開支，所以現代稅收制度就成為國債制度的必要補充。借債政府可以應付額外的開支，而納稅人又不會立即有所感覺，但借債最終還是要求提高稅收。另一方面，由于債務一筆接著一筆的積累而引起的增稅，又迫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額外開支時，總是要借新債。因此，以對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課稅(因而也是以它們的昂貴)為軸心的現代財政制度，本身就包含著稅收自行增加的萌芽。過重的課稅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說是一個原則。”

　　增稅是個痛苦的事情，誰都不愿意承擔這個光榮的使命。在美國債務危機的糾紛中，民主黨與共和黨分歧的關鍵之處就在于是否增稅。我們大概都聽說過這樣一句話，“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據說是捍衛私有財產的名言。實際上這是老威廉·皮特說的一句話，他在七年戰爭時期是英國的主戰派和實際上的政府首腦。戰爭中英國的國債幾乎翻了一翻，為了還債，只好考慮增稅。有產者購買國債當然不是出于愛國，而是為了從戰爭中分得一杯羹。而征稅還債，無異于有產者右手得到的戰爭財馬上從左手付了出去。這樣，老威廉·皮特開始積極反對戰后立刻開始的增稅。“風進雨進”的演說就是在1763年反對征收梨酒和蘋果酒稅時發表的。他死后，他的兒子小威廉·皮特作首相的時候，倒是一直在增稅，甚至在英國第一次征收了所得稅。那時候英國正值多事之秋，先是美國獨立后是反法戰爭，債務規模龐大。

　　綜上所述，現代國家的特征就是越來越大規模的債務，這些債務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著其深刻的本質性原因的，這就是國家越來越獨立、凌駕于社會之上了。債務是維持國家運作的必要條件，也是金融資本發財致富的渠道。不過如果債務的償還有了問題，就有了債務危機。　　

　　大家應該了解2008年的經濟危機仍然是傳統意義上的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只不過是披上了金融危機的外衣。這場經濟危機的金融外衣，也是因為美國的次級債，與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國債并沒有什么關系。但是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后，陸續爆發了好幾個主權債務危機，與2008年的經濟危機又有什么關系呢?是不是2008年經濟危機的延續呢?

　　這幾場主權債務危機實質上是非常不同的。有的與2008年的經濟危機確實有點關系，有的卻實際上沒有什么關系。

　　最先惡化的是2009年年底的迪拜債務危機。那些年迪拜一直在打造一個超級豪華的消費天堂，是專供富人娛樂和休閑的、純粹奢侈的一個地方。這個地方的發展速度之快，甚至引起了宗教問題，因為去建設的外國勞工中有不少天主教徒。2008年的經濟危機沉重的打擊了迪拜。這個地方的發展和建設，和地球上許多地方一樣，都是靠舉債特別借外債進行的

　　。在2009年，由于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迪拜的債務形勢有惡化的趨勢，在11月底引起了全球性的恐慌，先是拖累了歐洲股市，然后亞洲和美國股市也跟著大跌了一把。但是因為這個時候經濟危機已經結束，而且是剛剛結束，沒有生產過剩的現實條件，所以也不可能引起新的經濟危機;歐洲的金融資本受到一些損失，但是也不是很大，特別是剛剛過去的經濟危機使各國都很注意保護金融資本的穩定性，所以也不可能引起新的金融危機。所以迪拜債務危機很快就過去了，充其量就是2009年低迷的全球經濟中的一小段插曲。

　　緊跟著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又浮現出來了。這個比迪拜的債務危機要嚴重許多。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之后，好幾個歐洲國家都由于政府債務狀況的惡化而造成了債務危機。但是最嚴重的債務危機出現在2010年上半年的希臘。希臘的支柱產業——航運和旅游——在經濟危機中遭到沉重打擊，導致希臘2010年的債務償還能力出現問題。希臘加入了歐元區，沒有獨立的貨幣體制，而希臘的政府債務又太高了。國際信用評級機構不斷下調希臘政府債務的信用等級，直至垃圾債券。

　　如同馬克思和恩格斯說的那樣：“資產階級對任何國家形式的信任只有一種表現形式，那就是它在交易所里的牌價。”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越是危機就需要錢的時候，就越是弄不到錢。(不過在希臘最困難的時候，中國曾慷慨伸出了援手。)自從希臘債務危機惡化以來，盡管希臘多次呼吁救援和貸款，但是歐盟成員國和國際社會都心不甘情不愿，討論了好幾個月，最后總算在2010年5月希臘政府最終破產前商定了1200億歐元的救助方案，同時附有嚴苛的條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盟要求希臘采在2011年年底之前，將2010年5月占國內生產總值13.6%的財政赤字降到3.6%。這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萬年不變的老一套，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它開的藥方也是這樣的，結果如何大家都知道。希臘政府破壞了國債的信用，因此遭到了這樣的懲罰。

　　本來，這只是希臘一個國家的事情。但是這次希臘的債務危機有一點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居然演變成了歐元的危機。在國際貨幣市場上，投機資本由于擔心希臘的危機拖累歐洲而拋售歐元。也有可能投機資本根本就是借助市場上這樣的擔心來炒作歐元。歐元的穩定一動搖，那就完全不一樣了。我們看到歐盟火速采取各種措施穩定貨幣市場，并迅速在2010年5月達成了7500億歐元(=援助希臘資金數目的6倍)的歐元穩定一攬子計劃。從中我們可以清晰得看出，希臘的利益和歐盟中的大國（主要是法國和德國）的利益相比是如何的微不足道。

　　希臘的債務危機，從根本上講是希臘的財政赤字太大，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有沒有經濟危機，它早晚都得暴露出來。歐洲國家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財政赤字巨大，所以同時面臨債務危機的絕不只希臘一個國家，幾個歐洲窮國都深陷債務泥沼，2011年相繼有意大利(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意大利就被稱為“窮漢帝國主義”)、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等幾個國家主權債務信用評級被下調。只不過其他國家都沒有搞到希臘這么嚴重的地步而已。

　　即使較富裕的英國的財政緊縮方案同樣引起了國內的廣泛不滿，這些方案包括大學提高學費，削減公共開支，政府部門裁員，增稅，如此等等，甚至還打算向英國人最引以自豪的國民健康體系動手。希臘官僚機構臃腫，腐敗盛行，偷逃稅嚴重，政府支出又沒有嚴格的審計，很多公務員都死了還在發工資，國家又窮，所以最終弄到要破產的地步。而歐盟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的短時期內大幅度削減財政赤字，就順理成章的演變成了削減公共開支、凍結工資、裁員、變賣國有資產等舉措，引發了希臘國內的普遍不滿和大規模抗議，一直到現在也沒有結束。但這些抗議都是徒勞的。

　　希臘債務問題的最大麻煩在于它拖累了全歐洲，而歐洲的大國（德法）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不得不救助希臘。也許很快又會有其它歐洲窮國的債務危機冒出來，但是實際情況都差不多。歐洲正在討論如何在今后避免類似的債務危機，其關鍵就在于削減政府赤字，實際上也就是削減人民的福利。歐洲的局勢從2010年起就動蕩不安，根本上就在于歐洲無法妥善處理財政緊縮與社會福利之間的關系。

　　美國的債務問題又不太一樣。美國是世界上事情最多的國家，差不多世界上每一個角落里的事情都與它有關。在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蘇聯還沒有解體，有一天突然意識到每天的《新聞聯播》里都有美國的消息。要維持美國的國際地位，規模巨大的開支是免不掉的。此外美國雖然沒有歐洲那樣的福利體制，但是國內開支也同樣巨大。美國的醫療保險體制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但絕對是世界上最昂貴的，但是仍然有很多人享受不到。奧巴馬競選總統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要改革醫療保險，但是這同樣需要很多錢。

　　美國的赤字每天都在增加，但美國債務危機的爆發卻主要是由于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的政治斗爭。美國國債水平在2011年5月已超過法律規定的14萬3千億美元上限，如不提高國債上限，美國政府在8月將無力支付開支。國會內的斗爭也隨之激烈展開，共和黨和民主黨都要對控制赤字拿出方案來。民主黨縮減預算赤字的改革方案有四個重點，第一是削減國內支出;第二是進一步減少國防開支(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穆倫上將說，美國國家安全面臨的最大威脅是美國政府的負債。);第三步是改革健康保險等社會福利計劃;第四是進行稅制改革。共和黨與金融資本家有著密切的關系，斷然否定民主黨的方案。

　　共和黨的方案主要就是削減費用，包括開發清潔能源的費用削減70%，教育經費削減25%，交通建設削減30%，削減的開支數目必須高于增加的債限額度。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2011年4月說，美國稅收收入在經濟增長中的比例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要低的多，因此具有很大增稅空間。他說，美國富人的征稅標準在發達國家中非常低，是“不可以持續的”低。他說，如果不增稅，美國面臨的選擇要么是削減本來就已經不太豐厚的給窮人、老人或殘疾人的福利，要么就是未來十年，向中國或是美國的下一代借錢。但是共和黨在這一點上立場非常堅決，完全不接受增稅的任何方案。

　　美國的債務問題由來已久，八十年代以來已經40次提高國債上限。目前美國國債占美國經濟總量的70%，加上各州和其它地方政府的債務，則占經濟總量的百分之93%。這個數字尚在可控的范圍之內(在國債與GDP的比值列表中，美國排在30名開外，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新加坡等都排在美國前邊)，只要國會的斗爭沒有失去理智，就不會引起嚴重后果。反倒是如果由于政黨斗爭使美國政府出現違約，對于美國的國際信用和形象會造成巨大的打擊，而且直接影響到美國的國內經濟。這是美國政府和國會都會盡力去避免的。不過兩黨斗爭加劇了投資者（也就是投機者）的恐慌。

　　由于2008年經濟危機后美國經濟一蹶不振，經濟刺激計劃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居民收入沒有顯著增加，使2011年美國的金融泡沫破滅的危險甚至超過了2008年。2011年美元投放量已經超過了2008年，但這顯然無助于挽救根源在于收入的問題。評級機構下調美國國債信用等級，使美國政府的干預越來越力不從心。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美國國債的規模，而在于美國并沒有解決（哪怕暫時地）引起2008年經濟危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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