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性陷阱與結構性陷阱

貨幣主義的鼻祖弗里德曼聲稱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可以避免類似大蕭條的經濟危機。但是凱恩斯主義懷疑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其主要論據是流動性陷阱的存在。流動性陷阱是凱恩斯在大蕭條時期提出的一種貨幣流動情境，在央行降低利率水平到接近零時，無論增發多少貨幣，都會被人們儲存起來，無法刺激投資或消費，使得貨幣政策失效。一些西方經濟學家用通縮引發的財富效應在理論上否定流動性陷阱的存在。但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大蕭條和90年代日本的停滯，通常被視為流動性陷阱的歷史案例。凱恩斯派主張用財政政策來克服流動性陷阱。作者對歷史經驗的分析認為，凱恩斯所說的流動性陷阱只是從貨幣政策分析的表面現象。美國這次金融危機的全過程清楚地顯示，產生流動性陷阱的根源不是心理預期，而是經濟和體制的結構性陷阱。西方宏觀經濟學總需求總供給的分析框架，回避了利益集團阻礙結構調整的政治經濟學現實，才是宏觀調控治標不治本的基本原因。中國的宏觀調控要同時取得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必須高度警惕凱恩斯-弗里德曼短期政策可能導致的結構性陷阱。

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局限和美國金融危機的教訓

這次2008年在美國發源的金融危機，給我們檢驗貨幣學派和凱恩斯學派的政策效果提供了難得的歷史經驗。到目前為止，美國先是實行大規模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然后是大規模的財政政策，雖然避免了銀行的擠兌風險，然而至今沒有打破金融寡頭的壟斷，也沒有改革導致財政危機的福利制度和軍備擴張，使失業率高居不下，經濟復蘇乏力。最近美聯儲再次推行量化寬松政策，引發了全球的通貨膨脹和社會動蕩。我們必須注意西方宏觀經濟學框架的重大局限，避免重復西方短期利益犧牲長期發展的歧途。

大蕭條以來主導宏觀經濟政策的宏觀經濟學，以凱恩斯主張的財政政策與弗里德曼主張的貨幣政策為中心，一度被西方經濟學界譽為拯救資本主義，避免經濟危機的有效工具。盡管兩者在政策工具的重點上有所不同，但思維方式的共同目標都局限在恢復經濟的短期均衡，也就是維持既得利益集團的現狀。宏觀經濟學把市場波動的根源歸結于宏觀總需求表面上的失衡，應對措施主要針對大眾心理，用預期調控的方法糊弄百姓；政策制定的視野是以本國為中心的封閉經濟，忽視開放經濟下國際競爭對國內政策的制約；在危機面前不敢直面危機產生的政治經濟學，而是用新古典經濟學的語言掩蓋利益集團博弈的實質。

我們看到，本次經濟危機中各國采取了大體類似的貨幣與財政刺激政策，但是美國、西歐、日本的宏觀政策效果遠不如中國，為什么呢？假如我們仿效凱恩斯提出的財政擴張政策和弗里德曼提出的貨幣寬松政策，試圖拉動內需，緩和國際壓力，中國的決策者應當從西方學習哪些前車之鑒呢？

西方宏觀經濟學片面強調需求方的作用，忽視供給方的作用。凱恩斯觀察到總需求不足的現象，企圖用財政擴張的辦法刺激消費；卻沒有認識到總需求不足的根源，是結構性因素造成的長期失業率高居不下。美國的問題是居民、企業、和各級政府的負債率過高，消費者和企業拿到現金也只敢還債，不敢消費或投資。相比之下，中國的問題是多數企業不掌握核心技術和營銷渠道，企業利潤遠比西方同行為低。中國假如用行政手段推行社會保障和提高職工工資，可能導致中小企業大量破產，與拉動消費的初衷背道而馳。換言之，政府財政擴張的政策是用來刺激消費，還是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盲目仿效。從歷史的經驗觀察，中國如不能提高企業和工人的國際競爭力，創造新興產業的就業機會，刺激消費的短期政策會擠出企業的技術更新能力，加重而非緩解經濟危機。

貨幣政策看起來操作簡單，后果卻是雙刃劍難以預料。弗里德曼誤以為市場價格水平可以由貨幣發行量單獨決定，單靠貨幣擴張政策就可以繞過利益沖突、防止金融危機。這只是沒有國際競爭和沒有金融創新下封閉經濟的幻想。在國際競爭和資本流動的條件下，美國在危機陰影下采用的零利率和貨幣寬松政策，引發大規模的資本外逃，逃向增長率高的東亞或利率高的歐洲美元市場，從而使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軟弱無力。決定企業投資方向的因素，主要不是國內的借貸成本，更是未來經濟的增長點和不同地區和領域的投資效益。同理，中國必須慎用提高利率來對抗通脹的貨幣政策，因為提高利率不但加大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吸引國際熱錢的流入，而且會加大房地產抵押貸款和中小企業的融資風險，惡化國內大學生和農民工的就業前景。

凱恩斯和弗里德曼的思維方式，用總需求的短期作用抽象掉長期的結構矛盾，使宏觀政策的辯論掩蓋了宏觀調控的核心障礙--政治經濟學的利益沖突，也就無力動員社會力量克服宏觀調控面臨的利益集團的主要障礙。美國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源在美國病。即金融業暴利的一家獨大，擠出美國的制造業和實體經濟，并制造了一系列的國際金融危機。美國過去20年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極大地放大了金融投機的規模。金融衍生工具制造的虛擬經濟的規模是全球GDP的10倍，美國GDP的近50倍。要根治金融危機，美國政府就必須拆散金融寡頭，并和各國政府合作，加強資本流動的管制，加強金融監管，限制金融業的投機利潤。而美國至今的危機應對政策，是保護金融寡頭，回避經濟改革，同時輸出金融危機。使美國經濟至今處于低迷狀態，全球經濟也籠罩通脹加速和社會不穩的風險。凱恩斯雖然意識到金融市場的投機是宏觀不穩定性的根源，但是提出的財政刺激辦法治標不治本，沒有找到根治金融不穩定性的藥方。中國要走出美國主導的不合理的國際金融秩序，必須知己知彼，不能被動應付。須知，競爭對手的危，就是我們成長的機。中國在國際金融上至今缺乏獨立的研究和分析能力，國際交易只能跟風定價或者外包給外國基金的現狀必須改變。

西方應對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但沒有走出金融危機，而且引發前所未有的財政危機和發達國家的政府信用危機。這是凱恩斯和弗里德曼當年都沒有想到的。伯南克在他的“全球失衡”理論中承認失衡的根源在歐美的老齡化造成福利體系的危機，他回避的另一財政負擔是美國維持全球軍備霸權和歐盟東擴的沉重負擔。須知，美國一國的軍備開支占世界一半，大于其余十五軍事大國的開支總和。美歐不作政治經濟的結構調整，就不可能改善美國歐洲的國際競爭力，也就不可能改善就業狀況。美國企圖用壓迫人民幣升值的辦法來縮減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的價值，不可能解決美國的巨額財政負擔。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制造的“全球失衡”理論，是轉嫁危機的工具，而非應對危機的處方。中國在金磚五國間推行本幣結算，走出了一步好棋。美國地方政府普遍面臨財政危機。中國如果選擇性地開放地方政府的對外投資基金，用投資美國的地方政府債券來交換美國州立大學與中國地方大學的合作，不但可以提升中國教育的創新能力，還能打破美國國會的冷戰政治，改變美國國會的政治生態。從基本面上穩定中美經濟關系，徹底解決美國武器售往臺灣的問題。

中國轉變增長方式面臨的產業布局和結構調整

中國在改革發展期的宏觀調控，始終堅持了結構調整為主，財政與貨幣政策為輔的方針，才有過去30年的高速發展。然而，過去30年的結構調整，重在產業技術的升級換代，弱在調整產業布局和生態環境的協調，使中國的環境危機和城鄉矛盾日益加劇。2008年美國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全球經濟戰略和國內改革戰略提出嚴峻挑戰。目前，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注意。

（3.1）國內經濟布局的結構必須調整

最近蔬菜價格的大漲大跌，使有關部門認識到流通環節的結構性問題。但是，對沿海大城市居高不下的房價調控，仍然只注意傳統的供求關系，試圖用限制買房和增加廉租房的辦法來降低房價，至今收效甚微。原因是有關部門對影響房價的深層結構缺乏認識。應當看到，中國沿海大城市的房地產泡沫比美歐國家還要嚴重。2010年上海每套成交住宅的均價達到400萬元以上，比香港還高約30%。如以美國家庭平均買房為5年的收入計算，上海只有年收入80萬以上的家庭才能在上海市內長期生活。即使按10年的收入計算，也只能容納年收入40萬以上的家庭。如此高的生活成本，上海的研發與制造業還有多少生存空間？北京的大學和研究院要招聘急需的科研和教學人才也面臨類似的困境。中國沿海大城市的高房價問題，根子不合理的城鄉結構和經濟布局。美國和歐洲的主要大學和省（州）會大都設在中小城市，大城市主要是商業而非行政中心。中國的政治、文化、和工商業中心，都集中在首都和省會等大城市，干休所也違反告老還鄉的優良傳統，形成畸形的城市結構。中國的城市化不是把農村建設為多功能的中小城鎮，而是向沿海的超大城市傾斜。這種片面的城市化與新農村政策互相矛盾：一方面老齡化的大城市大量退休人口占據市內住房，想移居生態良好的周邊農村養老而不能購買小產權房；另一方面，大量青壯年農民流往大城市尋找短期收入，面臨高房價無法穩定就業。這就造成兩頭空巢，城市和農村都有大量空房存在。這種不合理的經濟布局和互相矛盾的城鄉發展政策，導致城市房價高漲，推高勞工成本，城內老人雇不起保姆護工，而農村機械化后節省的勞力沒有出路，生活質量改善后的新農村無法在市場機制下轉化為發展的資本。候鳥式的農民工到最近沿海城市的民工荒，說明目前的片面城市化模式不可能創造城鄉持續的就業機會。作者多年前就建議，要保持中國產業和教育的競爭力，必須城鄉對流，分區發展。把行政機關、教育、醫療和退休人口從沿海大城市移往中部生態良好的丘陵地區，把沿海平原留給農業、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北部生態惡劣的地區留作生態保護和旅游區。中部農村剩余勞力可以就近服務沿海退休的干部和職工。否則，產業內移會上游污染下游，加重環保的成本，產業外移會惡化中國的就業壓力。中國的外向型經濟將要維持低成本的國際競爭力，靠的不是農民工的低工資，而是合理經濟布局節省的社會成本。

（3.2）中國必須掌握國際金融結構改革的主動權

中國目前面臨的通脹威脅，主要是輸入型通脹。中國是資源進口大國，石油礦石等大宗商品漲價，是國內成本拉動型通脹的主要來源。國際金融波動的根源是美國金融投機資本的興風作浪。到目前為止，制衡美國金融霸權的國際力量主要是德法主導的歐元和英國主導的歐洲美元市場。亞洲雖然在經濟增長和外匯儲備上的實力超過美歐，但是以日本、中國為主的亞洲金融只是消極防御，沒有遠大的金融戰略，才會讓制造業已經衰退的美國英國繼續主導全球金融市場。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已經達到3萬億美元。早在2008年1月，中國外匯儲備達到1.4萬億美元時，美國主流經濟學界已經驚呼中國具有和蘇聯當年的恐怖平衡的實力。但是，中國和日本至今沒能團結東亞，成為歐盟之外的第三勢力。要走出后危機時代的國際新秩序，中國可以抓住最近的兩個重大機遇。

美元信用的動搖和南歐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是中國在上海建立東亞美元國債市場的歷史時機。須知，國家是不會破產的。即使希臘或非洲國家有主權債務的違約風險，也可以事先用債轉股的條款規避風險，合作雙贏。東亞美元國債市場不僅可以化解過量外匯儲備的負擔，還可以和歐洲美元民間市場互補，制衡美聯儲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改變美國獨大的國際金融秩序。

第二，中國已成大宗商品的主要買家，中國經濟增長的態勢影響大宗商品價格的能力已經接近甚至超越美國經濟形勢的影響。假如中國能夠善用金融和媒體的工具，完全可以擺脫目前沒有定價權的被動狀況。須知，在大宗商品市場上興風作浪的美國金融資本的量級也就幾千億美元。索羅斯打敗英國央行的貨幣戰爭的規模也不過幾百億美元。中國目前在金融市場上缺的不是資本，而是戰略和人才。假如中國的金融領軍企業的指導思想只是國有企業保值增值的短期目標，必然走不出美國模式的局限。日本制造業的目標是奪取美歐的市場份額，德國制造業的目標是保持技術領先的國際地位，歐元區發展的目標是用非軍事手段統一歐洲，抗衡美俄。中國的金融全球戰略只有吸取日本的教訓和歐盟的經驗，才有引領東亞，創建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國際新秩序。這就要求中國的決策者要舍得付學費，培養可以打金融硬仗的帥才和將才。

發展獨立的經濟學研究，掌握國際競爭與合作的話語權

中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大大縮小了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踐，也遠遠突破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預料。但是，國內的經濟學理論卻至今沒有走出啟蒙和模仿的陰影。西方實踐已經證明是失敗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還在國內的教育和媒體上占據主導地位。這是中國在國際金融上缺乏話語權的重要原因。沒有獨立的經濟學研究，就沒有獨立的發展戰略。這就要求國內的理論界，能洞察西方的病根和中國發展的潛力，掌握思想上和實踐上的制高點。我們對西方凱恩斯和弗里德曼主導的宏觀經濟學的批判，是發展新興的演化創新經濟學的起點。愿與大家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