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底的一天，在一個磚墻蓋成的雅典小酒館中，一位名叫Aris Hadjigeorgiou的希臘新聞工作者正吃著克里特島沙拉和葡萄葉包飯，滔滔不絕地說著只有資深記者才能了解的有關雅典乃至希臘全國災難狀態的話題。他向人們闡釋了希臘媒體中的上層人物如何以陰險的方式來與政治結構緊緊纏繞在一起，從而讓媒體不會報道財政方面的管理不善的消息，以及讓解決危機的任何希望都蒙上陰影。他還提到了夾在汽車擋風玻璃上的搬家公司廣告傳單等事情，稱其為經濟危機對雅典造成影響的文字跡象，原因是人們正在謀求逃避之路，無論是逃往海外還是鄉村。他還說起當時雅典市長辦公室正在考慮的一項離奇荒誕的計劃，這是一項有關圣誕節期間的照明計劃，內容是將該市數以百計的已倒閉店面的電燈串接在一起。
我曾向Hadjigeorgiou提出一個問題，那就是這場危機對他個人造成了什么影響。他承認，自己的生活也正在變得艱難。然后他還提到，他所在的左傾主流日報已經四個月沒有給他發工資，其他任何同事也都是如此。但盡管如此，仍舊幾乎沒有任何職員從這家報社離職(現在這家報社已經破產)，原因在于辭職后也無處可去。
這很好地概括了希臘的當前狀況。每個人都在不停地談論經濟狀況——話題有關(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薩科齊以及歐盟，有關緊密結合而且已在很長時間里統治希臘的精英階層，以及有關他們自己或是鄰居所面臨的困境——但莫名其妙的是，人們的日常生活仍在熱火朝天地繼續，雖然帶著群體性的迷茫恍惚，同時還充斥著黑色幽默。
但許多指標都表明，希臘正在經歷現代西方國家從來都沒經歷過的事情。自2009年以來，已經有四分之一的希臘公司倒閉，一半的小企業稱其無力發放工資。在2011年上半年中，希臘的自殺率上升了40%。一種實物交易經濟已突然涌現出來，原因是人們試圖在破碎的金融體系以外找到應急的辦法。在年齡不到25歲的人口中，將近一半的人口正處于失業狀態。在去年9月份，有關移民到澳大利亞的政府贊助研討會的組織者感到受寵若驚，原因是此前一年這個研討會的參加人數僅為42人，而這一次卻達到了1.2萬人。希臘銀行家告訴我，人們已將大約三分之一的錢從銀行戶頭中取出；看起來許多人都會自己的積蓄藏在床底下或是埋在后院里。一名銀行家最近以來的部分工作內容就是試圖說服人們繼續把錢存在銀行里，但他對我說道：“誰會信任一家希臘銀行？”
從宏觀層面上來說，當前的狀況甚至更具變遷性。中國人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接管了比雷埃夫斯，這是希臘主要的港口城市，現在正著眼于將其作為向歐洲地區運輸貨物的管道。卡塔爾正計劃對希臘的多個項目投資50億美元，其中包括旅游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等。其他國家中，相對富裕的歐洲人正嘗試讓“希臘變成歐洲的佛羅里達(譯注：佛羅里達州是美國人最喜歡的度假勝地)”。比雷埃夫斯大學的希臘經濟學家Theodore Pelagidis特別跟我提到了一項計劃，內容是把希臘諸島變成歐洲其他國家富裕人群的昂貴的退休居所。他繼續對我說道，無論希臘是否償還債務，其他國家和海外公司“現在都已認識到希臘政府的無力，因此未來將會接管(希臘的)可行資產，然后由他們來管理這個國家的某些部分”。
在過去很多個月的時間里，希臘一直都處于經濟危機的“震中”，這場危機正在對歐洲的基礎造成威脅，而且有可能會給美國帶來新一波的經濟混亂形勢。最新的緊縮計劃旨在滿足希臘債券人的愿望，并允許新的財務援助注入希臘，這可能會讓希臘避免非自愿的違約——以及全球經濟滑坡的前景——但這將令普通希臘人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這項計劃把希臘人的最低工資削減了20%以上，授權進行大量的裁員活動和削減部分養老金，這很可能預示著罷工和游行活動仍將是希臘未來景象的特征。
就目前的形勢看來，要在希臘度日是一種復雜的情景。憤怒情緒、緊縮開支和經濟衰退的陰云當然存在，經常都會看到衣著體面的希臘人小心翼翼地翻檢垃圾桶來尋找食物，一本有關希臘如何在納粹占領時期的新書——《饑餓食譜》——已經令人驚異地成為了熱銷書。但在面臨這種混亂狀況的形勢下，也有著一些成功故事。最令人驚奇的是，希臘人中存在著一種普遍的安慰感，即這場危機就像是一場漫長而必將終結的離奇噩夢。
我對Petros Vafiadis的第一印象是，他就像一頭熊那樣粗壯，體格很大，有著寬厚的下巴。當我見到他時，他正蹲在起居室火爐的格柵旁。在他居住的希臘北部小鎮吉安尼塔薩(Giannitsa)，有人告訴我說，取暖用油價格的上漲迫使當地居民依靠火爐取暖。他們說道，這是記憶中第一次在寒冷的空氣中經常都能聞到木頭燃燒所發出的煙味。
Vafiadis現年56歲，終生從事建筑行業。過去10年時間里，他為一家名為Archi-Tek的公司擔任工地監工，這家公司負責營建大型的建筑物，多數是學校和博物館等政府贊助項目。在巔峰時期，這家公司擁有50名正式員工和大約900名合同工。時至今日，該公司僅有兩名員工，這兩人都是工程師，主要負責已完工項目最后的收尾工作。在公司所在的塞薩利(Thessaly)地區，所有工作都已經干涸。Vafiadis在去年9月份被裁員，當時他距退休僅差兩年時間。他吸了一口煙，用厚重的老煙民嗓音說道：“未來沒有光明。”他所指的不僅是自己的狀況，同時也是指希臘的形勢。“我覺得，情況只會變得更加糟糕。”
他的妻子Ekaterina在桌上擺好了一個自制的奶酪韭蔥餡餅，然后坐了下來。這個房間的墻面是桃紅色，地板是白色的瓷磚地板，一面墻上貼滿了宗教肖像，一只玻璃天鵝象哨兵一樣坐在一臺索尼平面電視上。“有些人家的情況比我們還要糟糕。”Ekaterina提醒她丈夫道。“許多家庭中沒人有工作。”她的工作還在——在一個幼兒園自助餐廳中做廚師——但月薪已從1730美元降到了1260美元。這對夫妻的年薪已經從4.3萬美元左右下降至這一數字的一半左右，而一旦Vafiadis為期12個月的失業救濟金耗盡期限，那么月收入還將減少530美元。
這對夫妻告訴我，他們沒有積蓄，原因是在2000年買房時用畢生積蓄付了頭期款。他們有兩個20歲出頭的兒子，兩人都完成了大學學業，其中名叫Traianos的兒子所學專業是電氣工程，他在我們談話時坐在旁邊。當談到積蓄的問題時，他們突然用希臘語反復說著打趣的話，中間還夾雜著不安的神色和暗笑。最后Traianos向我解釋道，他父親的姐姐在7年以前去世，將其積蓄留給了她的兩個侄子，也就是Traianos及其兄弟。“所以，現在孩子們能開始給我們錢了。”Petros Vafiadis笑著說。他的兒子則竊笑著回答：“如果形勢變得更加艱難，那么我們會給的。”
希臘政府所實施的財政緊縮措施是為了滿足冷漠的銀行家和各國政府，而這些措施已經給普通人帶來了困難(為了省錢，吉安尼塔薩的居民已經開始駕車穿越國境，到保加利亞去做所有事情，比如看牙醫和購買汽油等)，但當我在2月份希臘政府與國際貸方達成緊縮協議的幾個月前與Vafiadis會面時，他說道：“我仍舊認為，這是走出危機的唯一方法。政府不得不實施削減薪酬和養老金的措施。”
Vafiadis家的一個朋友AnastasiaTsangarli也參加了我們的討論，他也同意削減支出是必要的。她說道：“希臘人的生活方式是支出，然后過度支出。”她和丈夫也都來自于吉安尼塔薩，但在澤西城居住了很長時間，在一家生產人造革大衣的工廠中工作。當這家工廠關門時，他們搬了回來，但卻發現生活遠比以往更加艱難。她的丈夫是一名電氣技師，也已經失業，而她現在正以做臨時保姆為生。“我們對將來感到害怕，因此如果沒有好的理由，那么我們不會花任何錢。”她說道。但是，這對夫婦有一項逃避計劃，他們在美國居住時成為了美國公民。她的丈夫今年60歲，當他62歲時就能重返美國，這樣一來就能申領社會保障福利金。
在經濟內爆的形勢下，年輕人們正在離開吉安尼塔薩。現年24歲的Traianos Vafiadis告訴我，在包括他在內的孩提時代的6個朋友中，現在只有他還有工作，其他人要么是移民了，要么正在海外找工作。我一次又一次的聽到希臘年輕人說，他們痛苦地認識到最近一次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的周期正在重新發生，當時大量的希臘年輕人離開這個國家去找工作。兩者之間關鍵的不同之處在于，現在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未來的醫生、教師和工程師——正在離開，暗示當前問題不僅是與經濟有關，同時也是整個社會體系的問題。年輕人的離去令這個國家面臨的另一個問題也更加惡化，那就是其出生率在全球各國中處于墊底之列——甚至在危機開始自我證明以前就已如此——這讓該國無法維持人口水平。希臘普通人也在很大程度上認識到了這個事實。“現在情況甚至變得更加糟糕。”他頓了一下，然后又補充稱道：“可能我會再娶一個妻子，來解決這個人口統計學的問題。”他的妻子則高聲笑了起來，然后回擊稱：“如果他是認真的，那么應該需要有人來拯救希臘的女性。”在笑聲平息后，我問了Vafiadis一個看起來最有壓力的問題，那就是他有什么計劃。鑒于事態的糟糕狀態，他計劃做些什么呢？
大家都靜了下來。這個像熊一樣的男人做了一個擴胸的動作，然后聳了聳肩。這令人感到不忍目睹。此前，當我與他兒子單獨談話時，他對他父親的狀態做出了總結：他已經快60歲了，只會說希臘語，只會做以前做過的工作——而短期內不會再有這種工作。聳肩就是他唯一可能做出的回答。
“當心！看著點兒！”Paul Evmorfidis正在雅典通往底比斯(Thebes)的主干道上驅車開往一個收費場站，在開到攔住道路的收費橫桿前放慢了車速，但令我感到驚恐的是，他沒打算停下車子繳費。“讓我給你見識見識。”他說道。他從車窗探出身去，把收費橫桿推了上去，然后開車離開，留下警報的聲音在我們身后尖叫著。“在這里我們就是這樣做的——所有住在附近的人都會這樣。”希臘政府增加了新的稅收和附加稅，而他們則以抗議或避稅的行為來作出回應。在政府宣布2011年將征收附加所得稅以后——事實上，是對那一年的個人所得重新征稅——人們拒絕繳納，于是政府推出了新的物業稅，將其添加到電費賬單中征收，這樣如果你想要逃稅，那么就只能以斷電為代價。相似的，收費場站的建立也是為了籌集資金，這項收費大約為3美元。“問題在于，如果你住在這附近，那么就不得不頻繁地在這條路上往返，一天可能要來回五次。”Evmorfidis說道。“簡直是瘋了！這是什么樣的規劃？所以我們要抗議。”
Evmorfidis支付這項費用毫不費力，他和他兄弟擁有一家名為Coco-Mat的公司，專業致力于全天然的床具和家具(公司的廣告語是“睡在大自然里”)。Coco-Mat在11個國家中擁有70家店鋪，向整個歐洲地區的酒店提供高檔床墊，這些床墊內部充填的材料是天然橡膠(29235,205.00,0.71%)、可可纖維和海藻。自去年以來，這家公司在中國的分店一直都在以每個月一家的速度新開張。在2010年，一家位于下曼哈頓ABC Furniture大廈內部的Coco-Mat店鋪開張，這對兄弟計劃于未來兩年時間里在美國市場上新開10家店鋪。2011年這家公司的全球銷售額為7000萬美元，比此前一年增長了15%。Coco-Mat的店鋪散發著輕快的、休閑時髦的氣息，看起來與“經濟危機”處在截然相反的對立面。在這些店鋪里，通常都會有一個廚房區，擺放著修長而光滑的野餐桌。如果時近午餐時間，那么桌上可能會擺著一大碗希臘沙拉。來到這里的顧客經常都會獲贈鮮榨橙汁或是濃咖啡。
Coco-Mat是一家希臘公司，一家無論在自身拓展業務方面的努力(在Coco-Mat的30家希臘連鎖店中，有5家是在過去一年中啟動的，也就是危機最嚴重的時刻)還是在成功模式方面都無視這個國家危機的公司。如果說Petros Vafiadis及其家庭代表著當今希臘人的普遍狀況——人們在舊有體系中勤勉工作，卻發現體系的崩潰令他們不得不建立自己的體系——那么PaulEvmorfidis就是一個非典型的例子，但同樣也揭示了另一條道路，這是一條通常沒人會走、但明顯并非完全不適宜的道路。在我們驅車經過一片生長在灰白色小山丘上的銀綠色橄欖樹林時，我想要知道的是，這位非常成功的希臘商人對于希臘陷入當前這種狀態有何想法。
“這是一個每年日照時間達到300天的國家。”他以這句話為開頭，以閑聊的口吻快節奏地發表著自己的演說，其中心點是在加入歐元區以后，希臘愚蠢地嘗試模仿其他國家，而這樣做的代價是偏離了自己的自然優勢和生活方式。“在那些多雨的國家中，辦公室中的工作是很好的，”他說道，“但希臘人不需要呆在辦公室里。在20年時間里，雅典的城市規模已經擴大了一倍——現在這個城市的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所占比例達到了一半！兩個小時的交通擁塞，都是人！在我們加入歐元區以后，民族精神就徹底改變了。人們的觀念突然就發生了改變，仿佛如果你仍舊住在你出生的小鄉村里，那么就一定會變得遲鈍。所以，希臘人離開了原本居住的島嶼和鄉村，搬來了這個城市，他們已變得病態，開始盼望貸款和宣傳手冊。”
Evmorfidis稱，現代希臘的民族精神是債務纏身的美國消費者至上主義的贗品版本。“希臘人會貸款買輛豪華車，然后就可以說：‘我有錢。’”他說道。“瘋了！有些時候我會碰到老相識，然后突然他就跟我說起有關股票交易所的事情。我就會說：‘嘿，朋友！你知道什么是股票交易所嗎？我們還是聊聊蘋果和橄欖樹吧！”
Evmorfidis是一個精力充沛的人(幾個星期以后，他和他兒子騎著自行車橫越冬季的阿爾卑斯山脈)。當車子時速達到90英里(約合145千米)時，我不由自主地把腳放在乘客座并不存在的剎車上。“但你知道嗎？”他補充道，“這場危機正是我們所需要的。默克爾和薩科齊對我們的健康有好處，我希望他們不要給我們一分錢！”
如果要對希臘為何會陷入財務困境作出標準化的簡短回答，那么就是這個國家借了過多的錢，而在開銷方面則不夠明智。但在深層原因上，人們都喜歡尋找文化上的根源。最流行的說法(在希臘以外)是南北差距，即歐洲北部各國的人有效率且工作勤勉，而在歐洲南部各國中，可能由于人們有更好的食物和更好的性生活的緣故，他們過于喜歡放松而不愿運作一種有效率的經濟。但是，數字不一定能表明這一點。即使是在雅典向你兜售索瓦蘭吉(希臘漢堡)的小販，也能援引來自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統計數據，跟你說2008年希臘人均工作時長為2116小時，而德國人均工作時長僅為1426個小時。如果你遍游希臘全境，那么也能發現大量的軼事證據，這些證據能為希臘人事實上工作十分勤勉的觀點提供支持。
不過，從地域問題上來看希臘危機仍有一些價值。希臘是歐洲的一部分——你可能會說，這個國家處在歐洲的中心(歐元貨幣標志本身就是根據希臘字母的第五個而設計的，這是對現代歐洲古老根源的認可)——但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說，希臘又是奧斯曼帝國的遺跡，這個帝國以自上而下式的嚴密統治、賄賂成風和視而不見的作風而著稱。在與我交談過的人中，所有人看起來都覺得這種互相聯系的“三和音”特點確實是希臘精神的基本構成元素，因而也是危機產生的一部分原因。無論是左傾人士還是右傾人士，都認為希臘的官僚主義是一種威脅。Fakelaki(希臘語中的“小信封”，類似于中國的“紅包”)是希臘社會傳奇性的特征。如果你要創辦一家公司，那么就需要簽署大量的文件，而從傳統上來說，塞滿現金的“小信封”一直都是這一程序的部分內容。
此外，國際社會對希臘問題的密切關注可能也令一個事實變得模糊，那就是自成為歐元區成員國以來，希臘實際上已經采取了重大的措施來使其自身與歐洲變得更加一體化。Paul Evmorfidis的兄弟、Coco-Mat的聯合所有人Mike Evmorfidis向我闡明了這一點。“當我們20年以前開辦企業時，花了6個月時間才通過了官僚機構的審查。”他說道。“小信封也是這種審查程序的一部分內容。不過，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改變。在現在較年輕的一代人中，我要說這種小信封已經完全不存在。年輕的希臘人也是歐洲的一部分。”
Evmorfidis兄弟兩人的故事讓我們能透視過去50年時間里希臘所發生的變化。兩人出生在接近斯巴達(Sparta)的一個小鎮，在上個世紀50年代，他們的父親離家遠游，當時希臘人正紛紛移民到海外找工作，兩人父親也是其中一員。他在德國的斯圖亞特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作地點是在一個美國的軍事基地中，一年僅可回家一次探望家人。今年53歲的Paul Evmorfidis充當了亦父亦兄的角色，兩人在學業方面均表現出色，上完大學后都繼續攻讀研究生課程，課題都以某種方式反映了對希臘自身在歐元區中所處地位的初步認識。Paul在雅典學習商務，并在德國獲得了碩士學位；Mike則獲得在巴黎的索邦神學院獲得了法律博士學位。
在1989年時，Paul供職于雅典觀光區普拉卡(Plaka)的一個珠寶店，當時一名荷蘭商人問他是否知道哪家希臘公司生產床墊。這名商人擁有一個專賣床具的商店，希望能找到更加廉價的供貨來源。Paul帶他來到一家希臘床墊公司，但馬上發現這家公司的產品質量不佳。于是他就有一個想法，那就是制作高質量的床品，利用當時消費者對全天然產品日益增長中的興趣。這家公司強調指出，它使用的都是希臘的原材料，如來自于色雷斯(Thrace)的羊毛、來自于拉里薩(Larissa)的棉花(21530,-120.00,-0.55%)、來自于阿托斯圣山(Mount Athos)的木料和來自于斯巴達的海藻等。斯巴達是傳說中以苦行和紀律性而著稱的戰士之島，這種戰士形象在Paul Evmorfidis的觀念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當我問及Coco-Mat的公司戰略中是否有一個元素是他樂于看到其他希臘公司加以模仿的時候，他回答稱：“當然是斯巴達式的想法，兄弟！我們必須變得苗條而機敏，希臘人所獲得的所有政府補助金都讓人變得肥胖而懶惰。”我嘗試著向他指出，一家出售超舒服的床品的公司卻堅持聲稱斯巴達式的想法是其基本哲學，這中間存在著明顯的自我矛盾，但他看起來并不理會。他的兄弟Mike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稱其戰略的基本組成部分就是決定避免向銀行貸款：“我們是一步一步成長起來的。我們不希望投資額超出收入，我們的收入不會被轉換為游艇或是別墅，而是重新再投回到公司中去。”
在這個國家的未來的問題上，Evmorfidis兄弟顯示出了令人感到奇異的樂觀期望，而他們最近在希臘新開店鋪之舉看起來也表明他們并非只說不做。“我自然而然地感到樂觀。”Mike說道。“這是一個周期，好的一面將會回來。現在拓展業務是一家聰明的公司該做的事情，危機中經常都會存在機會。”
這些機會的代價是其他一些人蒙受損失。他說道，在危機來臨以前，兩兄弟在雅典中部看好的一間商鋪的所有者開出的月租金是2萬美元；而到去年12月份兩人在這間商鋪啟動新店鋪時，月租金僅為7000美元。類似的，Coco-Mat以往收購希臘橡木的價格為平立方米1700美元，而現在已經跌到640美元。Mike說道，Coco-Mat家具在希臘國內的價格也已經有所下跌，但跌幅沒有那么高。他跟我說，這家公司去年的本土銷售額下滑了15%，而鑒于希臘經濟的整體狀態，他對這一數據感到不那么樂觀(“但也不是災難性的！”)。而如果考慮到Coco-Mat床具在任何地方的價格都在3300美元到1.66萬美元之間的因素，那么希臘人仍在購買這些產品的事實就會對整個國家正處于自由落體狀態的畫面作出修正。
你可能還會將這視為“否定狀態”徘徊不去的證據，或是豪華床具的銷售表現是經濟學家Theodore Pelagidis所看到的在這個國家中出現“雙層社會”的跡象。“你將會看到，一部分人口——也就是中產階級，他們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大約為30%到50%——參與到某種類型的復蘇中。”他這樣告訴我。“但是，另一部分人口則將依靠每個月300歐元(約合400美元)或400歐元(約合500美元)的收入生存。這一部分希臘社會將無法遵循西歐的生活方式，而將與保加利亞更加相似。”Mike Evmorfidis也承認， Coco-Mat的希臘顧客以前是經濟頻譜的“橫截面”，而現在購買其床具的大多都是富裕人群。
在科林斯灣(Gulf of Corinth)的北面，赫利孔山(Mount Helicon)的斜坡延伸至此，形成了一個廣闊的山谷。在古典時代，這里有一個專為向九位繆斯女神表示崇慕之情而建造的圣所。我走出汽車，迎面吹來橫掃整個山谷的冷風。我開始漫步走過一個葡萄園交織的地區，陪著我的是27歲的斯泰利奧斯-撒迦利亞(SteliosZacharias)，他談論著有關土壤、赫利孔山斜坡、夏日和葡萄酒的話題。
當撒迦利亞及其兄弟們還是孩子的時候，他們的父親阿桑納西奧斯(Athanasios)曾在這里種過葡萄，并向其鄰居出售葡萄汁，但他談起過想開辦一家釀酒廠。斯泰利奧斯學的是商務，他哥哥尼科斯(Nicos)學的是釀酒。現在，他們和父親一直運營著Muses Estate，這家釀酒廠去年生產了20萬瓶葡萄酒，其中包括梅樂(merlot)、卡白內紅葡萄酒(cabernet sauvignon)、夏敦埃酒(chardonnay)，以及名為mouhtaro的希臘葡萄酒等。
在到達這家釀酒廠以后，我們把每一種酒都取了樣。在這時，一根燃燒中的原木在爐臺上劈啪作響，撒迦利亞的母親Ioanna Zacharias正在擺放用大淺盤盛放的食物。撒迦利亞家族的企業跨越了世界性企業與希臘傳統企業之間的界限，斯泰利奧斯所尋求的策略是與希臘葡萄酒的壞名聲搏斗，他不是要制作時髦的葡萄酒，而是強調酒的價值：這些葡萄酒不算瓶子的零售價超過30美元。這種戰略奏效了，而且時機剛剛好。在過去幾年時間里，經濟危機爆發并吞噬了這個國家，在這種形勢下，小酒廠得到了發展。這些葡萄酒在四個國家中有經銷商，其中包括美國，此外還銷往其他8個國家。泰利奧斯-撒迦利亞告訴我，在過去五年時間里，每年的銷售量都會翻一番——其中80%的銷售量都來自于經濟困難的本國市場。
與此同時，這家公司仍固執地留在這個小村里——泰利奧斯及其兄弟在這里長大、上學，在酒廠外面街道通往的場地上踢足球。在秋天，表親和村民們會來分享葡萄收成的快樂。一名養雞的鄰居每過兩天都會在這條路上閑逛，帶著十多個雞蛋來交換一瓶家釀葡萄酒。斯泰利奧斯帶著我去過當地的橄欖油合作社，這是許多希臘村莊中仍舊保留的一種組織，在那里他的父母會從自己的樹上摘取橄欖。加工的過程是免費的，合作社保留2%的橄欖油拿來賣，用以維持運作。小小的橄欖有著綠色、黑色和棕色等多種顏色，滿滿地盛放在一個大大的金屬托盤中等著被搗碎。一個有著灰色大胡子的矮胖男人打開龍頭，讓我嘗了嘗成品的味道。
撒迦利亞說，困境令有著類似想法的希臘商人團結到了一起。“這場危機給了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得以清理一個所有人都嘗試無中生有的市場。然后我們將目光聚焦在能行得通的事情上，那就是用實在的辦法去創造一種真正的產品。”
看起來許多人都認識到了撒迦利亞的思考方式。據希臘農人工會稱，在2008年到2010年之間——當時危機甚至還沒有觸及頂峰——隨著“歐元資本主義”夢想的消亡，有3.8萬人已經丟掉或是放棄了工作，重新回到土地上，通常都是回到各個島上的故鄉。前會計師和網絡設計師們現在正在納克索斯島(Naxos)上種植土豆，在希俄斯島(Chios)上收集乳香黃連木的樹脂，在克里特島(Crete)上照料小麥(2567,-14.00,-0.54%)田。在苦土(Magnesia)地區白云環繞的俄特律斯山(Mount Othrys)山頂，一年前因無法忍受薪酬削減過多而放棄了雅典公務員工作的Ioannis Tsokaras向我展示了他現在的工作。58歲的他將希望押注在一種名為“毒馬草屬”的藥草上，這種黃綠色的藥草也稱為“山茶”(mountain tea)。他正專心致力于將原來的副業——在自家擁有的土地上種植野生藥草——轉為謀生之道。他的貯藏室位于半山腰，其中塞滿了大大的、氣味芳香的、象空氣一樣輕的箱子，里面放的就是他的產品，等待著運到雅典的市場上出售。“現在這才是真正的生意。”他宣稱。
在一個正在尋找可行的未來的國家中，這種個體的故事是希望的跡象。但無論有多少家庭找到了重返土地的路，最終希臘會發生什么事情更多地還是取決于更廣泛的世界上發生什么。
這個國家中布滿有著輝煌歷史的遺跡所遺留下來的巨石，其中最大的一堆位于克里特島。它的名字是克諾索斯宮(Knossos)，這座遺跡之于希臘，正如希臘之于歐洲，都是文明的搖籃。克里特島史前歷史的中心是邁諾斯王(King Minos)的傳奇，他曾統治過希臘諸島。邁諾斯王維持古希臘霸權的方式是，他要求愛琴海世界中的第二強國雅典向其納貢，而貢品則是少男少女，他把這些年輕的男女們投入迷宮，在那里他豢養著一頭名叫彌諾陶洛斯(Minotaur，人身牛頭的怪物)的怪獸。
雖然虛構的意味足夠濃重，但最近一位名叫雅尼斯-瓦魯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的希臘經濟學家則用彌諾陶洛斯神話在全球金融界的許多熱點問題上引起了關注，他將這個神話用作一個暗喻，用來理解最近的宏觀經濟事件。瓦魯法克斯在最近出版的書《全球彌諾陶洛斯》(The Global Minotaur)中寫道，我們一直生活在其中的這個世界直到最近才運作起來，這要感謝各種“怪獸”的貪婪消耗。在二戰以后，美國與其歐洲盟友以及以前的敵人共同建立起了下層基礎，所有這些國家都成為了貿易伙伴。依靠龐大的工業和金融實力，美國成為了整個世界的盈余國家，而它所獲得的利潤以援助和投資的形式流入盟友國。但到20世紀70年代初時，其他國家的經濟都在旺盛增長，而美國卻成為了債務國。“在當時，美國金融統治集團中某些非常聰明的人發現了一件令人震驚的事情。”瓦魯法克斯對我說。這個發現就是，無論美國是最大的貿易盈余國家還是最大的債務國家，那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要控制全球本位幣，這將允許美國繼續回收利用全球經濟盈余。這種想法與賭場背后的理念沒什么不同——哪個賭徒贏錢或輸錢都不要緊，設定規則和拿走分成的賭場永遠都是贏家。
這樣一來，新的體系就形成了。在這個體系中，全球一大部分的資本流都服務于在美國市場上發起的債務。美國債務以及供給這種債務的需求就是現代版的彌諾陶洛斯，而華爾街金融機構則成為了這頭彌諾陶洛斯身后的侍女。“流入華爾街的龐大資本流給金融化帶來了原動力，”瓦魯法克斯說道，他所指的是衍生品及其他高風險金融工具的出現。“這樣一來，華爾街就創造了大量的私人資金，并將這些資金灌輸到全世界，從而創造出了巨大的泡沫，無論是在美國住房市場還是其他地方。”
當這個體系在2008年崩潰時，瓦魯法克斯說道，“歐元區進入危機就已經只是個時間的問題了”。身為歐元區“動力室”的經濟體——基本上說來就是歐元區北部國家——不再有地方出售自己的產品。
那么在這個宏偉的畫面中，希臘適合放在什么位置呢？歐元區的一個邏輯是，強大的經濟體會向比較弱小的經濟體提供貸款，目的是增進后者的下層基礎，從而使其能從比較強大的國家那里購買產品——這就像是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對歐洲所做之事的重放。但是，當希臘接受這種貸款時，這個國家的投資活動不夠明智，其自身債務開始不斷增長。
作為歐元區中最薄弱的一環，希臘給我們展示了一個最明顯的畫面，讓我們知道較大規模的經濟衰退預示著什么。我在旅程中碰到的一些人對未來抱有希望，另一些人則持有更加黯淡的觀點。在希臘第二大城市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附近，我造訪了一個家庭，當時這個家庭的丈夫、妻子和兒子都在場。女人是希臘最頂級的銀行家之一，她要求隱去姓名，因此我不能透露她的名字或她供職的銀行。當我問起她對未來有何觀點時，她說道：“上周，在拉里薩鎮上，我坐在一個露天咖啡廳里，看到一個60歲左右衣著整潔考究的希臘人經過，他很有禮貌地問我，能否把與我咖啡一起送來的餅干給他吃。你所說的有關成功公司的故事很好聽，但那個問我要餅干的男人才是現實。你沒能看到這場危機的全部結果，原因是人們一直都在以儲蓄為生，而儲蓄很快就會用光。我相信，到2012年底時，你就會看到一個不同的希臘，一個不同的國家，真正陷入貧窮的國家。”
據雅尼斯-瓦魯法克斯稱，未來——對希臘以及大多數其他西方國家來說，別管最近美國經濟的回彈——甚至還將出現更多劇變。“彌諾陶洛斯死了，所有事情都會停下來。”他說道。“在新的體系被創造出來以前，我們免不了要經受混亂的狀況。”作為希臘形勢的軼事證據，他告訴我說，雅典大學中他所有最好的博士學生都正在尋找海外的工作。然后他還補充稱，他自己也很快就會離開，可能會到美國供職。
象許多與我交談過的希臘人一樣，斯泰利奧斯-撒迦利亞也堅持認為，雖然形勢十分艱難，但從地方上來看，這場危機有著不同的“性格”。“比如說，這里沒有住房危機。”他說道。
經濟學家也附和這種觀點：與其他嚴重受創的城市不同，在雅典你看不到無家可歸者。這是因為，哪怕在雅典當股票經紀人或投資銀行家，人們也仍舊保持著與鄉下老家之間的聯系。令人驚奇的是，80%的希臘人都擁有一所住房。雖然可能位于一個遙遠的島上的鄉土，但不管怎么說都是一所住房。舉例來說，撒迦利亞就生活在他祖父在數十年以前購買的土地上，當年他祖父是用來自于一次報紙促銷活動的折扣券買下了這塊土地。因此，許多在雅典丟掉了工作的人都可以撤回到鄉下的房子里去，不過一旦他們回到那里，是否還能有收入就是另一回事了。
到目前為止，與家族和社區之間的聯系無疑起到了幫助凝聚希臘人的作用。在于小酒館中與新聞記者Aris Hadjigeorgiou談話的兩個月以后，我問他是否拿到了工資，而他的回答是那份報紙已經徹底停刊。“作為一名記者，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能堅持下去。”他說道。但他表示，在其他人的幫助下，他還能勉強維持生活。此外，他還已經與房東談妥了減租的問題。
因此，也許Paul Evmorfidis的論點有一些正確性：鑒于當前形勢的全球性，希臘傳統的下層建筑可能并非其所面臨的問題的終極答案，但它可能會讓艱難時世變得沒那么痛苦。我與Evmorfidis汽車旅程的終點是沃洛斯(Volos)，這是塞薩利地區一個活力四射的港口城市，它是希臘與亞洲之間貿易活動的管道。他被邀請到這里來向一些商界領袖談談有關對這場危機的看法。會議結束后我們走出大廈時，他正在告訴我什么才能拯救希臘，那就是這個國家仍舊充滿生氣的社區感。這時我們看到一名中年婦女走下臺階，當時天色已晚，而我們還沒有吃晚飯。他問那名婦女，是否知道有什么地方能讓我們填飽肚子。“來我家吧，我做給你們吃。”她說道。于是我們就去了。(金良/編譯)
歐債危機透視：倫敦年輕人的失業危機
導讀：《紐約時報》網站今日刊載文章稱，對于倫敦年輕人來說，貧困潦倒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文章指出，在倫敦乃至英國或整個歐元區，年輕人的失業率正在大幅上升，這很可能是歐元區經濟滑坡以及債務驅動下的財政緊縮措施最嚴重的后果之一。在西班牙，年輕人的失業率正逼近50%，在英國也已經達到了22.3%，創下自1992年以來的最高水平。以下是這篇文章的全文。
在將近兩年時間里，尼基-愛德華茲(Nicki Edwards)一直都在找工作——任何類型的工作。
愛德華茲今年19歲，言語得體且自制力強。但就象英國許多年輕人一樣，她也無力負擔繼續上大學的費用，而這使其找工作成為了幾乎不可能的事情。在去年夏天，倫敦發生了青年暴動事件，這讓象她一樣的人失去了更多機會。
“如果你沒在工作、培訓或是上學，那么你可能還是做賊的好——雇主根本不拿你當回事。”愛德華茲說道。“在某些時候，你只能說：‘我被卡在這里了，永遠也無法找到工作。’”
年輕人的失業率正在大幅上升，這很可能是歐元區經濟滑坡以及債務驅動下的財政緊縮措施最嚴重的后果之一。在西班牙，年齡在16歲到24歲之間的年輕人失業率正逼近50%，希臘為48%，葡萄牙和意大利均為30%。而在英國，這一比例也已經達到了22.3%，創下自1992年開始收集相關數據以來的最高水平。在美國，可比失業率為18%。
在整個歐洲地區的年輕人中，就業機會的缺失正在帶來日益增強的疏離和憤怒情緒——這種敵意的態度已經成為了一種威脅，它不僅讓年輕一代人的抱負受到阻礙，同時還是導致從雅典到倫敦等歐洲城市中涌現出大量暴力抗議活動的源泉。據周三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歐洲大多數地區都已經陷入蕭條或是衰退周期，這意味著有關就業市場前景能在短期內轉好的希望很小。
專家指出，在去年夏天走上倫敦街頭進行抗議活動的人中，大多數都是失業的、無力承擔上學費用的、以及沒有參加就業培訓計劃的年輕人。
在英國，被統計學家分類為NEET(當前未接受教育、未就業或未接受培訓者)的人群總數大約為130萬人，在16歲到24歲年輕人之間所占比例為五分之一。
雖然年輕人失業早已成為英國的一個長期問題，但專家指出，英國政府有關控制社會支出以削減債務的承諾看起來正導致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專家們極力主張，就業培訓和學徒項目的不足是導致英國很大一部分年輕人長期失業的原因之一。
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經濟學家希拉里-斯蒂德曼(Hilary Steedman)稱：“對于年輕人來說，讓他們的(職業)生涯有這樣一個不好的開頭很明顯是件錯誤的事情，特別是我們有許多事情能做。不能只因為他們不上大學，就認為這意味著他們不想工作。”
許多年輕人在很長時間里一直都在申請技術類崗位，但他們沒有獲得足夠的培訓來適應這些崗位的要求。在許多情況下，等待就業的時間都會從幾個月變成幾年，迫使年輕人們無限期地領取失業救濟金。在最近的一個財年中，英國政府向這一年齡段的人群支付了42億英鎊(約合66億美元)的失業救濟金，而一些專家指出，這些失業救濟金中至少有一部分原本應被投入在就業培訓領域，那樣情況會更好一些。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駐巴黎的經濟學家約翰-馬丁(John P. Martin)指出：“一項融資良好的培訓計劃是很重要的社會投資，這種投資能增強經濟的競爭力。”馬丁負責研究整個歐洲的就業市場狀況。
身為職業培訓專家的斯蒂德曼稱，與德國、奧地利和荷蘭相比，英國在使用培訓計劃來給年輕人介紹長期工作崗位的問題上遠遠落后。
斯蒂德曼指出，2010年僅有不到十分之一的英國雇主提供學徒項目，而德國、奧地利和瑞士至少都有四分之一的雇主這樣做。雖然政府對這些項目的融資在過去幾年時間里已經有所增加，但斯蒂德曼指出，大部分資金都用于對那些25歲及以上的現有員工進行培訓，而不是致力于為18歲到20歲的年輕人培訓技能。
“這完全是違反常情的作法。”她說道，并指出在接受學徒項目培訓的50萬人中，有40%的年齡都在25歲或以上。“公司正在為那些25歲的、已經有工作的人提供補助。”
就愛德華茲而言，她在倫敦格林福德學院(Greenford College)上了兩年學，隨后在去年3月份退學，原因是她已不再能繼續負擔上學的費用。她原本希望能找到一份與心理健康有關的職業，但現在已經降低了抱負，轉向尋找照料兒童或是老人的工作。
雖然一直都無法找到工作，但她幾乎每天都仍在繼續嘗試，通過網絡投簡歷，親自遞送簡歷，或是忍受不得不接受政府救濟金的屈辱。
居住在倫敦西區的愛德華茲稱：“我不希望從政府拿錢。但我能怎么做呢？人們無法得到工作。”
今年18歲的詹姆斯-羅森(James Lawson)也正在拼命找工作。他住在倫敦西區Hammersmith補貼租金的青年旅館，僅靠每兩周收到的103英鎊(約合163美元)的失業救濟金勉強度日。
由于受教育程度有限和缺少工作經驗的緣故，羅森將學徒項目視為他唯一的希望。最近，他在一所地方學院中完成了一項信息技術培訓課程，但是這項培訓沒能幫他找到工作，因此現在他把希望寄托在能獲得英國軍事承包商宇航系統公司(BAE Systems)一個學徒項目的資格上，該公司承諾——如果他能獲得少量資格中的一個的話——向其提供電氣工程師的相關培訓。
“每天早上醒來我都會對自己說：‘我還沒有工作。’”他說道。“但我不得不繼續維持積極的心態——即使這意味著被否決一千次才能被接受一次。”
羅森和愛德華茲都沒有參加去年夏天的青年暴動，但兩人都說，他們能理解促使許多同齡人違法的受挫感。
一名19歲的年輕人承認，他曾在去年7月份的暴動中實施搶劫活動，他現在已經加入了一個團伙，開始從事小偷小摸的違法活動來維持生活。
“我只是什么都不在乎了。”這位拒絕透露姓名的年輕人說道。“我不愿再象垃圾一樣的生活。”
即使是那些完成了學業的年輕人，也同樣都面臨著難以找到工作的困境。
現年25歲的塔姆-喬杜里(Tam Chowdhury)在2010年畢業于倫敦南岸大學(Southbank University)，擁有犯罪學和法律學位。她表示，她向105個工作崗位提出了申請，卻僅僅獲得了兩次面試機會。
“即使你符合資格，(想要找到工作)也是非常困難的。”喬杜里目前供職于倫敦慈善組織Tomorrow’s People，這個組織向希望進入就業市場的年輕弱勢團體提供培訓。
在經濟衰退導致英國乃至整個歐洲地區的年輕人都更加難以找到工作同時，經濟學家則極力主張，如果政府與私人部門之間缺少戰略性的合作關系，不能為希望接受培訓的年輕人提供合適的培訓項目，那么即使是在經濟實現復蘇以后，許多國家的年輕人失業率也仍將維持在較高水平。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馬丁指出，凡是支持學徒制度的歐元區國家——比如說德國、奧地利和荷蘭等——都維持了制造業和出口業的強勁增長。
而在其他經濟體中，雇主、政府與工會之間的合作關系則不那么強而有力。“舉例來說，在英國許多雇主都更希望獲得熟練勞動力。”馬丁說道。
對于19歲的斯蒂凡-拉達諾韋克(Stefan Radanovic)來說，這些都已不再是什么新聞。拉達諾韋克表示，他曾申請過數百個客戶服務或銷售崗位。
現在，與單親母親一同居住在倫敦西區伊靈(Ealing)地區的拉達諾韋克正在尋找音樂行業中的就業崗位，但他希望做任何事情來維持自己的生活以及幫助母親。
拉達諾韋克外表看起來自信有禮貌——他說道，自己希望的全部事情就是能獲得一個機會——但他知道自己為何一直都沒有獲得任何機會。
“我不怪它們。”在談及無視他投遞的簡歷的無數雇主時，他這樣說道。“它們只是不想為你提供培訓。”(金良/編譯)
梅新育：救援歐洲須設置一定條件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
梅新育
作為外匯儲備資產冠絕全球的大國，中國被正苦于主權債務危機的歐洲寄予厚望，實屬理所當然。鑒于歐洲在中國出口市場中的重要地位，鑒于維護歐元地位對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和我國對外資產多元化的意義，幫助歐洲渡過難關也是中國期望的最優結果。然而，由于歐洲存在一系列中短期和長期性問題，中國救援歐洲必須慎重處之。
就中短期而言，作為債權人的權益能不能得到充分保障，仍是個未知數。畢竟，歐洲在償債策略和未來經濟制度建設方面都還有太多問題未定：歐洲的債務問題有多少要靠償債解決，多少靠引進直接投資解決？歐洲財政一體化建設能否邁出大步從而提高其財政貨幣穩定性？歐盟、特別是歐盟重債國家迄今經濟社會調整仍然相當乏力，正損害其償債能力前景，作為債權人如何放心？這些問題仍未有明確答案。
多年來寅吃卯糧的生活方式是美歐主權債務危機的根源。要從根本上消除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頻繁爆發的風險，歐洲人就必須走出無需辛苦努力工作而建設所謂“生活大國”的迷夢，忍受一段時間的痛苦調整，對其政府財政、福利體系開展傷筋動骨的改革。
歐洲作為強勢債務人的道德風險也值得警惕。與大多數情況下債務國處于弱勢地位不同，此次主權債務危機的主角美歐是當今世界經濟政治軍事體系兩大霸主，這個地位激勵了他們未來直接或者變相賴賬(通過匯率大幅度貶值之類手段)的道德風險。
就長期而言，本來從規避風險的角度來看，多年來中國有著強烈的動機希望削減美元資產在外匯儲備中所占比重，相應提高歐元資產所占比重，然而近期來看，增持歐元資產也有風險。
第一，歐元區經濟增長不如美國強勁。因為經濟增長強勁通常有利于該國／地區貨幣提高其在全球官方儲備資產中所占比重。Barry Eichengreen和Donald J. Mathieson運用1971-1995年間的年度數據所作研究結果表明，一個儲備貨幣國家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其貨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所占比重就相應提高0.8個百分點。
第二，歐元區證券市場的深度和廣度總體上長期不如美國證券市場。儲備資產歸根結底主要以某種國際貨幣標記的證券形式存在，因此一種貨幣的證券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這種貨幣被用作國際貨幣的潛力。在這個方面，歐元證券市場容量與美元證券市場容量相比，明顯差距太大，降低了中國持有歐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意愿。即使歐洲股市在一段時間里表現明顯強于美國，歐洲證券市場也是二十多個證券市場，美國市場則是一個國家，歐元證券市場統一性(相應地還包括流動性)也就必然比美元證券市場差得遠。
因此，如果中國參與救援歐洲，作為現實和潛在的債權人，必須為自己的救援索取一定條件，尋求最為合適的途徑。
筆者認為，首選途徑應該是與歐洲國家協商，遏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放松歐洲對華出口管制，適度增加貿易融資等工具，讓適銷對路的歐洲商品在中國獲得更多銷路，讓貿易帶動實體經濟部門復蘇，這是治本之道。
其次，增加對歐直接投資，從而降低歐洲債務國負債水平。為此，歐洲需要改善對中國投資的市場準入，并盡可能創造適宜的投資環境，還可以考慮與中國簽署債轉股協議。
第三，隨著歐洲一體化程度深化而通過IMF等框架參與對歐救援，同時也提高中國救援資金的安全性。只有做到以上三點，才可以考慮直接購買歐元區債務國的債券。
歐元區二次衰退難免 希臘或緊縮與衰退惡性循環
歐債危機進入第三個年頭，歐洲領導人在應對危機方面使出渾身解數，多管齊下；雖然勢如破竹，但效果很差。事實正是，不斷發酵的危機已經令歐元區面臨再次陷入衰退的實質風險。
許多機構和分析師早已發出了歐元區經濟將在2012年再陷衰退的預期，這一預期日內被歐盟(EU)官方所正式采納。在歐債危機始終不見好轉的背景下，歐元區經濟前景實則令人堪憂。
周四(2月23日)紐約午盤時段，歐元/美元脫離歐市早盤觸及的1.3342水平的近兩個半月高點，目前基本處于1.3300關口附近窄幅震蕩。
歐盟委員會預測歐元區將陷入二次衰退
歐盟委員會(EuropeanCommission)周四公布的預測顯示，歐元區在僅時隔3年之后或將第二次陷入衰退，同時歐盟的經濟也將面臨停滯。委員會稱，孱弱的主權債務國、脆弱的金融市場，還有萎靡的實體經濟之間互為負影響的局面依然不會被打破。
歐盟委員會在報告中預測，歐元區2012年整體國內生產總值(GDP)將萎縮0.3%，經濟面臨溫和衰退，而之前對經濟狀況的預測則是上升0.5%；同時，歐盟整體GDP增速將為零，經濟面臨停滯。
報告并指出，由于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預計GDP平衡風險依然呈下行趨勢。且目前的預測必須基于充足的政策決定和實施。
特困戶希臘：緊縮計劃與經濟衰退呈惡性循環
毫無疑問，希臘慘淡的經濟前景是對歐元區/歐盟整體經濟狀況的最大拖累。歐盟委員會對該國2012年經濟萎縮幅度的預期為4.4%，這可能還不包括希臘進行大規模緊縮措施對經濟的沖擊效應。
為了激活第二輪救助計劃，希臘政府不得不承諾采取近乎不近人情的改革及緊縮措施，后者早已令希臘國內怨聲載道，抗議橫行。但無論如何，從長期來看，為了使希臘脫離危機，重歸國債市場并實現經濟增長，眼前的緊縮措施似乎是必由之路。
然而，包含大量緊縮措施的救助協議能否實行還是個問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IMF)官員Gerry Rice周四表示，雖然對希臘和國家債權人之間達成的協議充滿信心，但是該協議實施仍然存在風險。
Rice表示，“希臘和國際債權人達成的協議相當苛刻，該協議的實施仍存在風險。無論如何，協議中包含大規模的緊縮措施，我們能夠意識到希臘所面臨較大的困難。”
Rice同時指出，希臘經濟衰退局勢將于今明兩年持續，這或將是現代社會經濟衰退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
Simon Johnson：太大而不能抓
Simon Johnson是前IMF首席經濟學家，經濟學博客http://BaselineScenario.com聯合創始人，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彼得森國際經濟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與郭庾信合著有《13位銀行家》。
本文來自Project Syndicate專欄，經授權刊登
華盛頓—運轉良好的司法體系無不具有以下基本原則：不要對法官撒謊，也不要在呈堂證供上耍貓膩，要不然你就會被丟進監獄。違反描述事實的承諾便是作偽證，而在正式呈堂證供上撒謊不但是偽證，更是欺詐。這些都是十分嚴重的罪名，但顯然，如果你身居美國金融體系要職，那么這些都不適用于你。相反，那些要人還因為此種罪行而受到了豐厚的獎賞。
正如Better Market的凱勒赫（Dennis Kelleher）所指出的，最近出現的“機械簽名”（robo-signing）和解——五家大銀行就欺詐性剝奪按揭贖回權的法律責任“和解”一事——是對金融業徹頭徹尾的背叛。
首先，該案沒有導致任何嚴重的刑事訴訟——這意味著沒有人會被判重罪，也沒有人會被丟進監獄。從對高管的激勵的影響上說，只有一件事是值得考慮的。
就連用來定義這場討論的術語也是不恰當的。凱勒赫是一位在私人和公共領域都有著豐富經驗的律師，他是這么描述的：“‘機械簽名’是一種大規模、系統性的欺詐罪行。”或者——用他的話說——我們也可以稱之為“撒謊、舞弊、盜竊。”
其次，改和解案的民事處罰——一筆罰款——對涉案公司來說不啻九牛一毛。正如報道該案的記者之一納斯里波爾（Shahien Nasiripour）所指出的，“這五家貸款人都認為不會因和解案受到實質性的懲罰。”換句話說，從公司角度來說，民事處罰根本不值一提。
第三，這筆罰款與其他案件一樣，是由股東支付的，而不是由高管或董事（他們都有保險保護著呢）支付的。即使在極少數罰款由個人承擔的案件中，要么被罰者的保險支付了罰金的大頭，要么罰金與犯罪帶來的好處比起來不值一提，要么兩者兼而有之。
如果說這一切還不夠糟糕的話，那么看看這一條：據報道，這些銀行將可以使用政府資金來減記按揭貸款的價值，然后用減記額來補貼這筆毫無意義的罰款。
奧巴馬政府及其盟友竭盡全力把這樁價值大約200億美元的和解案包裝成能給住房市場帶來積極影響的案例。但事實說明了一切。正如凱勒赫所指出的，美國“至少有1 000萬房子處于資不抵債狀態”（即待繳按揭超過房屋價值）。“兩百億美金扔下去連響都不會響一聲：100萬套房子，每套貸款2萬，就把這筆錢給吞了。”
事實上，奧巴馬政府與五家按揭貸款人的和解與其對金融部門的一貫政策是一致的，一言以蔽之，糟糕透頂。但此舉又是頗為可疑的。在現今的大環境下，為何奧巴馬政府要一再讓步，對頂級銀行家如此寬宏大量？
實話實說，我并不認為政府立場與腐敗有關，罰款不會流入個人腰包甚至競選活動。此外，就本案而言，我甚至不認為這與金融業大佬的游說能力有關。2010年的多德-弗蘭克金融改革之所以不夠嚴厲，如今針對該法案的實際實施的反對聲音之所以如此之多（比如，最近圍繞限制大銀行自營交易的“沃克爾規則”出現了相當激烈的爭論）其中顯而易見都有游說勢力的影子。但按揭貸款人的犯罪行為是另一碼事。
事實上，在按揭和解案背后是對法治精神的基礎性、系統性的違背，是侵蝕了整個經濟的偽證和欺詐。毫無疑問，司法部擁有充分起訴被控罪行所需要的一切權力。但美國的最高執法機構卻一直——現在則是完完全全地——倒行逆施。
政府對嚴重犯罪的縱容背后的主要動機顯然是害怕對銀行家個人采取嚴厲措施所造成的后果。政府投鼠忌器或許無可厚非，因為有問題的銀行規模相對于經濟來說太大了。事實上，這些銀行較危機之前比起來規模變得更加龐大了，而正如郭庾信（James Kwak）和我在《13位銀行家》（13 Bankers）一書的長文中所指出的，它們較20年前比起來，規模龐大了許多。
頂級銀行家想大把賺錢，又不想蹲監獄。政治領導人可以極盡威逼恐嚇，但如果沒有可信的窮困潦倒、身陷囹圄的危險，銀行家就沒有理由依法行事。對他們來說，一切都是買賣，不管你是公共政策制定者還是個人借款者，一不留神就會成為銀行家刀俎下的魚肉。
如今，銀行高管獲得的信息很簡單：盡量把你的銀行做大，然后保持增長。只要你成功地變得足夠大，以后你的雇員將不僅僅是太大而不能倒，而且還是太大而不能抓。
而奧巴馬政府把其他所有人都變成了魚肉。
除了主權，希臘人還將失去黃金
在關于希臘第二輪救助協議鋪天蓋地的討論中，有個重要的未被討論的新聞是，希臘除了喪失其財政主權和許多其他東西外，希臘人可能還將合法的失去其黃金儲備。
NYT：
希臘前政府勞動部部長Katseli擔心，根據新的救助協議的條款，希臘的債權人將有權獲得希臘央行的黃金儲備。
根據WGC的數據，希臘的黃金儲備月111.6噸。根據WGC最新的報告，在可能遭受希臘同樣命運的歐豬國家的黃金儲備共有3234噸。如果這些黃金中的一部分被債權人沒收了，那么對現貨黃金市場會有怎樣的影響呢？
其中，愛爾蘭由于僅有6噸黃金儲備，未列入上表
美歐經濟“脫鉤”
http://news.cnwallstreet.com 2012-2-23 18:39 中國華爾街資訊 作者: niuye
受到希臘為首的歐豬五國拖累，歐元區整體工業產出呈下降趨勢。而與此同時美國的數據則是反彈。對美國經濟的信心還促成了最近一波股市反彈。總體而言美國經濟最近一階段似乎復蘇強勁，而在歐洲，德國和法國小規模的復蘇，則完全被后進國家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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