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是以分配制度為競爭核心的世紀
——兼談中國分配不公
首都經貿大學離休教授 唐思文
21世紀不見得是中國的世紀，也不見得是美國的世紀，21世紀是以分配制度為競爭核心的世紀。本文兼談中國的分配不公，并從中國的分配不公說起。
（一）中國分配不公的三種見解
第一種見解是中宣部理論局2011年特意由學習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的一本《從怎么看到怎么辦》的普及性的宣傳小冊子，談了八個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怎么解決分配不公”。該書說：“……近年來，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分配不公問題凸顯出來。……比如，國民收入分配過多，傾向于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居民收入占比持續下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持續下降，普通勞動者收入長期偏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沒有根本扭轉，2010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達3.23倍；壟斷行業收入明顯偏高，行業間收入差距仍然較大，2009年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金融業工資是最低的農林牧漁業工資的4.7倍，‘灰色收入’、‘隱性收入’甚至非法收入大量存在。”這就是我國分配不公的該書的見解。
第二種見解是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王東京，在2011年10月31日《北京日報》發表一文，《報刊文摘》在11月7日將其摘登，并取題為“差距主要在‘財產’，”該文說：“很多人都在議論并且希望縮小收入差距，我很理解。但為了把問題說明白，我認為應先討論什么是收入，或者收入差距到底應該怎么算？”接著又說：“這里我把自己與那些私企老板做個比較，人家開公司日進斗金，而我做教授月入僅數千。他的收入確實比我高，但除開商界應酬，單論個人消費，卻沒有原來想象的那么大。若轉從財產看不同了，他資產過億，而我呢？除了手頭那點微不足道的股票和所住的房子別無其它，兩者當然沒法比。由此可見，我等工薪階層與老板的差距，主要是在‘財產’而不是‘收入’。”
第三種見解是：中國分配不公主要在貧富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參考消息》2011年9月9日載文《外媒解讀中國億萬富豪創記錄》中說：“中國超富人群繼續擴大，僅僅兩年時間，財富在10億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數就翻了一番。”該文緊接著說：“‘胡潤百富榜’稱，今年中國財富在10億美元以上的富豪有271名，而2009年為129名。中國目前億萬富豪人數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的400多名。”這則訊息，著實令人振撼。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后，僅過了60多年的今天，中國的貧富差距的鴻溝，竟比解放前的“四大家族”年代還嚴重得多！我的心頓時跳得很歷害。我們革命了一輩子怎么又回到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境地呢？雖然老百姓的生活普遍有了一定的可喜的改善，或者相對說改善還不少，但與中國的富豪們一比，差距卻是越拉越大，鴻溝越來越深了。這才是中國分配不公的主要或最突出的表現。
（二）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已是全球經濟發展的一種趨勢與我的困惑
我國《法制晚報》在2012年1月26日的A13版上發表了一文，題為《GDP 7年翻番，富豪身家漲70倍》，說：“美國《福布斯》雜志編制的‘全球富豪榜’，自1995年該榜創立到2005年，中國大陸富豪能夠進榜的鳳毛麟角，但到2011年，上榜的中國大陸富豪已達115人。從《福布斯》雜志歷年編制的‘全球富豪榜’來看，2001年，榮毅仁以13億美元身家入傍，時隔10年，入榜的大陸第一富豪、百度當家人李彥宏身家達到94億美元；并且，2011年中國內地上榜富豪的財富總額已是2005年中國內地上榜富豪的70多倍。”該文還說：“美林全球財富管理與凱捷咨詢發布的2011年《亞太區財富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內地的富裕人士（至少擁有100萬美元凈資產之人士）達53.5萬人，在亞太僅次于日本”。我讀后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
我國《參考消息》2011年7月18日發表了英國湯森路透集團數字編輯克里斯蒂亞·弗里蘭著的《貧富鴻溝加速擴大》一文中說：“今天，美國有一半的國民收入屬于10%最富裕的人口。在2007年，最有錢的1%的人口控制著全國34.6%的財富，大大超過較少的90%人口所控制的比重。……今天這種巨富倍增的情況是一個全球性現象。這在美國尤為突出，但同樣出現在其他發達經濟體，如英國和加拿大。生機勃勃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同樣出現收入不均加劇的情況，中國的形勢同美國一樣嚴峻。”
其實分配不公越來越嚴重的情景，在資本主義各國是普遍地長期地存在著的。問題是：為什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出現嚴重分配不公的現象呢？難道這個問題不值得我們深思嗎？回避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三）中國和西方兩種不同的生產要素分配制度的區別：雙原則與單原則
當今世界，不管是西方市場經濟或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是實行按生產要素分配制度。雖然有關“生產要素”的內容，各國的具體解釋不甚一致，但有一點大家的認識基本上是相同的，即生產要素是由人的勞動力與物的生產資料（包括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這兩個部分共同組合而成，創造出價值或財富，并根據其在生產中貢獻的大小，而相應得到各自的回報或分配的不同。這些認識大家基本一致，但這兩個部分，即人的勞動力和物的生產資料，在分配中應以誰為主呢？中國和西方的按生產要素分配制度就產生分歧了。
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后約20年左右，中國貧富兩極分化開始嚴重化，中國共產黨就提出了新的分配原則。當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同志1997年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說：“堅持按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現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同志在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又重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力、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可見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分配制度，一方面提出以人的勞動為主進行分配，即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或為主的分配原則；另一方面又提出要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原則。顯然這是雙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度。
但是，西方市場經濟的分配制度，僅僅承認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不主張按勞分配為主的原則。因此，西方市場經濟實行的是單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度。
可見雙原則和單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度的區別，關鍵在按勞分配為主體或為主的原則上。但該原則不是指參與社會分配的總人數中，應以按勞分配的人數為主體或為主，按資分配的人數為次或為少數的誤解上。因為參與按勞分配的人數為主體或為主，世界各國都是相同的，并無區別。按勞分配為主體或為主的原則，應該是指在剩余價值的轉化形態即利潤中，主要部分應為勞動者所得，次要部分則為資產者所得。這就是按勞分配為主體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雙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的實質。它必將是人們意識形態的一次重大革命。
（四）雙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的立論依據與市場經濟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
勞動力和生產資料雖然都是生產要素，但二者在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其本質不同。商品價值是由勞動創造的，價值就是社會必要勞動的凝結；生產資料是勞動創造價值的必要條件，沒有生產資料也是無法創造價值的。所以，勞動是價值創造的根據，或內在因素，從而是價值或財富生產的主要因素；生產資料是價值創造的必要條件，或外在因素，從而是價值或財富生產的次要因素。財富就是具有價值之物。
上述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并不是指價值生產的內因或根據中的主要和次要因素。作為勞動生產的內因或根據只有一個因素，即勞動因素，根本不存在還有什么次要因素的問題。但是，勞動創造價值還必須要具備一定的生產條件，即生產資料的條件或勞動因素之外的生產要素條件，這些生產條件或外在因素，是勞動創造價值的必要的或必須的條件。可是它與價值生產的內因或根據相比，即與勞動相比，生產資料是價值生產的非本質的次要的因素。這就是勞動價值論的全部涵義。因此這個涵義應包含兩點：①價值是勞動創造的，勞動是價值創造的內在的本質的因素，在勞動創造價值中是起決定性的作用或貢獻的。②生產資料是勞動創造價值的必要或必須的條件，在勞動創造價值中，有重要的影響作用或貢獻的，甚至沒有生產資料，勞動是無法創造價值的。但它是勞動創造價值的外在的非本質的因素。
但是我國有的學者就是不承認勞動之外的生產要素，即生產資料在價值創造中的重要的影響作用或貢獻，從而否定生產要素分配論，并片面地堅持他們的“勞動價值論”和“按勞分配論”。
因此，在價值的創造或財富的生產中，勞動或勞動力的作用或其貢獻是主要的，生產資料的作用或其貢獻是次要的。故在產品的新創價值中的剩余價值及其轉化形態，即利潤的分配中，其主要部分應為勞動者所得，次要部分則為資產者所有。這是分配的客觀的要求。但是西方單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一方面根本不顧這個分配的客觀要求，反而將二者顛倒過來了，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竟拿走了利潤的全部，然后勞動者才從第二次分配中得到一小點獎金或社會的某些保障，以及慈善救濟款等；另一方面，富豪們對大企業中的高管們又給以巨額工資和獎金待遇，這完全是富豪們對一部分社會精英的“贖買政策”的“恩惠”，以利自己發財致富。世界富豪們的這種“贖買政策”已形成為一股世界的巨大的影響力，迫使我國社會主義國家壟斷大企業也無原則地跟著做。群眾意見很大，必須改革。更為重要的是單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把勞動者和資產者放在同一起跑線上，通過“平等”競爭參與分配，表面上似乎非常公平、合理，實際上勞動力一般說是根本競爭不過生產資料的物力或財力的，勞動力只得成為雇傭勞動者。雇傭勞動者能拿到一定的工資就算不錯了。同時一般說小財力也是競爭不過大財力的，小資產者也是競爭不過大資產者的。結果這種分配的“平等”競爭或單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就會變為，如俗語講的大魚吃小魚的故事。大魚也就越吃越大、越壯而成為巨富，小魚難以為生而沉為社會底層。富豪們在“平等”競爭的分配中也就得到了人們難以想象的大頭，眾多的勞動者只能得到難以為生的小頭，貧富差距也就越拉越大。這就是市場經濟下的單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實施的必然結果，因而單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也就成為市場經濟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
西方單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實際上也是把勞動創造價值的內在的或主要的因素，與生產資料外在的次要的因素，二者混同了。不過他們把勞動創造價值的內在的決定作用因素，混同為或等同于生產資料的外在的影響作用的因素，從而否定了按勞分配為主的原則，而片面堅持其單原則的生產要素分配制，只是他們與上述我國某些學者持反方向的混同。他們把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在價值生產中的不同性質的作用混同或同等之后，就把二者放在同一起跑線上，“平等”或“公平”地參與競爭分配。
（五）當今世界分配不公越來越嚴重的兩個現實條件
當今世界市場經濟分配不公越來越嚴重已為全球媒體公認的事實。越來越嚴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世界經濟出現了兩個新景象。這兩個新景象或新的經濟現實就會使單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的分配不公的發展速度及其深度，迅速上升和加重有了可能性和必然性。這兩個條件是：
第一、特殊壟斷利潤生產已越來越成為總利潤生產的主體。利潤生產就其來源的途徑不同應分為通常利潤和特殊利潤。把供求因素暫且除外或抽象掉，通常利潤是來源于生產領域中，由剩余勞動生產的剩余價值轉化而成的；特殊利
潤來源于流通領域中，由消費者提供的，超出商品價值的那部分價值，即額外價值轉化而成的，但它歸根結底也是勞動創造的，是由消費者或買方支付給生產者或賣方的。（[1]）在壟斷條件下的通常利潤稱為通常壟斷利潤；其特殊利潤，稱為特殊壟斷利潤。隨著生產技術的不斷創新，新產品不斷涌現，特殊利潤和特殊壟斷利潤的新增量，比通常利潤和通常壟斷利潤的新增量的比重越來越大，越來越高，其增速也越來越快，特別是特殊壟斷利潤。特殊壟斷利潤就會越來越成為總利潤中的主體或主要部分，并使資產者，特別是富豪的總利潤更是大增，貧富差距也就越來越大，分配不公也就越來越嚴重。
第二、經濟全球化。二次大戰后，經濟全球化的腳步以更快、更大的步伐向前邁進，富豪們致富的來源區域或地區也就越來越廣、越大，財富的增速也就越來越快，利潤膨脹越發驚人。
以上這兩點就是當今世界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分配不公越來越嚴重的經濟的重要的客觀條件。而這兩個條件主要又是由于生產技術的創新水平的不斷提高，和普及化程度不斷深化決定的。
（六）雙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和我國的現實經濟及其兩條十分重要的運行規則
我國雙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提出至今已有15年之久，但仍只是形式上的或文件上的一種分配制度，實際上并未成真。因為在我國現實經濟中（把公有經濟暫且除外或抽象不論），剩余價值的轉化形態即利潤，在其第一次或初次分配中，勞動者是根本不可能得到的，全部為資產者所得與瓜分了；只有在其第二次或再分配中，資產者才從其所得的利潤中拿出一小部分，作為稅費上繳給政府，再一小部分作為企業獎金給勞動者，或作為慈善救濟貧困者，這哪里是按勞分配為主呀！它不正是地地道道地依據按資分配為主的單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度行事嗎？正因為如此，我國當前貧富鴻溝必將會繼續加深加大，分配不公必然會越來越嚴重，也就一點不奇怪了！
雙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有兩條十分重要的運行規則：
其一是它的初次或第一次分配必須要以按勞分配為主。否則，如果仍以西方的第一次分配方式，作為我國的初次分配方式，那么我國的雙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度就必會落空，無法實現。因為西方的第一次分配是把勞動者和資產者放在同一起跑線上，通過競爭參與分配，正如上述，表面上看起來是多么平等，實際上勞動力一般說是競爭不過生產資料者的財力或物力的，小財力也是競爭不過大財力的。因此單原則的生產要素分配制的第一次分配，勢必就會把勞動者推向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的深淵！中國的富豪們在世界的富豪榜上占的名額必將越來越多，其財富的總額也必將越來越靠前！結果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西方的市場經濟究竟區別在哪里也就分不清了。對老百姓來說，二者也就沒有什么區別了。第二條運行規則是它的第二次分配或再分配，必須要在接勞分配為主的第一次分配的基礎上或前提下運行。否則第二次分配即使再作更大的努力，也是無法實現按勞分配為主的雙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的。
這兩條運行規則的第一條是決定雙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的性質的，第二條規則只是在量上作些調整，但無法也不可能改變以按勞分配為主的性質的。而且這兩條運行規則也正是按勞分配為主原則與按生產要素分配原則，二者如何結合的基礎和主要方法。是否照此運行規則行事，則是檢驗雙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的試金石。
（七）雙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是人類社會一場極為深刻的分配變革
其實人類社會分配不公豈只是資本主義社會。除了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外，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以及我國當今的社會主義社會初級階段，也都存在著性質不同的分配不公的問題。這些社會的分配不公雖然都與其各自社會的階級因素，及其分配制度的作用有關。但更重要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各自社會的客觀的內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同時，也表明了當各自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達到一定的高度時，其原有的分配制度，如果不革新，不改革，統治者必會面臨被推翻的結局，新的社會及其分配制度就會誕生。我認為當今世界從總體上說單原則分配制度，已容納不了其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客觀要求了。不管當今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也好，或歐洲一些國家的大罷工也好，或北非西亞的社會動亂也罷；也不管是中國共產黨作出的雙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的決議也好，或美國、歐洲一些媒體要求加強對富豪們的征稅的輿論，以及美國總統奧巴馬和美國富豪、“股神”巴菲特等人也被形勢所迫，提出對富人加稅的倡議也罷，不都正是反映了對單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度造成的分配不公的抗議或改革要求么？
雙原則分配制度是人類社會的一場極為深刻的分配變革，其難度之大，情況之復雜都是史無前例的，確實需要認真對待，穩妥行事，必須根據國內外的經濟和政治形勢，分階段分步驟實現，絕不可以一蹴而就，但也決不可久拖不進，坐失良機，或知難而退，必將會使主動局面變為被動。
由于我國雙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到目前為止，仍未落到實處，其第一次分配仍以單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進行的，即使我國第二次分配再加大財政上的轉移支付的力度，也是無法做到縮小我國貧富差距的鴻溝的，甚至在我國“十二.五”規劃全部實現之時，也是改變不了我國貧富差距的鴻溝拉大的趨勢的。因為在“十二.五”規劃期間，我國中、下層人民生活水平雖然會有不少提高，但與此同時，富豪們的增值速度，必將仍會遠遠超過中、下層人民生活提高的速度的，勢必會繼續擴大與加深中國的分配不公的鴻溝的。而且這種情況已為美國等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現實或實踐證明了的。因為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中、下層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和社會保障制度，已經歷了幾百年的努力，一般說都已超過我國當前乃至“十二.五”規劃將要實現的水平，美國不是仍發生“占領華爾街運動”及其提出的1%和99%的人群之間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分配不公越來越嚴重的反抗之聲嗎？這不僅震撼了美國，也震撼了世界各國有識之士！難道我國的“十二·五”規劃實現之后我國的貧富差距就可以縮小了嗎？就可以阻止其發展嗎？這是不可能的！這正是單原則生產要素非得從根本上改革不可，繞是繞不過去的；我國的第一次分配必須實行按勞分配為主的原則，雖然這個目標的實現需要一個較長的歷程，但我們必須鎖定這個目標，早日著手逐步實現。千萬不能忘記：生產要素分配制的第一次分配是決定分配制度的性質的，第二次分配只是在量上作些調整但改變不了分配制度的性質。
至于對雙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的具體的改革建議，我想由政府、人大、政協等有關部門從實際出發，有計劃有步驟地提出為宜。只要方向明確了，其有關理論解決了，思想基本統一了，前進的腳步就可以邁開了！
21世紀已不是以國家的財力或軍力為競爭核心決定勝負的時代。21世紀是以分配制度為競爭核心的世紀。具有繼承先輩革命精神的中國共產黨，和在其領導下的具有悠久文明傳統的中國人民，一起共同奮斗，必將會奪取雙原則生產要素分配制的勝利！
2012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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