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盡快搶占信用評級這一金融戰略制高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 曲雙石

2011年國際金融形勢波詭云譎、跌宕起伏，其復雜程度難以言表。然而，如果我們撥開層層迷霧，剔除紛亂的表象，會赫然發現評級機構的鬼魅身影。雖然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經濟運行機制本身出了問題，但標準普爾、穆迪、惠譽這世界三大評級機構的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無疑是助推世界經濟頹勢、擾亂世界金融秩序的重要力量。正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所說：評級機構對宏觀經濟起到順周期作用，形勢好時捧上天，形勢不好時落井下石，增大了宏觀經濟的波動幅度，造成了事態惡化。

信用評級是金融戰略制高點
雖說評級機構在很多人眼中是本輪歐債危機深化的罪魁之一，但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評級機構的重要性。
金融市場參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是評級機構存在的根本原因。“無信用，不金融”。金融市場是依靠信用存活的，信用是金融市場的基石。在一個信用社會化的時代，市場中的個人與個人之間、機構與機構之間、個人與機構之間通過信用連接成一個縱橫交錯的網絡。一旦這個網絡上的某一個節點出了問題，整張網或多或少都會產生震蕩，破壞力量強大時甚至可將其撕碎。
當這張網達到一定復雜程度時，某個節點上的個體對其他節點個體的信用程度將知之甚少乃至一無所知，因為要獲得所有相關個體的信用程度信息實在是一項專業化程度甚高并且信息量龐大的工程，此時信用評級機構的作用就凸顯出來了。
信用評級有什么的影響？以對全球經濟影響最大的主權信用評級為例，理論上來說主要有四方面影響：一是具備一定信用級別是主權債務進入國際市場的先決條件，國際上大多數金融投資機構一般不會投資3A級以下的政府債券；二是由于一國企業信用評級一般不會超過該國主權信用評級，故一國主權信用評級不佳將直接增加該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借貸成本；三是主權信用評級可決定一國國際信用資源；四是主權信用評級往往是順周期的，從而導致該國經濟波動。
一旦一國主權信用評級被調降，其面臨的風險一是國債收益率上升。由于國債收益率是一切利率的基礎，因此該國利率也將相應上升，從而造成事實上的財政緊縮，銀行貸款減少，增加經濟下行風險；二是該國債務負擔將加重，同時地方政府融資能力也將由于利率上升而被削弱；三是影響資本流動。主權信用評級下降常伴隨著資本流入減少。
信用評級的影響還不僅如此，以上僅僅是就市場層面的分析。事實上，由于資本流動的全球性，信用評級早已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戰略制高點，誰獲得了信用評級機構的控制權，誰就占據了這個戰略制高點。這一點，從本輪金融危機的深化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首先，誰掌握了信用評級機構，誰就掌握了金融市場的話語權。而誰能掌握金融市場的話語權，誰就對全球資本擁有最強的號召力，數萬億資本在其一聲令下下可在各個國家縱橫馳騁，來時殺戮、去時焦土。
其次，誰掌握了信用評級機構，誰就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對國際金融秩序的主導權。美國之所以能在國際市場上隨心所欲，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右手握有美元霸權、左手握有評級機構這根大棒，使得在同一金融游戲規則內博弈的國家，包括歐洲發達國家“同盟”，都逃脫不了被美國牽制的命運。
第三，應該從國家安全的高度來定位信用評級機構的重要作用。美國利用信用評級機構攪動一國市場，乃至顛覆一國政權的事情早非個案。遠的不說，僅在2011年，本已風聲鶴唳的歐元區在三大評級機構的輪番下調評級下，更成驚弓之鳥；期間五國首腦下臺，政局動蕩不安。

中國應抓緊培育本土評級機構
目前，我國諸多有識之士已認識到構建本土評級機構的重要性，尤其是2010年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與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等機構的專家組成的“信用評級與國家金融安全”課題組，已站在國家安全的高度對構建中國特色信用評級體系提出了很好的建議。但現實情況是，由于種種原因，我國本土信用評級機構的實力仍然較弱。目前我國約有80家評級機構，以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為代表的中國評級機構，雖然逐漸開始在國際上發出自己的聲音，尤其大公國際于2010年7月11日發布中國首個國家信用等級報告、在2011年先于國際三大評級機構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等等，贏得了世界一些關注，但它在全球的影響力還微乎其微。筆者認為需要繼續大聲疾呼：中國迫切需要抓緊時間培育本土的具有重要國際影響的評級機構。這主要是源于以下幾方面考慮：
首先，具有壟斷地位的評級機構的崛起需要國家強大的金融實力做后盾與長期的成長過程，這兩個特性決定了中國需抓緊時間。
雖然諸多學者認為世界三大評級機構之所以能夠取得今日的全球壟斷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國監管部門的監管特許，但筆者認為根本原因在于如下兩個因素：一是美國強大的金融實力。評級機構是依附于資本市場而存在的，它的發展與資本市場的發展程度密切相關。而美國恰恰是世界上最大的資本輸出國與輸入國之一，接受美國資本的國家與企業必須得到美國政府認可的信用評級，準備到美國投資的國家與企業同樣必須知道投資目標的信用狀況，這種情況無形中成就了美國信用評級機構的崛起。上世紀70年代末，美國商業票據大量發行，提高了投資者對信用狀況信息的需求, 并導致了對信用評級需求的擴大，信用評級制度在美國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與完善。1975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開始采用“全國認可的評級機構”標準（NRSRO）來規范信用評級市場，標普、穆迪與惠譽成為首批成員，實際上確立了這三大機構的壟斷地位。
三大評級機構大踏步發展的上世紀70年代也正是美國對外資本輸出、輸入日益膨脹的時代。數據顯示，1976年末至1980年末，美國對外金融資產由4570億美元增長到9298億美元，年均增長19%；對外金融負債由2943億美元增長到5695億美元，年均增長18%；對外金融凈資產由1627億美元增長到3603億美元，年均增長22%。
二是信譽本身也是信用評級機構最重要的資本。要獲得較高的信譽，信用評級機構就必須經過較長時間的實踐檢驗才有可能得到市場的認可。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評級機構必須表現穩定而可信，才有可能最終脫穎而出。標準普爾創立于1860年，穆迪創立于1900年，惠譽創立于1913年，這三家評級機構皆有上百年的歷史，但在其誕生時并未受到足夠的重視，直到1929年全球性經濟危機爆發，美國占發行額近一半的債券不能如期歸還，信用評級才顯示出其重要性。因為在此次危機中，信用評級機構評定的信用等級大部分得到了驗證，投資者開始對信用評級機構有所依賴，美國政府部門和行政機構也普遍開始重視信用評級工作，不僅制定了法規條例，同時也廣泛采用評級結果，大大地促進了評級制度的發展。
中美之間兩相比較：第一，中國金融市場起步晚、發展歷程短、制度建設不完善，但卻與百余年前的美國金融市場發展程度有著驚人的相似性。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曾表示，如果按一類金融機構占該國金融業的總金融資產的比例來衡量其在整個金融業的地位，判斷該類金融機構的發達程度，那么在1900年時，美國的銀行資產占整個金融業資產的81.1%，保險公司資產占13.8%，證券公司占剩下的5.1%，當時還沒有基金公司和退休養老基金等。相比之下，今天在中國，銀行業金融資產約占金融業總資產的78%，保險公司約占5%，證券業、信托業、基金公司占剩下的17%，結構上總體與1900年左右的美國相似。而1900年前后正是三大評級機構剛剛興起之時。因此，中國金融市場起步晚并不能成為將評級機構的建設先放一放的理由。
第二，雖然中國的金融實力不可與美國同日而語，但數年來中國對外開放逐步擴大，與世界市場聯系日趨緊密，目前已成為世界最大的資本凈輸出國之一，構建具有重要影響力的評級機構正當其時。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二季度末，中國對外金融資產為46152億美元，對外金融負債為26301億美元，對外凈金融資產為19851億美元，表明中國是資本凈輸出國。按照時間軸縱向對比，2004年末至2010年末，中國對外金融資產由9291億美元增長到41260億美元，年均增長28%；對外金融負債由6527億美元增長到23354億美元，年均增長24%；對外凈金融資產由2764億美元增長到17907億美元，年均增長37%。根據IMF的排名，中國是2010年世界最大資本凈輸出國，同時也是僅次于日本的世界最大對外凈債權國。
第三，“歷史”與“底蘊”當然是國內挑戰三大評級機構壟斷地位的“年輕后生”們所不具備的。但是，評級機構的建設不是100米的短跑，也不是馬拉松式的長跑，而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永無止境的競逐。既然權威評級機構的成長需要時間來累積自己的信譽，那么從當下開始培育中國自己的評級機構領頭羊，而不是繼續落后下去從而與搶先起跑的三大評級機構越拉越遠，就成為必然選擇。
其次，美國目前經濟處境艱難給予了我國評級機構樹立自身權威的機會，我們必須抓住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
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經濟遭受重創，目前正處于緩慢復蘇階段，掣肘美國經濟復蘇的因素之一，是其國內債務問題從2011年開始愈演愈烈。10年來，美國債務總規模由5.3萬億美元增至15.23萬億美元，已與其國內生產總值相當。截至2011年第二季度，美國家庭、企業和政府債務總和已達到約36.5萬億美元，尤其是政府未償付債務已占GDP的65%，是自上世紀4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
2011年8月3日，鑒于美國政治體制弊端、國家償還債務能力缺乏、赤字削減速度遠低于新增債務速度以及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等四大因素，大公國際將美國本、外幣信用等級從A+下調至A，前景展望為“負面”這一下調評級之舉早于標準普爾兩天。此舉說明中國評級機構在事實面前敢于表明自己的立場、發出自己的聲音，大公國際的分析不僅得到了同行的認同與追隨，也得到了世界眾多媒體的關注，大大提升了自身的知名度與權威性。
第三，中國主權信用評級面臨下調風險，急需本土評級機構崛起以對抗部分別有用心的“唱衰中國”風潮。
之所以說中國主權信用評級面臨下調風險，主要基于兩個理由。
一是中國經濟面臨諸多挑戰。就其自身來說，如經濟增長放緩、超過10萬億元人民幣的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房地產價格下跌及通脹率可能再度上升等。同時，還面臨著美國經濟復蘇緩慢、歐債危機、地緣政治風險等諸多外部風險，未來的經濟發展之路將充滿崎嶇與坎坷。事實上，目前已有多家機構下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期，并認為中國經濟“硬著陸”可能是2012年的主要經濟風險之一。過去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穩定，蓋因基本面良好，“身正不怕影子斜”，因此，雖然西方屢屢有人“唱衰中國”，國內部分媒體與所謂的專家學者也予以附和，但中國經濟向好的趨勢并未因之而動搖。一旦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發生變化，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環境趨于復雜化，則我國的信用評級將面臨一定的風險。
二是美國將宣布將戰略重心轉移至亞太地區，這一戰略轉移，增大了美國通過金融手段遏制中國的可能性。1月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五角大樓做了名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其中談到“我們將加強在亞太地區的戰略部署，預算減少不能以削弱關鍵地區力量為代價”，明確提出了美國將把戰略重心轉移至亞洲太平洋地區，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存在。此舉使美國已醞釀一年多的“重返亞太”戰略得到最為明確的證實。同時，這次美國總統親自提出這一戰略，意義重大，矛頭明顯對準中國。目前在經貿領域已經有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在彰顯著美國的野心，其是否將在金融領域進一步遏制中國值得警惕。如果采取此種戰略，那么標普、穆迪、惠譽這三大美國金融攻擊的“打手”將可發揮重大作用。
綜合以上兩點，若中國若不大力培育本土評級機構，并在國際市場上獲得一定的影響與話語權，則無異于將這一金融制高點拱手相讓，如今已經被折騰得半死不活的歐元區即是前車之鑒。
第四，歐洲、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受三大評級機構危害不淺，已準備創立本土評級機構，屆時中國評級機構將遭遇激烈競爭。
目前，世界多個國家和地區鑒于歐元區的慘痛遭遇，已經開始謀劃籌建自己的評級機構。歐洲自不必說，從歐洲“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以及公司企業界已經多次呼吁要建立自己的評級機構，打破三大評級機構的壟斷。目前，歐洲的本土評級機構建設正在全速推進，歐洲最大的戰略咨詢公司羅蘭貝格國際管理咨詢公司計劃組建一個由25家企業參與的集團，每家企業出資1000萬歐元，建立一個歐洲信用評級機構，以抗衡三大評級機構，預計2012年第二季度即可發布首項主權信用評級。
同為“金磚國家”，被三大評級機構評級過低從而造成借債成本上升、經濟風險加大的俄羅斯，也準備在2012年建立評級機構以削弱美國評級機構的主導地位。
非美國評級機構雨后春筍般的出現對于打破三大評級機構的壟斷地位固然是一件好事，同時也給中國本土評級機構的發展帶來了更大的競爭壓力。再加上目前已被認定為“國家認可統計評級機構”（NRSRO）的加拿大Dominion Bond Rating Service與日本Japan Credit Rating Agency，中國如不加速、加大發展本土評級機構，未來恐將處于被動，失去目前我國在這一領域已經取得的些微優勢。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