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先生認為：價格現象僅僅是貨幣現象，這其實是來源于貨幣主義者弗里德曼他們的，周其仁先生的思想實際上在相當意義上成為了2011年的中國貨幣當局的指導思想，成為中國貨幣當局用以控制通貨膨脹的指南。
我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的甚至是迫切的理論問題，因為我們知道當年即1992年的俄羅斯根據貨幣主義者的建議嚴厲的緊縮貨幣，極大的提高存準率和貸款利率，得到的卻是物價劇烈上漲的苦澀的果實，這至少說明薩繆爾森他們的理論不是一個對現實的完備描述。
投機行為顯然的也會影響物價，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新中國剛剛建立的時候，人民幣發行量還很低，上海的投機商就通過囤積物資瘋狂投機，導致上海的生活必需品物價高昂，在陳云的巧妙而堅決的舉措下，投機者遭到了慘重損失以后，上海物價才恢復了平穩。
弗里德曼先生根據
M=QP/V (1)
公式得出P僅僅與M相關，這在數學上肯定是不嚴密的。
上式中：M表示周轉的貨幣，Q表示商品數量，P表示商品平均價格，V表示商品平均速度。
根據小學數學我們就知道，如果M=2P,，M=3P等等，P的系數是一個常量的話，那么M和P確實就是成正比，但是在M=QP/V的公式中，我們注意到Q/V恰好不一定是一個常量，更多的是一個變量。
特別的，當M即投入的貨幣減少或者說實行緊縮貨幣政策的時候，許多企業由于缺乏資金，產量會減少，即這個時候Q也會減少，當M減少得非常的多，導致Q的劇烈減少--特別是生活必需品的Q(產量）減少，那么就會引發搶購導致貨幣流通速度V的增大，兩者共同作用，導致P（價格）前面的系數Q/V劇烈的減少，那么這個時候，物價P是會減少還是會上漲呢？
我們可以假定，如果貨幣減少百分之5，導致相應的Q也減少5%，V不變，那么價格會變動多少呢？
0.95M=0.95QP/V (2)
兩式比較一下就會知道，在這個時候，P即價格保持不變，即實施緊縮貨幣政策不會導致物價的下降，通過緊縮貨幣政策實現控制物價的目標無法實現。
接著，我們假定，央行實施猛烈的貨幣緊縮政策，例如將貨幣減少20%，導致大量的企業破產，或者停工---例如俄羅斯實施休克療法的情況，導致相應的產品產量Q減少30%，特別的由于生活必需品的減少，引發居民的搶購生活必需品，居民排著隊一拿到錢就拿去購買生活必需品，這樣貨幣流通速度增加了3倍，那么物價會發生什么變化呢?
0.80M=0.7QP/(3V) (3)
與1）式對比，我們可以計算出這個時候的P改變為原來的3倍多，即實行緊縮貨幣政策不僅降不了價，反而會使得物價如野馬一樣的上漲。
這樣，我們就解釋了俄羅斯實施嚴厲緊縮貨幣政策導致物價反而劇烈上漲的部分機制。
那么我們怎么樣用弗里德曼給出的式子來計算投機對物價的影響呢？
投機對物價的影響，實際上是改變原本的貨幣流向的均衡，導致大量的貨幣集中于生活生產必需品的銷售環節，而造成其他領域內的貨幣的減少。
例如當投機者將大量的貨幣轉移到蔬菜的銷售領域，這個時候，蔬菜銷售的局部領域的M大量的增加了，而相應的蔬菜的生產則貨幣相對減少產量還稍微下降，這樣，在蔬菜市場上的M增加，Q減少，V增大（因為消費者擔心買不到或者價格上漲太快，進行搶購），這樣就導致了蔬菜價格因為投機而上漲---注意，這里沒有考慮貨幣政策的因素，假定總貨幣不變，僅僅是因為投機導致流向蔬菜市場的貨幣增加。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政府緊縮貨幣呢，有一種可能是導致投機者的貨幣相應減少，囤積得較少，但是這要看投機者的實力，特別的政府緊縮貨幣政策更影響了生產者的資金，導致蔬菜產量的下降，導致投機者用更少的資金就能夠控制更多份額的蔬菜，制造更大的恐慌，引發市場更強烈的搶購---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緊縮政策往往不能控制物價上漲，甚至恰恰相反，特別是在投機者的貨幣不受央行政策影響---例如來自于“熱錢”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不能認為價格僅僅是一個貨幣現象，價格還與市場的供求狀況有關---即供給的增加---Q的增加，就會導致P（價格）的減少，這符合人們的常識，價格特別是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會受到投機的沖擊，因為投機能夠改變貨幣流向的相對均衡狀態。
因此，要遏制物價上漲，除了緊縮貨幣的思路，還可以考慮寬松貨幣以增加供給-，還可以考慮打擊投機。
這個問題進行澄清我認為是很有必要的，因為目前中國的中小微企業由于貨幣緊縮陷入了相當的困境，而緊縮貨幣政策本身降價的效果非常有限，考慮到中國近年來從境外進來了大量的“熱錢”這些熱錢很可能參與了對中國生活必需品的投機，這種情況下，緊縮貨幣不僅降不了物價，反而會造成物價上漲。
弗里德曼先生的理論僅僅是理論，并不代表著就是真理，真理是需要得到實踐檢驗的，弗里德曼的理論已經在俄羅斯的休克療法中證明了缺陷性，應用于中國的政策看來也是失敗的，西方國家在進入衰退以后紛紛選擇了貨幣寬松，這是他們的金融當局頭腦更清醒的體現----弗里德曼先生并沒有影響到他們對寬松貨幣的選擇。
實際上我們可以選擇一段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先生對1929年昧國的緊縮貨幣政策的反思的一段話：
1930-1933年，金融系統全面崩潰，市場信用創造和信息收集效率急劇下降，真實融資成本大幅上升，獲得貸款極其困難，信貸緊縮將經濟下滑轉變成大蕭條，也即：“金融危機-信用成本上升-真實產出持續下降”之假說，始于股災的大蕭條，迅速蔓延到實體經濟領域。
經濟危機前，美國的信用過度膨脹則是造成嚴重貨幣信用危機的客觀條件。1923～1929年,美國的貸款業務增長了37%，有價證券的發行增加了1.5倍，股票價格上漲了2倍，而在此期間，工業生產卻只增長了18%。因此，經濟危機一爆發，貨幣信用突然緊縮，便導致貨幣信用危機接踵而至。
美聯儲緊縮政策過于嚴厲則成為又一誘因。1929年8月9日，美聯儲根據宏觀經濟過熱情況，將利息提高到6%，將證券交易商的利率由5%提高到20%，使當時投機商們頃刻間陷入了資金短缺狀態，只好逃出股市。由于此舉也引領其他投資機構跟隨，股市流動性頓時陷入緊缺狀態，失去了支撐。而前期出逃的示范效果，股民對股市升值預期也發生180度轉變，出現股市拋售風潮。
然而，錯誤的政策更是加重危機的關鍵因素。1930年為挽救因股市崩盤造成的大失業，美國國會通過"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筑起史上最高的關稅貿易壁壘，造成銀行更大的衰退。再加上1931年聯儲局加息，把利率從1.5%拉高到3.5%，并警告銀行不該大量自貼現窗口借款，形成債券市場也崩盤，以致于后來聯儲局雖然將利率降為1%，并維持十多年的低利率，經濟仍然萎靡不振，形成流動性陷阱的惡果。
--以伯南克先生為代表的美國財經界人士對緊縮貨幣政策導致的流動性陷阱的惡果有著深切的認識，在這種背景下，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理論在美國得到高度的推崇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情---美國人既然清楚的知道流動性陷阱的危害，怎么還把控制貨幣量的特別是嚴厲控制貨幣發行的休克療法的主張進行全球性推銷呢，特別是推銷給俄羅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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