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演化博弈論作為西方主流經濟學前沿的方法論，對演化博弈論的研究及其在經濟學的應用成為國外學術界熱門的研究領域。同時，許多經濟學分支和流派都聲稱其方法是“演化的”，使“演化經濟學”成為一個非常流行的標簽。這導致一些學者將演化經濟學方法論與演化博弈論相混淆。其實兩者存在根本性的差異，兩者的對立更具有悠久的歷史淵源。本文以演化經濟學的立場，對演化經濟學方法論與演化博弈論進行了比較。
一、經濟學研究的兩大傳統
科學哲學歷史主義學派認為，科學知識進步增長的基本單元不是具體理論，而是“一般理論”或“偉大的理論”。學派的劃分問題歷來比較復雜而敏感，劃分標準理論也很多。如，20世紀60年代，庫恩提出了“科學范式”的概念和思想；20世紀70年代，拉卡托斯和勞丹分別提出了用“科學研究綱領”、“研究傳統”作為科學的分類標準。現代西方科學哲學主要研究對象是自然科學，若將“范式”的思想觀點擴展至社會科學領域，其對社會科學也將同樣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價值。[3]對此，方福前教授認為，可以將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作為標準來劃分經濟學流派，即根據“硬核”和“保護帶”來劃分經濟學流派。[4]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由“硬核”、“保護帶”、“反面啟示法”和“正面啟示法”四個相互聯系的部分構成。或者說，一個完整的或成熟的理論體系通常有三個特征：有一個公有的“硬核”，有一組保護硬核的“保護帶”和引導理論體系不斷發展完善的“啟示法”。筆者認為，應該采用研究傳統、“硬核”和“保護帶”三級標準來劃分經濟學流派。
勞丹在其《進步及其問題》一書中認為，每一門科學都有一部充滿研究傳統的歷史。我們看到的經濟學（包括經濟思想史、經濟史），其實都是經過主流經濟學“過濾”后的部分，幾乎成為了主流經濟學的“家譜學”，即，只有主流經濟學“一個經濟學”。這種看法不是對經濟思想史無知的表現，而是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設置的“富國陷阱”。為此，賈根良教授多年致力于“新經濟思想史”方法論和體系研究，提出經濟學有“兩大傳統，三大體系”的思想。其中，兩大傳統是指：發端于重農學派的牛頓主義和起源于重商主義的達爾文主義。在今天的經濟學中，主流經濟學承繼了前者的衣缽，演化博弈論正是其前沿的方法論。而作為“異端經濟學”但正在蓬勃興起的演化經濟學卻旨在復活作為“真正經濟學”的達爾文傳統，批判實在論等是其方法論。
二、演化博弈論與演化經濟學方法論簡述
生物學家梅納德·史密斯在1982年的經典著作《演化與博弈論》中，率先運用博弈論解釋了進化過程中的競爭行為和選擇問題，并分析了群體行為變化的動力學機制。它經過“演化穩定策略”(ESS)、阿夫納·格雷夫的歷史制度分析后，最新的發展是運用腦科學使其進入演化生物學、認知科學和實驗經濟學等，成為主流經濟學前沿的方法論。演化博弈論(evolutionary game theory)是與傳統博弈論相對應的一種方法論。它摒棄了傳統博弈論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假設。因而與傳統博弈論相比，演化博弈論具有兩個特點：一是有限理性。有限理性最早由西蒙在研究決策問題時提出。威廉姆森在研究影響交易費用的因素時，歸納總結人的有限理性是由兩方面原因引起的：一方面是由于人的感知認識能力限制，另一方面則來自語言上的限制，這種限制會使他們在行動中感到挫折。二是動態性。在方法論上，與傳統博弈論將重點放在靜態均衡和比較靜態均衡上不同，演化博弈論強調的是一種動態的均衡，被廣泛用于分析社會習慣、規范、制度或體制形成的影響因素，并解釋其形成過程。
演化經濟學最早起源于1898年凡勃倫的經典論文《經濟學為什么不是一門演化的科學》，正式成為一門學科源于1982年理查德·R.納爾遜與悉尼·G.溫特所著的《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與非新古典研究“存在”相區別，演化經濟學是一門研究“演化”的科學。因而演化范式也“明確存在于對新古典經濟學持不同見解者的著作中，一般認為凡勃倫、熊彼特、馬克思和馬歇爾是演化經濟學的先驅”。[5]演化經濟學以達爾文主義為哲學基礎，以累積因果為主要原則，其方法論基礎是批判實在論，具體分為層級本體論與轉換本體論，強調的是隱藏在現象背后的結構和趨勢。
社會科學范式是由本體論社會觀觀念、認識論方法論觀念、基本理論假設、研究主題和基本政策綱領等五個因素組成。[6]本文分別從哲學基礎、研究起點、基本假設、研究焦點和政策綱領五個部分對演化經濟學方法論與演化博弈論進行比較。
三、演化經濟學方法論與演化博弈論的主要區別
（一）兩者的哲學基礎存在根本的對立
哲學基礎是研究綱領的硬核。科學革命一般是以世界觀、方法論變革開始的。能夠為科學研究（包括社會科學研究）提供的哲學體系有兩種：牛頓主義和達爾文主義。前者是演化博弈論的哲學基礎，后者是演化經濟學方法論的哲學基礎。
一位英國經濟思想史學家曾指出，科學革命后，標準教科書的前身——邊際革命的目的是要把經濟學改造成為像數學、物理學一樣精密的科學。這正是現代主流經濟學的起源，也是演化博弈論的哲學源泉。如，理工科出身的杰文斯、瓦爾拉等曾試圖將經濟學改造為“純粹的科學”，他們試圖把經濟學建立為物理學一樣的科學。杰文斯更是認為，“他們的決定將使經濟學成為一門在許多方面像純物理學一樣精確的科學。”這種思想是受到了當時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和牛頓主義的支配。當時的社會科學界揚言要把社會科學變成實證科學，理由是實證科學是精密的、可以預測的。而實證科學實際上是形而上學的思維，認為不需要哲學思維。這種哲學基礎是要把經濟學也變成這樣的科學，而這種世界觀實際上是靜態的、機械的、原子論的世界觀。
但科學革命的目的正是擊碎硬核。以1895年倫琴射線、1900年量子力學、1905年相對論的發現為代表的物理學大革命和達爾文革命徹底改變了牛頓力學的硬核，摧毀了牛頓主義。在演化經濟學看來，所謂經濟學的“邊際革命”并沒有做到這一點，甚至沒有察覺物理學大革命，就像斯密沒有覺察工業革命一樣。同時，“當數學化過程越來越完善時，經濟學的主題就消失了。”[7]杰奧爾杰斯庫(Georgescu)認為：“當杰文斯和瓦爾拉開始為現代經濟學奠基時，物理學一場驚人的革命掃蕩了自然科學和哲學中的機械論教條。奇怪的事實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學’的建筑師，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設計師，看來都沒有及時察覺到這種沒落。”[8]顯然，作為主流經濟學的前沿方法論，演化博弈論并沒有改變這一哲學基礎。
與演化博弈論堅持牛頓主義針鋒相對，演化經濟學方法論堅持達爾文傳統，堅持動態的、有機的、系統的宇宙觀和世界觀。演化經濟學方法論建立在物理學大革命、耗散結構理論、復雜性科學基礎之上，認為還原論就是原子論，基于個人主義哲學基礎的主流經濟學無法解釋經濟（尤其是宏觀經濟）現象，而這需要從復雜系統的角度進行研究。
（二）二者的研究起點存在區別
演化博弈論的研究起點是個人主義，演化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起點是個體群思維。個人主義是用個人行為解釋社會，即社會可以從個人進行推導，體現在經濟學中就是簡約論和還原論。簡約論是用“典型性”的消費者和生產者代替所有消費者和生產者；還原論是用微觀現象解釋宏觀現象。于是，在這種思維的影響下，當宏觀經濟學無法解釋某些現象時，就要千方百計地尋找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而整體主義認為，個人的行為受制于整體的社會規則和狀態，是制度決定個人。雖然在經濟思想史上還有老制度學派等“異端”經濟學流派走向了整體主義，但由于它們沒有受到達爾文革命科學思維的訓練，也只是直覺上認為主流經濟學的個人主義方法是不對的。而這也正是吉登斯《社會的構成》一書中所指出的西方文化的分裂癥。埃里克·S.賴納特指出，“斯密以前的經濟思想采取的是一種整體主義的出發點——人民和國家。在這種整體主義的出發點背后，存在著一種根本性的深層次的思想：從個人所組成的整體這一角度加以考慮的措施可以改進每個人的境況。如果人們只局限于原子論地研究個人，那么，這種系統的效應是不能被發現的。我們認為，這種系統效應的存在是國家能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作用的根本原因。我們還發現，斯密早期的著作仍強烈地信奉這種系統的思路。……老年斯密接受了約翰·洛克的原子論，但他關于勞動分工受市場規模的限制這種根本性的見解仍是對這種系統效應的描述。我們認為，如果系統的規模經濟有作用，那么勞動分工就是唯一重要的。當然，勞動分工被新古典理論丟失掉了。”[9]
演化經濟學從批判實在論出發，認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是層級本體論，是能動性和結構性的統一，個人與社會交互作用、相互構成，并以此解釋社會。它拒絕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方法論，而以個體群思維為研究起點，研究個體與系統的統一。如，只研究微觀單位內部的演化，稱之為個體發生；研究微觀單位變化引起的其他單位以及個體群的演化，稱之為系統發生。而創新是個體發生與系統發生的辯證統一的變化過程。可見，個體群思維是將個人主義和整體主義加以整合。它在承認個人存在多樣性、差異性的同時，認為系統是分層級的，且各層級之間相互作用，導致現象的綜合性、整體性、多因素性和動態復雜性。其具體的方法論包括情景脈絡特定、物種異地形成原理、報酬遞增等。[10]
（三）兩者的基本假設針鋒相對
“一個研究傳統就是這樣一組普遍的假設，這些假設是關于一個研究領域中的實體和過程的假設，是關于在這個領域中研究問題和建構理論的適當方法的假設。”[11]經濟學的假設包括基本假設和前提假設，其中基本假設構成了保護帶，前提假設構成思維的前提。
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理性、均衡、穩定偏好，前提假設是完全知識、完全信息、完全理性。而演化博弈論的前提假設是有限知識、有限信息、有限理性。可見，演化博弈論主要是對主流經濟學前提假設的修改，而對“保護帶”觸及不多。因而演化博弈論打破的充其量是主流經濟學的“保護帶”，只是一定意義上推進了經濟學的發展，但不是經濟學革命。演化博弈論依然保留了主流經濟學的硬核——牛頓主義、個人主義。
以批判實在論為方法論的演化經濟學認為，人的理性只是習慣與慣例的子集。非理性會受社會、制度與歷史的制約。納爾遜認為，均衡仍然是演化博弈論的關鍵性假設，演化博弈論對偏離均衡的研究主要是作為理解均衡狀態的工具，而演化經濟學對任何穩定狀態都不感興趣。總是處于不斷變化的狀態的非均衡是其基本假設，它研究的中心內容是新奇、凸顯、創新、變異，而這些都是典型的非均衡分析。此外，復雜系統理論都涉及動態的內容，而大部分研究技術的數學建模很少關注經驗事實。之所以存在這些區別，正在于演化經濟學方法論的硬核是達爾文主義、個體群思維。
總之，演化博弈論的硬核是牛頓主義、個人主義，保護帶是有限理性、有限信息和均衡；而演化經濟學方法論的硬核是達爾文主義、個體群思維，保護帶是慣例（習慣）、演化和偏好可變。
（四）兩者的研究焦點存在沖突
以批判實在論為方法論的演化經濟學繼承了古典經濟學以生產為中心的理論傳統，對制度問題的研究也是圍繞生產而展開的。以演化博弈論等為方法論的主流經濟學繼承了新古典經濟學以交換為中心的理論傳統，其理論研究也是圍繞交換而展開的。前者圍繞新奇、生產、創新和制度，資源創造是研究的核心問題；后者圍繞信念、交換制度，資源配置是研究的核心問題。這一區別從國家創新體系研究所使用的能力論、知識論和資源論等就可以看出。經濟體系中機械觀和創造觀之間的沖突經常發生。創造觀又稱“產業主義”，機械觀又稱“金融資本主義”。由于自身的成功，“生產性的產業主義”將慢慢被轉變成為“金融資本主義”。國家的衰落可以歸咎于“金融資本主義”（資本）超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創新）。這也是“產業主義”的推動力，即，隨著社會的成熟，需要政府越來越多地采取直接行動將投資引向生產領域。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政治權力將慢慢地轉移給那些保護金融機構既得利益的人。因此，為生產服務的金融市場本身成為經濟中心。逐漸忽視非金融行業的創新將導致投資機會缺乏，進而動搖金融資本主義的基礎本身，從而造成大規模的資本外逃。[12]
以演化博弈論等為方法論的主流經濟學以交換（資源配置）為核心，研究資源如何配置、財富如何分配。用簡化生產函數研究生產問題，但對生產如何進行卻無從著手。拋棄了斯密豐富的生產實踐論、分工、管理等重要思想。雖然以演化博弈論等為方法論的主流經濟學并非完全沒有生產理論，如德姆塞茨的團隊理論、威廉姆斯的資產專用性理論都會涉及一些生產問題，但總的來說，無論是交易成本理論、產權理論，還是委托代理理論、契約理論，它們都是以交換為研究焦點。哪怕華盛頓共識也只涉及交換制度、宏觀經濟管理改革等內容，根本沒有涉及生產和創新的問題。
以批判實在論為方法論的演化經濟學的研究焦點則是生產與創新（資源創造）。研究資源是如何創造的、如何生產的及其需要什么樣的制度環境。該理論最遠可追溯到重商主義，現今發展為如奧地利學派的企業理論、能力論、資源論、知識論、網絡論等內容。由于研究焦點集中于生產與創新，因此，其理論內容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發展、企業戰略、國際貿易和國家利益尤為重要。
（五）兩者的政策綱領存在區別
兩者政策綱領的差別主要是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的對立。政策綱領是以理論學說為基礎的。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布勞格認為：“經濟學家一直和與政府政策有關的問題打交道。因此，他們的主要經濟學說，不僅是拉卡托斯意義上的科學研究綱領(SRP)，而且也是政治行動綱領(PAP)。”[13]
以演化博弈論等為方法論的主流經濟學，由重農主義的“自然秩序”導引出經濟自由主義、反對政府干預經濟乃至經濟全球化。其特點如下：第一，由其演繹出的經濟政策的目的不是自用而是用于出口，但對自己卻運用相反的政策。也就是說，其經濟思想與經濟政策存在“兩張皮”現象，賴納特稱之為“選擇性使用”。第二，在利益驅使下“踢掉梯子”，蒙騙發展中國家，即利用自由主義原理將發展中國家經濟細碎化，然后卷入其自身利益的漩渦，結果導致了50多個國家成為了新自由主義的重災區。第三，跨國公司的經濟殖民代替了軍事殖民，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和消費者的“好處”代替了殘暴的掠奪，而這“都是由IMF和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們應用到第三世界的”。[14]第四，將國內矛盾轉化為國際矛盾。因此，“在保護領先國對落后國進行壓制的既得利益上，標準經濟學理論核心假設明顯地發揮著一種政治作用。”[15]
以批判實在論為方法論的演化經濟學則主張民族經濟的重要和情景脈絡特定，認為自由貿易是一種“富貴病”，盡管最初“自由貿易”這一術語是指沒有貿易壟斷，而非沒有關稅。[16]事實上，幾乎所有的“自由貿易者”都應該是今天所稱的貿易保護主義者。[17]演化經濟學堅持對幼稚產業進行保護，但保護不是目的，也不是長期政策，而是階段性手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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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商孟華，劉春英.演化經濟學方法論述評[J].文史哲，2007,(5).
[11]拉瑞·勞丹.進步及其問題[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81.
[13]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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