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該怎樣就會怎樣，我們根本無從預測。”無論是對央行官員還是對其他有抱負的經濟預測人士來說，這句歌詞的道理都依然適用。在一切保持穩定、未來重復過去的情況下，預測是沒有問題的；事實上，央行使用的標準模型幾乎就是在通過硬套過去的趨勢來做出預測。但當發生突變時，央行其實與其他人一樣，都無從對未來做出預測。他們在2008年年中時對當年所做的預測，就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
無論是央行官員還是其他任何人，都沒有什么有效的辦法預測幾個季度之后的產出、通脹或利率波動。為了對兩年之后官方利率的可能水平發表意見，受訪者必須努力確定三年之后的產出預期增長率和四年之后的預期通脹率。如果你相信存在強大的力量使經濟恢復均衡，那么此類中期預測當然是絕對可行的。但是，如果真的存在此類強大的“向心力”，那么無論有沒有官方預測的幫助，各國的貨幣政策都會變得更容易制定。
當前的形勢充滿了不確定性。未來五年或十年經濟產出的可持續增長率會是多少？我們到底是會步日本后塵，還是會實現復蘇？沒人知道答案。通脹會如何發展？寬松貨幣政策是否難以遏制通縮？或者說，央行資產負債規模（以及財政赤字）的爆炸性增長是否會引發通脹壓力？
在如此不確定的背景下，你可能會認為，所有預測人士（尤其是央行官員）應該采取的正確立場是：考慮更多的可能結果，承認任何經濟學家所用的“水晶球”都一文不值。但當前時髦的貨幣理論卻建議，央行官員應該采取與此相反的立場，發表個人對官方利率未來走勢的意見，甚至固守這種意見。設想一下，如果央行認為必須固守它們在2008年6月擬定的官方利率走勢，世界會變成什么樣子。
設法讓央行披露它自身對官方利率未來走勢預測的一個理由是，一旦短期利率觸及“零”這一下限，針對利率采取的屈指可數的擴張性措施之一便是推動長期利率走低。但長期利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市場對未來短期利率水平的預期。因此，這種觀點認為，要想操控長期利率，就得讓央行官員來影響市場對未來短期利率的預期。
有人認為，央行官員能夠采取的最佳做法是，發表對由他們自己制定的官方利率未來走勢的個人預測。但這種做法的效力將取決于此類預測的相對準確性。如果官方預測包含的信息比市場對短期利率期限結構所做預測揭示的信息更多，那就有效果。否則，央行官員所做的預測不過是在表明，他們和我們大家一樣對未來毫無頭緒。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各個成員所預測的下次加息日期差別很大，這就是一個例子。
因此，央行發表對未來利率走勢的預測是否有幫助，取決于此類預測的相對準確性。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實證問題。
回顧新西蘭、瑞典和挪威央行的記錄，結果并不令人鼓舞。短期而言，即就未來三個月及隨后一個季度（程度較輕）而言，這些央行的確擁有關于它們自己未來舉措的額外（內部）信息。但在這個時間尺度以外，這些央行預測所包含的額外信息就為零了。此外，市場明白，央行官員并沒有超人的預測能力；市場往往會將這種所謂的中長期預測視為一種游說，即出于短期政策意圖說服市場改變想法。同樣，沒有什么實證證據表明市場對此類游說做出了回應。當央行和市場一樣對中長期前景毫無頭緒的時候，市場為何要做出回應呢？
公眾太過重視經濟學家對未來結果的“點預測”(point forecasts)了。這是宏觀經濟學家（不管是不是在央行任職）的悲哀所在；我們所有人都不可能做出準確的點預測。正如英國央行(BoE)行長所嘗試的那樣，我們需要重新將注意力從點預測轉到一系列的可能結果上，原因是局面可能千變萬化，而我們需要在不可知的未來浮現時做出靈活（而非之前設定）的應對。關于央行官員應發表個人對官方利率的（中長期）預測的提議，其實是一種倒退，是無視實證現實的時髦理論提出的觀點。
本文作者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銀行與金融學榮休教授，曾任英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MPC)委員
歐元區分手：“失戀33天”不是喜劇
我一直以為，讓人們津津樂道的愛情故事總是帶著一絲凄美的蒼涼，就像羅密歐與朱麗葉，梁山伯和祝英臺，但《失戀33天》絕對是個例外。在這部時下流行電影的開頭，一連串分手故事的蒙太奇吊足了我的胃口：“有時候分手要搶占先機；有時候也可以做到文質彬彬的分手；有的分手則是一個小型的犯罪劇場”，但直到最后，王小*對黃小仙撂下“我陪著你呢”的催淚彈，我才幡然醒悟，原來《失戀33天》是一部貌似悲劇的喜劇，它實際想說的是，時間可以治愈一切，一段偉大愛情的結束，必然以另一段偉大愛情的開始為標志，對于感情而言，唯有放下，才有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涅槃。
不管怎樣，《失戀33天》火了，正如豆瓣上的一段評論所言：“之所以火，不是因為電影有多好，而是失戀的人足夠多”。坦白的說，這部電影也給我帶來了許多的共鳴，倒不是我遇到了什么情感挫傷，而是自始至終，我總覺著這部電影在偷偷地映射當下經濟世界最流行的分手故事：債務危機肆虐下歐元區可能的分崩離析。希臘就像黃小仙，懶惰，以至于前者的財政狀況像后者的家居環境一般混亂不堪；愚蠢，以至于希臘在接受救助之時甚至還玩起“全民公投”的無謂把戲，最終落得個朝令夕改、里外不是人的下場，和黃小仙被閨蜜挖了墻角半年之久還蒙在鼓里一樣，智商情商之低甚至顯得有些匪夷所思。德國則像陸然，多年如一日，默默忍受，沉沉背負，最終卻還是走到無力負擔的邊緣，以至于最近的日子里，從來不輕言放手的德國也悄悄放出“瘦身”歐元區的風聲。更重要的相似之處還在于，《失戀33天》的結局似乎給歐債危機的解決指明了一條出路，就像許多市場人士建議的那樣，不破不立，有時候放棄也是一種得到，建立退出機制，甩下不負責任的成員，在崩潰中實現結構調整，怎么看都像是歐元區于廢墟上重建、于烈火中重生的必由之路。
簡而言之，就像《失戀33天》一樣，歐元區的分手故事似乎也將是一部蘊含悲痛、卻前景盎然的喜劇。真的如此嗎？在我看來，不然。
歐元區的分手故事不是喜劇。原因有三：其一，歐元區沒有幸福的備胎。失去陸然，黃小仙還有一個表面上很“娘”，實際上很“Man”的王小*可以去依靠，但希臘、意大利等深陷危機的歐元區成員國卻沒有可以依賴的新東家，失去像EFSF（歐洲金融穩定基金）那樣的強力后盾和可信來源，退出國將無力籌措補充金融市場流動性、償還政府債務、拯救經濟衰退所急需的大筆資金，最終只有走上海量印刷本幣、擁抱惡性通脹的不歸路。其二，歐元區甚至沒有可以尋求安慰的大老王。傻人有傻福，黃小仙非常幸運，在幾近崩潰的失戀初期還有一個睿智、體貼的大老王給其迎頭棒喝和適時溫暖，但歐元區卻沒那么幸運。從本質上看，歐元區是德國“大國夢想”的歷史產物，是歐洲“制衡美國”的希望所在，歐元區的解體，對于作為現實版大老王的美國而言，未嘗不是一件喜聞樂見的美事，不落井下石就算不錯，雪中送炭則是奢望。其三，歐元區的未來恐是步步驚心。分手意味著放棄，放棄則意味著擠兌，首先是銀行擠兌，隨后是政府擠兌，僅僅是擔憂就足以讓目前的歐洲銀行業步履維艱、讓聲譽卓越的德國國債銷售困難，可以想象真正的解體之際，失去統一貨幣區光環和整體擔保的歐元區各成員國會面臨怎樣的信任危機，黃小仙可以挺過度日如年的失戀33天，歐元區卻未必可以安然走過步步驚心的后分手時代。
既然分手注定是個悲劇，那為什么非要分手？其實，在我看來，再美麗的愛情于時間沖刷之下也會變成平淡的親情，該不該分手，從長期來看，可能并不取決于當初熱戀時愛得有多么轟轟烈烈，而是習慣柴米油鹽之后兩個人的契合度有多高。從這個標準看，危機中的被迫分手對于歐元區而言的確是一個不智之選。歐元區之所以能夠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突破主權界線的統一貨幣區，德法的野心只是催化劑，經濟基本面的趨同、區內貿易的盛行、地域關系的便利、歷史淵源的繁復、增長模式的協調、風險沖擊的同質則是內在動力。在這個世界上，黃小仙和陸然也許不是天生的一對，但歐元區成員國卻是很合適的統一貨幣區伴侶。
那么，面對債務危機、面對分手沖動，歐元區該怎樣拯救自己的愛情？在我看來，不外乎四條：其一，包容?！妒?3天》里那一對金婚夫婦的經歷實際上才是真正值得歐元區學習的楷模，就像傅雷所言“對終生伴侶的要求，正如對人生一切的要求一樣不能太苛”，花紅易衰似郎意，犯錯總是難免的，危機總是會有的，關鍵是帶著愛心、真心和耐心去包容，給犯錯的人一個改正的機會，也給危機國一個修復的機會，實際上也就是給“在一起”一個機會?？v觀人類歷史，危機總是會過去，歐元區在建設統一貨幣區的道路上，不僅付出了幾十年的青春，還付出了難以估量的經濟成本，退一步不是海闊天空，忍一時卻是風平浪靜。其二，等待?！妒?3天》看上去是喜劇，實際上卻未必。黃小仙和陸然在一起七年，和王小*共事才兩年，五年之后也許黃小仙和王小*的“七年之癢”可能會更多更多，也許那時候黃小仙又會發現她和陸然當年的“自尊之爭”實在是不值一提。希臘加入歐元區也不過區區十年，多一點的耐心等待，才會有多一點的喘息時機，才會給救助政策的施行和效力發揮多一點的可能。其三，體諒。愛情是付出，不是收獲，這一點黃小仙不懂，但歐元區必須懂。歐債危機的解決，急需歐洲內部的結構優化，說白了，就是德法等強勢核心國家向弱勢邊緣國家的資源輸送，只有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當然，這需要德法、特別是德國做出更多、更偉大的犧牲，不過，考慮到區域穩定帶來的未來收益，德國現在的投入也將獲得應有的回報。其四，約束。愛情天馬行空，生活卻并非無拘無束，必要的約束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伴侶負責。歐元區現在的制度體系是跛行的，貨幣政策由歐洲央行統一制定，財政政策卻是成員國各自為政，貨幣一體化和財政非一體化導致赤字財政失控，釀成債務危機的苦果。唯有通過制度創新，建立統一財政的硬約束，歐元區才能走出危機，走向共同繁榮。
其實，在我看來，《失戀33天》的結局并不那么溫暖，因為現實總是比戲劇化的夢想要殘酷許多。對于歐元區而言，債務危機是座山，邁得過去才是坎，而這個時候，更需要的，不是樹倒猢猻散之后的貌似灑脫，而是將愛情進行到底的勇氣、信心和執著。
袁東：歐洲的鑰匙在德國手中
一百年前，歐洲尤其是德國，是世界矚目的焦點。一百年后，德國又成了世界矚目的焦點。
在兩周前的本年“冬季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德國總理默克爾是致開幕詞的國家領導人，這種安排是聰明的，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默克爾演講的內容尤其是對歐元區危機的態度，今天已是世人認識和預期金融經濟形勢的重要依據。若是沒有歐元區主權債務和歐元危機的緩解，全球金融市場和經濟就不可能恢復穩定與增長，甚至可能趨向更加動蕩與悲觀。而緩解這一危機的決定性力量在德國。
主權債務問題只是歐元區危機的表象，貨幣問題才是根源。正如上個世紀40年代由英國凱恩斯和美國懷特率領兩國財政官員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樣，在德國前總理科爾和法國前總統密特朗主導下促成的歐元區機制，實際上是一個迷你版布雷頓森林體系，只不過更加徹底。歐元區范圍只在17個歐陸國家，不存在諸如美元和英鎊那樣的關鍵貨幣，只有單一貨幣歐元；沒有黃金兌換問題，也就沒有貨幣發行基礎與約束，有的只是純粹紙幣本位。盡管有歐洲中央銀行，但它沒有維持成員國之間匯率穩定的職責（因為匯率機制已不存在），卻有貨幣發行職能。
盡管美國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國家，但因這一貨幣聯盟需要美國提供流動性和儲備貨幣，故而美國要主動或者被迫保持國際收支赤字?；谄渌泿排c美元以及美元與黃金間按既定比價的可兌換性，使其他國家實際上擁有了向美國施壓的貨幣權力。而且，這種權力隨著外圍國家持有美元數量的增加而不斷增強。
在歐元機制中，作為核心國家的德國，沒有美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的麻煩。德國不僅不必通過保持國際收支赤字向貨幣共同體提供流動性，反而可以通過歐洲中央銀行無任何硬準備約束地向外發行紙幣，供給其他成員國貨幣購買力，并取消匯率機制特別是外圍國家貨幣貶值手段，一再擴大德國商品和服務的出口，保持和增強對外貿易的競爭力，從而積累起巨額貿易盈余，卻不受指責。
外圍國家除了積累國際收支赤字和債務外，沒有任何貨幣手段協助恢復對外貿易競爭力。在德國向這些國家既提供貨幣，又提供商品和服務的過程中，后者逐步喪失了生產、貿易和經濟增長能力。而且，對歐元流動性的需求越來越大，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之中。盡管外圍國家擁有越來越多的歐元流動性，但不存在布雷頓森林體系那種對核心國家要求匯換成黃金的優勢。他們不僅沒有任何貨幣權力，反而在出現債務危機時，只能寄望核心國家給予救助。
當然，外圍國家最終可以通過退出歐元區，對核心國家構成壓力。但這對外圍國家會帶來更大壓力，恢復本國貨幣后的大幅度貶值，必然帶來難以承受的通脹。這也是德法兩國不是很在意個別國家退出歐元區的威脅的根本所在。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和運轉是高度政治化的，離不開政府干預和國際政治協調。在這一點上，歐元機制沒有任何不同。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歐元危機最終能得到化解，那一定是政治手段的威力，而不是市場機制的作用。但是，正因這一機制不是市場驅動的，生命力難免就是脆弱的。即使這次能僥幸過得去，如若哪一天政治意愿淡化，政治手段跟不上，歐元還會出現危機。
正如歷史和學術研究所表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始于其真正運行之時?！边@話用在歐元機制上，也完全成立。
至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原本按凱恩斯和懷特的設計，應是布雷頓森林體系規則的執行者，類似于該體系的中央銀行。但IMF自創立以來就“幾乎完全被排除在決策之外”，“在國際經濟方面很少有權威或者聲音”。歐洲中央銀行可以說就是歐元區的IMF，也沒有多少決策權，不管主動地還是被迫，幾乎完全聽命于德國。但不同于IMF的是，歐洲央行對于德國是實實在在的，差不多就是德國的央行，其政策確定與實施，主要以德國利益為主。歐元區債務危機爆發后，歐洲央行置外圍國家的困境于不顧，一直沒有實施寬松貨幣政策，主要就是為了確保德國避免通脹。而要解決歐元區的主權債務危機，如果德國不想付出應有的代價，只是等待區域外力量伸出援手，不僅不公平，也是很不現實的。
從德國政府這幾年的有關言辭中可知，德國非常清楚歐元機制的高度政治色彩。因此，它一再強調“變革歐盟現有政治體制”、加緊“統一財政規則和機制”的確定，似乎想通過推動政治一體化來最終解決歐元問題。這雖然是德國主導的政治一體化，但不失為留住歐元的一條正確渠道。只是，這種一體化推進，是否為其他16個成員國所接受，甚至能否為德國公眾所接受，仍是未知數。
默克爾公開強調，外界不應要求德國提供無法實現的“過度保障”，“不想在我們無法做到的事情上做出承諾?！边@多少透露了她的某些無奈，但由此也可看出，柏林政府仍未下定決心并做好解決歐元問題的準備。
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教授
吳成良：美國經濟難言樂觀
美國勞工部最新公布的非農就業報告顯示，今年1月份美國非農就業增長24.3萬人，失業率從上個月的8.5%降至8.3%，創近3年來新低。美國總統奧巴馬稱，這是美國經濟復蘇的標志。
從表面上看，美國的失業率近一個階段從9%以上的高位降到了8.5%，1月份又降至8.3%，這確實是一個利好的消息。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一直是困擾奧巴馬政府的難題之一，而就業和經濟復蘇又是選民特別關心的話題。奧巴馬在1月24日發表的國情咨文中稱，過去22個月，美國私營部門新增300萬就業崗位。勞動力市場的持續回暖，不僅可以為奧巴馬的競選連任加分，也在一定程度上給美國經濟帶來了信心。因此，消息公布后，美國股市大幅上揚，道瓊斯指數當天收盤上漲近157點，達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以來的最高水平，納斯達克指數則創11年以來的新高。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齊克卡德認為，美國勞動力市場的最新發展表明，美國經濟模式具有快速恢復的能力。
不過，美國的就業和經濟狀況目前仍難言樂觀。盡管私營部門出現了廣泛的就業增長，服務業、制造業、醫療和建筑等行業增加的崗位較多，但與金融危機之前相比，美國凈損失的崗位超過500萬個。此外，由于預算緊張，美國各級政府部門仍在裁員。值得一提的是，美國近期失業率的下降，還與一些失業人員退出勞動力市場有關。目前，許多美國人在做兼職或是因為對找工作不抱希望而放棄了尋找工作。據美國媒體估計，實際上有2400萬美國人處于失業或半失業狀態，約占美國人口的15%。因此，盡管2012年美國就業市場看似開局不錯，但距離恢復健康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
美國兩位著名的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保羅·克魯格曼也分別在近日撰文指出，美國的就業狀況在本質上沒有什么改變，長期失業問題依舊嚴重，美國距離實現充分就業的目標還很遠，特別是美國的經濟復蘇目前尚不穩定，刺激經濟復蘇的政策舉措不應“剎車”。
為大選計，奧巴馬現階段正在著力打造“就業創造者”和“赤字削減者”等方面的公眾形象。不過，在刺激經濟復蘇和創造就業方面，奧巴馬最新的經濟計劃，包括推動制造業復蘇、增加基礎設施投資以及扶助房地產等措施，被指是對去年內容的“重新包裝”，缺乏新意。正如美國商會首席經濟學家馬丁·雷加利亞所說，要使美國就業狀況好轉，美國國會和政府要消除多方面影響經濟發展和創造就業的結構性障礙，其中包括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取消不利于經濟發展的政府管制和壁壘，以及通過綜合的稅收改革減少美國企業的稅收負擔等。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經濟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復蘇恐怕還需假以時日。
徐斌：不要被IMF的虛聲恫喝嚇倒
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期發布對中國經濟最新展望，預計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仍將保持 8%以上增速，但警告如果歐元區陷入嚴重衰退，中國的增長率可能將急劇下滑。
該組織在周一的報告中稱中國經濟增速將減緩，2012年的GDP增速下調到8.25%（2011 年是 9.2%），并認為今年后期開始增速將加快，2013年將達到8.75%。但IMF警告，由于歐元區陷入了衰退，今后兩年里，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大幅減小，經常賬戶順差將保持在GDP的 3-4%。在展望預測提出的下行情景中，即如果全球增長比基線預測下降1.75個百分點，中國的增長將下降約4個百分點。IMF說“因此中國面臨著來自歐洲的實實在在的巨大風險。”。
如果我們結合德國總理默克爾來華，尋求中國資金援助歐債危機這事來看，那么IMF此番前景展望報告，似乎是為配合默爾克來華化緣的公關軟文。因為中國出口企業現實狀況，完全與該報告內容不一致。
據經濟之聲《央廣財經評論》報道，早在去年下半年，廣東一些服裝、鞋業、機械裝備企業訂單下滑；龍年春節過后，不少開工企業反映外貿訂單總體"縮水"，但國內訂單增長迅猛，總體好于預期。有媒體記者走訪東莞、中山等地企業后發現，訂單總體情況比企業預期更為理想。相關勞動部門人士認為，2008年的金融海嘯中，一批企業被淘汰。生存下來的企業承接了他們留存下來的訂單。受外部環境影響，訂單數量有所減少。雖說"蛋糕"總體小了，但是分"蛋糕"的企業也在減少，存活下來的企業拿到的訂單應該足夠支撐企業生存。因此總體來看，歐債危機一旦惡化，對中國經濟沖擊自然不可避免，但也不至于全球經濟縮水一個百分點，中國經濟就下滑3%4%。
IMF此番說法，完全是虛聲恫喝，騙中國政府往歐洲救助基金里面多扔點銀子而已。
就2012年中國經濟而言，由于房地產和汽車行業去庫存壓力巨大，確實有可能出現硬著陸。但畢竟2011年是改革三十年來貨幣緊縮力度最大的一年，同時財政總收入增速連年維持在20%以上，目前貨幣財政政策還存在巨大的運作空間。
如果2012年中國經濟真的出現2008年三四季度那般的跳水情形，只要中國政府運作得當，維持在7.5%以上的增長目標，也不是什么難事。
勞拉·泰森：美國的三大赤字
新年伊始的一系列報告，讓人相信美國的經濟復蘇似乎得到了鞏固。就業崗位創造速度增加了；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指標改善了；消費支出也強于預期。但是，不要高興得太早。
美國的產出增長依然低迷，其經濟還是面臨三大赤字：就業赤字、投資赤字和長期財政赤字。這三大赤字的任何一項都不太可能在選舉年得到解決。
就業赤字逾1200萬份職位
盡管產出如今已高于2007年第四季度，但仍遠低于勞動力和產能充分利用的水平。這個缺口即實際產出和潛在產出間的差距估計超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7%（超過1萬億美元）。
產出缺口反映了逾1200萬份職位的就業赤字即回復到2007年經濟頂峰時期就業水平，并吸收每個月進入勞動力市場的12萬5000人所需要的就業量。就算2012年的經濟增長如許多人預計的那樣達到2.5%，就業赤字仍將存在直到2024年才能消除。
美國就業赤字的主因是總需求不足。占美國總開支70%的消費被高失業、低工資增長和房價及消費者財富大幅縮水所限制。去年最后數月消費水平的提升，是家庭儲蓄下降和消費信貸大增的結果。這兩個趨勢都不健康，也不可能持續。
失業率高達8.5%，勞動參與率只有64%，加上真實工資一直停滯不前，導致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跌至44%的歷史新低。勞動收入是家庭收入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消費支出的主要推動力。
在大衰退前，美國工人和家庭便已陷入困境。2000至2007年的就業增長率下降到只是前30年水平的一半。生產率的增長相當強勁，但遠遠超出了工資增長，而工人的平均真實時薪在下降，即使是有大學學歷的工人也無法幸免。
事實上，2002至2007年這段時期，是唯一一次在經濟復蘇期間出現家庭真實收入中位數下降的情況。此外，就業機會繼續呈現兩極化的態勢，高收入的專業、技術和管理職位，及低工資的食品服務、個人看護和防衛服務的就業都在增長。
相比之下，中等技能的白領和藍領職位減少了，尤其是在制造業。壓力重重的美國家庭不得不削減儲蓄率、用房屋所有權作抵押借貸，以增加債務的方式來維持消費。這導致了2008年的房地產和信貸泡沫，及之后痛苦的去杠桿化過程。
三大因素造成了美國勞動力市場的不利結構性變化：
·以技能為根本的技術變革，把重復的工作自動化，并提高了對至少有大學學歷的受過高等教育員工的需求。
·貿易和外包帶來的全球勞動市場競爭和融合，減少了就業崗位和壓低了工資。
·美國作為生產和就業據點的競爭力下降了。
技術變革和全球化在其他發達國家也造成了類似的勞動力－市場挑戰。但美國競爭力下降卻是其所推行的政策的結果。
三大赤字息息相關須綜合解決特別是，美國在三個幫助國家創造和保持高工資崗位的主要領域投資不足：技能與培訓、基礎設施及研發。美國政府在這些領域的支出還不到政府總開支的10%，而且這一比重還逐年減少。聯邦政府目前能夠以有史以來最低的利率借錢，而在教育、基礎設施和研發領域，有很多項目都能帶來較高的回報、制造就業、并提振美國吸引高工資崗位的競爭力。
奧巴馬總統提出了許多投資于美國國家競爭力基礎的方案，但國會中的共和黨卻斷然拒絕，認為美國的當務之急是財政危機。事實上，在2030年上升到不可持續水平之前，就算沒有進一步的赤字削減措施，聯邦赤字占GDP的比重也將在未來數年內大幅下降。
美國確實面臨長期財政赤字問題，上漲的醫療成本和老齡化人口是主要原因。但當前的財政赤字主要反映了稅收不足原因是低增長、高失業，還有在總需求依然疲軟，需要投入新的刺激措施時，暫時性刺激措施卻到期了。
至少，為了保證美國經濟今年能取得2.5%的增長，奧巴馬所提出的削減工資稅和失業救濟方案應該延長到今年年底。這些措施能夠為脆弱的復蘇提供保險，又不會對長期財政缺口造成影響。
那么，如何解決美國經濟的就業赤字、投資赤字和長期財政赤字呢？
決策者應該在財政政策上雙管齊下，改善就業和投資赤字的情況，同時提出一個多年計劃逐漸削減長期財政赤字。這一長期計劃應該增加在教育、基礎設施和研發上的開支，同時通過奧巴馬醫療改革立法中提出的成本限制機制，抑制醫療開銷的進一步增長。
現在就通過長期赤字削減計劃，但延遲到經濟達到接近充分就業時才實行，可以防止過早的財政收縮把經濟重新拖入衰退。事實上，立法實行這樣的一攬子計劃，可以解除投資者對未來赤字的擔憂，加強消費者和企業的信心，從而增加產出和就業增長。
對如何填補長期財政缺口應該馬上作出痛苦的抉擇，并在經濟復蘇后立刻推行。然而，在未來數年，財政政策的當務之急應該是就業、投資和增長。
對比國內七十年的非永久產權，美國的“地稅三宗罪”也讓我們永遠戰戰兢兢地過日子。
三宗罪之一：沒底洞。想擁有房屋產權嗎？地稅是到死都要年年交的。在美國如果選擇住在地稅高的地段，當然同時也會是學區治安環境都好的地段，屋主每三四十年花在地稅上的錢就夠買一座新房。我住在紐約長島，算是美國地稅稅率最離譜的地方。算了算我每隔三十年就又給自己買了個看不見的新房，夠奢侈嗎？
三宗罪之二：沒商量。地稅的稅率基本沒有砍價的余地，稅率由該房屋的市場價格占整個地區民用住房市場總值比例，以及當地經過公投的政府和學校財政預算決定。偶爾也會有些小小的折扣，比如，我家是退伍軍人，每年少交了幾百。屋主若是老年人，因為占用公共資源較少，能再略打個折。對以上稅率若有不滿，也可以選擇上訴討要說法。請律師或者自己查資料填表，折騰一圈幸運的可以減掉幾百?？上Ф惵什皇且怀刹蛔儯疂q船高，每年房屋估價都會有變化，過不了多久就需要再折騰一次。
三宗罪之三：沒人情。上面說了地稅是到死都要年年交的，沒說的是死后還要繼續交。住了幾代人的老屋若是一日交不上地稅也會被飛快地拍賣掉，即便是百萬豪宅欠款幾十塊的也不例外。所以，各位想在美國置產的大腕兒要了解，給兒孫留下個幾百萬的宅子，那可是甜蜜的負擔呀。
翻出我家幾張地稅賬單，讓大家了解下這個占美國地方政府收入30%左右的稅種是如何被分配使用的。
美國的公立學校由school district自主制定預算，由該學區屋主以地稅形式繳納稅款劃撥。這一部分占地稅的大頭（餅型圖紅色部分），我所在的地方達到了66%，剩下交給了社區圖書館了4.5%，再以外就是county一級和town一級政府的財政收入了。
美國地方政府深知從老百姓口袋里掏出這么多錢是需要最大程度展現誠實和誠意的，所以地稅賬單設計的很是“公仆”。稅單明細中各項稅款用途細化到厘。例如county tax中，縣社區學院Nassau Community College的總稅收預算為$23,620,628.02, 同比減少0.15%，劃到李老師一家頭上需要繳納五十六塊七毛九。
縣級政府的稅收預算中的最大一項是county police，我在他/她們身上花了五百八十八塊兩毛四。對于李老師來說，鎮政府稅收中最多一項花在town refuse/garbage dist，也就是我要花三百九十四塊兩毛九來為我家每周四次往外丟出去的垃圾買單。一年下來，平均一袋子垃圾兩塊錢。
細研究了下美國的地稅賬單，我發現世界上真沒有免費的早午晚餐。家門口免費的公立學校、干凈整齊的街道、設施齊全的圖書館、綠草茵茵的公園球場，都是由地方納稅人來買單。沒人天生愛繳稅，但收的嚴苛、花的透明，也算是對納稅人最大的安慰吧。
美國私宅的地稅是公開信息，如果讀者想查詢自己感興趣區域的地稅，可以登錄zillow.com或者trulia.com這類房地產網站，在地圖上搜索自己想要查詢的房屋地址或街道，就能在房屋信息里看到過去一年該房屋所繳納的地稅數目了。
（本文作者李淼曾任紐約市調查局調查員，美國期貨行業協會審計調查員和CCTV9套節目播音等職，現任新東方商務英語教師。本欄目所述僅代表她的個人觀點。）
劉洪：“僵尸銀行”會纏上歐洲嗎？
僵尸比死尸更可怕，“僵尸銀行”(Zombiebank)比破產銀行更恐怖。太多潛伏的“僵尸銀行”，成為推動危機螺旋式惡化的重大隱患。當前愈演愈烈的歐債危機，就使得不少銀行有化身“僵尸銀行”的可能。
“僵尸銀行”作為一個詞匯，最早出現是在1987年，美國波士頓學院金融學教授愛德華·凱恩(EdwardKane)用其來解釋日本經濟“失去十年”的成因，指出當時一些日本銀行雖已資不抵債、失去生存能力，但由于政府怕其破產會引發更嚴重的金融混亂，于是在政府的輸血下，這些銀行還能勉強維持運轉。
對于這種狀態，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也曾有過很深入的研究。按照他的更簡短的定義，所謂“僵尸銀行”，即指“破產的銀行獲得政府的長期生存支持，但實際上銀行已不再提供貸款”。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液。但銀行業這種既無活力、又不倒閉的狀態，不僅難以對實體經濟產生支持，反而成為實體經濟的拖累。于是在某種程度上，“僵尸銀行”也成為日本“失去十年”的代名詞。
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讓許多美國人感到恐懼的是，美國政府的大力資助，不僅將納稅人的血汗錢付諸于險境，更使得許多華爾街企業有被“僵尸化”的趨向。記得當時對此感到焦慮的美國前國務卿貝克就一再警告說，美國“將面臨美國"僵尸銀行"長久存在、以及美國經歷"失落的十年"的風險”。
當然，有了日本的教訓，美國人的應對策略顯然要好了許多。至少經過一輪輪壓力測試，按照伯南克2009年3月的解釋，美國的情況非當時的日本所能比，至少在他看來，沒有一家大型美國銀行是僵尸機構，因為它們還都能提供貸款，生存能力無虞。美國銀行業在某種程度上避免了“僵尸化”，隨著經濟的逐步好轉，華爾街基本告別了生存危機。
但在歐洲，歐債危機的愈演愈烈，卻很快將德夏銀行打為最典型的“僵尸銀行”。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法國和比利時合資的德夏銀行得到比利時、法國和盧森堡三國政府64億歐元的注資，方渡過難關；但難以消化的不良資產，最終讓該銀行難逃歐債危機的大劫，2011年10月，德夏銀行最終被分拆。
從德夏銀行的遭遇以及日本“失去十年”中看出，“僵尸銀行”與“政府之手”緊密相連。如果按照市場規律，這些銀行早該被市場淘汰，但正是因為政府的介入，這些銀行方能茍延殘喘。從短期來看，政府注資有助于避免市場的崩潰；但從長遠來看，僵而不死的結果，卻為更嚴重的危機埋下了隱患。
歐債危機之所以遷延至今，既同銀行“僵尸化”有關，更同對“僵尸銀行”的恐懼癥密不可分。在許多經濟學家看來，要應對歐債危機，最根本的解決方案，就是發行歐元債券或讓歐洲央行成為“最終貸款人”，這隨即遭到德國的拒絕。其中原因，除了德國需要讓渡自身利益外，德國還擔心會觸犯道德風險，救助了不該救助的對象，扶持了不該扶植的銀行，從而讓僵尸橫行，經濟遭到更大劫難。
智庫“開放歐洲”經濟學家拉烏爾·盧帕勒爾就曾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指出，歐洲央行出手固然可避免銀行擠兌，但同時也會制造出一批“僵尸銀行”，最終的結果是納稅人為此付出更大代價。在金融危機中，歐美普遍存在的國有化恐懼，其實或多或少也同“僵尸銀行”有關。
當然，有“僵尸銀行”，也必然有“僵尸企業”。比如，對于日本“失去十年”，除了經濟學家普遍歸咎于“僵尸銀行”外，一些經濟學家也認為，這同日本銀行業不斷向一些不良企業注資有關，注資的原因也是所謂這些企業“大到不能倒”，但不倒的結果，就是這些企業債臺高筑，可勉強生存，卻缺乏必要的活力。在一些信奉自由市場經濟的學者看來，這種困境，其實正是政府救市造成的市場失靈的結果。對國家來說，至少在有些時候，市場有規律，救市須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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