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認為為破解當時的全球貿易失衡而提出的“1941年凱恩斯方案”，與當今的東亞、美國之間的失衡難題高度相關，還提出了當前“對稱型不調節”(symmetrical nonadjustment)這一困境的兩大紓緩機制。
一、凱恩斯方案的背景與內容
20世紀20年代，凱恩斯逐步認識到，通貨緊縮是英國失業的主因，而通縮壓力又主要源于美國失衡性的債權人地位。理論上，當時推行的國際金本位制為各國經常項目失衡提供了自動、對稱的調節機制。黃金輸入國的商品價格上漲，黃金輸出國的商品價格下跌，從而兩國之間的進口、出口重新恢復均衡。但凱恩斯在他1941年的著述中逐漸意識到，這種調節“對債務國是強制的，對債權國則是可控的”。債權國若決定不進行或不允許調節，絕無任何不便：因為一國的儲備既然不能低于零，也就自然沒有上限約束。這一規則同樣適用于通過私人資本流動進行的調節，因為“債務國必須借入，但債權國絕無必須放貸的壓力”。
大危機時期，自逆差國向順差國的資本外逃強化了債權國的資本“窖藏”傾向。1931年金融危機之后，金本位制崩潰，國際資本市場癱瘓，各主要國家紛紛采用關稅、競爭性的本幣貶值以及雙邊協定，來平衡國際收支。由此，19世紀建立的國際收支體系失靈。
凱恩斯設計的“1941年清算聯盟方案”就是為了避免這一災難重演。該方案力圖恢復（他所認定的）固定匯率體系的各種優勢，同時避免非對稱的調節成本。凱恩斯方案的本質特征是：債權國不得“囤積”順差，或在貸放順差時收取懲罰性利率；相反，這些順差應透過國際清算銀行（聯盟各國的中央銀行是該行的存款人）的運行機制，成為債務國自動借用的廉價透資來源。
所有那些導致順差和逆差的剩余型國際交易，均將通過會員國中央銀行在國際交換清算銀行(International Clearing Bank，ICB)的“清算賬戶”進行結算。會員銀行可以依據它們在國際交換清算銀行賬戶的借計、貸計狀況（以“銀行貨幣”或凱恩斯國際貨幣單位“班柯”計值），買進外國貨幣、賣出本國貨幣；買賣貨幣的最高“指數限額”是各國既往5年國際貿易平均額的一半。銀行貨幣（貸方和借方）的存款額因順差、逆差而創設，并在差額結清后取消。各國貨幣與單位銀行貨幣（班柯）保持固定但可調節的比價關系，后者則與黃金保持固定的比價關系。班柯可用黃金購得，但不能轉換成黃金。凱恩斯設定的長遠目標是黃金去貨幣化，讓班柯成為聯盟體系的最終儲備資產。通過提高或降低各國的“指數限額”，國際交換清算銀行的管理層可以逆周期地調節班柯的供應量。
凱恩斯力圖探尋不放棄債務國約束原則下的債權人調節機制。為達此目的，他的方案旨在給順差國、逆差國同時施加“結清”賬戶余額的壓力。持續順差的債權國可以或必須使本幣升值，放開外資投資限制，并對其超過“指數限額”1/4以上的對外信貸征收累進利率（最高可達10%）。任何在年末超過“指數余額”的貸放余額將被沒收并劃撥為“儲備基金”。持續逆差的債務國可以或必須使本幣貶值，向國際交換清算銀行售賣自由黃金，并禁止資本輸出；它們對外的過度負債也將被罰收利息。如果所有成員國均在年末實現收支均衡，則班柯的總余額恰好為零。
由于無意讓那些“揮霍”的債務國自動挪用其“辛苦掙得”的順差額，美國否定了凱恩斯方案。作為替代，1944年《布雷頓森林協議》設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那些暫時面臨國際收支困境的成員國提供短期融資支持。IMF是基金組織而不是銀行，會員國必須繳納由黃金和本幣構成的捐獻或份額（IMF的總份額是80億美元，凱恩斯方案中國際交換清算銀行的總份額是250億美元）。IMF將向會員國提供最高等值其份額的外國貨幣援助，條件是會員國改變國內政策。各成員國貨幣的面值與黃金固定掛鉤，且僅在需要修復“根本性失衡”時方可更改掛鉤比率。凱恩斯方案和IMF體制均依賴資本控制來阻止“熱錢”的不穩定流動。
問題的關鍵在于，一旦接受了固定的、可調節的匯率制度，IMF就缺乏有效機制去阻止持續的儲備積累。換言之，它認同債務國單方面調節的正統觀念，因而仍未解決持續的債權國窖藏的凱恩斯難題。凱恩斯方案與IMF方案的差異值得尋味。在凱恩斯和英國看來，1931年的金本位制崩潰導源于順差國不愿支用它們的順差額；而在美國人看來，問題的根源則是逆差國缺乏貨幣紀律約束。
二、布雷頓森林體系及其崩潰
1949—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并未再現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通貨緊縮特性，這主要得益于美國“非窖藏”政策支撐下各國普遍謀求充分就業的政策實踐。美國一直在向“自由世界”輸出美元，最終它自己在20世紀60年代末出現了貿易逆差。風水輪流轉，現在美國是逆差國，它需要貶值美元，但又受制于美元是全球主要儲備資產的特殊地位。由于貿易赤字不斷擴大，為滿足單方面進口，美國的美元印制量不斷躥升。順差國則通過投資美國國債積累了美元債務資產。由于大量印制的美元（通過債權國的美元資產投資）又流回本國，美國無需通過提高利率，抑制國內信貸。這樣，本應形成的巨大通縮壓力并未釋放，世界延續了20年的經濟繁榮。
正如耶魯大學特里芬教授所言，布雷頓森林體制的致命缺陷在于：關鍵貨幣國的債務上升，必將引致他國懷疑該國用黃金兌付債務的能力。20世紀60年代末，法國開始將其美元儲備兌換成黃金。這就導致了1971年金匯兌本位制的必然崩潰。由此，美元成為不兌現（為黃金）貨幣，特別提款權（SDR）被創設為新的補足性國際儲備貨幣。然而，由于缺乏將美元余額轉換為特別提款權的機制，在浮動匯率制、固定匯率制、有管理的匯率制度的龐雜匯率體系中，美元仍是全球主要儲備資產。
理論上，浮動匯率制不會導致國際收支順差和逆差，從而消除了持有儲備的需求。然而，為防范熱錢的投機性流動致使匯率偏離均衡水平，各國的儲備需求出乎意料地旺盛；這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尤為明顯。東亞金融危機過后的20世紀90年代末，東亞各國單方面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II”，將它們的貨幣與美元掛鉤，并持有大量美元儲備。這就復制了布雷頓森林體系I的膨脹性收益，但由于較之極具競爭力的人民幣，美元不斷升值，東亞各國失衡型儲備頭寸不斷上升。
當今之經常項目失衡難題，是導致金本位制及隨后之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這一難題的翻版。金本位制沒有提供國際收支順差、逆差的對稱性調節機制。凱恩斯方案希望通過國際清算聯盟精心設計的對稱性調節，取代致使逆差國通貨緊縮的非對稱調節。布雷頓森林體系也沒有解決凱恩斯難題，它秉持了債務國調節的正統理念，但透過IMF給予債務國足夠的時間去“解決自身問題”。凱恩斯方案苦心應對的通縮壓力并非透過他所設想的機制來緩解，而是借道美國自愿的順差“非窖藏”機制來解除。但這又誘發了美國承諾將美元兌換為黃金的公信力問題。當今體制的特征就是一種對稱性的不調節體系：只要順差國滿足于用美元持有不斷累積的儲備資產，順差國、逆差國均無調節這一體系的壓力。
然而，當今的主要問題不再是“逆差的可持續性”，而是逆差對順差國、逆差國經濟運行的影響。金融盛衰榮枯的周期循環已被植入債權國、主要債務國（美國）均無調節壓力的體系之中。這既不理性，也代價慘重。
三、當今的不調節難題與后果
全球失衡在2008—2009年的嚴重信貸危機中為害不淺。全球失衡本身也十分危險：它們會經由巨額資本流動引發雜亂無序的經濟逆轉；它們還會挑起諸多貿易限制。如果不是信貸泡沫首先破裂的話，持續至2006年的全球失衡很可能直接觸發美元危機，或導致全球保護主義狂潮。目前的全球失衡已有所緩解，但全球經濟一旦復蘇，全球失衡可能再次擴大，這就成為重大的潛在問題。
當今情勢迥異于凱恩斯所處的時代。資本流動的規模更大；可調節的盯住匯率制不復存在。事實上，目前也不存在所謂的匯率“體系”，而是并存著多元的匯率機制。國際儲備體制也有所不同：它以美元為中心，而非以黃金為中心。美元是當今首要的儲備貨幣，歐元雖位居其次但地位遠遜。國際社會也存在信托國際中央銀行貨幣，即20世紀60年代末期創設的特別提款權，但其數量上的重要性微不足道。盡管世易時移，凱恩斯濃縮在《清算聯盟建議》中的遠見卓識，對于避免未來的全球失衡仍極具教益。
國際調節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之一是運行良好的匯率變動機制，這一條件目前尚不具備。許多國家采用浮動匯率制，但部分國家并未效仿。追求國際收支順差的非浮動匯率國可通過囤積外匯儲備阻礙實際匯率變化。理想的國際調節還有賴于至少是間歇地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國際協調，這一條件因其缺失而備受矚目（2008—2009年各國合作性的需求刺激是個例外）。由于缺乏合意的調節機制，凱恩斯著力強調的非對稱性再度興起：調節的壓力由逆差國集中承擔（除非逆差國是類似美國的儲備貨幣發行國），債權國則無需調節地轉身而過。此間的最好例證是，眾多新興國家發現了出口主導型增長模式的諸多優勢；出口導向戰略使這些國家獲益良多，但卻面臨結構上的缺陷：出口方的順差必然對應進口方的逆差。換言之，它們導致了全球失衡。
當今的儲備體系同樣不盡如人意。其中尤為明顯的是，更大規模的資本流動增強了而非削弱了積累自有儲備的需求。許多國家對匯率浮動、對不穩定的資本流動具有合乎理性的恐懼，而短期借貸所形成的外匯儲備又極易在危機中侵蝕殆盡。最有效的自有儲備積累方式是追求經常項目順差。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慘痛經歷警示了東亞各國持有自有儲備的重要性，本輪危機不過是重申了這一教訓而已。然而，巨額儲備積累對單個國家而言十分理性，一旦眾皆效尤，則屬群體性愚笨。事實上，正是眾多國家競相持有巨額儲備導致了熱議中的全球失衡：儲備囤積國掌控著巨額順差，而作為主要儲備發行者的美國積累了巨額逆差。儲備積累與全球失衡的內在聯系沒有邏輯必然性。在原理上，只要美國的長期海外直接投資額與其海外投資接受國投資美國國債的短期存款額相匹配，經常項目就可以實現平衡，外匯儲備就可通過單純的資本賬戶交易而形成。但在事實上，近期巨額外匯儲備的增長的確對應著美國的巨額經常項目逆差。其背后的行動關聯具有心理學和實證意義上的合理性：發行儲備貨幣的權勢所賦予的“過分特權”削弱了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國際收支平衡約束，遲早會誘使該國過分支度。
經常項目順差導致全球通貨緊縮的觀點僅為部分正確。它們最初必定導致逆差國的通貨緊縮；但當今的逆差國更有可能訴求充分就業。因此，逆差國最有可能、也可以理解的反應就是推行膨脹性政策，其必然副產品則是更大的失衡。新世紀頭十年中期一系列事件必定可以合理解讀為：全球部分國家的“過量”儲蓄誘發了美國凱恩斯主義式的膨脹性反應，后者放大了全球經濟失衡。當然，由于調節失衡的重擔由債務國背負，“算總賬”的日子最終必到，并給全球帶來嚴重通縮。
四、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措施
防止全球失衡，應有哪些作為？完全變革現行體系是不大可能的。但仍有可能推行若干重大改進，以舒緩失衡難題，促使全球貨幣體系沿著理想的長期方向取得革命性進展。在這方面，凱恩斯的《清算聯盟建議》頗具啟示。
先看調節機制。無論采用何種儲備體制，必須完善調節機制。如上所述，最理想的結果是，我們需要更完善的宏觀經濟協調機制、更好的匯率體制。但兩者都是極具爭議的論題，不可能輕易解決或迅速解決。次優的重大措施是改造凱恩斯提出的失衡性班柯罰金方案，其當代對應物則是對持續、過大的經常項目順差征稅。“過大”、“持續”的量化界定必須達成一致；向IMF繳納的稅收稅率也是如此：該稅率必須高到足以影響各國行動。對過量的儲備積累征稅則是再次的選擇，因為儲備和經常項目之間的聯系比較松散，而且儲備可以多種方式隱藏。
再看儲備體系。凱恩斯極具遠見地希望廢除國家貨幣充當國際儲備貨幣的體制，并用“班柯”替代這些儲備貨幣。這一變革將摧毀（為防范風險而建立儲備而非購買保險的）自保型美元需求的根基；這可通過要求各國取得自身擁有而無需賺取的信托儲備而實現，因為信托儲備系由國際中央銀行發行。這是一座暫時遙不可及的天橋。但在美元主導型儲備體系下，立即采取措施提高全球儲備中的SDR份額，卻頗為可行且極具吸引力。當前的要務是，修訂IMF章程，允許SDR依據巨額正常投放及為應對全球流動性危機的臨時投放（危機結束后便收回）要求，而靈活地創設。推廣使用SDR是具有決定意義的關鍵步驟，它將減少各國為積累美元儲備而追求經常項目順差的需求。與此同時，削減儲備貨幣發行國的“過分特權”，更公平地分配儲備創設中的鑄幣稅，促成更對稱的調節機制，推動IMF更加切實地成為最后貸款人，降低儲備貨幣轉換進程引致的波動風險，均大有裨益。當然，如果SDR能打造為被私營部門而絕非僅由中央銀行持有的資產，則其吸引力將得到根本性增強。在一段時期內要達成這一目標，還得多加籌劃、多管齊下。但推動各國央行使用SDR，卻容不得拖拖拉拉、靜候籌劃了；相反，即便沒有此類籌劃，它也能顯著提升全球貨幣體系的功能。
上述變革還需配套設立存放在IMF的“替換賬戶”，以便各國將儲備資產轉換為其價值在本質上比單一儲備貨幣更穩定的SDR。很明顯，此間長期爭論的焦點是：誰來承接各國采用新設施（即SDRs）中希望轉嫁的匯率風險 設立“替換賬戶”方案的優勢有二：它將提高SDRs的儲備量，降低外幣儲備的數量；它還將開啟與中國的協商之路。如果“替換賬戶”的條款規定能促使中國將其美元儲備轉換為SDRs，則中國反過來會贊同對過量的經常賬戶順差處以罰金。
正如第一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石是美英兩國之間的“大協商”，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構建有賴于主要順差國、主要逆差國之間達成若干協定。其中，中美兩國政治智慧面臨的挑戰尤其引人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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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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