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最初出自吳仲賢文集《大志未竟》1997年2月版，該文被選入羅金義、李劍明編，《香港經濟：非經濟學讀本》（香港：牛津 2004）。頁217-221。文本來自北大未名
摘要:香港工業化的開始，是綜合中國革命的后果；國際資本主義貿易及內部結構性改變的結果，而不是香港經濟自然發展的結果，這最明顯地表現于香港不用通過資本原始累積而直接開始工業化

香港經濟發展的驚人成就是無可爭議的：在一九四九年，當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取得政權，
香港剛開始幾乎無人預見遠大前景的工業化時，香港的平均個人收入 (200美元)，大約是
英國(786美元)的四分一，美國(1,450美元)的七分一(1)。到了1991年，香港的民主派在立法
局直選大勝入局這一年， 香港的平均個人收入已高達13,430美元，高過愛爾蘭(11,120美元)，
新西蘭(12,350美元)，西班牙(12,450美元)；跟英國 (16,550美元)比較已追余19%，跟美國(22
,240美元)則相差還有40%(2)。而且，如果香港，英國和美國都按照過去十二年平均增長率發展
 的話，則香港將于1998年追上英國，在2005年則超過美國。
　　可是，成功的事物，很少不在后來給披上神話的外衣。而神話的起源往往是這樣的：
社會科學家以特定的向度觀察現實時，總結出一些特點，當部分特點符合他們的意識形態或價
值觀時，便往往被夸大到不成比例的程度，而且反過來用這些觀念 來解釋現實的發展。在解
釋香港經濟起飛的秘密時，貨幣主義者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便歸功于自由貿易(3)，他的門
生A. Rabushka則一度鉆研香港，表揚其自由經濟政策(4)。事實上，史彭年(E.F. Szczepanik)開始
(5)，香港的主流經濟學家幾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奉自由經濟政策為經濟發展的圭臬。僅有
的例外，是接近經濟發展學派的經濟學家， 語不驚人誓不休地從幾乎是公認的自由經濟政策
中，發現了政府的干預，因而驗證了他們的立論：即不通過政府干預，當代落后經濟地區便不能
現代化(6)。可是，包括香港在內亞洲四小龍經濟成功的實例，到了美國社會學家波格(Peter
 Berger)的手中，意義更為重大！一方面從反方面實證上宣布經濟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
的終結(7)；另一方面則從正方面證明假迄今為止工業資本主義是唯一可以發揮最大生產力，提
供人民最高物質生活水平的，且隨著經濟發展而傾 向民主的社會經濟制度，至于馬克思主義則
必須揚棄(8)。要挑戰這些理論，必先從香港經濟的實際發展出發。

并非政府遠見
金馬倫(Nigel Cameron)或許說得對："從最初開始，香港的運氣比其政府的遠見為多。"
　 　一八四一年，當英國在其反映自由貿易與海上霸權的帝國政策驅使下，通過侵略性
的第一次鴉片戰爭而占據香港時(9)，香港島只是一個荒蕪的亞熱帶小漁村， 人口不過幾千人(
10)。自此英國人再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于1860年《北京條約》割讓得九龍半島(11)，在1898年
趁中國敗于日本而租讓得新界九 十九年(13)，組成今天的香港。其后，英帝國似乎追隨自17
83以來的政策，只限于建立貿易策略性基地的殖民地，對中國再無領土野心(14)，專心發展
香港作為對華貿易的橋頭堡。
　　在英國占據后一百年，香港的人口增加到一百六十四萬，難民比率近半(16)，經濟上
已成為一個蓬勃的轉口埠，雖然比對上海已見遜色。至于當時香港居民生活方面，引用戴維斯
的觀察："......百分之九十居民生計僅足糊口，且大部分并非永久居留。"(17)
　 　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香港的人口已從1945年的重光的六十萬暴升到二百萬人(18)
，從中國來的難民數目估計占半。1951年美國宣布對華禁運 后，香港的轉口貿易更為慘淡，
香港的經濟前景似乎十分灰暗。沒有人想過，香港會在繼后數十年，以灰姑娘的姿態出現，在
二十世紀下半期締造了資本主義世界的 一個意想不到的奇跡，從一個轉口貿易沒落，人口過
多，缺乏天然資源，缺乏工業基礎的殖民地，轉變成一個工業化，現代化的國際都市，成為一個
最低限度是區域 金融中心。更想不到自1978年中國實行開放政策后，以新的方式恢復轉口貿
易的光彩。在四十年代初評述香港經濟發展時，穆爾(Lennox A. Mills)曾說過："分析使香
港繁榮的不同背后因素，出現一個不吉利的相同因子：這些因素大多是香港力量所不能控制的。"
(19)這個特點基本上沒有改 變，只是，或者正如老子所說的"禍兮福之所倚"，不吉利的因
子，最后竟促成好事。
　　現在回顧下，促使香港經濟轉變有兩個最重要的因素：一，中國 革命的勝利，以及
因此而來從韓戰開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中國的禁運政策；二，戰后世界資本主義的若干特點
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結構性改變及這些國家 內部的經濟結構性轉變。香港的工業革命
，便是在這兩個因素的作用下發生的。
　　中國革命的勝利對香港最大的打擊，便是由國家壟斷的對外貿易發生根 本改變(20)
，一是在冷戰狀態中初生的新中國在經濟上向政治看齊，一面倒向蘇聯集團，二是進口貨物結構
的改變(21)。因此，盡管中國對外貿要多大程度 上依賴香港可能發生過內部爭論(22)，但總
的趨勢很清楚，便是香港在中國外貿的轉口地位價值大降(23)。
　　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很快便 宣布完全禁止對華貿易，并與加拿大、日本、比利時
、盧森堡、丹麥、法國、西德、希臘、意大利、荷蘭、挪威、葡萄牙、土耳其和英國組成統籌
委員會 (COCOM)管制對華出口，限制向中國輸入"戰略性物資" (24)，因此進一步加劇了中
國對蘇聯集團在外貿上的依賴，同時也就削弱香港的轉口地位。
　　在這因中國革命引起的改變加上美國的圍堵，正如Cheng Tong Yung所說："直至二
十世紀五十年代，轉口幾乎是（香港）唯一生財之道。五十年代初聯合國實施禁運后，在繼后
若干年香港的轉口貿易嚴重萎縮。"(25)
　　可是，在另一方面，中國革命卻給前路茫茫的香港帶來兩個重要因素：資本和勞動力。
北方流來資金與帶來技術
逃離中國共產黨管治而流入香港的資金有多少呢？這個非常時期的準確數字，大概永遠也
搞不清楚。據一位學者的研究，在1949至1950年期間，流入香港 的資金數達3.1億美元
(26)。根據史彭年的估計，從1947年至1951年，從外地流入香港的資金達17.7億港元(27
)。除了大陸資金外，在五十 年代，法屬印支半島、菲律賓、印尼、星馬等地的民族解放獨立
運動和政治動蕩，也使部分華僑資金逃入香港躲避，海外各地華僑亦有不少因為大陸變色而把僑
資改往香港(28)。無論如何，盡管準確數字難以統計，但重要的是這些資金充裕到足以提供香
港開始工業化。
　　歷史往往是諷刺的，香港沒有付出半分力 量，已可賴中國革命替它帶來原始資本，
開始工業化；換言之，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同時開始了香港的資本主義工業革命。而正如陳坤耀所
言："資本累積很久以來已 被視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決定因素。這不單只是古典經濟學家
如李嘉圖的信念，即生產效率的增長主要是因為平均每個工人的資本增加。同樣的觀念亦可見諸
劉易斯 (1955)和羅斯托(1960)，他們兩人都強調開啟經濟增長時資本累積的重要性。(29)
　　資本累積的重要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得見。以南亞 洲為例，這些國家獨立后，為想
擺脫過去殖民經濟制度，即向先進國家提供資源的經濟運作，所以都將希望寄托在工業化上，但
這些國家面對的其中一個主要困難， 正好是資本不足，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南亞國家始
終陷于貧困，離開工業化的美夢還很遙遠。(30)
　　在勞動力方面，據Hambro的調查，居 于木屋區的難民多來自中國都市，出身非體力
勞動職業，教育水平遠比中國人民平均水平為高(31)。當時的港督葛量洪回憶說："我們也從
難民中獲得技術知 識，其中包括管理及工業技術，這些都是來自上海的人士。"(32)所以，
探究之下，中國革命除了給香港帶來有形的資本及勞動力外，還有無形的熟練技術，企 業經營
這些寶貴資產。(33)
　　逃港的資金，出路很有限，除了少部分消耗于奢侈消費和黃金投機熱潮外，由于禁運
后商業前景慘淡，因此工業便成為 幾乎是唯一的出路(34)。另一方面，根據黃紹倫的研究，
逃港的上海資本其實很多不是以流動資金的形式抵港，而是以商品、證券和機器的方式出現的。
既然如 是，這些企業家別無選擇，只好開動機器，在完全不明朗的前景中開始香港的工業化
。正如黃所說，要是這些資本完全是流動的資金，情況也許不一樣。其實當時逃 離大陸的資金
，只有兩個地方可以選擇，不是香港便是臺灣，而表面上香港由于有英美在后臺，政治上似乎比
臺灣有保證。況且，臺灣的投資環境限制太嚴，例如以 紡織業為例，從1954年開始，為防內
部市場飽和，限制紡錘年增二萬，紡織機年增一萬，相反香港則毫無限制，因此更具吸引力(
35)。香港的紡織業，便是 由上海企業家意外地這樣開始的。(36)
　　
上海企業家在香港開始紡織業，它的重要性，不僅在于他們帶來的機器、原料、資金、甚
至少數熟練職工， 更重要是他們本身具備的生產和管理經驗。作為中國最重要的工業中
心，上海自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工業化生產后，到1910年已開始進行現代紡紗生產；到 了
三十年代，占美國工業投資40%的上海，其中三分之一投資于紡織業，1934年有大小紡織廠1,
006間。(37)1937年，上海紡織業擁有的紡錘和 紡織機，超過全國之半(38)。既然如是，紡
織業在香港的出現，不應該簡單的看成是香港新生的工業，而應該看成是上海紡織工業轉移在香
港進行，所以一開始 便應該計及上海紡織工業轉移前接近六十年累積的生產、管理和市場經
驗。(39)
　　可是，如果資本、勞動力和企業經驗結合便可以簡單地導致經濟增 長，那末資本主
義危機根本不應該出現，因為在西方先進國家的經濟危機中，總是出現資金過剩，生產設備使用
率偏低，而失業高漲這些表面矛盾的特點(40)。 同時，二十世紀上半葉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
家能夠完成工業化（除了日本從上世紀明治維新開始的工業化外），也變得匪夷所思。新古典主
義經濟學家解釋香港經濟 發展時，恰巧正采用這種簡單化的觀點(41)。他們忘記了，沒有需
求，便沒有生產（因此也沒有增長），而在資本主義體系中，需求總是變動的，特別是對于一
個倚靠出口經濟的地方，國際貿易需求的變動更為復雜。指出這點在于說明，資本、勞動力和企
業才能的經驗是香港工業化的必要條件，但這僅是從供應方面的考 慮，這些因素最后所以能
夠轉化為經濟增長，同樣重要地是由于在需求方面出現若干有利的因素。這便是上面提及的第二
個因素：戰后世界資本主義特點和先進國家 的工業結構性轉變。
　　基本上根據N.D. Kondratieff的長波理論和熊彼得 (Joseph Schumpeter)的商業周期
理論(42)，戰后到七十年代初這段時期內，資本主義經濟相對穩定上升。在這個甚至被稱為第
二個黃金時期(1945-1973)內：
從1950年到1973年（發達國家）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的成員
國家平均國民生產總值年增4.9%，比對1870-1913（資本主義第一個黃金時期）平均增長是
2.5%，而1913-1950的數字是1.9%(43)。增長既然迅速，需求自然增加，而對香港更重要的
是，各國 經濟內部需求的增加，同時表現于國際貿易的擴大。
　　實際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世界貿易，無論是以絕對值還是以世界生產總值的百
分比計算，都 迅速增長(44)，所以如是，與發達國家的新貿易政策有很大關系。在這之前，
世界貿易的特征是保護主義林立，但從1944年7月布列頓森林 (Bretton Woods)會議開始的二十
年，發達國家基本上都采取較自由的政策，減少私人貿易和資本流通的障礙(45)。冷戰開始后，
由于西方覺得本身經濟脆弱，所以 為了重建西方經濟，保持經濟活力，以及提供政治與軍事
安全，都傾向合作，而國際貿易自由化正好是國際經濟合作重要的一環(46)。

市場的選定：上海經驗
在這段國際貿易迅速增長期內，第三世界國家的出口雖然也迅速上升，但增長率卻比發達
國家為緩，結果是從1945到1973年期間，第三世界出口占世界貿 易比率從25.3%跌至17.
7%(47)。相反地，香港所占的國際貿易比率，則急速上升(48)。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原料
價格下跌這個重要因素外，另 外一個重要因素，是戰后初期，大部分新獨立的落后國家都敵視
外國投資，對貿易和原料出口存有偏見，傾向工業化(49)，而且，"入口取代"政策 (Import
substitution)成為落后國家的標準政策(50)，采用關稅政策和入口管制來刺激以國內市
場為目標的本土工業。相形之下，"香港的工業發展自 1950年起一直是出口導向。這遠比任何終
于采用外向工業策略的發展中國家為先。"(51)實際上，直到五十年代末期，部分落后國家才
開始反省內向的入口 取代政策，開始轉向工業出口政策(52)。結果則是廣為人知的，出口推
廣似乎在第三世界制造業中取代了入口取代的地位，落后國家的發展模型是六十年代的南 韓、
臺灣、新加坡和香港(53)。至于香港為甚么先知先覺，采取出口導向政策，其實并非廠家獨具慧
眼，而是由于大陸市場基本上關閉，本港市場規模太小，所以為了求生存，在上海習慣以國內
市場為對象的上海企業才會在香港以海外為市場對象。
　　香港為環境所迫，工業化甫開始便以海外為市場，而同時幾乎所有其他落后國家的
工業制品都在關稅或其他保護政策下，以本國市場為目標，結果便是香港初期工業制品在國際市
場根本幾乎沒有面對來自其他落后國家的競爭， 所以才可以一枝獨秀。六十年代初部分落后
國家調整工業及出口政策后，香港的紡織及制衣業已在國際市場奠定良好的根基，在新的條件下
開始電子業的革命。這解 釋了，為甚么1949年到1960年香港工資雖然比亞洲其他地區為高（
除后來的日本外）(54)，但沒有影響出口，原因是在很大程度上與其他落后國家的出 口競爭
根本是不存在的，很多時與香港競爭的是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而與他們競爭時香港卻在工資上
具備相對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
　　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急速發展，國際貿易自由化，加上其他落后國家沒有參與出口競爭，對
香港發展出口導向工業已非常有利。但更直接有利的，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發生的工
業結構性轉變。
　 　這正好發生在紡織業與制衣業的身上。在戰后資本主義迅速增長期，先進國家內部
工業發生的變化，便是工業進一步走向資本密集，這包括革新部分傳統工業與新 建立的工業。
對紡織業而言，雖然亦有節省勞工的科技革新，但始終仍是勞工密集工業，因此在絕大部分發達
國家中，紡織業都走向衰弱。同樣地，制衣業也面對同 一命運(55)。如果先進國家沒有出現
這種結構性轉變，就很難想像香港紡織業在五十年代的革命性發展，更難想像始于五十年代中期
的香港制衣業，到了 1975年末，已取代意大利而成為世界最大的成衣出口中心(56)。國際資
本主義對香港工業發展有利條件的重要性，可以從七十年代中南亞有些國家采用同樣 出口工業
政策但困難重重的例子中得見。(57)
　　香港戰后的工業化，便是在上述這三個因素交互作用下開始的。
　　自開埠到戰后，香港主 要是轉口埠，唯一比較重要的工業始于1843年的造船修船業
(58)，這主要是為維持英國海上霸權應運而生的。先后設立的工業有煉糖(1878)、制繩
(1885)、水泥(1899)、藤器(1902)、綿織(1910)、手紡(1922)、電筒(1927)等，但規模不大。193
2年英聯邦《渥太華條 約》開始，香港享有特惠稅后，輕工業才進一步發展(59)。但由于戰爭毀去
有關記錄，官方的估計是在1940年，香港有800間注冊工廠，雇用三萬工人， 主要從事造船及船
舶維修、膠鞋、電筒、紡織、五金制品、搪瓷器皿和食物制品等(60)。這些早期工業當時雖
不重要(61)，但在日后工業化時，這些企業經 驗和工人技術，就可以起補助作用，后來香港
工業化中出現的小工廠企業特色，與此應有一定關系。而更重要的，是從三十年代開始香港的工
業經驗，已是出口海外 (62)，這更配合戰后工業化的發展方向。
　　在四十年代末期至五十年代初期，本港產品出口約占出口百分之十，到了1961年電子
業開始建立時，本地出口已約占總出口的75%，香港經濟基本上已完成從轉口貿易到工業出口
的轉變。
表I.1 香港出口統計（市場價格） 單位：萬港元
---------------------------------
年份　　總出口　　轉口　　本地出　　占總出口百分率
---------------------------------
1952　　　2,899　　2,413　　486　　　　16.8
1953　　　2,733　　2,098　　635　　　　23.2
1954　　　2,417　　1,735　　682　　　　28.2
1955　　　2,534　　1,804　　730　　　　28.8
1956　　　3,209　　2,426　　783(1,115)　24.4(34.7)
1957　　　3,016　　2,222　　794(1,202)　26.3(39.9)
1958　　　2,989　　1,729　　1,260　　　42.2
1959　　　3,277　　995　　　2,282　　　69.6
1960　　　3,937　　1,070　　2,867　　　72.8
1961　　　3,930　　991　　　2,939　　　74.7
---------------------------------
資料來源：《殖民地報告（香港1952-1955）》Hong Kong Annual Reports 1956-1961
《香港年報1956-1961》
（括號內數字為1958年后新貿易統計所得的本地出口數字）

以出口產品計算，在1961年，紡織制衣合共已超過半數出口（其中制衣占29%、紡織占
23%）(63)。以出口市場計，在1960年，美國已取代英國 成為本港制品最主要的市場（美
國及英國分別為26%及20%），五十年代初的東南亞市場則衰弱，而西歐市場則上升。(64)
　　稍遲于紡織業走步 的制衣業，一方面固然是紡織業發達的自然結果，另一方面則是
歐美買家主動向香港廠家提供生產合同，規定規格及款式，甚至提供技術援助，并進行嚴格的品
質檢查。制衣業起家所經歷的嚴格品質要求，替日后香港開拓海外市場奠立了重要的基礎(65)。以
致隨著紡織業在出口比重的下降（從1960年的19%，到 1970年的10%，再跌到1979年的
7%），制衣業卻在同期上升（從1961年的29%升至1978年的39%）。(66)
半導體電子工業：
國際分工策略以制衣及紡織為主的香港工業產品出口對香港經濟的貢獻，可從Ronald Hsia等的研
究得到一個更清楚的印象：從1962年到1968年香港生產總值的增值，其中78.6%是出口增長帶
來的(67)。六十年代以后電子工業的 建立，是香港工業新的里程碑。新興的電子業不但對
香港重要，還代表一種新的國際分工(68)，是先進國家企業一種新的生產發展策略。
　　在美國， 生產半導體的工廠由于愈來愈受日本生產的半導體價格威脅，后來成為全
美最大之一的快捷(Fairchild)集團，便率先在香港設廠生產，利用香港相對美 國廉價的勞動力，其他
美國半導體廠家很快紛紛效尤，開始了半導體生產的新國際分工。不久，美國電子廠也開
始在其他國家設廠。六十年代中，在南韓及臺灣已有 相當投資。1967年后，開始在墨西哥設
廠。
從1968年開始，重要的工廠開始在新加坡出現。在1972年，馬來西亞成為一個重要的電子業
投資國家。從七 十年代中期到末期，印尼、泰國及菲律賓開始成為熱門設廠國家。(69)
　　香港比其他競爭國家先行幾年（這趟是拜快捷公司決策所賜），得到的優勢很明顯可
從表I.2得見，在1965年，香港已超過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半導體供應地。(70)

表I.2　　美國半導體進口1964-1969（總進口％）
------------------------------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
香港　　　22　　　37　　　43　　　42　　　28　　　30
日本　　　36　　　23　　　17　　　14　　　10　　　8
愛爾蘭　　 *　　　 9　　　19　　　18　　　15　　　12
荷蘭　　　24　　　12　　　 8　　　 2　　　 3　　　 2
新加坡　　n.a.　 n.a.　　 n.a.　　 n.a.　 n.a.　　 7
南韓　　　n.a.　 n.a.　　 n.a.　　 2　　　 3　　　 5
臺灣　　　n.a.　 n.a.　　　*　　　 7　　　11　　　 9
------------------------------
*少于1%
　 　但以快捷公司為首的美國電子廠為甚么要選擇在香港設廠呢？根據陳坤耀的解釋，
這主要是因為香港工資低廉（相對于勞動生產效率），不干預政策和政治穩定 (71)。可是，Je
ffrey Henderson特別強調一點，便是在六十年代初，除了日本上，亞洲根本不存在一個國家的
勞動力，像香港般習慣制造業勞動程序的社會及個人要求。 (72)
　　快捷在港設廠的同一年，三間小規模的電子加工廠也在港設立，從日本運入零件進行
裝嵌工作。到六十年代中期，香港本土已可生產部分零件 時，電子業發展更為迅速(73)。19
65年，本港生產的電子零件出口總值為16百萬港元，1975年已升至609.1百萬元。另一個重要的
相關生產電腦 零件部門則在1975年出口總值140百萬元(74)。電子業在香港占重要性，還協助
香港其他工業發展，最顯著的例子是玩具業和鐘表業。
　　至 此，基本上已解釋過香港促成工業化的關鍵因素。香港經濟起飛的特殊經驗，對
于各社會階級的形成和特點，都有很大的關系，關于這方面，且留待后面的章節討 論。為了更
清楚民主派起源的經濟背景，有必要簡潔地補充七十年代以來香港經濟一些主要的發展特點，和
因香港經濟發展而起的一些主要觀點。因為我們將看見， 這些觀點不僅限于學院經濟學范疇
，而且在社會政治上也有它們的痕跡。
　　首先，從六十年代開始，香港經濟已進入起飛階段，根據聯合國的統計，香港經濟不
但是發展中國家中增長最快的，而且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
的實質生產總值增長超過香港。(75)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本港生產總值自七十年代后陷入資本主義世界總衰退危機，在1
974年及1975年兩年絕對下降后，從1976年至1984年，香港經濟連續九年上升，這是戰后香港經
濟最長的繁榮期，香港民主運動正好便是在這段時期內發韌的。
　 　六十年代開始香港經濟所以發展如此神速，最重要的因素是因為比其他各國發展出
口提早十多年，所以盡管先進國家保護主義逐漸興起，其他落后國家又逐漸參加 競爭，海外市
場日益成熟擴大。以本港生產總值百分率計算出口，1961年還不足65%，1984年已升至89%(76)。
從另一個角度看，在1970年， 本港制造業產品估計65%是用于出口(77)，到了1980年，這個
比率再升到90%(78)。出口發達，工業生產擴大，也反映于本地固定資本形成 (Gross domestic
fixed capital formation)，從1961年到1984年平均增長18%。經濟的蓬勃，可見于同期
內銀行存款以每年22.7%復比率上升，反映市民儲蓄及流入外資 數量驚人(79)。H.A. Turner奇怪
香港工業技術基礎偏低，亦無礙其傲視世界的增長率(80)，原因在于這增長是出口帶動，而香港
工業出口具備歷史性優勢，其他競爭國家就算 有比較優良或較低廉的同樣產品，必須假以時
日才有機會取代香港部分市場。
金融中心和轉口再興旺
　　從七十年代開始，香港的經濟增長，還受到另外兩個有利因素的影響，一是香港逐漸
成為一個地區性金融中心(81)，二是轉口貿易歷史性地令人意外的恢復和發展。
　 　在七十年代中期，香港的經濟學家還在辯論香港是否有條件成為地區金融中心。到
了八十年代初，香港已以地區金融中心面貌出現，而且希望在八十年代末成為僅次于紐約及倫
敦的國際金融中心。從1978年12月到1982年5月，香港注冊的銀行資金實質增加了324.58%，銀行
數目從74間增至123間；接受 存款公司在同期數目從241間增至359間，總資金則增加
338.03%；在1981年亞太區集團貸款資金中，香港融資達35.63億美元，排名僅次于南韓；事
實上，在亞太區最大一百間商人銀行中，香港已占了五十四間。(82)
到八十年代末期，香港作為重要的地區金融中心地位已鞏固了。主要特點 是：一，外資銀行云
集（154間發牌銀行中120間是外國注冊銀行，267間接受存款公司中215間是外資擁有），
保險公司云集（278間保險公司中 152間外國注冊），此外并有223種單位信托基金，其中1
41種是外國注冊的，外國貨幣市場及證券市場經紀亦紛紛在港設公司；以外資金融機構而論，香
港 大概僅次于倫敦及紐約。二，銀行業務全球化（1987年末銀行總負債56%為"海外銀行到
期負債"，而61%總資產為"海外貸款或透支"）；1980-1986年，以數量及價值計香港分別
是集團貸款及歐洲票據的第三及第四大中心。三，以綜合負債基礎計算，香港對世界是債
權人，1987年末債權凈值 2,950億港元。以地區言香港對亞太、非洲、北美、拉美、加勒比
海及東歐是凈債權人，對中東及西歐是凈負債人，顯示香港銀行系統倚賴歐洲貨幣市場為資金
 來源；香港對中國也是凈債權人，1987年末債權為174億港元，顯示對中國而言香港是重要
的離岸金融中心。(83)
　　按照饒余慶的看法，香港 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金融中心，主要的內因是社會政治架
構穩定，法制健全；政府不干預政策；稅率低，稅制簡明；基礎結構有效率及官方語言是英語；主
要外因是 世界性金融革命、亞太地區活力的經濟增長和自1978年以來中國的開放政策(84)。
不過，他指出部分政府官員及銀行家說香港是世界第三個金融中心這說法，其實是沒有
根據，過分樂觀的觀點，因為如果同時考慮在岸及離岸市場，東京已是第二大金融中心，次于紐
約而高過倫敦；且紐約及東京為"內向金融中心"， 海外負債分別僅為5%及13.4%，倫敦及新
加坡則為70.3%及80.3%，香港是完全綜合市場，不分在岸離岸，內外負債分不清楚，因此無
從比較 (85)。
　　有助七十年代以來香港經濟增長的另一個因素，是轉口貿易戲劇性的重新發展。
表I.3　香港轉口貿易(1970-1990)
------------------------------
　　　　　　　　1970　　　1972　　　1974　　　1976　　　1978
------------------------------
總出口　　　　15,238　　19,400　　30,036　　41,557　　53,908
轉口　　　　　 2,892　　 4,154　　 7,124　　 8,928　　13,197
轉口/出口(%)　 18.98　　 21.41　　 23.72　　 21.48　　 24.48
-------------------------------------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
總出口　　　　98,243　　127,385　　221,441　　276,530　　493,069　639,874
轉口　　　　　30,072　　 44,353　　 83,504　　122,546　　275,405　413,999
轉口/出口(%)　 30.61　　 34.82　　 37.71　　　44.32　　　55.86　　64.70
-------------------------------------
單位：百萬港元
資料來源：Hong Kong Year Book 1970-1990
　 從表I.3可知，以絕對值而言，從七十年代初期開始，香港轉口貿易已急速上升，不過，由
于同時出口亦劇烈膨脹，所以直到七十年代末前，轉口占出口的比 率，基本上變動不大。進入
八十年代以后，轉口貿易絕對值的增長，已高速到相對比率也迅速膨脹，反映轉口貿易重新返
回香港經濟舞臺。而且，再一次轉口貿易是 以中國為中心(86)。可是，新興的轉口貿易與戰前
香港歷史傳統的轉口貿易卻有性質的不同，過去的轉口貿易中，香港是中國與海外或中國各地
區間的貿易中 介，新興的香港中國貿易，很大程度上卻是香港與在中國加工的工業關系的反
映。據香港統計處的資料，1988年第三季，香港對中國的總出口、本地出口及轉口 中，涉及
在中國加工的百分比分別為48%、73%和37%(87)。入口方面，1989年香港從中國進口的外發
加工產品，價值已達145.62億美元 （1990為186.29億美元，1991年升至254.00億美元）
(88)。由這些數字可見，香港新興轉口貿易，反映香港與中國（特別是廣東省）新工業分工的
程度相當大。
制造業結構性轉變
　　事實上，七十年代以來，香港制造業由于相對工資高的關系，已進入 結構性轉變階段，生
產貨品注重"更高質素，更高技術和設計成分"，因此紡織產品逐漸減少，生產從1973年制造
業總生產的27%降到1987年的17%， 在同期內取而代之的則為制衣（從20%到24%），電器
及電子（從9%到15%），和鐘表（從1%到3%）。(89)
　　但勞工密集的工業并非淘 汰，它們沒落的命運在中國的開放政策中找到新的生命。正如香
港政府給關貿總協定的報告中所指出：中國開放經濟方便了香港在八十年代本地制造業的結構
性轉 變，容許香港商人在中國設立先進設施和外發加工安排......結果，留在香港的（生產）程
序更注重科技知識和技術，同時，（香港）本土基地更傾向于集中如生產設計及發展，市場推
廣，生產時間安排和生產監督等策略性業務。(90)
　　香港成為金融，轉口貿易以新的形式復活，工業結構性轉變及香港與中國（特 別是廣東
省）工業分工的開始，最后表現于香港經濟服務行業的抬頭(91)。可是，正如在五十年代及六
十年代香港工業化時期中國因素的關鍵性一樣，在七、八 十年代至今，正如關稅及貿易協定秘
書處注意到，最主要的因素（在八十年代起）還是中國開放市場。(92)
　　中國于七十年代末期推行經濟開放政策 后，中國在香港經濟的重要性，可從香港對外貿易
中清楚看見，在本港制品出口市場中，中國市場所占的比重，從1979年微不足道的1.1%激升
至1989年 的19.3%，成為香港制品第二大市場；在轉口貿易方面，在1979年，中國占6.6%，
為香港轉口貿易第五大市場，到1989年已以29.9%成為第一 大市場；因此，以總出口而論，
在1979年，中國占2.5%，到1989年已以25.7%成為最主要市場。(93)
　　表面上，隨著中國的開放， 經濟貿易制度走向接近香港，香港對中國似乎應該起較少輔助
作用(94)，可是，實際發展似乎超出謹慎觀察者的意外，隨著中國愈開放，香港得益愈大，而
正如 宋恩榮所總結，香港在中國開放政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資金，貿易伙伴，中間人和輔助
等，而隨著中國對外開放，香港在中國經濟的地位不降反升，并提出以交易 費用為解釋基礎的
中介理論(Theory of intermediation)，巧妙地解釋了這個表面矛盾的現象。(95)
　　以上基本總結了 自1949以來香港經濟發展"奇跡"的若干特點，指出了中國革命締造香
港工業的兩個決定性因素--資本和勞動力，分析了國際資本主義的轉變--先進國家貿易開
放與工業結構改變而落后國家一面倒向進口取代政策，造就了香港輕工業的驚人發展。七十年
代以后，中國經濟政策改變又意外地給香港帶來更大的繁榮，只是 在上述那些重要因素的作用
下，其他因素才能起著輔助作用，這些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即香港策略性的地理交通位置及優
良的海港，制度和政策性因素，即香港基本 上明確的法制，金融工貿制度及政府的經濟政策
（往往被政治學家歸結為自由政策），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特別是政治、勞資關系的相對和
諧。在香港的例子中， 制度及社會因素顯然只起著次要的作用，因為如果不是中國革命給香港
提供了意外的資本和勞力，如果不是戰后資本主義世界的轉變造就外貿的機會，香港的工業化
以及繼后的發展，是不可想象的。
不干預政策是怎么一回事
　　可是，對不少經濟學家而言，香港經濟的發展，似乎最重要還是歸功殖民地香港政府，例
如Alvin Rabushka便認為："香港超乎尋常動力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對私營
部門厲行根本上放手任干政策......"(96)
　 　對于像Nicholas C.Owen般的經濟學家而言，香港政府的自由經濟政策是政府刻意
(Deliberate)的政策(97)。觀乎后來香港經濟的成功，這種"刻意的政策" 有一重深遠意義，便
是這政策是多少帶前瞻性的，換言之，工業化前的香港政府，多少明白自由政策對未來香港經
濟發展有利，所以才選擇這項"成功"的政策。可 是，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客觀作用只是在
事后美化殖民地政府的說法。何以如是，可以從兩方面來說。就一般而言，正如Gunnar Myrdal
所指出，傳統之所以在殖民地采用自由政策，因為是有利先進國家將殖民地安排為原料供應地
及制成品的傾銷地(98)，香港雖然沒有原料供應，傳統卻是英國的貿易中介，所以自由政策自
然對英國有利，宗主國根本不會在殖民地有系統地發展工業，故此對宗主國而言，傳統上便沒
有所謂工業政策，對于殖民地 的工業，宗主國的態度只不過是由其自生自滅，所以如果勉強稱
這種態度為自由政策，其實只是不聞不問的態度，這態度根本便是反映沒有發展工業的政策。
就具體 而言，當香港在1949年開始工業革命時，港督葛量洪爵士還在立法局上說長遠而言香
港工業是暗淡的(99)，因此，如果說這時香港政府刻意采用自由政策的 話，至少它沒能預見到
未來的經濟成功，只是從貿易自由政策引伸到工業而已。
　　從另一個角度看，香港自開埠以來，財富便是集中在英國人身上，以至工業革命雖開始，
但華人資本未上升到足以與英資抗衡的程度。Richard Hughes還是這樣總結香港的權勢："香
港權力，有道是落在馬會、怡和、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和總督--并以此次序分配"。 (100)從
開埠開始，金融、運輸、公共設施、貿易等，大部分掌握在英國人的手中(101)。因此，如果英
國人在香港工業化前夕前瞻到結果會如此驚人，他 們不率先壟斷工業化所得的利益，是
不可以想像的，所以，結論是英國人和殖民地政府根本做夢也想不到從1949年開始，香港經濟會
如此驚人地發展，這同時也 就間接說明了，將香港的經濟成就歸功于英國人帶有前瞻性的自由政
策，根本是不符合事實的，如果不是出于對歷史的無知，便是有意替殖民地政府涂脂抹粉。
　 　香港政策過去既預見不到香港可能出現工業革命，它所推行的經濟政策，極其量只可能是
局部的、片面的、經驗主義的。在方便本港工業發展和外貿方面，香港政 府的確盡過一點努
力，不過，夸大這些努力的作用是不合實際的。事實上，香港政府在向關貿總協定的報告中，
也自認本身的角色是方便者(102)，這似乎更符 合事實。換言之，政府的政策在最好的情況下
起輔助作用，而決不是香港經濟起飛的秘密。我們可以從另外三方面來申論這個立論。
　　首先，自由經濟政 策并非缺此不可的政策。以亞洲四小龍的例子看，除香港外，其
他南韓、臺灣，和新加坡的例子，都是國家干預，與香港恰好相反(103)。這說明了，事實或
許正如支持國家干預的Robert Wade也要承認，香港既在經濟上表現得如其他實行國家干預的同樣
出色，也就證明了政府政策其實并非重要(104)。這正如陳坤耀留意到在發達國家中，對于工
業發展，日本實行干預政策，而美國卻并不直接介入。(105)
　　其次，港府主要在貿易和在工業上實行自由經濟政策，因為在貿易上從最初開始英國人已
占主要利益，工業上則根本預見不到日后空前的發展，因此任其自流。可是，在其他一些對英
國人有利的地方，自由經濟政策卻藏了起來，最明顯的例子是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地位(106)，
和香港的外匯管制(107)，前者顯然刻意讓英資的銀行受益，后者則是為了保障英磅。同樣的例
子可見于英資大東電報局對 香港電訊業的壟斷。由此可見，以為殖民地政策是以自由經濟政策
建立香港經濟的想法是天真的，實際的例子說明，當對英國人有利時，政府便進行干預，甚至
幫助 英國商人壟斷。以為英國人統治香港時是以亞當•斯密斯或穆斯的哲學作為座右銘，只是
部分無知學者殊不美麗的誤會而已。
　　第三，崇尚自由經濟 政策的經濟學家幾乎全都忘記，在金融和證券市場，放任政策簡直是
一敗涂地，以致港府要付出很大的財政代價，還要直接干預和從此加強監管。在金融市場方
面， 在1982年到1986年的銀行危機中，政府被迫運用外匯基金，接管恒隆銀行、海外信托銀
行、新鴻基銀行和華人銀行，暫時接管友聯銀行和康年銀行，并向嘉 華銀行及永安銀行的買家
保證問題貸款(108)。在證券市場方面，政府放任政策的結果是，聯合交易所在1987年股市危
機中史無前例地宣布停市四天，期貨 市場保證公司則陷入財政危機，結果導致政府介入，促成
聯合交易所改組，加強了監管。(109)
　　Nicholas Owen提出另一個有趣的觀察，便是香港不為農村問題所困擾(110)，可是，臺灣和
南韓擁有農村但同樣可以發展，原因是這兩個國家與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 土地改革，(111)因
此，香港基本上沒有農村可以視為等值于實行成功的土地改革，只是歷史上資本主義發展一個
必要條件。
　　現實可以從截然相反的觀念中反映出來。如果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在香港經濟發展中看見
香港政府不干預主義的優越性的話，發展學派的學者卻在自由政策的背后看見國家干預的無形
之手。
殖民政府房屋政策和英資資金因素？
　 　在八十年代初，A.J. Youngson已開始挑戰香港實行的是自由經濟政策的看法(112)，不
過，他不但將經濟政策從宏觀擴大到微觀，還將政府其他社會政策（醫療、房屋及教 育）包括
在內，按這標準，亞當•史密斯和穆斯的自由經濟政策不可能不是幻影，因此就沒有多大的討
論價值。
　　Jonathan R. Schiffer在1983年的一篇論文提供了發展學派的基本論據(113)。他認為香港所
以被視為自由經濟的典范，是由于論者只見政府沒有宏觀經濟政 策，不知政府在微觀層面的干
預(114)。按他的看法，政府提供高度補貼的公共房屋，和中國向香港提供廉價的食品，是香港
出口經濟高速發展的基石 (115)。Manuel Castells則進一步發揮，指出中國與香港政府的補貼除
了增加香港經濟的靈活性和競爭能力外，香港的"殖民地福利國家"還可助長個人創業，因為
創業失 敗可依賴社會福利(116)。社會福利可以刺激個人創業這點討論價值似乎最少，因為沒
有充分證據顯示社會福利比香港為高的國家，例如北歐、英國、澳大利亞 和加拿大，創業精神
和表現更佳。
　　關于中國供應廉價食品方面，L.C. Chau的研究已有力地指出，由于從五十年代開始，香港
制造工業的工資已在相當程度上高于維生水平，所以就算沒有中國供應的廉價食品，基本上也
不會影響香港的經濟發展和就業，當然，長遠而言，會使資本形成速率減緩。(118)
　　其次，在新加坡，南韓和臺灣于六十年代中期加入出口競爭前，正如上面說過，香港的競
爭者主要是先進國家，所以，香港在亞洲的相對高工資才不妨礙香港與先進國家之間的相對優
勢。
　 　新加坡等加入競爭后，中國低價供應香港食品亦為期不長。根據恒生銀行研究，與一般人
印象相反，從1972年到1978年，從中國入口食品的單位價值比總 入口食品的單位價值為高，
增長率則大致相同(119)。中國外貿官員的說法亦跟恒生銀行研究不謀而合，據引述的說法，中
國對港外貿在1961年至1978 年有兩種不同的訂價策略。從1961年到1971年，由于中國孤
立，出口貨品質量低，所以對港采用"低價和穩定"的訂價政策，以打進香港市場及維持市場
占有率，來賺取外幣；繼后在1972到1978年期間，則改變過去的政策，向上調價，在香港
市場中維持相對高價水平。(120)
　　由此可見，就算香港是受益于中國低價食品政策，在改善競爭能力上，極其量只不過在六
十年代下半期到1971、1972年間起過次要的作用。
　 　公共房屋津貼方面，根據有些研究者估計，政府的公共補貼以實物計高達受惠家庭收入的
70%(121)。可是，在方法學上這種計算方式根本站不住腳。原因是 在政府實際公屋開支
(122)，與以實物計居民估計受惠之間，存在著十分龐大的差距，所以如是，是因為采用市場價
格來計算公屋津貼。但設想如果沒有公屋政 策，情況又是怎樣呢？首先，土地供應增加，地價
會下跌，樓價也會下跌。第二，盡管樓價下降，也有相當大比例的現在公屋居民暫時無法負擔
購買或租賃私人樓 宇，所以，他們只好像過去仍未入住公屋時般生活，即使不是住在木屋區，
便是住在擁擠的私人樓宇租住房間。第三，在這種設想情況下除非勞工運動跟過去有根本分
別，否則資方不會因為勞方居住條件差而自動提高工資。因此，最后的結果會是：大部分現在
的公屋居民要長期甚至永遠忍受惡劣的居住環境，而工資結構不會因 為工人居住環境差而自動
改善。因此，除非其他因素有所不同，否則公共房屋對香港出口競爭力根本沒有直接的影響。
　　無可否認，香港政府為環境所 迫，因緊急措施而出現的公共房屋政策(123)，直接地對改
善公屋居民居住環境，間接地對提高公屋居民生活質素，提高公屋居民消費能力，以及更間接
地對社 會穩定，都有一定影響，但這種作用是不容夸大的。同時，必須明白，政府所以有能力
去支付公共房屋發展，其實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如果經濟不是迅速發展，政府 收入不是因而增
加，公共房屋政策就不可能大規模實現。因此，所謂公共房屋補貼，應正確地視為財富有限度
再分配得出的社會工資。如果不是這樣理解，我們不難 像Manuel Castells般，從香港房屋政策
中發現，原來英國人在這塊為鴉片生意而用武力搶回來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個殖民地福利國
家，因此而歌功頌德。(124)
　 　如果說英國殖民地官員是無意中令香港經濟發展起來，那么香港上海匯豐銀行也是無意中
令香港開始工業化，后者正是饒余慶的看法。一方面，他在匯豐銀行的原 始檔案中找不到銀行
高級人員任何關于香港工業化的聲明或有意識到的宏觀藍圖，可是，他指出如果香港上海匯豐
銀行不在現實上適應香港環境，改變傳統放貸政 策，香港戰后的工業革命恐怕起飛不來
(125)。饒氏特別指出，在紡織和航運為首的工業革命第一波，無疑主要動力來自上海企業家，
但像成衣、塑膠、電子和 鐘表等第二代工業，主要由本地人創立，以成衣為例，引用匯豐前任
主席桑達斯(John Saunders)的說法，銀行提供五分之三資金(126)，由此可見銀行資金作用之
大。
　　可是，正如Frank H.H.King的研究指出，在1961年以前，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根本不考慮以
股本形式參與香港工業(127)，可見在整個五十年代，匯豐銀行對香港工業 的態度上是十分謹
慎的。實際上，1972至1977年匯豐的首席經理G.M.Sayer也認為："人們經常談論香港奇妙和
新的工業革命，但它主要是這個地 區環境的產品。"按他的理解，匯豐銀行僅是捕捉面前的機
會而已(128)。由此可知，香港的工業化中，匯豐的作用是被動的，這種被動的作用固然對推動
香港 工業化也屬重要，但如果沒有匯豐的資金參與，已經開始的工業化，如果不能從別的地方
找到相等數量的銀行資金參與的話，結果當然會是在更大程度上依賴香港工 業本身內部累積，
因而減緩速度，但那還是不能妨礙香港工業化的發展。可見重要的銀行資金的作用在香港的例
子中不是決定性的。
　　不過，饒余慶引為理論根據的Gerschenkron假設(129)，大致上可以說是成立的。問題是
Gerschenkron的看法，其實只是對十九世紀歐洲工業化的經驗總結(130)，但在總結銀行作用理
論的深度，遠遠不及希法亭與列寧。(131)
　 　最后值得一提的，便是Deyo等對香港、新加坡、臺灣及南韓提出一項重要的觀察：亞洲
四小龍在工業化過程中工人運動相當疲弱(132)。可是，他提出來 的結構性解釋，即偏重輕工
業，婦女就業多(133)，卻只是純粹經驗總結，因為在1919至1927年期間，中國紡織女工，是
中國工人運動的尖兵 (134)。工業不夠集中也不是論據，因為正如Melvyn Dubofsky討論美國工
人運動時發現，工業是否集中與工人運動似乎關系不大。(135)
　　綜合上面的討論，可以得到以下的總結及推論：
　 　香港工業化的開始，是綜合中國革命的后果；國際資本主義貿易及內部結構性改變的結
果，而不是香港經濟自然發展的結果，這最明顯地表現于香港不用通過資本 原始累積而直接開
始工業化。從這個角度看，香港的工業化是獨特歷史條件所產生的特例，遠多過資本主義可以
正常發展的常例(136)。因此，香港出現工業 化，并不一定表示在這個歷史時期資本主義還是
可以在落后國家中發展起來。
　　其次，確認香港的工業化，是在自由放任經濟底下開展的，根本不存在著背后重要的國家
政策干預。可是，從比較臺灣，新加坡及南韓經濟發展，得出的結論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不是
香港經濟成功的秘密，盡管它發揮過助長發展的作用。
　　第三，1949年后香港的政治穩定，特別是勞工運動的相對沉寂，是香港經濟得以順利發展
的一個重要因素。至于為甚么殖民地在殖民主義歷史性沒落和破產中會出奇地出現政治穩定，
將在下面討論。
　　第四，戰后香港經濟的發展，使香港社會階級發生重大的改變。這亦將在下面討論。

〔文集編按：未完稿，原因請參照曾澍基交待。內文段題乃編者代擬者〕
本文出自吳仲賢文集《大志未竟》1997年2月版
注釋摘要：
(14) Ronald Hyam在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1815-1914: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New
York : Harper & Row, 1976)亦指出："在十九世紀大部分時期內，英國在中國的利益純粹是商
業的。"p.360.不過他指出英國在十九世紀末所以在中國沒有領土野心，是由于 兩個因素：列
強在中國的互相制衡，和中國幅員太大，以致英帝國鯨吞不下，p.364。丁名楠等著的《帝國主
義侵華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則指出，隨著英國侵略戰爭打開中國門戶后，
到18964年在西方列強支持下扼殺了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時，列強在中國沿海設立象征勢力
范圍的 "租界"；不過，從這時到1895年甲午戰爭止，西方列強對侵略中國的"中心目標仍
在于擴大商品市場和掠奪原料"，十九世紀末表現出對華領土野心的，是后 起的兩個資本主義
國家德國和日本。
(16) 隨著上海的崛起，經香港的中國貿易的比重，已由1915年的28%，跌到1920年的20%，
1930至38年間更跌至10%。見S.G. Davis的Hong Kong in its Geographical Setting (London :
Collins, 1949), p.164.
(21) 在1949年以前，中國與蘇聯集團貿易甚少，1950年，已迅速提高到26%（蘇聯統計）至
33.5%（中國統計），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蘇 聯集團占中國外貿75%，其中蘇聯獨
占50%，見Yuanli Wu的The Economy of Communist China, p.175。在進口貨物方面，1947年
國民黨時期19%為消費品，18%為資本貨物，62%為原料或燃料。1950年已改變為資本貨物
31%，消費品低 于9%，原料燃料61%左右，見同書p.174，而資本貨物都是蘇聯所樂于供應，
西方所不愿及禁運后不能供應的。
(24) Jeffrey Henderson和Richard P. Appelbaum在Situating the state in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
Process中亦指出："......冷戰中的地理政治證實是（東亞洲）工業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日本，
臺灣和南韓--以及后兩個國家的軍事--都是由美國的援助 和科技轉讓所刻意建立起來作為
反共堡壘......南韓，臺灣和特別是香港的制造業同樣受惠于從六十年代始至七十年代中的越南
戰爭。"P.90日本，臺灣和南韓是 冷戰中地理政治的受益者，這是很明顯的，可是，香港卻相
反地是受害者，美國并沒有大舉援助香港和進行科技轉移使香港成為反共堡壘。其次，到了越
南戰爭時 期，直接使香港大受其惠的不是制造業而是旅游，消費和娼妓行業，因為香港是美
軍"休息與娛樂"(R & R)的熱門地點之一，荷里活制造的《蘇絲黃世界》，畢竟在美軍留下深
刻的印象，以至淪落成芭堤雅般的灣仔紅燈區中擁出很多叫做蘇絲黃的吧女。不過，
Henderson等人對香港問題分析的最大錯誤，倒在于對香港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這
留待后面適當地方討論。
(29) Edward K.Y.Chen, Hypergrowth in Asian Economies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ong Kong,
Japan, Korea, Singapore and Taiwan (London : MacMillan, 1979), p.51。Malcolm Gillis等則在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New York : W.W. Norton, 1983)指出："一個人不必是資本唯上論的
忠實支持者才認識到儲蓄和資本在收入增長中的決定性角色......一連串研究估計在1975年前十
五年九個發達國家 中，單實質實物資本投入的擴大已促成總收入增長的一半......已有的證據說
明在那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在發展初期，資本形成對增長的影響是可觀的......"
(31) E. Hambro，上引注，pp. 6364。K.R.Chou亦指出："在專業和技術人員方面，1961年普查
顯示合共有十一萬人，相當于香港勞動人口的89%。這個比例按亞洲標準是非常高的。他們
這些熟練人員絕大多數是新移民，大部分為逃避中國共產黨政權而到香港。"
(33) 由于歷史因素造就香港工業化甫始便具備這些必要的生產條件，即資本，勞動力，管理及
技術，而其他落后國家通常開始獨立發展時都不具備同樣條件，所以，比較 香港與其他落后國
家的經濟發展，既不公平，又無意義。同樣地，研究將香港經驗硬搬去其他國家或輛城市作為
發展模式的，更是愚不可及，完全不明白香港發展的 特殊性。
　　在香港經濟內部，資本，勞動力對經濟的貢獻可參閱Gavin Peebles的Hong Kong's
Economy : An Introductory Macroeconomic Analysis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
ty Press, 1988),p.59:
香港1955-84增長的成份（實質本港生產總值總增長百分比）
--------------------------
　　　　　　　　　　　資本　　　勞工　　勞動力總因素
--------------------------
（陳坤耀）1955-70
　　33.5　　　20.0　　　46.5
(Peebles) 1971-84
　　46.6　　　26.4　　　27.0
--------------------------
(34) 葛量洪在回憶錄中這樣說："在禁運之前，這些逃港資金都被用于商業上的發展，由于當
時在這方面已經沒有了出路，所以便轉向工業投資，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向地 產發展的。"上引
注。注意這里所說的資金，包括東南亞華僑資金在內。可是，對于主要來自上海的大陸資金大
概由于經歷過半個世紀的革命和戰爭的動蕩，使上海 資金擁有者對戰亂期幾乎沒有價值的不動
產戒心太大，不愿貿然投資，以致錯過日后香港地產發達的黃金機會，見黃紹倫，The
Migration of Shanghainese Entrepreneurs to Hong Kong。
(35) 黃紹倫，op.cit.，pp.207217。在1948年末，在紡織業以實物形式逃港的資本包括有二十萬
臺紡綞，十萬捆棉紗，另三萬五千捆棉紡轉運香港。
(41) 這里單引最早研究香港戰后經濟發展的兩個經濟學家已足夠了，因為后來的經濟學家不少
是依循他們的精神。對于注的史彭年，香港經濟發展是由于不同基本發展因 素的獨特結合，這
包括地理優良的位置，廉價及熟練的勞動力，供應充裕的資金，和優良的企業才干。他認為刺
激起香港工業革命的因素包括（甲）靈活的制度體 系，令回應實際需要的基本建設得以發展；
（乙）人口的極強大壓力和結果出現優秀勞工，資本和企業才能的大量注入；（丙）初級工業
缺乏任何發展機會；（丁） 傳統轉口業帶來收入的衰落(pp.78)。對于注所引的K.R. Chou而
言，他雖然很準確地指出："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的政治轉變是香港發生經濟轉變的決定性條
件，主要在于一方面從中國流入大量資本和勞動力，另一方面 在于中國與殖民地（香港）改變
貿易模式。"可是，對他來說接下去便是："出口市場在西方國家的擴大和外國技術與資本在
工業化的參與是自然結果。" (P.9)
(45) 不過，要注意與國際貿易的自由傾向相反的現象，在國內傾向國家干預，以英國為例，戰
后保守黨和工黨都主張部分企業國有化。
(50) Bela Balassa,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Alternati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80), 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 No. 438,
P.13. Balassa并指出，除了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外，香港是唯一例外，在發展工業時沒有保護初生的工業，
p.7。
Gunnar Myrdal在注上引的著作中亦指出，南亞全部采用入口取代政策，Vol. I, p.669。東協國家
亦如是，見Chng Meng Kng的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Experiences of the
ASEAN Countries。
(57) 從1977年開始，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加都采取出口工業政策，但直到現在經濟還未見起飛，
斯里蘭加一位學者總結這段未能成功的經驗時指出其中兩個主要因素是國際經濟條件改變，保
衛主義抬頭和資金不足。
(61) S.G. Davis認為，如果三十年代不是出現世界各國關稅限制林立，香港當時的工業
化規模會更大，op.cit.,注,p.152。
(80) H.A. Turner, op. Cit., 注，"雖然經濟整體而言投資率高--在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接近或
超過20%--香港工業的技術基礎仍然保留低水平：在電子業，特別是電腦業，生產主要
仍是裝嵌，不同臺灣，新加坡或南韓等其他亞洲生產國家。重工業不存在--甚至沒有煉油業
......
但是，工業的技術保守，并不妨礙增長率。"p.12
(89) 不過，同時香港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因此雖然制造業雇傭人數占總體的比率下降，
從1980年的42%到1989年30%，但制造業生產占本港生產總值的比重僅由1980年的24%微降
到1988年的20%，p.47。
(90) 另一方面，香港工業轉移對中國也影響重大："中國在1978年開始開放政策導致中國與香
港迅速結合，特別是與廣東省，正當香港工資迅速增加，香港的勞工密 集工業便大規模的轉移
到大陸去，中國廉價勞工與香港資本及技術經驗的結合，已成為中國驚人出口表現的主要理
由。"（宋恩榮）
(104) 雖然有些論者為了確定國家干預的可能，走到另一個極端，認為沒有國家干預便不可能發
展經濟，結果索性將香港視為國家干預的例子，便如William McCord便是這樣說："事實是由
政府與工業界的合作，而不是自由放縱經濟，來主宰東亞洲，就算極端如香港的例子也如
是。"
(106) 總結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的半中央銀行地位，只消留意在幾乎所有其他市場經濟中，中央銀
行和商業銀行都是嚴格劃分的：中央銀行不從事營利活動與其他商業銀行或 非銀行金融機構競
爭，與及，同樣道理，沒有一商商業銀行或非銀行金融機構賦與中央銀行的權力和特權，依據
的理由，當然是要避免利益沖突。可是，在香港，由 于其特殊歷史環境和架構性制度，中央銀
行與商業銀行卻互相結合，令一間私營銀行得享非常特別的地位。這種安排無可避免地會發生
利益沖突和徇私。饒余慶， The Role of the Hong Kong Bank, Richard Yanhi
Ho et al.(ed.), The Hong Kong Financial System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4041
.
(117) 不過，至少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香港工人工資是否已是高于足夠維持家庭，值得商
榷，因為工人的妻子從事外發加工，甚至兒女要外出幫補家計，是頗為常見 的。不過，由于經
濟發展好，一般而言其他家庭成員幫補家計問題不大，所以較妥當的說法似乎是以家庭收入
計，足以維持家庭最基本生活有余。Janet W.Salaff在研究香港婦女時，就發現"香港工人工資
如果沒有其他收入資助，則不足維持家庭生計。"
(118) 在1966年，香港制造業工人在亞洲工資僅低于日本及新加坡，見E.H. Phelps Brown的
The Hong Kong Economy: Achievements Prospects，于Keits Hopkins（編），op.cit.,p.6。在五十
年代初，《華僑日報》出版的《香港年鑒1951》表示，香港的工資相對香港一般生活指數不算
過高， 但與其他地區比較則太高了，例如高過日本工資50%，第四回，卷上，p.44。
(124) "......殖民地精英公務員的貢獻和效率，相當于大英帝國最后的喝采，建設香港的
繁榮作為其歷史記憶的意識形態一頁......"，Manuel Castells, ibid., p.62.
　 　其實，英殖民主義者，套用亞當•斯密的說法："......他只關心自己所得，但正如在其他
例子中，在這種情形下他被一只無形的手所牽引而去倡導他本來意圖 中所沒有的目的...
...為追求他本身的利益，他經常無意地倡導社會的利益，且比諸他有意的倡導更有效。"比較英國的
經濟發展，史密斯最后的那句話仿佛是針對香 港與英國而說的。這同時說明了，如果英國
的"精英"真的可以在香港呼風喚雨，為甚么他們的老家卻陷于世紀長的"英國病"！？
(129) 這個假設為落后國家在資本市場不發達及創業才能缺乏的情況下，會較英國等國家較多依
賴銀行制度，同時，工業發展速度也不像英國的工業革命般可以漸進，而是采取"突發"的形
式，見Y.C.Jao op.cit.p.545。
(130) Gerschenkron對十九世紀歐洲工業化的總結可以簡述如下：一，國家經濟愈落后，工業愈
是更可能以突然形式開始高速發展；二，經濟愈落后，在工業 上愈偏重大工廠和大企業；三，
國家經濟愈落后，發展愈偏重生產貿易而非消費貨物；四，國家經濟愈落后，發展對人民消費
的壓力愈大；五，國家經濟愈落后，有 助增加對本土工業資金和資訊的特殊結構性因素作用愈
大；六，國家經濟愈落后，農業扮演積極角色的機會愈小。
(136) 正因香港不是經濟發展常例，所以像Audrey Donnithorne般討論以香港作為中國大城市的
經濟模型，基本上是白費功夫的......另一方面，認為第三世界有些國家正追隨香港經濟發展模
式，基本上也只是根據表面事實的相似，如A.Wei Djao......

附：關于未能如諾的交代（曾澍基）
　 　仲賢兄病危返港就醫，我前赴探問。他提起正撰寫一篇有關香港經濟發展的文章，
對各種傳統理論及分析進行批判，但還未完成，若有不測，希望我可代為補上勞 工市場和社會
力量對比的章節，以竟全功。當時文稿不在，就此委托，我雖恐怕力有不逮，亦義難推辭；心想
最好是仲賢兄能戰勝病魔，再奮筆疾書完成論文。奈何 事與愿違，他稍后便離我們而去。
　　過了個多月，仲賢嫂麗容把手稿交給我。一百二十多頁的原稿紙，文本隔行而寫，加
上百多個密麻麻的注釋；我一看 之下就覺得陷于兩難。文章已完成部分極其嚴謹，不單觀點
突出，推論結構完整，層次分明，更且旁征博引，數據充分，就算用象牙塔內的學術標準也難作
甚么的批 評與要求，以如此的高度要來把文章續完，能力之外，還有一大問題，仲賢兄臨終
之前，我未有機會閱讀手稿，跟他討論對香港的勞工運動和社會階級歷來變化的看 法。
　　狗尾續貂，水平不夠而為識者所笑，倒不是我的主要考慮。稿末的第三和第四點，即
香港勞工運動在戰后的相對沉寂以及香港社會階級的變化等有待"下面討論"的問題，我也寫
過一些簡短文章，但一方面達不到那個高度，另方面卻不敢肯定會為仲賢兄所完全認同。
　 　反覆思量之后，我終于決定要違背對仲賢兄的承諾。他的友好及讀者們，大概也會
同意，與其看加上模擬結尾的"完成"文章，不如保留原稿面貌較好。其實，文 稿本身已對香
港戰后經濟的成績，作了十分完整的理論和實際分析；三四兩點，是大課題，用另一篇論文來詳
述可能更為適合。無論如何，對于無法實現仲賢兄的遺 愿，我抱有莫大的歉意。有時我竟作
奇想，若仲賢兄能夠復生，對我加以指點，我絕對愿意擔當他的研究助理，完成其大作。現時這
篇文稿，我讀來已有不少啟發。
　　手稿需要處理，我的原則是盡量求真。仲賢兄并未定有題目，我代擬《香港經濟發展
的批判理論》。病床上他說目標是要批判現存的各種理論，但看來批判本身已成了一個可觀的
理論系統，而且那種揉合歷史動態分析和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完全符合"批判理論"的精神。
　　內容方面，基本上不作任何更改，下列的除外：
（一）錯漏字句、和明顯地應改的用語；　
（二）核實的統計數字、資料、書名與人名；
（三）一些通用的術語及翻譯名詞；
（四）極少數的表述語句。
　 　如仲賢兄在，他大抵亦會如斯改動。不過，他的書法豪邁之中別具一格，個別文字
我只能揣測，揣測不了就唯有按上文下理妄自填入求接文義，但總數不足十處。 此外，仲賢兄
旁征博引，我無法對注釋一一查證（部分書刊在香港根本找不到）。其中一個表，有關香港生產
總值的數字，仲賢兄未有列出，因不知他心目中的首尾 年份，我只加上（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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