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最新出版的中國《國際經濟評論》雜志提供,選自"全球憤怒:金融危機的政治後遺癥"一文,作者何帆,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金融危機對收入分配和社會變動的影響已經開始逐漸顯露。金融危機之後帶來的三條斷裂線：不同年齡的人口之間的矛盾和沖突，超級富豪和社會大眾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不同種族和宗教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這三種潛在的社會沖突，再加上遭遇債務壓力的各國將采取更加嚴厲的財政緊縮政策、城市化的發展、全球化的推動以及互聯網和社交網絡軟件的出現等因素的催化，未來的國際經濟中將會出現更多的貿易戰、貨幣戰和就業戰。

全球金融危機是一場深刻的內在的調整。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都可以追溯到過去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前的政策。房地產泡沫可以追溯到互聯網泡沫崩潰之後美聯儲的降息，金融市場上無節制的創新可以追溯到當年里根和撒切爾執政時的放松監管。

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低迷和改革壓力已經逐漸顯現，但是其對政治和社會的沖擊才剛剛開始。英國《金融時報》將2011年稱為“全球憤怒之年”（Year of Global Indignation）。其實，全球憤怒的野火才剛剛點燃。在未來數年，全球憤怒將呈燎原之勢。

導致全球憤怒蔓延的還有其他一些因素，這些因素本身不會引起社會動蕩，但它們將如催化劑一樣，使得社會變動來得更加猛烈。

第一個因素是遇到債務壓力的各個國家將采取更加嚴厲的財政緊縮政策。從長遠來看，財政緊縮對於經濟的健康發展是有利的，但是，在短期之內，過分嚴厲的財政緊縮反而會加劇經濟衰退，并引發社會動蕩。財政緊縮會導致社會福利支出的減少，并使得受到危機影響的社會成員處境更加艱難。

比如，在經濟衰退期間，領取失業救濟的人數將會增加，但政府如果要緊縮財政，就必然實行裁員，這將使得失業問題更加嚴重，與此同時，政府又可能減少失業救濟支出，這對失業者來說乃是雪上加霜。蒙蒂塞利（Ponticelli）和沃斯（Voth）曾根據歐洲的歷史，對財政緊縮和社會動蕩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根據他們的研究，當政府削減財政支出的規模占GDP的比重超過2%時，包括游行、騷亂、罷工、政變等社會動亂發生的概率將明顯提高。按照歐洲各國目前的財政緊縮方案，希臘削減財政支出的規模將超過GDP的5%，西班牙和葡萄牙將超過3%，英國和許多歐元區國家將超過2%。。

第二個因素是城市化的發展。根據聯合國的預測，未來40年，全球幾乎所有的人口增長都將出現在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之中。現在全世界的人口已經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城市，到2045年，2/3的人口將居住在城市。城市是經濟增長的引擎，也是創新活動的源泉，但是，城市同樣可以是社會動蕩和騷亂的中心。發展中國家的青年人口數量激增，城市化的進程將他們召喚到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他們懷抱著美好的夢想到了城市，卻發現自己的容身之所是骯臟破敗的貧民窟。到2010年，發展中世界的城市人口中，有1/3左右是居住在貧民窟。潛在的社會動蕩不僅可能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也可能發生在發達國家的城市。發生在倫敦和巴黎街頭的騷亂，已經警示著我們，在城市繁榮的表層下面，不滿和憤怒的地火正在燃燒。

第三個因素是全球化的推動。全球化并不僅僅是經濟活動的全球化。隨著交通、通訊工具的發展，人與人之間的跨國界交流也日益密切，這使得不同地區的人們之間可以更容易的學習、交流和模仿，也使得社會運動更容易在不同的國家之間傳染。

發生在突尼斯的抗議和示威運動，很快席卷了幾乎所有的北非中東國家，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之內，便導致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權更迭，并進而引發了利比亞內戰。發生在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最早是在紐約市海貍街16號的一間房子里醞釀出來的。參加海貍街16號會議的人員，既有土生土長的紐約人，也有來自埃及、西班牙、日本和希臘的人員。這些社會活躍分子中，有的參加過阿拉伯之春，有的組織過歐洲的抗議活動。占領華爾街的創意，其實就是模仿了5月15日，在西班牙馬德里出現的占領太陽門（Puerta del Sol）的示威運動。

第四個因素是互聯網和社交網絡軟件的出現。互聯網、聊天室、社交網站等的出現，使得人們能夠瞬時交流信息，大大降低了人們形成集體行動的成本。手機和互聯網聯系起來之後，變化的趨勢進一步加快。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關系，有些類似電報和電話之間的關系，盡管從技術上來說相似，但電話和手機使用的便利性遠遠超過電報和電腦。

互聯網在社會運動中的作用往往會被高估，比如，很多人認為，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網站在“阿拉伯之春”中發揮了決定性的鼓動和號召作用。事實上，互聯網上的信息只能強化人們對固有理念的認同，尚難以起到啟蒙和討論的功能，而且，互聯網難以形成長期、穩定的政治力量，它更適合激發持有同一理念的人們自發地形成較大規模的集合。但是，僅僅是這一點，就足以使人們對其刮目相看。

在上述三條斷裂線和四種催化劑的作用下，未來的國際政治環境會發生較大的變化。全球化時期以經濟自由主義和政治多元主義的主流思潮對公眾已失去吸引力。各國政府在今後既需要關注經濟增長的問題，又需要關注收入分配的問題。

盡管從邏輯上講，唯有把經濟蛋糕做大，才有更多的條件考慮如何分蛋糕，但由於全球經濟將處於長久的低迷，當全球經濟的蛋糕難以擴大之後，各國政策會轉為爭搶面包屑。處於停滯的經濟引起收入分配的劇烈變化，收入分配的變化制造出贏家和輸家。這兩群利益迥異的人會形成不同的團體，既得利益者要求保持原有的格局，失敗者要求更多的政策保護，絕望者要求革命，這勢必形成不同的政治壓力。在多種政治壓力的合力之下，政策導向隨之改變。

如果各國的政策決定需要更多地考慮國內的政治壓力，那麼，我們將會看到，未來的國際經濟中會出現更多的貿易戰、貨幣戰和就業戰。

在這一背景下，國際經濟協調的方案更難以實現。由於各國政府紛紛向內轉向，雙邊協調和談判的難度越來越大，國際經濟協調更多地依靠多邊體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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