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年下行，趨勢已成
目前還有許多人仍然堅持認為，未來中期內的經濟增長率不會下降，他們說，從年初到目前，經濟增長率是9.4%，投資是24.9%，消費是17.2%，出口是22%，這與往年比都是很好的數字，而投資增長甚至比去年還有提高。但是對今年的數據似乎不能這樣分析。
首先看投資，人們往往只關心投資完成額，但是我一直在強調，如果從需求角度考察，投資完成額只能是一個需求的“滯后”指標，因為當統計局報出這個數據的時候，這個作為需求的投資已經不存在了。投資的特點是，在項目的施工過程中它是需求，但是一旦項目完工，這個投資就轉變成了供給，所以我們更應把它看成是一個供給的“先行”指標，既是說，當我們看到投資完成額大幅度增長的時候，我們首先應該想到的是供給能力在大幅度增長，而不是投資需求在大幅度增長，因為在每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當中，都會有超過六成轉變成新增固定資產。
那么用什么指標來觀察投資需求的變動趨勢呢?我認為應該用“施工項目計劃總投資”這個指標，這個指標也是統計局每月要公布的，它說明在建的全部投資項目需要多少投資才能完成，因此可以反映存量投資的變化情況。但是若看施工項目計劃總投資，今年前10月的增長率是19.8%，而去年前10個月的增長率是25.7%，是下降了5.9個百分點。然而今年的通脹水平比上年高，去年前三個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是3%，今年是6.8%，所以去年的實際存量投資增長率是22%，今年就是12.2%。也就是說，今年前10月實際投資增長率比去年同期收縮了10個百分點，這算不算是劇烈收縮呢?
房地產投資方面也有類似情況。今年前10個月，房地產投資的增長率仍高達31.1%，但這仍是投資的完成額，如果從住宅新開工面積這個房地產投資的先行指標看，則是在大幅度萎縮。“十一五”期間，商品住宅年均新開工面積增長率是18.7%，但是今年前10個月累計，住宅新開工面積是負增長5.8%，其中10月份是負的21.8%。今年各級政府都在建設保障房，按每套60平米計算，1000萬套就是6億平米，占前10個月新開工住宅面積12億米的一半，如果扣掉保障房開工面積，今年以來商品房的新開工面積就是大幅度萎縮了52%。
去年住宅投資3.4萬億、住宅銷售4.4萬億，所以它既是投資需求的重要組成，也是消費需求的重要組成。房地產調控我也贊成，但是由此引起房地產投資的萎縮，也必然會成為引起未來經濟下滑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看出口需求，今年前10月，出口增長率是22%，看起來似乎與往年比相差不大，但必須注意的是，出口增長率是按現價美元計算的，而次債危機爆發以來，發達國家的央行為救市都放出了天量的貨幣，由此引起了全球性的通脹，表現在中國的出口中，就是自今年初以來出口價格指數的大幅度提升，前三季平均提升了9.9%。同時，在外界壓力下今年中國不得不提高了人民幣的升值速度，到10月末人民幣已累計升值了4.7%，所以剔除掉這些貨幣因素，按人民幣計算的出口實際增長率就只有6%了，已經明顯低于9%以上的經濟增長率，而出口增長低于經濟增長，這種情況除了爆發次債危機的2008年，新千年以來也就是第二次出現。
2010年出口增長率是31%，出口價格指數是5%，人民幣升值1%，所以扣掉價格、匯率因素，去年的出口實際增長率是23%，今年前10個月下降到只有6%，只是去年的1/4，是否也應該算是劇烈收縮呢?
第三看消費需求。目前唯一仍保持高位運行的就是消費。如果用過去3年與過去10年的平均增長率比較，消費增長率提高了3.9個百分點，投資提高了2.6個百分點，而出口下降了12個百分點，顯然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顯著上升了。
那么何以當投資和出口需求都趨向收縮的時候，唯有消費需求趨向擴張呢?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近幾年農產品價格出現大幅度上漲，使農民收入也跟隨大幅度上漲。去年和今年前9個月，城鎮居民實際收入增長率都是7.8%，但農民實際收入增長率是10.9%和13.6%，是價格機制變化在城鄉之間重新分配了社會財富。中國是有9億農民的國家，農村人口是主體，而農村居民的人均年消費支出目前要比城市居民低1萬元，所以農村居民的消費傾向要比城市人高得多，農民增收就必然會帶動消費市場的繁榮。
但是，農產品價格上漲雖然大幅度增加了農民收入，卻引發了由食品價格上漲所導致的結構型通脹。從去年10月開始，政府把宏觀調控的重點放在了反通脹方面，為此實施了強力的貨幣緊縮，到今年7月以后，消費物價終于出現了逐月回落趨勢。可是當我們為此感到高興的時候，最近卻開始有了大量的農產品“賣難”和價格暴跌的報道，因此，農民收入的高增長也難以持續多久了，這就給未來的消費增長帶來了難題，會使目前唯一的需求增長亮點也暗淡下來。
這只是看需求，實際上貨幣方面也已表現出經濟下滑的顯著趨勢。去年到10月末M2的增長率是19.3%，今年10月末已經收縮到12.9%，是新千年以來最低點。當然這有我們為了反通脹而主動收縮的因素，但是經濟的內在收縮不僅表現在廣義貨幣增長率的下降，更表現在狹義貨幣的增長率大幅度低于廣義貨幣的增長率上面，因為狹義貨幣M1是用于交易的貨幣，所以M1的下降反映的是現行生產經營活動的萎縮。新千年以來，M2與M1的年均增速只相差0.7個百分點，基本是同步增長，去年全年，M2增長率是19.7%，M1是21.2%，是M1比M2高出1.5個百分點，但是自今年初以來，M1的增速就一再下降，到10月末已經降到了8.4%，與M2的增速差也擴大到了4.5個百分點，這比正常年景0.7%的速差已經大出6倍還多了，而觀察中國這30年來的經濟運行情況，只要出現M1增速顯著低于M2的情況，無一例外的都是要發生明顯減速。
此外，一般來說，當M1增速低于M2的時候，交易中的貨幣就會變成存款，所以存款應該是增加的，但是7月份存款減少了6千億，8、9月份同比少增3700億和7300億元，到10月存款又減少了2千億，這就說明，銀行體系中的資金在外流，同時出現的是地下錢莊泛濫與高利貸橫行，是由于貨幣緊縮，大量中小企業因為從銀行體系得不到貸款而不得不去借高利貸。而許多調查說明，中小企業用高利貸來撐，頂多能撐半年，所以到今年底明年初，就很可能出現一個中小企業的倒閉高潮，相應引起經濟明顯減速。
經濟減速當然也會在現行生產活動中表現出來。從工業速度看，去年前10個月的增速是16.1%，今年是14.1%，其中10月份是13.2%，按這個趨勢，11月份有可能要掉到13甚至13以下。
生產方面還有一個情況也反映了經濟的下滑趨勢，這就是存貨的變動趨勢。存貨分原料庫存與成品庫存，一般來說，原料庫存增加反映了企業在為擴大生產做準備，成品庫存增加則反映了可能存在滯銷。去年前11個月，存貨增長了30.9%，但其中的成品庫存只增長了11.2%，但是今年到8月末，存貨增長了26.1%，成品庫存增長了23.4%，可見，原料存貨增長率在大幅度下降，而成品存貨增長率是顯著提升了，這也反映出了生產的收縮。
所以，不論從什么角度觀察，中國經濟增長的曲線都是趨向下行，并且主要地不是宏觀調控的結果，因為宏觀調控主要集中于貨幣的收縮，但是目前投資、消費和出口的收縮，卻都不是與貨幣收縮直接相關的，而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因素造成的，因此經濟的下行趨勢就不會是暫時的，而是我在前面說的，不僅今年要降，而且明后兩年內也要繼續下降。
二、 經濟下行的制度性因素
在討論經濟形勢的時候，我們往往只注意經濟增長的表層因素，如國際的經濟環境變化與國內的宏觀調控方向等，但是往往忽略乃至有意回避那些影響經濟運行的度性因素，在我看來，這是不對的。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從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看，仍然具有社會主義的鮮明特征，但是既然實行了市場經濟，既然允許一部分人先富，允許生產要素參與分配，在經濟基礎與生產關系方面，就會具有許多市場經濟的本質和特征，而其中最本質的特征，就是會由于分配矛盾導致生產過剩，這是經濟下滑的制度性原因。
馬克思早就深刻分析過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特征，那就是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滿足社會大眾的消費，而是為了實現資本增殖，而若生產力的發展已經不能增殖資本價值，那么，相對于資本增殖這一目的，這部分生產力及其產出品就是過剩的，就會走向生產停滯，乃至爆發生產過剩危機。而從產能過剩到爆發危機，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在危機爆發前總是首先出現平均利潤率的下降，當生產下降到無利可圖的時候，危機就來了。
這不是單純的講理論，從中國的情況看，2007年以后企業利潤的下降是十分明顯的，我這里列舉的數據是工業企業的利潤增長率，請見下表：
顯然，在剔除通脹因素后，工業企業的實際利潤增長率2003-2007年是31.1%，2008-2010年是10.3%，而2010年當年就只有6.6%了。
所以最近也有學者提出，中國目前經濟增長率下降的原因，不是流動性不足，而是贏利性不足。流動性不足是宏觀調控造成的，是外生因素，但贏利性不足，就是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因素了。
也有人認為，引起目前企業利潤增長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原料和人工費用的上漲，成本提高了，利潤自然要減少，因為成本與利潤都是產值的構成成分。我認為不能排除這方面的原因，但不應是主要原因。因為一般來說，企業總是會把成本上升的壓力通過提價方式向市場轉移，所以才有“工資與物價螺旋上漲”的說法。看成本上升是否侵蝕了利潤，主要應看利潤在產值中的比重是怎樣變化。
馬克思說過，當利潤率趨于下降的時候，資本家是不會讓利潤減少的，所采取措施就是提高剩余價值率，或者是加大剝削程度。這種情況在我國經濟中也有反映，比如2007年工業利潤占工業GDP的比重是24.6%，到2010年仍然高達24.4%，幾乎沒有什么變化。此外，從居民消費率看，2008-2010年這三年中，又下降了2.2個百分點，說明在分配中，生產成果的占有仍然在向資本傾斜。而在利潤增長率大幅度減速的同時，利潤占產值比重卻基本不變，這個事實恰恰在說明，企業利潤下降的主要原因，不是原料、人工等成本的上升，而是由生產過剩所引起的經濟減速導致利潤增長率下降。比如從工業速度看，2007年6月是本輪經濟增長的最高峰，達到19.4%，而到今年10月份已經下降到13.2%。
我不是說中國已經成為了典型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說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許多特征在中國已經出現，乃至逐漸成為了主導。如果說中國經濟還有許多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與特征，這也正確，而最集中的體現我認為是在三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在農村經濟中仍然保留著土地的集體產權，第二個方面是國企比重仍然很大，第三個方面是各級政府的力量遠比西方強大。而這后兩個方面就使中國的城市經濟在面臨生產過剩危機的時候，能夠通過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方式實現快速擴張，從而達到西方經濟遠比不了的反危機效率。比如，2007年在投資中，非國有經濟比重已經顯著上升到72.5%，但是危機一來，非國有經濟的投資大幅度收縮，而中國政府通過10萬億的貸款和4萬億的投資擴張，就能夠迅速把中國經濟從低谷中拉出來。到2009年，國有投資的比重又回到了45%，這就是使許多人不滿意的“國進民退”，但這是反危機所必須的。
其次，我們許多人都對政府稅收的高速增長不滿，實際這也是中國擴張機制的一部分。用財政開支減掉政府消費后的余額作為政府儲蓄，我們可以看到，2007年政府支出中的儲蓄比重只有1.4%，但是到2010年就大幅度上升到40.1%，換言之，在2008-2010年國家財政的新增開支當中，有55.5%是用到了投資方面，以至于在這三年新增的中國資本形成額當中，政府儲蓄的比重高達30%，而2008年以前只占不到10%。
但我們的問題是什么呢?是在已經有大量過剩產能的基礎上繼續加大投資，所以雖然避免了在短期的衰退，卻給未來的長期經濟更加重了過剩的矛盾。
這種情況可以從投資與生產之間的關系來看，因為投資完成額代表著供給能力的增長，生產增長曲線的變化則是現存需求決定的，如果投資完成額增長率高，工業增長率也高，則表明新增的工業生產能力有足夠的發揮空間，反之則標志著生產過剩壓力在增加。
如果這么看問題，那當前的問題就很大了，因為2009年制造業投資增長率是26.8%，去年是27%，今年前10月則顯著提升到31.6%，說明2009年以來的大規模投資，到目前已經開始進入到一個新的產能釋放高峰。但是前面已經說過，當產能曲線開始大幅度向上的時候，生產曲線與利潤曲線卻都在顯著向下，則未來的趨勢只能是走向更嚴重的過剩。
這種情況我們也可以用通用、專用、交通以及電器設備這四個領域的生產和投資情況來觀察，因為這四個產業都是裝備類產業，更能反映產能的變化情況。
從上表可見，這四個最主要的設備制造業，今年以來都是產能大幅度增長，生產卻在顯著下降，而產能向上曲線與生產向下曲線所形成的“剪刀差”，就是衡量過剩程度的一個重要標志。由于這個趨勢，估計明年的工業增長率還會下降，可能會下降到11-12%，而投資完成額和制造業投資完成額的增長率則可能會繼續提升至25%和33%，也就是說，明年的過剩程度會繼續趨向于嚴重，這就會對增長形成持續的壓抑。
特別需要提到的是，在新一輪產能過剩當中，鋼鐵行業可能又是重災區，自8月以來全國鋼材市場價格開始出現向下波動，到10月中旬在一周內就下跌了5%，發生暴跌。這個情況與需求不足當然有關，但是與鋼鐵產能不斷釋放也高度相關。目前鋼廠的利潤率已經只有1.5%，大幅度低于5%的工業平均水平，但是還有5千萬噸生鐵和4千萬噸煉鋼能力在建，今后的問題會更多暴露。
還必須注意的是，如果產能的擴張是建立在信用擴張基礎上，則生產過剩危機就必然會引起金融危機，因為生產過剩危機的爆發，會使生產企業斷絕還貸來源。2008-2010這三年，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累計是67萬億元，同期銀行中長期貸款增長累計超過了15萬億元，占同期投資額的22%，而實際上還會有許多銀行資金通過各種渠道流入投資領域，因為僅2009年的10萬億元貸款中，其主體就是通過各級地方政府的投融資平臺進行投資的，所以估計過去三年的投資中，應該有不少于30%用的是銀行的錢，所以如果發生過剩危機，對中國銀行體系的傷害必然是巨大的。
所以我說，中國經濟的下行趨勢已形成，從2011年至2013年分別是9、8、7，甚至不能排除9、7、5。
三、 新全球化的中斷是經濟持續下行的外部原因
2003年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高潮，是改革開放30年中第一次在全面市場化背景下發生的過程。得益于90年代后期中國的宏觀管理體制的市場化改革，特別是微觀領域內的產權制度改革，在新千年以來的經濟增長過程中，微觀與宏觀的經濟效率都顯著得到提高，但是由于在宏觀領域內的再分配體制沒有及時跟進，因此收入分配差距愈拉愈大，生產過剩的程度由此不斷上升。
但是為什么直到目前在中國仍沒有出現因生產過剩所導致的經濟嚴重停滯乃至經濟危機呢?主要原因是新世紀以來由于新全球化的展開，為中國提供了一個不斷增長的巨大外需。前面已經說過，資本的目的是實現不斷增殖，只要這個目的可以達到，生產過程就不會中斷，更不會爆發生產過剩危機。所以，雖然在國內產生了巨大產品剩余，但是由于可以銷售到國外，企業就仍然可以獲得貨幣資本的增殖，只不過是以外匯的形態儲藏起來，這就表現為在2002年的時候，中國的外匯儲備還只有2860億美元，而到今天已經超過了3.2萬億美元。
但是次債危機爆發使外需突然大幅度縮減，中國國內的過剩矛盾就顯露出來了。2007年，中國的凈出口比重上升到新千年以來的高峰，是8.8%，但是到今年三季度，凈出口比重已下降到2.2%，下降了6.6個百分點。同期內，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從2007年二季度的峰值14.9%，下降到今年三季度的9.1%,下降了5.8個百分點，與凈出口比重的下降幅度基本相當，也就是說，外需掉多少，中國的增長率就也要掉多少。那么我們就需要分析，由美國次債危機所引發的世界經濟衰退過程，到目前為止是過去了呢，還是會變得更加嚴重?如果外需水平繼續往下掉，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就會跟隨下行。所以，就需要對未來的國際經濟走勢作一個簡單的分析。
首先，我在以前的文章里一直說，美國的次債危機遠沒有過去，因為自2007年7月次債危機爆發以來，導致這場危機爆發的因素一個也沒有消失，反而是更加惡化了，這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看出來：
第一，美國的房價仍然在下跌。導致美國爆發次債危機的直接原因，是一部分美國居民的負債超過了還款能力，由此引起銀行壞賬暴增，并相繼引發建筑在實體經濟負債基礎之上的衍生金融品大廈的崩潰。現在的情況是，由于美國經濟復蘇緩慢，失業率居高不降，使更多的人因房貸高于房價，不得不停止贖回房屋過程，這又會導致房價的進一步下降。所以，美國經濟的衰退至今仍然沒有找到“底”，何時才能真正止跌回升就難說了。
此外，次債危機爆發以來在美國金融體系內所形成的巨額有毒資產，到目前仍然基本上沒有被消化，這就使美國的金融體系功能在長期內不可能得到修復，也會持續拖累美國經濟的正常復蘇。從日本的經驗看，沒有十年以上的時間銀行資產負債表的失衡是修復不了的，美國最后要用多少時間現在很難說，但肯定會很長。
第二，以今年8月美股暴跌為標志，美國實際上已經進入一個次債危機新的爆發期，只不過由于自2009年初美國允許金融機構改變會計規則，把金融企業的真實盈虧情況掩蓋了起來，所以的爆發形式發生了變化，變得更加隱晦和難以觀察了。但是還有許多明顯痕跡，比如，在8月的美股暴跌中是金融股領跌，平均下跌了30%，而標普指數平均只下跌了15%。再如，美聯儲在2008年金融危機最深重的時候，為了救市在當年投放了7500億美元貨幣，而新千年以來這十年平均，年均M2的增長額是3500億美元。但是自今年初以來到11月7日，美聯儲已經投放了整8千億美元，其中有4570億美元是在美股暴跌前的6、7兩個月投放的。這說明，美聯儲事先就知道危機要來臨，提前在給大型金融機構提供融資，好讓他們應付危機。
此外，9月份以來，美國的大型金融機構一直在變賣資產而籌集現金，這包括美銀和高盛出售中國工商銀行與建行的股權，并且有報道說這兩家美國最大的金融機構，10月份以來已經拋售了價值五萬億美元的金融資產。有人說美銀和高盛拋中國與歐洲的金融資產是想做空中國和歐元區，我看并非如此，而是他們有大量必須到期清償的合約，像2008年一樣，從全球抓現金。今年10月，美股暴跌、黃金暴跌、大宗期貨暴跌，只有美元在上漲，這種情況只有在2008年10月雷曼倒臺時才出現過，而在今年再度出現也絕非偶然，反映的是美國的金融機構又在全球抓現金應付新的清算高峰。這種情況甚至連我國也感覺得到，就是今年10月份因外匯凈流出而引起的外匯占款額四年來的首次減少。
11月初，美國曼氏金融公司倒臺，這是美國第七大和金融第五大企業倒閉案。美國人說這是孤立事件，我認為不是，因為美國人掩蓋了真相，美國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我們的確看不到了，但是那些在金融風暴發生后持有大量有毒資產的美國金融機構，因為沒有清償能力而倒閉的情況一定還會不斷發生，這些“孤立”的事件發生多了，人們就會認清美國的金融危機實際還在延續這個殘酷事實。
第三，美國的金融危機又引發了美國的主權債務危機。自1981年以來美國就已經成為了一個持續貿易逆差的國家，進入新千年以來，美國的貿易逆差更是迅猛增加。以往美國平衡貿易逆差的手段，是靠金融機構用各種復雜的衍生金融工具制造金融商品，用向國外投資人出售這些衍生金融品的辦法來回籠美元，再用以支付進口賬單。但在次債危機爆發后，金融機構都被迫要“去杠桿化”，制造衍生金融品的能力因此被嚴重削弱，可貿易逆差卻除不掉，只是從2007年9200億美元的高峰縮減到去年的4850億美元。奧巴馬雖然也想搞“再工業化”，但是美國“去工業化”的路走到今天，已經沒有回頭的可能，所以為今之計，只能靠向外國人出售美國國債這條路 ，來勉強充當平衡貿易赤字的資金來源了。但是到目前，美國國債已經累計發行超過了15萬億美元，發行上限已經碰到了占GDP100%這個“天花板”。更大的問題是，不是美國財政部發多少，就會有人買多少，而是發得太多了別人看你還不了就不會再買。所以，真正的危險是當美國的國債上限一超再超，到了賣不動的時候，美國的貿易逆差就會失去彌補來源，這對制造業僅占經濟總產出的12%，45%的物質產品都需要進口的美國經濟來說，才是致命的打擊。
接著我們再來簡單分析一下歐洲的經濟走勢。現在許多人都認為如果比較歐美經濟，是歐洲更不好，因為主權債務危機可能會導致歐洲經濟的崩潰以及歐元區解體。我始終不這么看，因為歐洲的制造業比重高達25%，是美國的一倍，歐元區的貿易有近7成是內部化的，債務也主要是對歐洲內部的。新千年以來這十年，美國累積的貿易赤字高達8萬億美元，但歐洲剔除英國后只有不到8千億美元，相對于不到10萬億美元的歐債總規模來說，這反映出歐元區的對外負債率并不高，況且歐元區負的是歐元債，而南歐六國的總負債也只有3萬億歐元，只要歐洲央行愿意站出來當最后貸款人，化解歐債危機就不是難題。
更重要的是，歐洲沒有爆發美國那樣的金融危機，而是被美國危機牽連出來的經濟衰退，由于貨幣統一，各國為了救市只能使用財政政策，所以2007年歐洲的主權債務比重還只有2.4%，到2009年就猛增到6.8%。
既然如此，為什么歐債危機會到今天幾近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呢?我認為原因之一是美國為了保住美元的地位而蓄意挑起歐元的危機。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年初以來美、日、歐三大貨幣中最強的是日元，但是美元指數卻不隨日元變動，而是與歐元呈反向走勢，即日元對美元升值時，如果歐元對美元貶值，美元指數仍然上升，反之則下降，這說明對美元形成最大挑戰的是歐元。次債危機爆發后美國經濟、金融和美元的地位都在顯著衰落，美國要走出危機，甚至要維持住目前的日子，已經越來越依靠美元的特殊地位，比如，今年初以來美國國債的最大買主就是美聯儲，而QE2的錢基本是用來買美國國債的，這就等于是用發鈔的辦法直接來為美國的貿易赤字買單，因此若是美元的地位不保，美國的貿易赤字就會斷絕最后的資金來源。
由于對美元強勢地位的最大挑戰是歐元，所以美國必須消除這個挑戰才能自保，而歐元的危機起源于2009年12月美國三大評級公司突然共同調低了歐元區5國的主權債務評級。盡管到目前為止這些被調低債務評級的南歐國家一個也沒有出現債務違約，其主權債務評級卻被美國的三大評級公司一降再降，從而使歐債問題越演越烈。
歐債問題的深化也與德法想借這場危機推動歐洲走向統一的目的有關。歐債危機爆發后，許多人指責德法與歐洲央行不作為，看著南歐國家逐步走入困境。我認為，歐債危機這把火雖然是美國放的，但是德法卻想借這個機會逼迫歐洲國家放棄主權，從而使歐洲的統一能邁出關鍵性的一步。因為德法很清楚，“歐豬六國”也很清楚，那就是在債務危機面前，誰脫離了歐元區誰就是死路一條。所以，如果說美國人是想借歐洲財政不統一這個裂縫來打碎歐元，德法卻是想借勢造勢，利用這個機會來打破歐洲的國家邊界，使大一統的歐洲早日成型。
最近希臘和意大利先后換了領導人，從這兩位新人的資料看，他們都在歐盟與歐洲央行供過職，因此應該是支持歐洲統一的政治人物。這說明，德法已經向他們的目的開始成功邁進。此外，最近有報道說愛爾蘭的預算在本國國會審議前，竟先被送給德國人審批，此事在該國已形成了抗議浪潮。這個事件說明，歐洲統一的步伐在私底下可能已經走得很快了。另一方面也說明，統一的步伐不會是一帆風順的，而是會艱難且漫長。而只要德法沒有完成歐洲的統一，他們就會繼續利用歐債危機，不斷逼迫反對統一的國家，包括這些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和這些國家的人民就范。這就決定了歐債危機不會很快結束，快則兩年，慢則要五年時間可能才會看出眉目。并且歐洲經濟即使是能夠整合成功，也必然要經歷一個為“減赤”而進行宏觀收縮的過程，所以從中期看，歐洲的進口需求也必然是一個不斷下降的過程。
上半年我國對美歐的出口增長率還都高達16.9%，到10月份就分別下降到13.8%和7.5%。今年廣交會的成交額同比僅有4.5%的增長率，如果明年的出口增長率下降到10%以內，即使扣掉5%的出口價格上漲與1%的人民幣升值，出口的實際增長率也會下降到只有4%，比今年還要低兩個百分點，這就使凈出口比重還要掉1個百分點。前面已經說過，美國次債危機爆發以來，基本上是經濟出口掉多少，經濟增長率就掉多少，因此外需的持續萎縮就有可能會壓迫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在未來兩年內繼續以每年1-2個百分點的速度下降。
四、 未來5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型曲線
最近到年底階段我又參加了許多有關未來經濟形勢預測的研討會，聽到了許多不同意見。有人很樂觀，認為美歐的危機已經過去，不會有“雙底式衰退”，所以中國能夠繼續保持9%以上的增長率，有人則認為中國經濟今后將進入“中速增長期”，即增長率會從前30年平均的10%左右下降到8%左右。有人說我的看法最悲觀，因為我預測從2011年開始，中國經濟會連續三年下行到7%甚至更低。但我不認為我是一個只會從悲觀角度看問題的人，而是認為人的認識只有最貼近客觀實際才是最科學的。而若從客觀實際出發，我并不認同中國的經濟會繼續高增長，也不認為會進入所謂“中速”增長期，而是認為中國經濟會在2013年以后開始強勁反彈，并且在其后還會以9%的速度繼續高速增長15年。所以至少從“十二五”這5年看，中國經濟增長的運行軌跡既不是9%以上高速曲線，也不是8%左右的中速曲線，而應該是一條“√”型曲線。
為什么這么說呢?道理在于中國經濟到目前為止已經形成了龐大的供給能力，并且到“十二五”中期又是一個新的產能釋放期，這就在供給方面具備了實現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問題出在需求方面，是新全球化的中斷使外需大幅萎縮，而內需又被國內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強烈抑制。對于中國經濟結構矛盾性質的認識，目前可以說已經基本上有了統一認識，那就是從體制上看是分配差距拉大所導致的居民消費率不斷下降，從發展上看是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導致城市人口嚴重不足，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又過于巨大。所以在“十二五”規劃中已經提出了要從外需轉向內需，內需要從投資需求轉向消費需求，并且也提出了要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和加快城市化的要求。
問題在于，結構調整需要突破許多重大的體制障礙和重新調整利益分配關系，這些事情誰來做和怎么做，到目前為止仍缺乏整體方案和具體實施方案。當然也不是一點事都沒做，比如今年調高了個稅的起征點，但是僅僅相當于提升了0.3個百分點的居民消費比重，同新千年以來12.6個百分點的居民消費率下降來說，根本是杯水車薪。
我之所以說到2013年中國經濟才有可能到達低谷，就是因為那個時候將是國內產能過剩矛盾最嚴重的時刻，也是國際經濟危機最深重的時刻，形勢將逼迫中國必須進行重大的結構調整，舍此已經沒有其他選擇了。有人說是不是會搞新的“四萬億”與“十萬億”刺激計劃，我認為是沒有可能的，因為2009年以來中國的刺激計劃，是在已經嚴重不合理，或者說已經嚴重過剩的基礎上繼續刺激供給增長，而基本上沒有通過調整釋放出已經被長期壓抑的國內需求，這就是目前中國經濟增長會再度向下的本質原因。所以我敢預言，下一次中國再度走出低谷，一定不是靠的繼續擴張已經顯著過剩的現存供給結構，而是靠從分配關系和城市化這兩個角度入手，釋放出中國的內需，從而使中國經濟再度回到高速增長軌道。
有人說我的這些看法是“短期悲觀、長期樂觀”，這樣的評價我很接受，因為中國經濟本身就是“短期過剩、長期不足”。拿城市化來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在人均4、5千美元的時候只有1/3的真實城市人口，之所以用“真實”兩個字，是因為在剔除掉2.5億農民工后，目前中國的城市人口就只有4.5億。而若把中國的城市化率提升到85%這樣一個與中國人均收入水平相稱的程度，中國就會新增8億城市人口，幾乎是目前的2倍。可以試想一下，在4.5億城市人口的時候，用凈出口比重衡量的中國產品凈剩余，最高峰時也只有不到9%，如果城市人口是目前的3倍，中國不僅不會過剩，還會嚴重不足。
實際上，從長期看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真正難題不是需求問題，還是供給問題，因為需求方面的問題產生于體制和發展戰略，這都是中國人可以自己決定改與不改、變與不變的事情，但是相對于未來15億人口的中國來說，為實現現代化所必須消耗的資源蘊藏量是嚴重不足的，自己不夠只能到國外拿，這就不是中國人都能做主的事情了。新千年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崛起，世界的資源供給已經走到了一個從過剩到不足的新階段，最顯著的標志就是國際油價從新千年初的十幾美元上漲到最高近150美元，其中雖有國際游資的炒作，但供求關系變化也是重要原因。
次債危機使美歐等發達經濟體陷入了長期衰退的境地，2009年發達國家的整體石油消費第一次出現負增長，在美國甚至倒退回十年前的水平。如果未來危機會繼續深化，發達國家的資源消費就會繼續處在低迷狀態，而中國經濟正是會在未來15年內走完工業化道路，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而能否把握住這次機會，就看我們是否能調整好經濟結構，為今后的長期高速增長釋放出需求動力。
五、 明年通脹、地產、股市和宏觀調控等相關問題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已經說過，在美國目前是把危機的實際情況掩蓋起來，所以能夠避免市場恐慌所形成的爆發式危機，而在歐洲，危機有一半是德法人為加劇的，因此帶有可控的性質，這些因素都決定了全球金融危機所引起的衰退不會是像上次那樣，是爆發式的“硬著陸”，而是呈比較緩慢的下跌趨勢。而由于中國的結構調整還沒有真正展開，增長在目前階段還主要是受外需影響，所以，如果世界經濟的表現是緩慢下滑，中國經濟的下行趨勢也就應該是逐漸的，而非像2008年下半年那樣，是突然的。
由于進入四季度以來經濟的下行趨勢開始明顯，消費物價和房價也出現了向下勢頭，因此宏觀調控也開始了從防通脹轉向保增長的變化，最明顯的動向就是下調了存準率。那么明年的物價是否會繼續下行，從而為貨幣政策從緊到松讓出更多空間呢?我認為未必。從推動消費物價上升的主要動力看，今年糧食生產喜獲大豐收，因此今年11月份的物價不會像去年那樣顯著上漲，明年的總體消費物價水平也會因此受到一些抑制，但是從10月份的物價水平看，雖然整體物價水平在走低，但是糧價在大豐收的背景下并沒有顯著下降，因為整體消費物價水平的回落幅度是14%，但是糧價卻只有6.5%。這說明，推動糧價上漲的基本因素，即人口增長與耕地減少的矛盾并沒有消失，而是會長期存在，因此未來的消費物價還是會在以糧食為核心的食品物價推動下上漲。
從推動物價上漲的另一個因素看，前面已經說過，今年7月以后因為次債危機再度發酵，美國的金融機構急于在全球抓現金，因此出現了10月份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暴跌，相應使中國的輸入型通脹趨于緩和。但是，當危機開始緩和，特別是美歐為了應對危機不得不持續增加貨幣供給，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就又會被炒高，比如目前油價就已經又回到每桶100美元以上了。所以我估計到明年二季度以后，中國的輸入型通脹會再次變得明顯。而綜合國內外因素，明年的CPI指數應該不會低于5%，在明年四季度更可能向上破“6”。
這樣就會給宏觀調控帶來難題，因為經濟下行應是逐漸走低，到明年四季度經濟增長率應該降到8%以下，通脹走高而增長走低，宏觀調控就必須在保增長與防通脹之間做出抉擇。現在看，在明年前三季度應該是增長率逐季走低，而通脹率也是“先降后穩”的趨勢，這個運行狀態不會使宏觀調控的取向和力度發生太大變化，但是當四季度增長率向下破“8”后，宏觀調控政策才會出現方向與力度的顯著調整。
至于明年的股市，我認為會比今年好，有四點理由：第一是宏觀調控已經開始轉向，貨幣政策趨向寬松，對證券市場都是有力的提振;第二是貨幣條件雖然寬松但實體經濟增長卻趨于下降，這會使企業即便更容易獲得貸款，也不敢輕易對實體經濟投資，所以放松信貸首先會使貨幣流入虛擬經濟領域。由于政府的房地產調控不會輕易放松，股市就會獲得更多資本流入。這有些像2009年初的情況，當時就是在政府大幅度放松貨幣后，股市先于經濟增長出現大幅反彈;第三是國際熱錢會來得更多，因為美歐為了救市會增加貨幣供給，美國很可能會在明年一季度就推出QE3，但是由于美歐危機不斷，經濟持續蕭條，企業獲得了貸款在本國也沒有多少投資機會，而展望全球，中國經濟雖然緩慢下行，在金磚國家中也是最好的，所以還會成為國際熱錢的首選。還是因為樓市的限制，熱錢就會主要流入股市;第四是地方債問題需要一個出口。明、后兩年是地方債的還債高峰，最近中央政府雖然讓四省在作試點，但是讓地方政府發數萬億元地方債幾乎不可能。而地方政府并非沒有好資產，就是地方政府所有的地方國企的上市股權，目前大約有15萬億元，相比10多億元的地方政府債務總額，明顯是資產大于負債的，因此如果中央政府讓股市好起來，讓地方政府可以出售部分國企的股權，就可以渡過這個難關。
政府的房地產調控已經進行了兩年，到目前為止各地房價已經開始下跌，而各地出臺的限購令也將在明年陸續到期。許多人認為政府會因此而結束房地產調控任務，而我則認為不太可能。因為第一，房價即便下降，一般也就是30%的幅度，對于大部分城市居民來說仍然是難以承擔的。房地產調控是政府最大的“民心工程”之一，如果讓房價明顯反彈，老百姓不會滿意，政府已經取得的成績也會付諸東流。
有人把中國目前的房價下跌與美國的次貸危機類比，說房價大幅度下跌也會導致中國經濟“崩盤”，我覺得這樣的提法太有些言過其實。大家都清楚，美國爆發次貸危機的原因從宏觀看，是次貸所占比例太高，足以產生全局性影響，從微觀看，則是許多美國居民的負債水平超過了償還能力。在中國情況則遠不是如此，首先，根據央行數據，到2010年末中國的房地產業貸款余額只有7.4萬億元，只占年末全部貸款余額的15%，而美國僅次級房貸就已接近美國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總額的10%，全部房地產貸款則超過全部貸款額的一半。其次，到去年末個人按揭貸款是4.8萬億元，占房地產貸款總額的65%，而中國的房貸卻是最優質的銀行資產，有數據顯示，中國全部貸款的違約率在6-7%，而房屋按揭貸款的違約率只有2.5%。并且從上海的情況看，按揭貸款戶的還款額普遍超過了60%，因此即使違約率提升一倍，也只會使銀行不良貸款增加數百億元。從房地產商角度看，由于前幾年贏利豐厚，都積累了大量資金，因此短期的樓市低迷不會動搖根本，出現大面積的倒閉潮。最后一點也很重要，那就是房地產在中國經濟總產出中的比重遠低于美國，2008年在美國是12.5%，中國則只占5%。這說明，中國的房地產業即使出了較大問題，也不會向美國那樣，引起全局性的大震動。
由于中國的城市化道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20年后城市人口將會是目前的三倍，因此中國的地價與房價都是長期上漲趨勢。在目前階段，由于沒有大量保障房供應，放棄限購就會導致在強勁的需求拉動下，房地產領域中的泡沫一浪高過一浪，但是當兩年后每年都會有數百萬套保障房供應的時候，就會對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形成有力保護，對商業地產的限制就可以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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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將是中國經濟自高轉低的一年，生產過剩矛盾的日益顯露是挑戰，國際經濟的持續低迷則是機遇，放眼全球，美、日、歐三大經濟體都沒有很好的出路，其他“金磚國家”在全球性需求收縮的壓力下，也會相繼陷入低迷，只有中國在內部仍然醞釀著高速增長的動力。中國如果出現嚴重衰退，不會是因為外部的需求原因，而只能是因為自身的調整不及時、不到位。所以，抓緊時間制定好調整方案，在目前是最為迫切的事情了。(作者：王建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本文發表于2011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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