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經濟學殖民化  警惕發生和平演變

             ——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舉行第17次理論研討會綜述

                                     譚芝靈

當前國內外形勢復雜多變。為了貫徹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增強憂患意識和風險意識，中國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于12月10-11日在南京舉行了第17次理論研討會。會議主題是“反對經濟學殖民化，警惕發生和平演變”。會議發言采用筆談形式。來自中共江蘇省委黨校、南京財經大學、東南大學、南京理工大學、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南京藝術學院、江蘇科技大學、江蘇技術師范學院、南京政治學院、南京郵電學院、南京師范大學、江蘇省社科聯、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等20多個單位的40余名與會代表圍繞會議主題熱烈發言。會議由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國經濟規律研究會副會長、中央財經大學博導、中共江蘇省委黨校特崗教授、中國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所長李炳炎博士主持。現把已在網上發表了的從研討會發言中挑選出的20篇發言稿的內容加以綜合，形成會議綜述發表，以期促進學術交流，形成正確的輿論導向。

     一、增強憂患意識和風險意識  反對經濟學殖民化

李炳炎教授首先談到，我國經濟轉軌中的具體實踐己經表明：明晰的產權制度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社會主義產權制度改革的實質是要完善公有產權制度，其基本思路是使產權明晰化，以及責、權、利的明確。我國社會主義產權制度改革中的公有股份制、股份合作制、農村土地合作社、承包制和租賃制等正是這種改革觀的具體形式。

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就是要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完善生產關系，是通過理順公有產權關系來理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而不是將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變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決不是將公有制變為私有制。而按照新自由主義及其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去搞國有經濟改革，就會導致相反的結果，使國有財產私有化。

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在現存的歷史條件下，充分利用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優點而克服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的弱點，促進形成既不同于計劃產品經濟體制下那種具有主觀性的公有制產權制度，又不同于資本主義私有產權制度的社會主義“聯合產權制度”， 并促使這種嶄新的產權關系人格化。

產權制度改革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我們既要高度警惕西方產權理論對我國產權制度改革的私有化誤導，又要有批判地汲取西方經濟學中的合理成分為我所用。只有用經過充分發展和完善的馬克思產權理論作為我國產權制度改革的指導思想，才能確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

在此基礎上，李炳炎教授提出了＂經濟學殖民化＂概念，它包含二層涵義：一是指把中國經濟學界變成美國主流經濟學的殖民地。這基本上已做到了。二是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當作美帝向中國進攻，搞垮中國，使中國成為美國的殖民地的理論工具。用新自由主義影響中國改革決策，引導中國搞全面私有化，走資本主義道路。李教授深刻而犀利地剖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反動本質及其誤導中國改革造成的巨大危害。他呼吁：中國經濟學的殖民化，到了該終結的時候了！重建中國經濟學的歷史任務，和重建高校經濟學教學體制的馬克思主義主導范式的任務，已經責無旁貸地落到了馬克思主義者的肩上！在當前，我們要注意把反對經濟學殖民化與防止發生和平演變聯系起來。不能就經濟學談經濟學。因為經濟學是有階級性的。在這方面，蘇聯是一面鏡子。

    王小剛、 彭安玉、 盧映西等學者認為，1979年以后，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學逐漸成為“顯學”。但是近年來，經濟學的聲譽正受到越來越嚴重的質疑。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的經濟學界存在著嚴重的殖民化傾向。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經濟學研究缺乏人文關懷。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因而一定要有人文關懷，要以人為本，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不是為某個利益集團說話。不能僅僅注重短期的局部的經濟利益，更要長遠的全面的眼光。學者之所以能夠在社會上有相當的話語權，不僅僅是因為有知識，也在于其客觀的立場和人文的關懷。其次，研究中國經濟時幾乎不考慮腐敗問題。中國所有的經濟問題說到底都是政治問題。所以腐敗絕不是經濟學研究中可以忽略的問題，而是中心課題。中國落馬貪官不少，但是所占比例很小。有人卻說反腐敗力度不能太大，否則帶來的負效應會非常大。為官員“邊腐邊升”喝彩加油。由于制度缺失、腐敗泛濫，人民渴望民主法治的加強。中國應盡快由人治社會轉向法治社會。

再次，只說發展的成就，不說發展的代價。中國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指出，中國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占GDP的8~13%。這表明中國的經濟增長幾乎被環境污染完全抵消。再其次，只要外匯儲備，不要本國福利。正如有人所評論的，中國的權貴集團，已經成功建立了一個讓中國高價進低價出的貿易和外匯體制。通過這個體制，越來越大量地把中國的環境資源和國民健康，轉化為西方發達國家的廉價商品，和權貴集團自身的一夜暴富。如此腐敗賣國的對外貿易體制，一些主流學者卻稱之為比較優勢而大肆吹噓，這無疑是中國經濟學殖民化的最顯著表現之一。

最后，經濟學研究中數學模型的濫用。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西方經濟學的引進，許多高校不重視基礎理論知識的教學，卻從國外引進大量的高難度原版教材，照本宣科，生吞活剝。就是在國內一些早就出名的經濟刊物，也只刊登使用數理經濟模型的文章。名曰與國際接軌，實質上扼殺真正的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這些文章基本上不關心經濟的理論與實際問題，不關心民間疾苦，不探討社會不公，不顧及國計民生，在冷冰冰的數字里轉圈。由于與現實完全隔膜，許多經濟學者對于經濟問題的看法非常膚淺，甚至不如許多深入實際的新聞記者深刻。有的所研究的問題細小而瑣碎，沒有實際意義。有的所研究的是西方國家現階段所面臨的一些問題，跟中國的事情毫無關聯。有的則是歌功頌德，用一大堆數據說明某項政策的正確性。有的是故弄玄虛，本來很簡單的常識問題，卻使用一連串的數學公式推導。事實上，把西方經濟學研究中的數學模型生搬硬套，用于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是經濟學殖民化、庸俗化、去政治化的重要表現，是經濟學殖民化的又一重要表現，包藏了受帝國主義豢養的御用文人的險惡用心。

       二、 貫徹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   警惕發生和平演變

李濟廣教授以＂反帝防修，警鐘急鳴＂為題作了精彩發言，令人警醒。他就這一主題指出，鄧小平認為“反修防修的要求”、“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本身并沒有錯。文革的缺點錯誤是實際過程中的缺點錯誤，不代表基本出發點的錯誤。避免資本主義復辟不是主觀愿望的錯誤。繼續革命是否錯誤要看怎樣解釋、怎樣做。鄧小平同志堅定而清醒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和模糊認識強調四項基本原則，強調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包含了堅定的反修防修和反復辟態度。修正主義思潮和修正主義勢力隨時可以把社會主義事業引向崩潰。必須正視當今社會修正主義思潮泛濫成災的現實，決不能粉飾太平而采取鴕鳥政策。他強調指出：“反對修正主義思想、防止修正主義者篡奪領導權，防止修正主義者搞和平演變，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堅持繼續革命”，這些重要原則，應當從網絡話語變成正面學術課題，變成理論要素，變成領導講話，直至變成中央文件的思想和語言。

征漢文教授認為，社會主義的實踐史證明，帝國主義對我國的和平演變一刻也沒有停止過，一刻也沒有放松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一定要防止為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提供條件。在當前，防止和平演變的必要措施之一，就是要在“社會主義本質”理論上正本清源：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根本任務的本質，它不能簡稱為“社會主義本質”；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只有它才能簡稱為“社會主義本質”。要將人們的思想統一到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這一理論之上。一味鼓吹＂唯生產力論＂和＂階級斗爭熄滅論＂，就是在為和平演變提供思想基礎。

朱利教授指出，社會主義要實現的是財富的共享、人民的共同富裕，前提條件是一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結構。目前的中國經濟結構已向私營部門為主“轉型”，這意味著初次分配的主導權已經由國有經濟向私營部門易手。勞動報酬所占比例不斷下降的結果是有效需求不足，產品過剩，最終積累轉化為劇烈的社會經濟危機。

試圖通過加大二次分配、來改善民生的做法也是徒勞的。因為二次分配來源在于財政收入，而財政收入來源于企業利潤。這個比例并不占整個經濟收益比例的較大部分，同時，政府開支的比例會約束限制了二次分配的進一步擴大。而且，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主導權并不在勞動人民手中，企業和政府可以在任何時候決定降低勞動者收入。從實踐上看，歐洲福利國家通過二次分配暫時地緩和了一段時間內的兩極分化趨勢，卻積累了巨大的國家債務。國家債務的本質就是用未來的財富來滿足現在人的需求。這種“寅吃卯糧”的辦法注定不能持久，必然導致未來相當長時間內的經濟衰退和福利衰退。所以，福利國家的道路注定走不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沒有止步不前，而是在批判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過程中艱難前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諸多創新嘗試正在迅速改變著它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實力對比，催生著中國“新經濟學”的春天。

東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孫迎聯副教授認為，財富分配差距的懸殊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人為性的財富分配機會的不平等是其重要原因。首先，“抽農補工”的工業化戰略下的城鄉社會成員不平等的分配財富機會。其次，經濟霸權主義行徑下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不平等的分配財富的機會。再次，經濟理性選擇下的區域間財富分配機會的不平等。最后，壟斷行為下的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之間財富分配機會的不平等。除了上述分析的因素之外，人為非法的財富分配渠道也是造成財富分配差距過大的一個重要因素。曾有人對中國居民收入差距作過一個調查認為，從總體構成比例來看, 居民正常收入差別占總差別的85.1 % ,總體非法、非正常收入差別影響占差別的14.9 % ,其中偷稅漏稅影響占總差別的9.2 % ,官員腐敗影響占總差別的1. 56 % ,集團消費轉化影響占總差別的0.56 % ,其它類非法收入的影響占總差別的3.07 %。”[1]。

南京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王云中教授指出，我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僅30余年實現的發展，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則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走資本主義道路并不等于就能得到西方大國的援助和實現迅速發展。在前蘇聯由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演變過程中某個西方資本主義大國曾極力滲透、支持。但是，當這種演變成為現實后，這個由演變而來的國家并沒有真正得到西方大國的援助。他們利用到的外資不超過幾百億美元，從這個西方大國得到的援助更是寥寥無幾。并且不但在經濟上沒有得到多少好處，甚至政治上在某些方面仍要受到這個西方大國的鉗制。而我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所取得的成績是舉世承認的。

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趙光瑞副教授，結合多斯桑托斯關于依附的分類與當代國際經濟關系中的依附發展，提出當今國際經濟關系中存在新的依附形式——制度依附。就是作為外圍地區對中心地區的依附已經出現制度化、固定化趨勢，不僅依附于發達國家支配的國際制度體系，自身的制度設計與演化也強烈受到來自中心地區的影響與制約。一個國家之所以能夠成為大國，在發展道路上都有自己成功的發展模式。

劉大生教授進一步指出，美債危機、歐債危機已經用事實證明，西方的債務經濟學是偽科學，西方的債務法學也是偽科學。為了避免歐債危機傳染到中國，防止中國走上債務財政的不歸路，必須建立起堅強的法律防線和經濟學和法學理論防線，必須堅決抵制西方的債務經濟學和債務法學。

南京財經大學糧食安全與戰略研究中心郭曉東副教授同時指出，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基本主張指導下，目前在我國糧食安全問題領域出現了所謂“市場保安全”說。這種觀點聲稱，只要有國際糧食市場的自由交易，中國就不愁沒有糧食；國外市場更可靠，有市場就不存在糧食安全和耕地保護問題。這種觀點的實質就是企圖依賴國外市場來保障本國的糧食安全，或者說依靠國外糧食養活自己。事實上，糧食市場對外開放使國內外相互影響不斷加深，擴大了市場和資源利用空間，帶來了產品和服務多樣化等好處的同時，也使我國糧食安全較以往面臨著許多新的風險。我國糧食產業的發展可利用外國資源和資本，但絕不能過度依賴。對于有13億人口的中國而言，糧食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為保障我國糧食安全，應采取健全糧食安全保障政策法規體系、完善糧食產業預警機制、規范外資糧食企業進入及經營行為、促進國內糧食企業整合與提升以及加大政府糧食宏觀調控載體建設等措施，從而減少外資對我國糧食安全的負面影響，提高我國的糧食安全水平。

王沖、徐開金等學者認為，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發展的形式，始終只能是我們可以選擇的一種形式，并不具有只能選擇的唯一性，我們不能把這一經濟形式神化成實現社會進步與文明的靈丹妙藥。王沖認為，面對新自由主義的失敗，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提出了一種新的發展思路。阿瑪蒂亞森在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基礎上，提出了人的發展視角下的新的發展觀。這種發展觀克服了以往新自由主義的缺陷，繼承了傳統的以人的需要和生活質量為目標的發展思想，并吸收了馬克思關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思想，將積極的自由與消極的自由相結合，倡導消極的自由基礎上的積極的自由。阿瑪蒂亞森以人為本的發展觀為新時期的科學發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啟迪。

最后，與會代表認為，要反對修正主義，防止發生和平演變，我們必須認真刻苦鉆研馬克思主義原著，切實提高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江蘇省興化市委黨校朱妙寬發言中談到了自己多年來對馬克思三大學說的研究，包括社會主義學說從理論到實踐的發展、剩余價值學說從狹義到廣義的發展、唯物主義學說從宏觀到微觀的發展，在此基礎上探索馬克思主義“新三論”，即：實踐社會主義論、廣義剩余價值論、人生辯證唯物論，目的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　

（作者單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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