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編譯)在北大西洋兩岸的多數國家的居民中間沒有完全意識到在他們的國家里存在的財富特別集中，是最近30年來這些國家的政府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即80年代新自由主義時期開始直到現在。市場被解除調控，包括金融市場（這意味著這些公司和金融機構的超級收入在它們的投機表現中沒有限制）和勞工市場（強迫下調工資和社會保險，造成在資本的收入增加的同時勞動的收入下降社會上最有錢有勢的階層的收入來自資本的收入），還有減稅（這主要對最有權勢的階層有利），這些措施為收入和資產的集中提供使便利條件，達到從20世紀初以來從未見過的高水平。要得到收入和財富增加的數據是不容易的，因為富人和超級富人的帳目是很少透明的。大量的事實表明收入的集中正在對這些國家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造成負面的影響。
    請看有關數據。威廉•多莫夫教授是對美國收入分化現象研究最多的學者。他的研究表明在美國1%的居民（超級富翁）占有全國金融資產的43%，也就是說占有38%的股票，60%的證券和62%的參股。實際上，如果我們將富人和超級富翁加在一起，會看到10%的居民占有90%的這類資產和80%的房地產（有人居住的房子除外）。這位老手的結論是，“10%的居民占有國家：他們是美國的所有者”。財富和收入集中的一個指數表現為奢侈品消費的大量增加。奔馳車最昂貴和專有的牌子的銷售量達到空前的水平。正如《紐約時報》今年8月在其經濟網頁上所指出的，“奢侈品的消費飆升”，一條領帶的售價達到250美元，金戒指和鉆石戒指賣到1萬美元，所有的奢侈品不是普通的大眾居民能買得起的。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歐洲。從去年以來波切波切牌汽車的銷售增加45%，勞萊克斯手表銷售量增幅也相似。在大西洋兩岸超級富翁的數量在增加。每個超級富翁的財富在增加。
    在收入和財產的高度集中導致奢侈品的消費增加的同時，在大西洋兩岸衡量勞動收入的工資在國家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了，與此同時貧困增加了。
    社會上這種分化的現象的擴大受到關注。但是居民沒有完全意識到財富集中程度如此之高。美國的公共電視臺（P.B.S）播放的紀錄片表明財產的巨大差別，讓人普遍感到吃驚。根據一項在美國居民很有代表性的民意調查，90%的居民認為20%的居民（超級富翁、富人和高收入的職業者團體）擁有這個國家60%的財富。但是，財富的集中程度比人們想像的高得多：10%的居民（富人和超級富翁）擁有90%以上的財富。
    為什么這種財富的集中是一個問題？
    常規的智慧（由權力的結構倡導的智慧）強調這種財富的集中并不意味著任何問題。相反，以前這種智慧倡導的思想是，富人和超級富翁就在這里，就在上面，在社會經濟的頂端，因為那是他們賺來的錢，認為是他們的功勞將自己帶到他們現在所占有的特權的位置。但是正如超級富翁瓦倫•巴菲特（美國超級富翁們最憎恨的超級富翁）明確指出的，這是不真實的。大多數超級富翁不是來自民眾的階級，他們也不是因為有功勞才在那里。這種現實被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埃爾伯特•西蒙在他的研究文章中清楚地指出，所謂的社會資本（也就是從學校到成年人的生活和有特權的環境或一個人在他的生活中沒有特權所建立起來的接觸的網絡）的內容表明這些人得到90%的收入。根據這種情況作者指出，那些超級富翁的收入必須交納90%的稅，以便達到那么反復提出和推動的機會的平等，也就是說，讓所有的公民都有同樣的機會到達超級富翁們所在的頂端。
    所有的經驗表明，最近30年來我們所看到的收入和財富的高度集中是因為實施了新自由主義的公共政策，它讓富人和超級富翁獲利，讓所有其他人付出代價。正如學者約翰•威克斯最近所指出的那樣：50%以上的超級收入來自1993-2007年這個時期的經濟增長，在美國財富落入1%的居民手中。這種有利于少數人的集中是以多數人的代價實現的。資本的收入增加的代價是勞動收入的減少：減稅主要有利于富人和超級富翁，這明顯地大量減少福利國家的公共服務，如民眾階級使用的衛生、教育和其他服務; 缺乏對環境的保護是因為大公司拒絕支付消除它們制造的污染的成本；它們對國家的巨大影響力表明它們支持獨裁政權，不允許工人組織工會；它們對國家和國際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歐洲委員會、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的巨大影響力同樣意味著將對它們的利益有利的政策強加于人，正在嚴重地損害居民的福利；它們對國家的影響力還表現在它們從國家那里得到的巨大的財政優惠和公共援助（如用公共的資金去拯救銀行），同時反對增加公共開支，包括對民眾階級有利的社會公共開支；這種影響力在歐盟還表明勞工和社會的權利正在受到削弱。
    換句話說，這些有錢有勢的階層（代表居民中的極少數）生活很好，由生活很差的多數人為此付出代價。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剝削的定義，這是一個在新聞媒體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詞，由富人和超級富翁占有的許多媒體傾向于說明他們的這種地位和權力是因為他們個人努力的結果。
    對當前形勢的辯解：“創造財富的是富人”
    對新自由主義公共政策的辯解有利于富人和超級富翁，認為是他們進行投資，“創造財富和就業”。這樣官方的說法將他們定義為“有進取心的人”。正如劍橋大學的經濟學家張哈洪（音譯）在他關于資本主義的著作中指出的，人們沒有對他講述的關于資本主義的事情，一個國家的財富和福利的水平不依賴于財富的集中，而是如何利用這些財富。當首先由富人和超級富翁本人決定如何利用財富時，社會就有嚴重的問題。超級富翁和富人投資不是為了創造就業，而是為了賺更多的錢。由于他可以從不創造就業的投機活動中拿走比對生產性的投資（生產商品和服務的實體經濟）更多的錢（也就是資本的利潤），結果是它創造的就業非常少。這位學者在這里指出，應當指導這些財富的利用和避免財富的非社會利用的是公民通過國家去實現。這樣做的證據是明顯的。當資本受到嚴格控制的時候，社會階級之間收入和財富的差別比1945-1980年這個時期要小很多，這是國家實行再分配政策的結果，全球的財富和社會福利則的增長比非新自由主義的時期（1980-2011年）更迅速得很多，那時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可以做它想做的事情。大蕭條就是這樣做的結果。
    這種財富集中的后果
    從經濟、社會和政治的觀點來說，這種財富和收入的集中是消極的。
    從經濟的觀點來說，科學的證據表明當收入更多地集中在少數人的手里時，多數人會負擔更多的債務，脫軌的金融階層削弱生產性的經濟。
    從政治的觀點來說，這種集中挖空和限制民主，因為金融和經濟的權力想決定政治的權力。今天我們看到國家正在做出非常不得民心的決定，這是因為富人和超級富翁（即所謂金融資本）對他們的國家有過多的和有害的影響力。這種過多的政治影響力造成對民眾階層的社會的破壞，使政治機構失去合法性。在大多數國家日益發展的運動正是一種對這種形勢的一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