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生于20世紀3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是西方兩大主流經濟思潮，其理論形態的變遷與實踐運用充分表明，二者都帶有濃厚的西方意識形態色彩，并不是推動社會、經濟科學發展的“良方”。

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震撼了全世界。面對社會主義蘇聯經濟繁榮與資本主義世界嚴重蕭條的鮮明對比，古典自由主義一籌莫展，于是以凱恩斯為代表的國家干預主義登上了歷史舞臺。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采納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通過政府干預這只“看得見的手”和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相結合，實施財政赤字和準通貨膨脹的政策，組織公共建設，從而成功走出了經濟大蕭條的泥潭。

然而好景不長，這一政策舉措最終引發了20世紀60—70年代長達10年之久的“滯脹”困局。其原因在于，凱恩斯主義看似一場對古典經濟理論的“革命”，本質上不過是壟斷資本主義“生產主義”的變異——“只為生產而生產”、只為攫取利潤而生產的理論外殼。在凱恩斯主義主導下的社會經濟，只能是沒有發展的短期增長，結局只能是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的不期而遇。

盡管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取代凱恩斯主義登上西方主流經濟學寶座，但凱恩斯主義并沒有銷聲匿跡。相反，其衍生品——“消費主義”以嶄新的形式走向歷史“臺前”，與新自由主義“結伴而行”。在凱恩斯主義理論體系中，“鼓勵消費、反對節儉”的思想與赤字財政政策主張密不可分。因此，在凱恩斯主義時代，如何開發和刺激消費者非理性購買欲望，推動奢侈浪費性生活方式大眾化，成為壟斷資產階級關注的焦點。伴隨經濟的一度繁榮，20世紀50年代，凱恩斯主義最終“孵化”出消費主義意識形態。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新自由主義“帶領”下，消費主義開始擴散到廣大發展中國家，在世界范圍內滋生蔓延。于是，受壟斷資本主義關于經濟形勢預期更加“美好”的鼓動，脫胎于凱恩斯主義的消費主義重回凱恩斯主義“生產主義”的“母體”，裹挾著民眾為了追逐利潤而貸款投資。由此，始于美國的財政赤字行為，最終擴散為大眾乃至西方世界各國政府的財政赤字行為。在生產與消費雙重“透支經濟”運行下，金融壟斷資本開始向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及其人民“抽稅”。資本主義固有矛盾在得以暫時緩解的同時，孕育著史無前例的危機“因子”，最終引爆了國際金融危機。可見，凱恩斯主義不過是金融壟斷集團借以制造需求旺盛、經濟虛假繁榮的工具，是為掩蓋攫取廣大勞動者、實業資本家甚至一國財富目的，而尋找的一個“冠冕堂皇”的理論依據，其意識形態色彩“昭然若揭”。

以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為代表于20世紀30年代創立的新自由主義，承襲了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思想，主張“個體主義”分析方法，宣揚個人在經濟上的絕對自由，極度推崇市場的自發功能，反對國家干預和福利政策，并猛烈抨擊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由于20世紀30—60年代凱恩斯主義成功應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并帶來戰后繁榮而廣泛流行，因而新自由主義始終被視為“異端”。

20世紀70年代末，凱恩斯主義應對資本主義“滯脹”問題“失靈”，新自由主義由此崛起，受到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美國總統里根的青睞與推行，進而開始由經濟學教條具體化為政策實踐，并占據英美等國主流經濟學地位。為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發展演變的需要，新自由主義從80年代開始由學術理論、政策主張而政治化、意識形態化。1990年“華盛頓共識”的形成，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最終蛻變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范式和意識形態綱領。國際壟斷集團開始在世界范圍內“推銷”新自由主義，大肆鼓吹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否定公有制、社會主義、國家干預，極力推行其主導的全球政治經濟新秩序，即全球資本主義化。

歷史的沉痛教訓表明，新自由主義根本不是什么福音，推行到哪個國家或地區，哪個國家或地區都會遭受巨大的損失和災難，甚至成為重災區。

新自由主義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之所以具有很強的迷惑性和潛藏性，正是因為它以所謂經濟科學的“華麗外衣”示人，正是因為發展中國家乃至發達國家單純從“經濟科學”的向度看待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綱領，以致對市場過度迷信、對監管過度放松、對金融領域過度開放，從而為歷次危機的爆發埋下了深層次隱患——資本主義固有矛盾、世界財富兩極分化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極大發展。可見，以科學形式精心包裝的新自由主義，實質上是一種極端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是“弱肉強食、勝者通吃”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經濟理論結合的產物，是國際壟斷集團向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推行新剝削主義、新殖民主義的理論煙幕，代表的是國際壟斷集團的根本利益——通過扭曲市場、操縱國民經濟命脈來加強剝削和掠奪，其關于“給人民帶來幸福公平，給經濟帶來繁榮穩定，給世界帶來和平發展”的承諾不過是一個美麗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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