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殖民全攻略（下）

    

    和第一次全球殖民運動一樣，對財富欲望的利益驅動是以強欺弱的動力。既然是文明社會和文明人，取代原來強取豪奪的就是美元刀的殖民剝削。美元資本、名人理論、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及買辦漢奸，無一不是為美國國家利益服務的殖民工具。

    一、美國地緣政治與經濟戰略
    
    記得在筆者讀高中的20世紀80年代，有位從當時蘇聯回來的校友給我們講課，別的都忘了，但有兩點至今記憶猶新：一是蘇聯人愛讀書，說在地鐵里的人，沒人說話，每人都拿本書在看，一個貌似農村大媽的老太太，手里竟然捧著一本普希金的詩集；二是蘇聯朋友和他講，如果中國和蘇聯聯手，“世界就在我們的口袋里”。驚訝于蘇聯人文化素質之高之余，也知道蘇聯和中國與當時冷戰下的美國，有一個“大三角”的地緣政治博弈。
    20多年過去了，世界似乎還在中美俄的圈子里打轉。里根總統的“星球大戰”陰謀，通過冷戰新思維的軍備競賽等經濟手段，拖垮了蘇聯共產主義大聯盟，隨后更是以波蘭的“休克療法”的成功例子誘使蘇聯休克于美國自由主義新經濟的打擊之下。
    冷戰的勝利，使美國戰略家們越來越傾向于使用經濟手段給潛在對手制造動亂，摧毀其經濟成果，延緩其自主經濟發展訴求，最終達到肢解他國經濟，進而肢解他國版圖的目的。此戰略的形成，得益于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美元武器，這是聰明的“以己之長博人之短”的戰略。
    連凱恩斯都同意，顛覆一個國家，最好的手段就是通過通貨膨脹，進而造成其貨幣貶值而崩潰。
    最大的物質產品供應國、最大的國內市場、最大的資本輸出國以及最強的軍事實力，尤其是美國印鈔機印出的美元紙可以買到世界上的幾乎任何東西。這就是今日的美帝國的超級霸權。
    美國是不是由此就可以頤指氣使、為所欲為呢？當然不能。美國還有制約和制衡力量，美國還得隨時打擊潛在對手。這些博弈對象，包括歐洲、俄羅斯、中國、日本以及眾多石油輸出國。
    歐洲曾經是世界的中心，現今的美國本質上就是歐洲尤其是英國移民的后裔。歐洲大國之一的英國地緣政治的謀略就值得我們借鑒。
    英國是個島國，孤懸于歐洲大陸板塊之外，但憑借產業革命和地理大發現，不斷拓展海外殖民地，國力迅速上升，經過“一戰”摧毀西班牙無敵艦隊和荷蘭“海上馬夫”之后，一躍而為海權強國，其貨幣英鎊成為世界流通的主要貨幣。
    英國一直奉行大陸均衡地緣戰略，始終以地緣戰略利益劃分敵友，或縱橫捭閡、分化瓦解，或假借人手、火中取栗，積極參與介入歐洲大陸板塊格局的演化進程，在很長時間里避免了歐洲大陸上出現一個絕對強勢的陸權國家。
    拿破侖稱霸歐洲，它就出錢出槍組織反法同盟，封鎖遏制法國；后德國強大，又反過來聯合法國遏制德國；“一戰”后德國戰敗，法國主張要徹底摧毀德國，它趕緊出面阻止，主張不過度削弱德國，要適可而止，留下德國以制衡法國；后來蘇聯上升勢頭迅猛，它又聯合法德制衡蘇聯。
    因而歐洲大陸板塊始終處于四分五裂、力量均衡狀態，大陸國家內耗不斷而無暇他顧，使得英國能在外圍平衡居中、分而治之，盡收漁翁之利。
    “二戰”后英國又加入美國陣營，至今未加入歐盟，排斥歐洲統一進程，成為美國留在歐洲的“楔子”。英國利用日益強大的美國在歐洲的影響，保持其在歐洲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影響力。比如與美國聯手發動科索沃戰爭，制約歐元；跟隨美國發動兩次海灣戰爭，控制中東石油……美國也不希望看到鐵板一塊的歐洲大陸，與美國利益綁在一起，也符合其地緣戰略利益。
    “二戰”之后美國翻身的根本的原因是美國對歐洲版圖做了大“手術”，即在“二戰”中將東歐讓給了蘇聯，并由此大大壓縮了西歐的地緣政治空間。但看看今日的世界地圖，歐洲地緣政治版圖已恢復到“二戰”前的大歐洲的水平，整個東歐已融入歐洲。隨之而來的必然是歐洲力量的增強和擴大。
    可以預見的是，歐洲向美國叫板的聲音還會更響。歐洲與美國的矛盾，意識形態不重要，最重要是戰略利益。
    面對新近重新崛起的俄羅斯，歐洲與美國又有共同的地緣政治需求，就是不希望看到一個軍事和經濟都強大的“北極熊”。通過北約東擴和“顏色革命”，已逐步填補俄羅斯在東歐、中東和西亞等區域的軍事真空，并將美歐之盾推向俄羅斯的家門，俄羅斯終被逼向防御的死角，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并多次表達強硬的反制立場。
    得益于90年代國際油價的持續上升，坐擁全球石油儲量近1／3的俄羅斯經濟迅速復原。普京總統的鐵腕強勢，使西方的顏色革命難以施展，美國只有采取圍堵和分裂的策略肢解俄羅斯聯邦，瓦解其最后的防線。近年來，美國所主導的全球能源戰略和北約東擴的步步進逼，2008年8月終于爆發了俄羅斯與格魯吉亞之間，就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地區獨立問題的軍事沖突。俄格之戰牽動著美歐的神經，美俄關系迅速僵硬，趨于緊張。
    表面看俄格之戰屬地區局部沖突，其實是俄羅斯對美國的亮劍行動，揭開了未來美蘇圍繞石油與資產定價權爭奪的金融之戰的序幕。
    美俄歐三大利益集團的沖突和矛盾，集中體現在中東的石油爭奪戰中。
    過去的不說，對于態度日益強硬的“無賴國家”伊朗，美國處在打與不打的兩難中。根本上講，美國搞掉伊朗是必由之路，屆時將收抑中、遏俄、收歐之一箭三雕之效。但是，前面也講了，美元的信心是來自于他國對美國的信心，如果這一仗打敗了呢？！在戰略家眼里，戰敗的后果遠比戰勝的結果更重要。
    雖然美國“二戰”以來發動了十余次大大小小的對外戰爭，但是與當時并不如今天強大的中國有關的朝鮮戰爭和與中蘇有關的越南戰爭，均折戟鎩羽，成為美國心中永遠的痛。此后，美國的戰爭靶子都是“軟柿子”，是務求美國必勝的表演秀。如果伊朗一戰失敗，真有可能是美國的“衰敗”之戰。歐洲、中國和俄羅斯就有機會乘虛而入，撼動美國霸權地位。結合到這次的金融危機中歐洲的表現，以及中國領導人曾說“亞歐合作是解決危機的最好辦法”，就可知此言不虛。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法德兩國意欲有為?；舅悸肪褪抢绹埋R，改變自己與美國相處的不利地位，進而改變全球的金融、貿易規則。最理想的狀態，莫過于建立“歐美共治”，歐元可以如美元一般全球發行、全球流通，從而與美元劃海而治，分得世界壟斷貨幣超級利潤一杯羹。
    這就是為什么歐洲各國政要在不同場合“唱衰美元”，近期在美國要救助三大汽車公司的動議出臺后，德國總理默克爾強硬表示，“如果美國政府出臺的汽車業救助措施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定，歐盟將考慮訴諸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
    這次危機中針對美元霸權，還有一個新動向，就是歐洲寄希望中國出頭，與中國共同挑戰美元。一是中國是目前美國最大債主，二是中國深受美元之苦。關于這一點，書中多次強調，這是歐洲與美國地緣政治博弈的權益之計，是個陰謀。
    歐洲經濟長期缺乏獨立性，也缺乏活力；同時受制于美國經濟，承受美國經濟的剝削。歐洲人要改變的規則，是使其利于歐洲，而不是利于全球。即歐洲要改變自己相對于美國的不利地位，卻要保持相對于歐美以外其他各國的有利地位，頂多是以歐元取代美元——這正是歐元產生的真正原因。
    取代美元以后的歐元會和美元一樣，繼續從全球“吸血”。這是本國利益最大化和資本的趨利性質決定的。
    針對中國，延滯中國經濟發展，避免東方出現一個超級大國，在這一點上，美國、歐洲和日本甚至俄羅斯的地緣政治戰略都是一致的。從根本上講，美國不能容忍日本和德國的崛起，美國消滅英國霸主的地位，美國將蘇聯逼向垮臺，美國又怎么能讓華夏中國崛起成為世界第一呢？！
    雖然“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但目前，美國只是將中國視為潛在的挑戰威脅，中國雖上升勢頭迅猛，但也只是在上升中，且國內矛盾和問題仍多，解決起來仍需經歷數十年時間，美國還有更多的時間構筑和實施對中國的地緣政治戰略。
    這也是為什么本書強調，要認識美元殖民本質，換了歐元，也一樣是同樣的殖民本質，其性質不變，甚至剝削手法都不會變。歐元、日元是美元的附屬貨幣，歐洲、日本其實就是美元殖民的幫兇。有一句話形象地說，美國是虎，歐洲是狼，日本是鬣狗。
    但是，自中國走向外資依賴之路，走向以土地、資源及人力換取美元之路時，美元刀就已橫在中國上空，目前只是引而未發。中國只有盡快走出自己的貨幣之路，發展自主信貸主權，才能在大國博弈的地緣政治和金融決戰中謀圖大國復興。

    二、美國殖民戰略
    
    大謀無形。美國的經濟殖民戰略不是一兩句話就能描述清楚，也非本書30萬字的小冊子就能說清楚和準確的，但是我們可以從這些美國名人，尤其是金融方面的名人和政要的表現了解其輪廓。
    “美國經濟大師”格林斯潘進入政界歷經美國6位總統，為4任總統制定美元戰略（出任美聯儲主席一職），是不折不扣的“經濟皇帝”。他如何評價諸位總統？他認為，尼克松和克林頓“最聰明”。因為正是尼克松挖掘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墳墓，推動了“善意忽視”的美元貶值政策，確立了美元的霸權；而克林頓使江河日下的美元赤字成功扭虧為盈，證實了格氏自己完美的美元調控能力。
    事實上，說到美元殖民戰略的形成，我們還得從“羅斯福新政”說起。
    本書特別講述的1929年的“大蕭條”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尤其是對自由經濟理論的應用和發展以及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變動，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凱恩斯參與的“羅斯福新政”就是在那個背景下出臺的。
    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主張用“看不見的手”調控經濟，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而英國人凱恩斯卻主張“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用國家調節這只“看得見的手”，緩解資本主義內部矛盾。
    凱恩斯當時在英國受到批判，到了美國卻成了羅斯?？偨y的座上賓，出臺了把美國帶出大蕭條的“新經濟政策”，其主要措施就是，穩定金融，振興工業，調整農業政策，推行“以工代賑”，加強了政府對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控制與調節。其效果是美國經濟回升，失業人數大幅度下降，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的宏觀控制和管理得到加強；為美國在二戰中的迅速擴大生產力，解決生產過剩問題奠定了基礎。
    從另外一個角度講，正是強有力的政府干預和國家意志及利益最大化的考慮，美元戰略，包括設計戰后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得以有秩序、有步驟地一步一步實施，加強了對非美元經濟體的剝削和壓迫。美國從此取代了從前資本主義為貿易利益大打出手的戰爭形式，改為經濟遏制的虛擬的美元刀戰略。        
    也正是羅斯福總統抓住了二戰的歷史機遇，是通過美元戰略使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的奠基人。
    斯大林在二戰后在德黑蘭第一次見到這位殘疾的總統時，就說了一句由衷的贊語：“我們來這里會談是為了戰后至少有50年的和平，您的智慧是讓我放心的”。
    然而斯大林當時沒想到的是，正是這種“智慧”，在避免“熱戰”的前提下，美國人用新冷戰，就是用經濟方法拖垮了他建立的強大蘇維埃聯合共同體，不費一槍一彈。
    成此大功的是里根總統，而評估這種戰略可能性的就是當時任“總統外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
    1945年，歐洲殖民主義瓦解，全世界的殖民地先后都獲得了民族解放和獨立自由。但是美國卻試圖濫用美元壟斷重新鎖定發達和新興經濟體，形成對美國的新型依賴，進行第二次全球經濟殖民運動。
    1971年，美國總體尼克松在持續的財政和貿易逆差將掏空美國黃金儲備的壓力下，放棄了美元同黃金掛鉤。此后，美元成為一種無任何國家財政和貨幣紀律約束的不兌現紙幣。同時，美國繼續承受著經常項目赤字和財政赤字。這就是美元霸權的開始。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美元信任危機后，里根政府開始了“強勢美元”政策，促使了美國發行的美元有效回流，維持了美元的穩定，美國國內也經歷了長達8年的經濟繁榮。而地球另一邊的與美國軍備競賽的蘇聯卻因力不從心，最終在1991年土崩瓦解了。
    冷戰結束后，世界人民憧憬在世界長久和平的幻想中，而美元卻抓緊了其戰略的實施，其中民主和自由是其對外經濟殖民的兩桿大旗。
    2006年美國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異乎尋常地強調推進民主，可以說，推進民主已經成為美國新國家安全戰略的最重要的關鍵詞。
    正是在民主的大旗下，美國多次武裝入侵許多國家，其中包括古巴、菲律賓、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國、墨西哥、巴拿馬、尼加拉瓜、韓國、越南及伊拉克。在每個國家里，美國均開展了所謂民主國家構建活動——舉行選舉、清除軍閥和腐敗，提振經濟。但是對中東最大的獨裁政府沙特阿拉伯王國卻相敬如賓，實現雙重標準，個中原因前面已經講過了。
    也正是在民主的大旗下，美國加強了對蘇聯解體后的獨聯體國家的“顏色革命”和北約東擴，把俄羅斯這個昔日巨人逼到了死角。在美國反恐的掩護下，美國的“邪惡軸心國”、“流氓國家”以及“暴政前哨”等名詞，給眾多國家貼上了標簽，古巴、緬甸、伊朗、朝鮮、白俄羅斯、津巴布韋和利比亞等都分別被貼上了不同的標簽。
    如果不是投鼠忌器，相信中國也會榜上有名。
    這些國家分布在各大洲，原因只有一個，“邪惡軸心”與“無賴國家”基本上都是“反美的”、“專制的”國家，多數都在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暴政前哨”只是以“專制”為標準，多數國家并未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也沒有“反美”的言行。
    美國推進民主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推進民主要服從于美國總體的國家利益和全球戰略，這就使得美國在推進民主時經常采用雙重標準并且將推進民主作為貫徹總體對外政策的一張牌。
    值得一提的是，緬甸之所以上了美國名單，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緬甸是遏制中國西出的戰略要塞，是為了全面圍堵中國的一步棋子，不排除拋出緬甸是為了將來發動與中國戰爭的輿論造勢。
    美國推行的自由主義則以“華盛頓共識”最為引人注目。
    華盛頓共識是冷戰結束后一整套針對拉美國家和東歐轉軌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理論。當時，陷于債務危機的拉美國家急需進行國內經濟改革。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邀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以及拉美國家代表，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研討會，旨在為拉美國家經濟改革提供方案和對策。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約翰•威廉姆森（ John Williamson）對拉美國家的國內經濟改革提出了已與上述各機構達成共識的10條政策措施，稱作“華盛頓共識”。
    該共識包括10個方面：（1）加強財政紀律，壓縮財政赤字，降低通貨膨脹率，穩定宏觀經濟形勢；（2）把政府開支的重點轉向經濟效益高的領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如文教衛生和基礎設施）；（3）開展稅制改革，降低邊際稅率，擴大稅基；（4）實施利率市場化；（5）采用一種具有競爭力的匯率制度；（6）實施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7）放松對外資的限制；（8）對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護私人財產權。
    從所謂“共識”中可以看出，這就是為美元進行殖民掠奪進行的包裝，是美元殖民的合法外衣。結果證明，在主張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經濟發展道路，包括阿根廷等國在內的新興國家每隔幾年就會發生貨幣危機的經濟動蕩。
    先是拉丁美洲，再是南美的墨西哥，接著是亞洲，然后是俄羅斯。管理不善及腐敗和“華盛頓共識”一起在近10年里破壞了十幾個國家的經濟，現代金融業的高速發展和貪婪為各種不穩定提供了渠道。
    美國著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中明確指出，“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指的是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所制定，并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來實施”。
    在格林斯潘到北京推銷“共識”的時候，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就反問了格氏，既然美國推行自由化經濟政策，崇尚市場自由，那么美國怎么還會有工資和物價管制——指尼克松政府的“凍結工資和物價”法案。格氏當時競無言以對。
    時至今日，美國仍拿所謂“共識”要求中國，為美元殖民服務。中國針鋒相對，出臺了“北京共識”。這是題外話。
    “華盛頓共識”以后，美聯儲擴大貨幣供應的放松銀根政策，為從貿易赤字中分離出的財政赤字融資，這導致了資產價格泡沫。資產價格泡沫可以吸收日益攀升的債務，卻不改變債務與資產比率，造成虛假的所謂經濟增長。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將這種虛幻的增長吹捧為外國投資被吸引到美國資產的原因所在：美元霸權所做的是以美元標價的美國國際收支赤字失衡轉變為美國經濟中以美元標價的債務泡沫。美元持續地喪失購買力，而以美元標價的資產價格日益攀升，反映這種資產價格的經濟高速增長又為美國債務和資產的持有人帶來了名義上的高額回報。
    正如廖子光先生指出的，“金融全球化使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具有最大的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其雙重赤字均是以美元紙幣融資的?！?BR>    “美元霸權下的世界貿易成了這樣的游戲：美國發行美元紙幣，世界上其他國家生產美元紙幣可以購買的產品。全世界相互聯結的經濟體不再為了獲得李嘉圖式的比較優勢進行貿易；它們在出口行業競爭，獲取所需的美元清償以美元標價的外債，并積聚美元儲備以維持本國貨幣在外匯市場上的匯率。”
    “滿招損，謙受益”，濫發美元以獲取“鑄幣稅”好處和推行“赤字”美元政策進行殖民掠奪的美國，終于在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并迅速蔓延至全球各大經濟體。
    這起源于美國房地產固定抵押貸款的次貸危機，又通過美元這個世界貨幣的媒介輸出到其他國家，正如危機前用天量金融衍生品吸收各國美元外匯儲備，從而輸出通貨膨脹一樣。
    危機過后，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只是“皮外傷”，是金融危機，而中國呢，則是“內傷”，是經濟危機！
    正是對美元戰略的深刻剖析，長期研究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貨幣危機與匯率變化理論的美國經濟學家蒙代爾•克魯格曼提出了國際貨幣體系“三元悖論”，意思是指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匯率穩定，三者不可兼得，最多只能取其二。
    保羅•克魯格曼是自由經濟學派的新生代，于200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奪標，仍然是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學派的勝利，也延續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偏愛美國經濟學家的“傳統”，本質上美國不希望“自由經濟”這桿大旗倒下。
    在以美元為國際貨幣的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美元這種缺乏實物支撐的美國法幣成了貿易流通媒介，同時又是國際儲備貨幣，還是國際投資貨幣，這就導致現代經濟學理論重新構架的問題，因為原來的經濟理論的基礎和前提條件改變了！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米德沖突”和蒙代爾•克魯格曼的“三元悖論”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蒙代爾因此獲得1999年諾貝爾獎。
    在他之前，研究在這次危機中臭名昭著的“金融衍生商品”的美國的學術界的“經濟學家”，其中至少有4個人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是：
    米勒（ Merton H．Miller），1990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馬可維茲（Harry M．Markowitz），1990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索拉斯（Myron S．Scholes），1997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莫頓（ Robert C．Merton），1997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
    米勒與馬可維茲得獎的理由是“在金融經濟學的理論上有開創性的貢獻”，而索拉斯與莫頓得獎的理由是“鑒定金融衍生產品價值的一個新方法”。
    貨幣只是個財富符號，生息的貨幣資本可以說是商品，但在這些經濟學家手里，金融經濟學的“錢生錢”被打造成了一個商品生產流程，正像幾百年前恩格斯說的“好像梨樹上長出梨子”一樣。
    錢生錢其實就是一個擊鼓傳花的數字游戲，這是一個高中畢業生都能明白的道理。但是美國要向全世界推銷金融毒資產，需要包裝，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們就是為這種毒資產做廣告的人。
    不能說就是這些人導致了美國金融風暴，但是正是他們的理論對金融衍生產品的泛濫推波助瀾。金融危機的集中爆發，給美國的這些貌似高深的理論專家們上了一課，也使世界人民睜大了眼睛，開始注意美國經濟理論和政策的欺騙性。
    要探究美元戰略，美聯儲無疑是個窗口。影響力最大的美聯儲主席當推格林斯潘。這位成長于美國大蕭條時代的紐約郊區的猶太人是個音樂天才，研究戰爭成本和統計數據出身。由于老師的推薦，得以進入尼克松總統競選班子，以后一路走紅，歷任多位總統幕僚和連續出任美聯儲主席一職。
    格林斯潘對內執行國家干預經濟的貨幣政策，以抑制通貨膨脹和鼓勵經濟增長為目標，在制定貨幣政策過程中從不拘泥于任何一種經濟模型和理論，用他那近乎魔術般的調節手段，為美國經濟增長營造穩定的貨幣環境，創造了二戰以后歷時最長的增長和物價相對穩定的黃金組合。
    格林斯潘對外則大力推銷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他的自傳里，還專門辟有一章介紹斯密的理論。幸運的是，今天的自由主義理論正在受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深刻反省和批判。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格氏推崇的自由主義開山之人亞當•斯密，其死后的墓碑碑文是這樣寫的：這里存放著亞當•斯密的遺骨：《道德情操論》及《國富論》的作者。
    不知道是人們有意為之還是無心插柳，此話意味著，在經濟自由化的同時要講道德情操，而且《道德情操論》放在《國富論》的前面——實際上，美國人希望經濟自由化，卻忘記了作者提醒的道德論。
    這正是華爾街美國歷次金融危機的最好解釋。最早出現在中國的一本介紹美國次貸危機的美國著作，書名就叫《貪婪、欺詐和無知——美國次貸危機真相》。
    格林斯潘最經典的一句名言是：“如果你認為你已經完全理解了我的意思，那么你一定是誤解了我的意思”。他的政策似乎總是有意地帶有告誡色彩和模糊性。格林斯潘的太太曾經開玩笑說，格林斯潘向她求了三次婚，她才明白格林斯潘的意思，而他自己說，是求了5次。因為他每次求婚都是用的“美聯儲語言”。
    相比之下，新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總是說著簡單的英語”，他說，如果需要，美聯儲可以通過直升機向居民拋撒美鈔（意為多發行貨幣），由此，贏得“直升機伯克南”的美譽。
    面對美國的巨額貿易赤字以及美元貶值等問題，伯南克認為“不關美國的事”。他在2005年3月的一次演講中談到，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就是其他國家經常項目盈余，既然其他國家出現了經常項目的盈余，那么美國必然出現赤字。
    他認為全球國際收支失衡的根源不在美國，而在其他國家的高儲蓄率導致的全球儲蓄過剩。正是因為其他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的高儲蓄，才造成了全球長期利率的下跌和美國經常項目赤字。
    伯南克甚至認為，減少美國財政赤字對減少美國經常項目赤字是沒實質性作用的。他指出，1996年到2001年，美國是預算盈余，但是同樣出現經常項目逆差；日本預算赤字比例高于美國，卻擁有全球最大的經常項目盈余。因此，經常項目逆差和財政預算赤字沒有必然的聯系。
    伯南克說的確實是事實，但是掩蓋了美元霸權下的經濟剝削本質。
    美元的經常性項目赤字是因為全世界都需要美元，如果美國經常項目順差了，就會發生美元荒，這是美國作為國際貨幣的“特里芬之謎”的兩難選擇——但是，以此作為財政預算赤字“善意忽視政策”和濫發美元的理論基礎，就是說明美國鐵了心要走“故意忽視”的貨幣政策，也就是要繼續其美元的經濟殖民戰略。就像銀行天生有濫發貨幣的通貨膨脹癖好一樣，“道德制約”對美國不會起作用的，華爾街就是美國的縮影。
    唯有世界各經濟體拋棄美元，美元才不再是刀，而是一張紙，美元殖民現象才會終止。
    全球經濟體是怎么落入美元陷阱而進入這場不對稱戰爭的呢？美國的經濟殖民戰略是怎么實施的呢？這就要說到自由主義殖民理論和相關國際組織。

    三、自由主義殖民理論和組織
    
    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容就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調控化。新自由主義的產生已經有近百年的歷程，甚至可以說200多年來西方經濟學的歷史本質上就是經濟自由主義與國家干預主義不斷斗爭的歷史。
    經濟決定上層建筑，正是這些完全對立的經濟訴求，決定了人類歷史上出現了以公有制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國家和以私有制為特征的資本主義國家。任何一個國家選擇一種社會制定，都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和歷史背景——筆者倒不認為這種選擇應該是一成不變的，相反，應該是發展的，資本主義同樣吸取了一些社會主義的國家調控和社會福利的做法，有的地方甚至比社會主義國家做得更好。
    但是，如果我們忽視自由主義產生的背景和對美國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行自由主義的經濟殖民的圖謀認識不清，必然是導致被人賣了還替人數錢的可悲結果。
    單從經濟自由主義本身來講，市場化有其合理的一面，競爭取代僵化的計劃體制無疑促進了經濟發展和市場活力。但是如果是在壟斷和寡頭統治下的市場競爭，就不是宏觀層面上的競爭，市場競爭在此時只是作為壟斷組織的補充，對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就沒有意義了。所以美國有《反壟斷法》，中國最近也通過了類似的立法，這就是政府管制。
    在對外貿易領域，自由貿易與保護貿易是對立的外貿政策，是自由化和政府管制的對立。
    19世紀下半期到20世紀初，先是英國為了擴張本國工業而爭取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后起的德、美等國起初則實行保護政策，它們工業實力壯大后，也要求“自由地”到世界市場上競爭?？梢?，美國最初選擇貿易保護和后來選擇自由貿易都是根據美國的國情出發的。即使美國極力向外推行自由主義貿易政策，可是美國的“301貿易法案”、農產品的出口補貼，以及2009年金融危機后的“只買美國貨”做法，一樣是和自由主義背道而馳的。
    在貨幣金融領域，金融和資本流動自由化是與金融和資本管制相對立的政策。
    20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在美國的主導下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確保了美元壟斷地位，擁有強大經濟實力的美國才會大力倡導貿易自由化和貨幣自由兌換。在美元與黃金脫鉤以后，美元從壟斷走向了寡頭霸權。
    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來，資本自由流動和貨幣管制成了美元殖民的制約，于是，以美、英帶頭，實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國內進行體制改革，放寬政府對經濟的管制，對外則極力鼓吹貿易和資本自由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推行的自由主義掩蓋了美元刀的閃閃寒光，其他貨幣與美元的競爭就成了一場不對稱戰爭，金融戰敗早已成定局；而其他貨幣之間的競爭，無不是美元刀下之鬼，就是為了贏得更多貿易盈余之下的競相貶值過程。
    此時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是以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為指導，進行經濟改革，發展外向型經濟。這就進入了美元戰略陷阱。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失衡不斷，而亂局對美國有利。因為危機介入是美國和歐洲強國利用世界銀行和IMF等國際組織強迫他國實行經濟自由化的最重要手段。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給美國留下了兩大重要遺產，一是世界開發銀行，一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兩個國家組織的成立的原因，如前所述，世行是為歐洲重建提供信貸支持，IMF則是為各成員國提供匯率穩定所需的緊急資金。在歐洲重建的“馬歇爾計劃”中，美國和加拿大還倡導成立了有“富國俱樂部”的經合組織（前身是成立于1948年的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EEC）。
    這些貌似國際性的組織，其實是美國主導的、以美歐10國集團（G10）管理的配合美元經濟殖民戰略的國際工具。當時美英為世界銀行和IMF的選址的分歧就說明了這一點。
    英國人當初是希望世界銀行和IMF放在歐洲，最好是倫敦，因為英國已經體驗了世行在發放貸款時對英國的政治壓力和額外條件，所以希望這些金融組織能成為一個獨立于政治而運作的經濟機構。但是美國擁有世行近40%的股份，地點自然選擇美國。
    那到底是放在紐約還是華盛頓，歐洲人希望是有“世界金庫”之稱的紐約。但是美國的戰略家們卻認為，為了便于各國交流，最終地點是世行和IMF放在了華盛頓，就挨著美國財政部和國務院。而聯合國，卻放在了紐約。
    其中玄機是，美國不希望聯合國成了美國的婆婆，讓它遠離美國國務院，而IMF、世行等卻讓美國成了其他國家的婆婆，美國政府欲用經濟手段制約別國的企圖呼之欲出。
    美國政府專門組建了國家咨詢委員會（ NAC），負責國際貨幣和金融問題，專門由它來監督和操作世行、IMF和其他政府間借貸結構的運作。負責人是美國財政部長，成員包括美聯儲主席、國務卿、商務部長及進出口銀行董事會主席。在世行和IMF投票中，美國這些執行董事們直接對國家咨詢委員會負責。
    世行行長實質上就是一個傀儡，因此成立之初，多位美國銀行家獲得授權，卻沒有人愿意擔任這個職位；加拿大銀行行長格雷厄姆•陶爾斯（Graham Towers）是第一個也是最后一個被授予世行行長職位的非美國人，但是他就拒絕了這個職位，理由就是世行行長在美國控制下只能是個傀儡。
    前面講過，布雷頓森林體系和IMF是英國和美國共同擬定的產物，也是美元取代英鎊霸主地位的標志。在1945年年底IMF各國認繳的73億美元份額中，5個最大成員國控制了55億美元，其中美國27.5億美元，英國13億美元，中國5.5億美元，美國是英國的2倍，占了絕對否決權。
    1969年由“10國集團”（其核心成員是經合組織中的工業化國家，即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荷蘭、加拿大、比利時、瑞典、瑞士等，辦公地點在法國財政部）提議設立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DR）。
    SDR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設計的一種儲備資產和記賬單位，亦稱“紙黃金”，后稱為“特別提款權”。最初每一個特別提款權單位被定義為0．888671克純金的價格，也是當時1美元的價值。
    IMF不是銀行或者信貸機構，只是一個貨幣池，特別提款權也不是一種有形的貨幣，而只是一種賬面資產，看不見摸不著。特別提款權創立初期，它的價值由含金量決定，當時規定35特別提款權單位等于1盎司黃金，即與美元等值。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特別提款權現在已經作為“一籃子”貨幣的計價單位。目前以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4種貨幣綜合成為一個“一籃子”計價單位。
    作為IMF分配給會員國的一種使用資金的權利，中國擁有的特別提款權配額為63．692億，而美國以371．493億特別提款權作為最大份額成員，是中國的6倍。
    成員國擁有的特別提款權可以在發生國際收支逆差時，用來向基金組織指定的其他會員國換取外匯，以償付國際收支逆差或償還基金組織貸款。特別提款權還可與黃金、自由兌換貨幣一樣充作國際儲備。用特別提款權作為統一的計價單位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各成員國貨幣和特別提款權之間的折算比例，也就體現了各成員國貨幣的匯率情況。同時也能更好地反映一國貨幣的綜合匯率。
    由于是“一籃子”貨幣的計價單位，一定程度上可以相對削弱美元的貶值對各國外匯儲備貶值的影響，這也是為什么2009年中國提出增加SDR份額被視為挑戰美元的緣故。
    目前G10央行行長會議控制了IMF的理事會和國際金融政策制定。G10是IMF最大的聯合董事，G10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是經合組織工作組會議最為重要的參加者。在IMF理事會，G10通常舉行部長會議，以協調成員國立場。在部長會議之前，通常舉行副部長會議，研究決定具體問題。G10會議控制了IMF的貸款總安排機構的撥款方案，實際上就控制了IMF財政權。
    從組建開始，世行和IMF就不是為發展中國家服務的國際金融組織，而在后來在美國推行經濟全球化和自由化過程中成了美國的殖民工具也演變成為美元刀全球揮舞的護法神。
    新自由主義通過二十幾年的經濟實踐，先在拉美，再在韓國、日本，隨后在俄羅斯，盡管曾創造過短暫的繁榮，迄今為止還沒有成功的例子。那些被迫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都先后陷入經濟危機。
    其中影響深遠的就有本書講到的拉美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和俄羅斯金融危機。歐美強國將每一次危機當成進一步推行新自由主義和掠奪財富的絕好機會。
    對于韓國1998年向IMF和世行求援后的情形，《突破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緣由與對策》一書有這樣的描述：
    IMF和世界銀行以及七國集團的銀行家們把漢城的大賓館變成了“現代形式”政治占領的司令部，在組織救援的旗號下，這些使者把韓國的主權削弱到了所剩無幾的地步。他們甚至對此毫不掩飾。當時韓國正在舉行總統大選，IMF總裁康德蘇是讓三位總統候選人簽字，以確保不管誰上臺，能保證遵守剛寫下的條文……
    這些危機的發生根源基本相似，而美國和IMF為危機國開出的藥方也千篇一律，就是緊縮的貨幣主義政策：進一步的市場化，進一步減少政府干預，徹底的私有化，大力削減降低公共支出，削減政府開支。
    這是一個通過讓危機國進一步新自由主義化來處理經濟危機的戰略選擇。雖然這些藥方往往不是緩解而是加深了危機，甚至導致社會動蕩、政權更替，但危機國迫于經濟的政治的壓力而別無選擇。
    對美國來說，這些國家的經濟動蕩對世界經濟金融體系并不帶來體系性威脅。經濟的動蕩為外力介入的經濟改革創造了條件，使新自由主義得以加速植入。
    除了IMF和世界銀行，國際貿易組織（WTO）也是美國打擊潛在對手、削弱其主權和經濟殖民的工具。
    美國利用其在現存國際體系中的規則制定者的地位和作用，在進入WTO門檻前設置對美國有利的條款。申請國不僅必須對自己的國家利益作出最大的讓步，還必須對自己的經濟體制作出最大的讓步；不僅人會前必須進行大部分改造，還必須承諾人會后還會有更深刻、更廣泛的改革。
    入會的過程變成了一個被美國用來獲取戰略利益，重塑別國經濟體制的過程，重塑別國決策者價值趨向的過程。
    美國常常有選擇性地為某些入會申請國貼上非市場經濟的標簽。這是美國慣用的戰術手段。被貼上標簽的國家往往因此而自覺地站在被告席上，拼命地證明自己。這個證明的過程往往就成了一個自我放棄的過程。中國要求歐洲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就是一例。
    美國設置的標準不外乎是那套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私有化，市場化，減少政府干預，開放民族市場，開放金融體系。于是標簽國紛紛將這些藥方作為改革的目標。能短期實現的被列為短期目標，不能在短期實行的被列為長期目標。
    這是一個通過WTO將新自由主義推行到世界各國的和平演變的戰略。
    除了上述的國際組織外，美國還通過所謂民間組織大肆收買、控制當地精英和組織，作為美國利益的代理人和自由化的傳道者。比如有“第二中情局”之稱的一些“智庫”、基金會等等。限于篇幅，不多說了。
    正如美國評論家吉列斯•埃馬瑞所言：“在合法性和人道主義者的面紗背后，人們總可以看到一幫億萬富翁的慈善家，以及他們所資助的各種組織，比如，開放社會協會、福特基金會、美國和平協會、國家民主捐助基金、人權觀察、大赦國際、世界危機組織等……在這些組織的配合下，不僅可以塑造而且可以制造新聞、公共議程和公眾觀點，以控制世界和資源，推動美國制造的完美自由主義的理想?！?BR>    總而言之，美元霸權和美元殖民戰略是建立在國家機器、國際組織和買辦階級等三級組織之上，以自由和民主等理論為宗旨，以政治經濟等非軍事手段實現的符合歐美利益的完整戰略體系。這些組織和理論，也是美元刀的護法外衣。
    在這樣的戰略布局下，美元開始了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經濟殖民運動。各國的反抗，必然處于非對稱地位；在與美元對抗的金融戰爭中，必然是一場不對稱戰爭。
    在這場運動中，經濟全球化下的跨國公司是實際操作者、獲益者，是殖民運動急先鋒和持劍沖鋒的馬前卒。

    四、跨國公司是殖民運動急先鋒
    
    跨國公司之所以能跨國經營，是因為經濟全球化的結果。貿易的發展是全球化的動力。經濟領域的全球化據說是法國人T．萊維于1985年提出的，以此說明20世紀60年代以來商品、勞動服務、資本和技術在世界生產、消費和投資領域中的擴散。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一個關于全球化的定義，認為全球化是“通過貿易、資金流動、技術涌現、信息網絡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圍的經濟高速融合，亦即世界范圍各國成長中的經濟通過正在增長的大量與多樣的商品勞務的廣泛輸送，國際資金的流動，技術被更快捷更廣泛地傳播，從而形成的相互依賴的現象，其表現為貿易、直接資本流動和轉讓”。
    從這個角度講，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是有利的，因為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該過程融入國際經濟大循環，分享全球科技進步和資金流動以及國際貿易帶來的經濟發展成果。但是，如果以此忽視或者掩蓋新一輪全球分工和產業轉移過程中財富轉移的不公平和資本帝國主義的剝削本質，則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短視和愚昧。
    《世界是平的》一書的暢銷多年就是這種短視的表現。
    該書基本觀點就是，在全球化下的世界各國是公平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在共同分享全球經濟增長的財富。那么，世界真的是平的嗎？
    表面上看，今天的“中國制造”已遍布全球，這也是中國發展的重要標志。
    據商務部最新的統計，中國已經有170多種商品生產量居全球第一，這個指標分別是日本、英國和韓國的5倍、8倍和16倍。全球40％的手機、40％的PC機、45％的彩電在我國生產，這在多年前是根本無法想象的。但是，支撐“中國制造”的技術是從哪里來的？不是中國，而是日本和歐美強國，不是中國的本土企業，而是歐美日為代表的跨國公司。
    在今天全球化的國際產業分工格局中，國家之間是垂直型而非扁平型的分工關系。掌握更多知識資產的跨國公司居高臨下，控制著整個產業鏈和價值鏈，獲得產業成長中的絕大多數利益；而以資源和勞動力等傳統要素稟賦參與其中的發展中國家只能處于加工環節，盡管獲得了GDP的高速增長，但卻處在依附和被支配的地位，利益空間不斷地被擠壓。
    跨國公司的全球經營和經濟全球化很難說誰是因誰是果，或者根本就是互為依托。
    重要的是，全球化不是發達國家到第三世界國家來扶貧的，不是共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和諧地球村的?？鐕洜I的動力來自于資本擴張的原始動力——追求利潤。建立在國際分工基礎上的全球化和服務外包，表面上看是勞動力轉移，其實就是工資套利，進言之，就是勞動力剝削。
    各國的吸引外資，最希望吸引直接投資，即外資辦廠和收購當地企業，表面上看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實際上是利用優惠政策和廉價地租的土地剝削。同時“引進”的也許還有國際熱錢，即短期流動資本。這些國際游資在該國興風作浪，目的是對該國財富的掠奪和搶劫。各國金融經濟之后，你總能看到外資拿著大把美元收購實物資產，從公共設施，到能源電力，再到關鍵產業。
    這是前面講的諸多實例國家已經發生的和將要發生的。其必然性在于，成為壟斷組織和追求壟斷利潤是跨國公司終極目標，正如美元的國際貨幣壟斷地位是其追求的戰略目標一樣。
    有分析指出，全部跨國公司生產總值超過世界生產總值的1／3，跨國公司內部和跨國公司之間的貿易占世界貿易的2／3，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是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90％。這些跨國公司都是名副其實的壟斷組織。
    據《當代國際壟斷——巨型跨國公司綜論》一書提供的數字，傳統制造業、服務業和高新技術（新經濟）等部門，全部由世界500強中少則三五家，多則十幾家的美歐日等國的跨國公司所壟斷。
    飛機、汽車及零部件業就不用說了，化學工業前三名是法國巴斯夫、拜耳和美國杜邦公司；石油精煉業老大是美國?？松梨谑凸?，其次是英法公司；飲料業是有5家大公司，其中4家是美國公司。煙草業雖說中國是生產大國，但美英日三家大公司的卷煙產量占世界卷煙總量的41％（以上是1999年數據）。
    最引人關注的是，新技術產業，包括信息技術產業、航空航天業、生物技術產業等，在其興起后不長時間內，就被少數巨型跨國公司壟斷。
    2001年，美國三家電腦公司電腦銷售量占全球近40％；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全部為美國公司壟斷；電子和電氣設備業由日、德、美公司占領；制藥業也是美、英、法等控制。服務業情況大致也如此。
    就連最分散的農業，也是跨國公司控制的重點。
    2001年英國《衛報》的分析文章指出，10家從事種子、肥料、殺蟲劑、加工和運輸行業的大公司控制著超過60％的世界食品的生產環節。美國嘉吉公司一家控制著80％的世界糧食供應；4家公司控制著美國87％的牛肉生產；另外有4家公司控制著玉米、小麥、煙草、茶葉、水稻、木材等其他商品的供應。
    跨國公司以其獨有的或者說壟斷的規模、技術、人才、市場、無形資產和資金優勢，很快就相對壟斷了新興國家的許多個產業和行業，尤其如果是該國對外資收購沒有限制的話。這些跨國組織各國家行政權力形成的壟斷實力足以控制或者摧毀一個國家。
    在美元殖民戰略下，自由化和市場化就很好地配合了跨國公司的產業轉移和國際分工戰略，為其利益最大化提供了戰略層面的保證；反過來，跨國公司的壟斷戰略又配合了美國控制他國經濟為美國政治和經濟利益服務的戰略。
    中國人印象中的“三資企業”，從對中國GDP作出貢獻的“資本引力”，已經演變成碾壓民族經濟的“資本戰車”。
    在《外資并購完成戰略演變》一文中介紹了外資對中國經濟殖民的戰略進程。文中指出，當前外商并購投資集中在中國關鍵領域的重點企業，其意圖已不單純是商業性的，而是具有明確的戰略指向：
    其一，由自由競爭向產業壟斷轉移。外國跨國集團最初的并購以“企業”為對象，今日已轉向以“行業”為目標，特別是對中國競爭力強、對產業結構影響深遠的行業，成為并購重點。以徐州工程機械集團為代表的一大批制造業的骨干企業被并購重組。
    其二，由參與競爭向消除中國產業競爭力轉移。外資最初的并購著眼于擴大市場份額，強化競爭力。如今，其并購意圖轉向消除我國產業競爭力，消滅潛在的競爭對手。如在裝載機和壓路機領域，中國本來是裝載機生產大國，年產量12萬臺，其中柳工、廈工2004年產銷量都超過1.4萬臺，成為卡特彼勒等公司的并購目標。再如錦西化機的主導產品透平機械，已經形成獨家優勢，被德國西門子公司以70％的股權絕對控股，其核心技術和品牌被掠走，意味著西門子徹底消滅了中國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
    其三，由利用技術手段向強化控制力轉移。外資最初并購中國企業，主要是在技術、設備環節上加以控制。如今，轉化為從產業鏈和價值鏈上實施全面控制。目前外資進入中國產業的力度、深度、廣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比如，美國卡特彼勒公司2003年提出，合資要服從卡特彼勒的全球戰略，強調全球一體化，限制使用中國品牌。把中國合資企業變成卡特彼勒在中國的生產基地。對這種戰略層面的轉變，作者歸納了外資控制中國經濟的五大新戰術：
    一是“全面壓迫行動”，主要表現在并購條件越來越苛刻。比如，外資必須控股、被并購方必須是行業龍頭企業、收益必須超過15％．這三條已經成為外資并購策略的基本點。比如控股權，從最初的參股、相對控股到現在的絕對控股。即控制中國企業的銷售權、財務權和品牌使用權。
    二是“整體蠶食行動”。外資并購從過去單向選擇，演變為有計劃、有步驟的整體行動。比如美國卡特彼勒公司于1995年與徐工建立的第一個合資企業，從部分控股開始，又吞并了山東工程機械廠。最近，在收購廈門工程機械有限公司的同時，全力謀求并購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廣西柳州工程機械集團、河北宣化工程機械集團。
    三是“重點斬首行動”。目前，外資專門選擇我國產業龍頭企業作為并購重點，利用國企改制和地方國有產權改革的時機，不遺余力、不惜血本，加速并購步伐。意在實現對整個中國市場的控制。
    四是“聯合并購行動”。比如，在美國卡特彼勒大舉進軍中國機械工程行業的同時，美國凱雷投資集團聯合行動，2005年該集團以3．75億美元收購徐工集團85％的股權。實際上，凱雷的意圖是把股份轉賣給卡特彼勒公司。
    五是“分步到位行動”。外資在與中國企業進行合資以后，往往采取分步手段，讓中資一步步陷入虧損，直到將中方拖垮，迫使中方將整個企業拱手相讓，變成外方獨資企業。比如西北軸承廠與德國某公司合資后，一步一步地失去控制權，最后不但失去了合資公司，而且失去了高端主導產品市場和制造能力。
    實際上，2005年的統計數據也指出，國內并購案創紀錄地達到1251宗，雖然數量上，外資占比只有10％，而外資的收購標的額，平均高出內資收購的50％。
    有研究指出，目前外資收購中國企業，堅持著“必須絕對控股”、“必須是行業龍頭企業”、“預期收益率必須超過15％”的“三必須”原則。
    從行業上看，銀行、保險、電信、汽車、物流、零售、機械制造、能源、鋼鐵、IT、網絡、房地產等，這些熱門行業都已經有外資進入。并購方陣營中，來自美國的跨國公司最多，占比超過30％，歐盟企業次之，約占27％，其余來自東盟和日本等。
    從資金來源看，國外收購資金主要包括兩種：跨國企業、QFII（有管制的外國直接投資）及各種私募基金，而且，近年來國際私募基金逐漸成為并購的主角。
    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最近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比如玻璃行業，該行業中最大的5家企業已全部合資；占全國產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家電梯生產廠家，已經由外商控股；18家國家級定點家電企業中，11家與外商合資；化妝品行業被150家外資企業控制著；20％的醫藥行業在外資手中；汽車行業銷售額的90％來自國外品牌。
    據國家工商總局調查，電腦操作系統、軟包裝產品、感光材料、子午線輪胎、手機等行業，外資均占有絕對壟斷地位。而在輕工、化工、醫藥、機械、電子等行業，外資公司的產品已占據1／3以上的市場份額。
    數字已經相當觸目驚心了。這些外資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的產業根基，加速中國競爭優勢的喪失和競爭資源的流失，加劇國家安全風險，直接威脅國家主權。逐漸把中國主權經濟變成殖民經濟，進而把中國變成國際資本的附庸。
    而向外極力推崇貿易自由化的美國，則筑起了重點針對中國的貿易壁壘。
    從冷戰時期起，美國等17個西方國家通過“巴統”協定，限制向社會主義國家出口戰略物資和高新技術，列入清單的有軍事武器裝備、尖端技術產品和稀有物資等三大類上萬種產品。
    冷戰結束以后，美國為首的西方32個國家又訂立了新的“瓦森納協議”，繼續限制并且不斷強化所謂敏感技術的出口。近年來，針對我國連續發生的美國勞拉公司和休斯公司火箭發射事件、以色列預警機和“哈比”無人偵察機事件、歐盟對華軍售解禁問題等，都反映出一些西方國家已經把對華技術控制作為扼制中國崛起的一個重要手段。
    除了《反壟斷法》確保外資收購不會形成市場壟斷之外，美國還有專門機構對外資并購進行經濟安全審查，而履行這項職責的是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 CFIUS）。
    中海油競購尤尼科、聯想收購IBM電腦業務以及阿聯酋迪拜公司收購美國六大港口等事件中，收購方都曾受到CFIUS的審查。
    不但如此，對于大型的跨國收購，還可能要遭遇美國司法部和美國對外貿易委員會等機構的反壟斷審查。更不用說，一旦涉及國防、能源、高科技、傳媒、航空、國土資源等敏感領域和戰略資產，經濟安全審查就成為必經程序。
    2007年4月美國財政部公布了《關于外國人兼并、收購的條例》，更加嚴厲地限制了外資收購美國實體產業，這也是美國歷史上最嚴格的限制外資的條例和法案?！俺住泵绹募夹g和工業實體看來非常困難。
    相反，在歷次國際經濟和金融危機中，往往都是美國和歐洲的資本在一國樓市和股市大跌并影響到了實體經濟以后進行“抄底”，也就是跨國資本集體潛入危機國而對該國關鍵產業實現低價收購，從而實現對別國經濟命脈的控制。而在最倡導“自由競爭”的美國通過立法實現對國內產業的保護，從而防止資本剩余的國家實現對美國經濟進行抄底。
    幸運的是，2006年8月8日，中國商務部等6部委聯合頒布《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明確外資可以利用境外股權的方式并購境內企業，體現了中國順應國際化的思路，同時更顯示出政府在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方面的決心?！斗磯艛喾ā分兄沽嗣绹煽诳蓸饭臼召彙皡R源”一案，就是好的開端。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跨國公司在全球財富轉移中積累了巨額財富，一方面他們通過內部關聯交易、虛報支出及轉移利潤（比如到避稅天堂）等復雜的財務手段逃避投資國的稅收和資本來源地國家稅收，另一方面，大量的閑置資金，使它們也積極參與到金融資本中投資博弈，追求超額利潤。    
    本書中講述的貨幣戰爭實例中就有很多投機資金來自于跨國公司的閑散資金。另一方面，跨國公司本身也是資本投資對象，他們在資本轉移中似乎也有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發展以增加收益的傳統做法，熱衷于并購收購及債券投資帶來的經濟效益。
    姑且不論跨國公司在國際分工和產業轉移的全球化中占有了大量的轉移財富，單是跨國公司在控制新興國家的產業和行業、占領新興國家消費市場、壟斷技術及品牌等戰略行為，就已經充分說明了跨國公司實際上是配合了美元的經濟殖民戰略，這些壟斷組織某種程度上正是與美國的行政權力共謀形成的壟斷（這就是壟斷的最高形式，寡頭）。
    就連反對貿易保護的格林斯潘在2002年美國如期通過了農產品補貼法案時，都憤懣地說道，“這些（農業壟斷組織）機構權利極大，游說了國會，控制了輿論”。
    一句話，跨國公司是美國經濟殖民運動的急先鋒和實踐者，更是獲益者。在美元的霸權下，新興國家的民族工業在與這些巨頭對壘時，不管是資金、技術、規模、人才、管理等等方面都毫無還手之力，而這種不對稱戰爭是掩蓋在經濟全球化和自由經濟的迷霧中，蒙蔽了許多人的判斷，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越來越具有殖民地經濟特征。

    五、“半資本半殖民”經濟的隱憂
    
    美元戰略的實質就是在美元霸權和金融霸權下，迫使別國成為美國的衛星國，別國貨幣成為美元的附屬貨幣，別國的經濟成為美國的附屬經濟體，使美國的宏觀和微觀利益最大化。
    前面講到了，李嘉圖的貿易理論的實質就是各個貿易國家通過“比較優勢”出口各國產品，確保一國出口額高于進口額，使順差國家能夠投資于更多的工廠，制造更多的出口品，從而為本國帶來更多的財富。以前，貿易盈余都是以金屬貨幣來結算的，也就是以黃金支撐的硬貨幣。
    最初的財富，對一個國家或部落而言，在確定黃金以前，是以領土的大小定義的。所以才有攻城略地的戰爭和領土占領。后來聰明的人類發現這種掠奪成本過高，所謂“打江山易守江山難”，進而進化成一個更隱蔽的形式，這就是殖民主義。
    西方第一次全球殖民主義的原始動力是什么？不是推廣“圣經”的文化侵略，而是掠奪黃金，因為黃金就是財富。
    黃金夢破滅后再轉向掠奪土地財富和勞動力財富，最直接的就是掠奪礦產資源、樹木和牲畜，然后就是用殖民地的土地和勞力生產農作物，包括鴉片。
    在工業革命后，技術的革新導致了殖民帝國的生產相對過剩，就開始了資本輸出和壟斷殖民地的市場——市場更是一種“軟資源”。
    看看第一次殖民運動史，看看期間的各列強的明爭暗斗，是不是就是圍繞土地、勞動和資本（市場是資本交換的場所）三者展開的？！
    人類是不能創造物質的，只是創造物質的效用。人類的財富都是大自然，或者說土地贈與的，黃金只不過是土地贈與的最稀缺的物質而已。正因為稀缺，所以它形成了貨幣的最初形式，并為世界接受為通用貨物，用于交換。
    以貨幣為媒介的貿易之所以能產生，是因為有差異，物理學叫“勢”——勢是無處不在的，地域差異、人口差異、需求差異等等，所以商人才能彌補這個差異，賺得這個貿易利潤。
    商人是不會制造財富的，他只是轉移財富，不勞而獲——勤勞的中國人一直是重本輕末的，新中國成立后，“工農兵學商”中商人的地位也是最低的。這是樸素的勞動和財富的理解。
    在重商主義下，姑且不說比較優勢理論的前提是貿易國之間是平等的“完全競爭”的狀態——幾百年來，這種平等競爭從來沒有出現過，現如今的始于2001年的多哈回合談判談了8年各國也沒有達成一致協議就是明證。為什么，就是談判國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優勢而力圖使劣勢降到最低。
    何況如今貿易財富的形式，也不再是黃金白銀等硬通貨了，而是美元霸權下的美元紙幣！那么建立在黃金白銀的基礎上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較優勢理論，還會是正確的嗎？！
    而且，以美元計價的貿易盈余還必須重新投資于美國國庫券以維持本幣的價值，防止本國貨幣受到美元沖擊而崩潰。美元剝奪了出口國的出口成果，使其不能用它的貿易盈余——此即財富，來改善人民生活和重新投入到經濟發展中。
    各國貨幣的價值本質上是其對自身經濟體的購買力的評估，美國借助于美元霸權，在全球自由貿易的名義下，篡奪了其他國家為支持其民族經濟規定本國貨幣兌換價值的權力。
    美元霸權下的國際分工和產業轉移，實質上是工資套利行為，是對他國勞動人民的剝削。
    當美國政府采取措施使石油以美元標價時，鑒于美元是不兌現紙幣，美國本質上就無償占有了世界的石油。任何資產，不論位于何地，只要以美元標價，本質上就是美國的資產。
    只要被允許的話，美元可以買下他國的任何資產，而這樣的收購對本國資本就顯得相當昂貴。這樣美元武器就可以達到控制他國經濟的目的，為美國利益服務。
    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流通是對主權的國家變相征收“鑄幣稅”；美元再回流到美國，本質上是借入美元，是為美國的經濟發展甚至軍事支出提供資金。
    非美元經濟體掙得的美元是有實物支撐的，而美國的美元，雖然都是從同一個印鈔機出來，卻不一定有相應實物支撐。
    我們知道，貨幣只是交換的等價物而已，法幣（紙幣）就更衍變為一個等價物的計價符號。美元是世界貨幣，但是它是變動的（升值或貶值）——黃金就是因為其儲量和產量變動微小成為世界通貨。這種變動，從理論上講，美元就不能作為全球交換的等價物了。于是現實中的美元就達到了這樣一種境界：
    美元可以調整商品的名義價值，或者說商品的名義價值隨美元變動而變動。以黃金為支撐的法定貨幣的通貨膨脹，導致商品的價格是會上漲的，但是通貨膨脹后的貨幣緊縮，又會壓制物價，所以這種上漲是可控的，而且有回歸本來價值的天然引力。
    但是以美元計價的商品價格，石油還是那個石油，美元還是那個美元，但價格今天可以是147美元／桶，明天可以是36美元／桶。換句話說，石油貴了是因為美元便宜了，反之亦然。因為你們都搶著要美元，競相壓價以爭得出口機會，那就給你印美元換取實物商品；印多了你們有意見，那么美國就發行國債和創造金融衍生品消耗美元。國債不是實物資產，與美元紙一樣還是紙上財富。這樣就形成了美國財富積累的良性循環，而對新興經濟體財富掠奪的惡性循環。
    這種不公平的貿易和赤裸裸的財富掠奪，使得非美元經濟體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具有殖民經濟的特點，這些國家越來越成具有“半資本半殖民”特征。
    為什么說是“半資本”呢？我們知道，在第一次全球殖民地運動中，資本主義宗主國之所以被稱為資本主義國家，其顯著特制之一就是剩余價值下的資本輸出。今天，得益于全球化的商品流通和技術發展，新興經濟體大多具備相當大的資本輸出能力，具備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特征。
    2007年世界貿易順差國的總盈余達1．68萬億美元。前10名（中國、日本、德國、沙特阿拉伯、俄羅斯、瑞士、挪威、科威特、荷蘭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產生的盈余超過這一總數的70％。而美國和歐洲基本上吸納了這些“投資”的90％。
    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管理的外匯資金就高達3000億美元，理論上這筆錢可以買下全球最大零售商沃爾瑪后，還可以去買通用汽車及福特汽車公司。實際上買不了美國的任何實物資產。
    格林斯潘稱中國是“獨裁的半資本主義”，可見，他指的是中國已經具備
    資本主義的經濟特征。顯然，從強盜的邏輯里，他不會認為中國同時還具有美國的殖民地經濟特征。
    為什么說是“半殖民”呢？這里的半殖民不是指政治獨立“過渡形式”、“中間形式”的殖民，而是指具有“一半”殖民特征的政治上獨立的主權國家。
    為什么說具有殖民經濟特征呢？殖民地性質在經濟上的主要表現，就是經濟上強烈依附于發達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及其控制的世界市場。市場決定商品的生產，再影響到工業布局。這是對外貿易依存度比較高的國家面臨的現實。既然是要出口掙美元，那就得生產美元需要的商品。美國對其投資，也是能掙美元的投資。美元對其的采購也一定是資源類產品。
    綜合以上所講，美元霸權下的對新興經濟體的壓榨盤剝，就是一種隱蔽的殖民掠奪。尤其對于中國如此。
    有人說中國是“非典型殖民地”經濟，有人說是“殖民化經濟”。本書提出“半資本半殖民地”的概念，也許不確切，但正是中國在美元殖民戰略下的經濟發展的真實寫照。
    在出口導向型政策的指引下，中國的經濟就是一個特征極為明顯的殖民地經濟。
    它的“發展”，主要不是為了國內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與文化的需要”，而是寄生蟲國家——美國歐洲的國民消費需要。一旦這些國家的金融和市場出現問題，消費能力下降，中國馬上就表現出生產過剩，進而引發經濟危機。
    從這次金融危機嚴重影響到中國的“實體”經濟的后遺癥，可以看出中國多個行業的產能過剩。中國多年以來，一直沒有解決好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出口、消費和投資）的關系。當前提倡的各地鼓勵消費的行為，貌似為了拉動內需，但是拉動內需的前提是穩定可靠的社會保障體系，是讓老百姓有消費的信心和底氣。否則只能是曇花一現，走走過場而已。
    中國的GDP占全球GDP不到4％，央行、企業和民間持有外國資產卻達2萬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美元紙幣資產，占中國GDP近60%?，F在美國赤字和美聯儲的再通脹政策正是靠這種荒唐模式所提供的財富——這難道不是一場新殖民化的掠奪嗎？！
    殖民經濟還有一個特征——至少在舊中國就特別明顯的是，國外資本和國內利益集團共謀，強化了財富掠奪和轉移。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四家國有壟斷公司當初境外上市融資不過百億美元，但是隨后四年海外分紅就超過千億美元，也有人說是2000億美元；中國改革開放30年共吸引外資不過萬億美元，但卻給美歐貢獻了2萬億美元的資本輸出和融資。其中，伴隨著大量的國有資產流失。如前所述，僅僅10多家中資銀行股向境外投資者的賤賣，一年就使國家流失萬億人民幣財富。這也是前些年甚為嚴重的資本外逃的根源，當年俄羅斯的資本外逃幾乎就扼殺了其國內經濟。中國家大業大，似乎沒有受到過大沖擊，但是千里大堤，毀于蟻穴，值得我們警惕。
    截至2007年11月底，中國已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63萬家，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達7471億美元。中國買了多少美國國債？到2007年6月的9220億美元，占外匯儲備的68％。
    可以這樣說，中國買了9220億美元美國債券，美國用中國的錢到中國并購中國的企業，用中國的錢給美國人貸款買美國在中國的企業，消費中國的低地租和低工資工人生產的商品。
    與中國相反的是，美國一方面，如前所述，構筑美國自己的防火墻，通過立法反收購，還加大了貿易保護的力度。在這次金融危機爆發后，中美國的經濟刺激方案中就有一條是“只買美國貨”。
    另一方面，如上節所述，美國加緊對美國利益代言人的培訓和中國知識精英的收買。各種基金支持的中國的研究機構、經濟顧問大多出于此。
    約翰•珀金斯在其《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書中深刻揭露了國際性的陰謀和腐敗，經濟殺手披著經濟學家、銀行家、國際金融顧問之類的合法外衣，通過賄賂、贊助、威脅甚至暗殺等手段，拉攏、控制別國的政治經濟精英；蓄意作出錯誤的宏觀經濟分析和產業投資建議，為資金配置做出方案，誘騙發展中國家落入預設的經濟陷阱，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和自然資源；通過欺騙手段讓成萬億資金源源不斷地流入美國，鞏固、擴大美國在全球的經濟、政治和軍事霸權。
    美國前國務卿賴斯在任國家安全顧問時，就特別強調，在軍事對抗、政治角力、經濟競爭的同時，應當更加注重對目標國知識精英的影響，控制了中國的知識精英就殖民了中國主流文化思想。
    2008年8月份多家媒體報道了商務部條法司巡視員郭京毅腐敗案。郭于8月被“雙規”是因為在涉及有關外資并購的法律法規制訂和司法解釋時，收受外商賄賂，在法律上故意留“后門”偏幫外商在中國進行行業并購。
    2008年9月26日經濟觀察網報道，前商務部外國投資管理司副司長、現任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鄧湛已被檢察院正式批準逮捕，商務部于今日正式下達通知免去其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一職。此案與之前商務部條法司正司級巡視員郭京毅受賄一案有關。
    香港《東方日報》形容到：如果案情屬實，那么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宗曝光的經濟漢奸案件，這也是中國經濟主權存在淪陷憂患的一個重要標志。
    中國還有一個重要的主權淪陷憂患就是土地私有化。
    美國的戰略家們關心中國的私有財產權保護和土地私有化遠遠甚于關心中國的人權和人民幣升值。格林斯潘在其回憶錄中就用大量的篇幅關注了中國和俄羅斯的私有化和私人財產權保護，其意昭然若揭。
    誠然，土地是一國最重要的財富和稅收來源，從這點講，筆者認為中國早就應該像國外一樣征收居民物業稅——物業稅的征稅與土地公有私有沒有法律聯系，換言之，征收物業稅不存在制度上的風險；但是，對廣袤的農村土地應該是另外一套政策，房產物業和土地是兩個概念。
    針對去年年底的中國農村土地流轉改革，本書對其所謂“好處”不想多說。但是，在中國目前已經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的客觀現實下，土地流轉實際上就會成為既得利益集團，對農村尤其是農民的安身立命之本的又一次掠奪；更重要的是，由土地流轉以及下一步的土地私有化，將會給資本主義帝國們展開新一輪的經濟侵略和財富掠奪，展開對中國的版圖進行肢解的最后機會。
    到那時，中國將毫無還手之力。誠如是，那么中國就不是“非典型性殖民經濟”，而是真正的“典型殖民經濟”了！
    國人對美國自由和民主大旗下的私有化、自由化和非政府化的戰略圖謀務必擦亮眼球，在與美國經濟殖民作斗爭的不對稱戰爭中，土地的私有化必將亡黨亡國，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其他新興國家的情況，從亞洲到拉丁美洲，從非洲到俄羅斯，“半資本半殖民”經濟特征要不是與中國類似，要不就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前面也都討論到了。
    美元戰略其實就是更隱蔽的經濟殖民戰略，帝國主義對新興經濟體的掠奪、剝削的侵略本質并沒有變。美國自己遲早也會滅亡于這種寄生蟲式的“戰略好處”中，所謂“天欲抑之，必先揚之”。但是，美國肯定不會先于其殖民地滅亡而滅亡。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19期，摘自《美元全球經濟殖民戰略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