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與當今的世界政治經濟學

    
                     
    這里刊登的是卡利尼科斯發表在《批評與解放》雜志第5期的文章的一部分，他談到了現今資本主義危機中和現行的世界金融結構的框架內帝國主義的概念。指出19世紀英國帝國主義產生后帝國主義國家的相似與差別，德國的作用和上個一百年美國霸權形成的進程。他在文章中強調冷戰結束后美國帝國主義的特殊性和21世紀初世界地緣政治中新的角色以及它們互相補充或是競爭的關系。其中包括美國和中國的關系的現在與未來。
    美國帝國主義的特性
    羅伯特•瓦德認為，霸權主義的大國想成為當今世界上主權國家、國際市場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羅馬皇帝”。為了不致經常施展它的軍事力量，它有權通過霸權采取行動，而不是通過強制，其余的國家則應當考慮它的統治是建立在共同意義基礎上的機構安排的結果，認為這是“公正的和平等的”。如果霸權主義大國能堅決創造一個國際市場準則的框架，以維護它的利益，那將建立什么類型的制度？
    瓦德設想一個不實行金本位的“國際金融結構”，采用霸權主義大國的貨幣作為國際儲備的主要貨幣，它的市場在國際金融界占統治地位，只有私人資本與國際市場結合，沒有進出市場的障礙，這一切都在類似于美國合作社的國際組織的團隊的監視之下，賦予多邊主義合法的地位，但是霸權主義的大國可以通過確定準則和有效的封鎖控制這些國際機構，確定它們是“一支大軍，以便能夠支持它用強力實行的霸權”。世界的金融結構使得美國可以資助一支壓倒性和“廉價的”軍事力量。
    其結果如下：國際經濟的這一結構使美國人的消費大大超過這個國家的生產，使美國的企業和資本迅速地進入其他國家的市場，在短期內使利潤最大化; 在幾十年里實現世界其他地區的技術收入的凈流動，因此增加對美國企業進行革新的刺激，通過表面上獨立于政治權力的市場力量加強美國對其他國家的地緣政治統治。美國的社會科學家向公眾解釋在這一切的背后是一個非結構性和沒有代理人的全球化進程，嚴格的技術變化減少了時間和距離，造成所有的國家包括美國失去權力和市場。美國不希望其他的國家認為在已經建立的框架內的全球化提高了美國軍隊和民用部門的能力，與此同時所有其他國家的能力下降了。
    這種思想的經歷符合當代美國的霸權，它如同是一副手套。瓦德開玩笑的說法的弱點是在具體情況下過于看重“當前的國際經濟結構”。因此在50和60年代布雷頓•伍德時期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和地緣政治上的優勢地位比現在高得多，那時美元受到黃金的支持; 英國的霸權也曾意味著金本位的普遍化。另一方面，美元作為國際儲備的主要貨幣是一把雙刃劍。但是當代跨國公司的結構和機構特別努力使美國的資本主義占優勢。
    布倫內的問題是，關于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帝國主義的擴張導致了帝國主義之間的對立，在1945年之前引發了戰爭，為什么之后沒有發生這種情況？對于歐洲、日本和東亞的大部分，在戰后的大部分時間為什么美國的霸權不能具有帝國主義的方式，也就是說沒有實施它的政治權力以便鞏固、加強已經存在的經濟優勢并長期維持？
    回答這些問題需要考慮到美國和其他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美國資本主義的特殊結構和在世界上的分量賦予它統治和引導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能力，沒有建立一個傳統的領土的帝國：非領土的開放的帝國主義更符合美國的利益。但是布倫內提出的問題是美國的霸權對服務于美國資本的利益沒有發揮作用，它反對那些建立在發達的經濟基礎上的資本。有人認為美國的霸權活動是為所有美國的和外國的資本創造獲利的條件。
    西蒙•布朗雷在談到美國對伊拉克的侵略和戰略時認為，美國在伊拉克現在尋求的控制這個國家的方式是對資本開放，在許多國家與企業之間進行交流。這不能被看成只是一種經濟上的戰略，而是霸權衰退方式的一部分。相反，美國利用它的軍事實力設計一個地緣政治秩序，作為它偏愛的世界經濟模式的政治基礎，即日益更加開放和自由的國際秩序。美國的政策是要建立一個開放的國際石油工業，在這里由大的跨國公司控制的市場支配資本和原料。美國的國家權力施展不僅是為了保護美國的企業和私人消費需要的利益，而且是為一個世界石油工業市場創造普遍的條件，其前景是作為主導的經濟能夠通過貿易的交流滿足他們所有的需要。
    這里有三個不同的問題需要強調。首先，美國采用非領土的帝國主義的形式，其基本規則一般來說是一個自由的開放的國際秩序將有利于在美國投入的資本。其次，為了使美國的霸權穩定地起作用，必須在所有的情況下確保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重大利益。第三，最低限度不明顯的是美國建立的機構和實行的政策對投入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領土的資本的利益是中立的。在歷史上有兩個時期（1945年以后和到冷戰結束時）美國的相對實力更強大，這個國家短暫地放棄它的優勢，對其他國家做出重大的讓步，目的是建立一個國際的“機構的秩序”，從長期來說使所有的國家的利益最大化。伊肯貝里指出，在穩定的秩序中權力的轉移是相對少的，多數向機構轉移。這正是更發達的機構秩序的特性所帶來的結果。
    但是這種說法沒有完全解釋向機構轉移權力是如何分配的。有兩種情況對其他國家來說美國付出了高代價。首先國際金融結構的活動有利于美國的資本主義。美國利用70和80年代金融的不穩定，特別是1979年的“博爾克休克”以后，博爾克曾是美聯儲的主席，他明顯地提高利率，對美國和世界的經濟實施強硬的貨幣紀律，以便建立一個他所說的圍繞美元的“華爾街”美元制度，盡管現在是一種純信用的貨幣，沒有金本位的支持，該制度作為國際金融系統的中軸保持下來，華盛頓利用這一優勢在全世界推行對美國投資銀行和跨國公司的利益有利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這樣，克林頓政府造成與英國和德國的很緊張的關系，特別是在處理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時向7國集團施加壓力，目的是領導工業國家提出主要對美國投資者有利的一攬子拯救措施。顯然，克林頓政府在東亞1997-1998年危機期間封鎖了日本建立一項限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力以便處理危機的亞洲貨幣基金的建議。美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起推動亞洲國家的政府實行為了削弱所謂“朋友的資本主義”而設計的經濟自由化的政策，以便回到更多美國資本滲透和影響的經濟。東亞國家保持國家與銀行、私人公司密切的關系，這是東亞國家的經濟模式。羅伯特•瓦德和弗蘭克•維內羅索在分析這場危機時指出，“華爾街-美國國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復合體的目標是強調國際金融機構與美國利益的聯系。
    克林頓政府時期另一個重要的事例是首先擴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然后將歐盟擴大到中歐和東歐。這項政策違反了蘇聯最后的總統戈爾巴喬夫與德國總理科爾、美國國務卿貝克在1990-1991年談判中達成的協議，該協議允許德國的統一，保留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換取安全，按貝克的話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現在的管轄范圍將不擴大到東部”。在克林頓政府違反這項承諾的背后，民主黨主要的地緣政治思想家布熱津斯基明確地表達了東擴的想法。他的理由是“為了將世界的民主擴大到歐亞，歐盟是美國勢力與一個潛在的跳板之間的歐亞之橋”。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歐盟向中歐和東歐擴張的結果就是擴張美國的勢力。布熱津斯說，“如果歐盟變成一個地理上更大的共同體……如果歐洲將它的安全建立在與美國不斷結盟的基礎之上，那么可以推斷中歐更加沒有掩藏的部分不能排除在分享歐洲其他部分通過‘跨大西洋聰聯盟’共享的安全”。斯蒂芬•科恩將美國對俄羅斯真實的政策說成是“不能緩解的利用”，體現的是勝利者從俄羅斯991年后的軟弱中帶走一切的作風，包括日益增加的美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基地對俄羅斯的包圍--在它的邊界上或邊界附近已經建立或將建立的軍事基地，至少是在前蘇聯14個共和國中的一半國家這樣做了，從波羅的海、烏克蘭到格魯吉亞、阿塞拜疆和新的中亞國家。結果是由美國建成了一道鐵幕，使俄羅斯與美國的關系重新軍事化，同時也引來因為普京莫斯科執行一項更果斷的對外政策。華盛頓的戰略的危險在2008年俄羅斯與格魯吉亞之間爆發的戰爭中廣泛地暴露出來，此前由美國和以色列訓練和裝備的格魯吉亞軍隊企圖奪取由莫斯科保護的南奧塞蒂亞的飛地。
    在大力神支柱上的世界資本主義？
    在討論利潤率下降的趨勢和反趨勢的時候，格拉姆西認為，當整個世界的經濟回到資本主義和達到某種發展的水平，那就是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移動的邊界”轉到了“大力神”的支柱上了。這在今天已經是共同的地界。托馬斯•弗里德曼樂觀地斷定全球化“正在壓平世界，使世界變小”，因此受到越來越多的推動，不僅是個人而且是更加多樣化的團體的推動，世界上所有的角落的人的推動。《金融時報》特別提到2000年中期信貸泡沫期間圍繞著新興市場的熱情，特別是在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
    如果我們想準確地了解帝國主義在將來的演變，理解今天世界經濟所處的世界環境就是重要的事情。國際關系主要的理論從冷戰結束以來曾試圖解決地緣政治格局的問題。結構論的現實主義者急忙預測表面上的單極的形式，蘇聯垮臺以后的國家制度純粹是一個過渡的階段，在這個階段里美國的優勢地位促使形成一個聯盟，尋求形成一個對美國的平衡局面。肯內斯•瓦爾茨在1993年就寫道，其他國家尋求或是想得到的回答是試圖實現對美國的平衡。現在這種事情發生了，但是有所搖擺。作者的預測是正確的，美國面對的是不要形成這種聯盟，但在當時不可能確定它的發生。“現實主義的理論預測被中斷引起的動蕩某一天將會恢復。社會科學的理論有其局限性，不能確定什么時間發生”。
    威廉•沃爾福茨忠于現實主義的結構性前提條件，他認為1991年以后的單極格局代表著一種穩定的架構，而不是一個暫時的時期，因為美國的能力不論是硬性的或是軟性的都比其他任何任何權力的能力大得多，歐洲和東亞地緣政治上的分裂將使任何其他的國家實現政治上的集中和挑戰美國霸權必須的資源的集中變得困難。
    根據這種解釋，經濟關系只會影響到物質的能力，因此也影響到國家相對的權力。相反，自由派的國際主義者認為世界資本主義現代經濟的發展已將國際貿易變成一種十分積極的博弈，使擁有自由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國內政治結構的國家受到進行合作的鼓勵，并使這種合作機構化，其結果是大幅度減少它們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正如安德雷•莫拉維西克重新認定的國際關系中自由派的理論，“最近500年世界發展與人均占有更多的財富、民主化和教育制度有密切的關系，這些加強了新的集體的認同感，為跨越邊界的經濟交易提供更多的刺激。現實主義的理論沒有認同這些變化有任何理論上的重要性”。在這里自由派的國際主義與經典的馬克思主義之間有重疊，沒有提到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學如同一種零和游戲：在合適的條件下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力有活力的發展既可以可以增加利潤又增加實際的工資。這些條件是發達經濟體在很大程度上在50和70年代大繁榮期間獲得的。另一方面，這與世界資本主義的霸權的觀念不相稱，霸權主義的大國提供公共資產（如一個穩定的國際傾向制度）使其他國家受到刺激以便進行合作與順從。但是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匯合只是部分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將資本主義的概念看成是一個內在矛盾的和不穩定的進程，靠對領取工資的勞動的剝削而建立的，是破壞性定期發生危機的罪魁禍首，是不平等發展制度的創造者。任何對當代世界經濟誠實的評價不得不接受為資本主義確立的這個觀點，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作者是英國工黨的成員、英國牛津大學的博士、紐約大學政治學教授、倫敦一歐洲研究中心主任）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15期，摘譯自2011年9月15日西班牙《起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