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于《文史參考》2010年第22期，原題為“80年前的貨幣戰爭：《霍利-斯穆特關稅法》”

　　本文摘自《文史參考》2010年第22期

　　近來，貨幣戰爭大有升級為全球戰爭之勢。美國一方面逼迫人民幣升值，一方面采取所謂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玩命印鈔票，中國等持有大量美元債券的國家損失慘重。與以往必須通過戰爭消滅他國軍隊、奪取他國財富不同，今天，不流血的“貨幣戰爭”往往更劃算。“二戰”之后，通過貿易戰和貨幣戰打擊削弱對手的例子不少，其中，人們最耳熟能詳的莫過于1985年日本和美國簽訂《廣場協議》，該協議使日元大幅升值，導致了日本經濟長期停滯。而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更是讓中國人深有感觸，原本活力四射的亞洲“四小龍”、“四小虎”經過金融風暴的打擊，都元氣大傷。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屢屢推出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花樣翻新。2010年9月29日，美國眾議院以348∶79高票通過針對人民幣的《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這部法案將中國或別國匯率政策視為對該國出口商品的“不公平補貼”，主張授權美國商務部借此對美國從這些國家的進口征收額外的高關稅。一系列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讓人聯想到80年前的故事。1930年，美國為應對深重的經濟危機而推出了《霍利－斯穆特關稅法》，此法案在經濟蕭條席卷全球的關鍵時刻大幅度提高關稅，最終導致全球關稅大戰，叫美國人自食惡果。因此，曾有人把1930年通過并實施的《霍利－斯穆特關稅法》稱為“20世紀美國國會所通過的最愚蠢的法案”。

　　民主制度造就 “美國歷史上最愚蠢的法案”

　　1920年代初，美國農業表面上十分繁榮，各種農產品產量大幅提升，但產量提升所伴隨的卻是價格下跌。收成越來越好，收入卻一如既往，自然讓農民怨氣沖天。他們認為，過低的關稅讓外國貨沖擊本國農產品，最終讓他們吃力不討好，因此提高農產品關稅是拯救美國農業的靈丹妙藥。

　　農業的蕭條對政府產生了很大的政治壓力，1921年5月，政府召開特別會議，通過緊急關稅法，對小麥、玉米、肉類、羊毛、食糖等農產品的進口課以高關稅。1922年9月19日，國會又通過了《福德尼－麥坎伯關稅法》，恢復了1909年的高額關稅和早期一些關稅，例如恢復對鋼鐵的關稅，提高紡織品的進口稅，許多部門受到高關稅的保護。

　　1927年，戰后首次世界經濟會議在日內瓦召開，從會議提供的統計資料可以看出，這時的美國是僅次于西班牙的世界第二高關稅國。本來這樣的高關稅政策已經引來了國際社會的不滿，可是美國人還不停手。

　　1928年大選的壓力加劇了這種錯誤政策。當時，民主、共和兩黨為議席爭得十分激烈，雙方政客都刻意利用關稅這個似是而非的話題挑起爭論，并借機挖對方支持者墻腳，“提高農產品關稅有助于改善農業現狀”的偽命題在政治炒作下，讓越來越多的人深信不疑。民主制度表面上看是一種理性決策，但有時也會陷入集體非理性的困境中，無法自拔。1928年，共和黨人胡佛通過對農民信誓旦旦的許諾贏得大選，于1929年5月成功入主白宮。

　　此時經濟危機已經開始，胡佛總統感到有必要敦促國會專門商討關稅問題，盡快拿出應對危機的對策。身為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的威斯康星州共和黨眾議員霍利便積極行動，花了43個白天和5個夜晚走訪農場主和工商業者，搜集了厚達11000頁的證詞，并在此基礎上拿出了一個方案。該方案建議增加845種商品（主要是農產品）關稅，并減少85種商品（主要是工業品）關稅。就在胡佛正式入主白宮當月，這項提案便在霍利的大力推動下以高票在眾院闖關成功。

　　眾議院通過后，隨后要在參議院表決，美國政治史上的空前丑劇上演了。在參議院金融委員會主席、猶他州共和黨參議員斯穆特的主持下，提案最終在1930年3月付諸表決，并以44∶42的勉強多數通過。這項法案在原本已經大幅度提高了關稅的1922年關稅法基礎上“再接再厲”，提高了890種商品關稅。原本極力推動這一法案的霍利，其初衷是不改變工業品關稅，而單純提高農業品的。對此，工業州的議員、政客們驚恐不已，唯恐提稅的“好處”都讓農業州搶了去，便鼓動州內財團和院外活動人士加緊游說，希望工業品的關稅不但不下降，最好還能水漲船高。

　　這場鬧劇的結果是，幾乎所有產品的關稅都得到大幅提升，一個被認為是愚蠢且可怕的法案——《霍利一斯穆特關稅法》出爐了。該法修訂了1125種商品的進口稅率，其中增加稅率的商品有890種，有50種商品由過去的免稅改為征稅。

　　自由的失敗：貿易大混戰

　　如此有悖基本常識的法案一經披露，就引起許多有識之士的一致反對。數十名經濟學家聯名上書胡佛總統，呼吁否決《霍利－斯穆特關稅法》，認為這個法案不僅是以鄰為壑的不公平競爭，而且必將作繭自縛。當時美國是世界第一大債權國，自由貿易對美國最為有利，“如果外國因為美國的關稅壁壘而賣不出東西，怎么可能有錢還美國的債？”許多有見識的企業家也加入到反對者行列。汽車業大亨亨利·福特將這項法案稱為“經濟胡鬧”，他花了一個晚上留在白宮，苦口婆心地勸說胡佛否決法案。然而1930年6月，被經濟危機弄得暈頭轉向的胡佛不顧強烈反對意見，一意孤行地簽署了《霍利－斯穆特關稅法》。

　　這種明擺著以鄰為壑的做法，讓原本可能達成的全球關稅妥協化為泡影，一場關稅大戰一觸即發。本來，當時的“國聯”曾提出一項“關稅停戰協議”，主張各國停止關稅壁壘戰，以保護國際貿易，《霍利－斯穆特關稅法》一出臺，全球為之大噪，各國政府最初的反應是抗議，至當年9月，多達23國的抗議信雪片般飛進白宮，而美國政府沉浸于“勝利”喜悅中，對這些抗議嗤之以鼻，不為所動。

　　各國見美國擺出滿不在乎的姿態，開始動真格地以牙還牙。讓美國人沒想到的是，打響報復第一槍的，竟是素來恭順的伙伴——鄰國加拿大。其實加拿大人這一槍打得非常早，早在胡佛總統簽署法案前1個月，他們已經先開火——1930年5月，加拿大通過法案，將美國輸往加拿大的16大類產品關稅提高30%，見此舉不痛不癢，加拿大政府一面層層加碼，一面乞求英聯邦步調一致。英國和英聯邦早就窩了一肚子氣，要知道，英國以貿易立國，豎起關稅壁壘無異于斷了英國的生路，因此它不僅積極響應加拿大的求助，動員整個英聯邦跟美國打關稅戰，還把法國也拖下水。與此同時，被經濟危機弄得社會動蕩不已的德國，也加入到報復行列，關稅報復措施最終導致德國進口總值下跌61%。

　　據美國政府統計，1932年美國從歐洲進口總值僅3.9億美元，而1929年為13.34億美元；1932年，美國向歐洲出口總值為7.84億美元，而1929年高達23.41億美元，美國可謂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更要命的是此例一開，觸動了世界范圍的貿易壁壘戰。據統計，1928年時世界貿易總額已達到601億美元，但到1938年僅為246億美元，縮水超過60%。

　　從金本位到布雷頓森林體系

　　不僅是貿易戰，從20年代末開始，各國紛紛放棄金本位使本幣貶值，貿易戰也升級為“貨幣戰”。所謂金本位制，就是以黃金為本位幣的貨幣制度。在金本位制下，每單位的貨幣價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黃金，國家之間的匯率由它們各自貨幣的含金量之比決定。1879年，美、英等國開始采用金本位制，此后各主要工業化國家紛紛效仿。要確保金本位，首先需要各國有足夠的黃金儲備，并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以免別人拿來錢卻換不到黃金；其次，由于黃金是“國際貨幣”，各國都必須保證黃金的自由流通。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各國幾乎同時宣布暫停金本位制，停止黃金和本幣以及本幣和外幣的兌換，在戰爭中為維持軍費大發紙幣。貴金屬也成為從國外購買補給的基本資源，以滿足發動戰爭機器的需要，各國因此相繼立法禁止黃金輸出。這樣一來，金本位實際上遭到了破壞。

　　1928年，美聯儲率先打開貨幣戰爭的閘門：宣布終止給外國的長期貸款。從1929年底開始，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委內瑞拉、秘魯等國貨幣相繼因濫發而大貶，匈牙利、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農業國也相繼跟進，令仍在堅持金本位的英國、德國力不從心，金融瀕臨絕境。1931年7月，德國政府宣布停止償付外債，實行嚴格的外匯管制，禁止黃金交易和輸出，這標志著德國的金匯兌本位制從此結束。

　　面對拉美、東歐等國的貨幣貶值浪潮的現實，英國人不得不放下架子，起而效尤。1931年9月，英國宣布放棄金本位，實行黃金出口限制，允許貨幣貶值。一些以英鎊為基礎實行金匯兌本位制的國家，如印度、埃及、馬來西亞等均跟隨貶值，也放棄了金本位。這標志著兩次大戰之間的金本位制的解體，也帶來了第二波貶值潮。到1932年初，已有24個國家放棄了金本位，并毫無顧忌地貶值自己的貨幣，以對抗經濟危機和他國的關稅壁壘。

　　1933年春，嚴重的貨幣信用危機刮回美國，5月，美元貶值41％。英美兩個金融大國貨幣先后貶值，無疑是最強烈的“貨幣戰”信號，這使仍然堅持在金本位體制內的西歐國家，如比利時、瑞士、荷蘭、意大利等陷入嚴重的通貨緊縮，黃金外流，出口競爭力大跌，最終這些國家也不得不在1936年加入“貨幣戰”。原先指望通過擴大貿易來恢復全球經濟的幻想徹底破滅了，世界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

　　雖然在1936年，法國、美國和英國談判簽訂了一份三方協定，承諾克制貨幣貶值，共建國際貨幣體系，暫時結束了“貨幣戰”。可是好景不長，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戰爭使國際經濟體系發生根本性變化，重回金本位已然不切實際。各國不得不接受新霸主——美國主導金融世界的事實。1944年7月，戰爭大局已定之時，各國達成布雷頓森林體系，即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鉤。這場貨幣戰爭至此塵埃落定。

　　美國《白銀法案》抽干了中國的血

　　美國在放棄金本位后，于1934年5月頒布了《白銀法案》，它的主要內容是授權美國財政部在國內外市場收購白銀直到白銀價格達到每盎司1.29美元或者財政部儲備的白銀價值達到了黃金儲備的1/3，在收購的過程中，財政部有廣泛的自由斟酌權。大量收購白銀導致銀價飛漲，以白銀為貨幣的中國，大量白銀外流，經濟急轉直下。   1929年的經濟危機給白銀生產者帶來了嚴重的打擊，白銀價格急劇下降，由1928年的每盎司58美分下降到1932年下半年的25美分。白銀對于生產比較集中的西部七州（猶他、愛達荷、亞利桑那、蒙大拿、內華達、科羅拉多和新墨西哥州）的經濟很重要，而來自這七個產銀州的參議員控制了參議院中1/7的投票權。以這些州的議員尤其是民主黨的議員為核心，再包括銅、鉛、鋅等以白銀為副產品的生產者就形成了所謂的“白銀集團”，白銀價格的下跌，使得白銀集團立刻展開了抬升白銀價格的游說活動，美國政府和政客們發現只有取悅“白銀集團”，才有可能順利通過其他的政策或者法案。

　　1932年11月，民主黨人羅斯福當選為美國總統，民主黨在國會選舉中也取得了重大勝利，與此同時，“白銀集團”的緊密盟友——來自農業州的民主黨參議員的勢力也得到了加強。在強大的政治游說壓力下，羅斯福總統不得不提高對白銀生產者的補貼，1934年6月通過《白銀法案》。

　　美國人認為，中國是當時仍然使用白銀作為貨幣的大國，有大量的白銀積累，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提高了銀價就提高了中國的對外購買力，給美國商品開辟了廣闊的市場，可以銷售掉美國過剩的汽車和小麥，有助于美國擺脫當時的經濟危機。同時，提高銀價將使中國貨幣升值，增加中國工業產品的成本，削弱中國產品的競爭力，從而有利于美國的企業家和農民。

　　可是白銀對于當時之中國，絕非普通商品，而和黃金一樣是貨幣本位，白銀價格的漲跌不能以普通商品而論，還必須從幣值的角度來看。美國的《白銀法案》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顯而易見，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孔祥熙甚至顧不上正常的外交程序而直接向羅斯福總統呼吁，希望美國在購入大數額的白銀時事先告知中國，以便中國能夠做出反應。在《白銀法案》實行3個月后，中國駐美國大使施肇基憤慨地說：“中國為銀本位國家，美國白銀購買法案使中國遭受貨幣緊縮、經濟損失、白銀巨量流出，令人震驚……”《白銀法案》推出后不久就給脆弱的中國經濟帶來巨大打擊。1934年中國的對外貿易額比上一年下降了80%，1935年又下降了76%，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的經濟和生產也受到了嚴重的影響，1935年，上海就倒閉了 1065家工商企業，全國銀行倒閉或者停業20家，當時中國最大的產業——紡紗業，開工量減少60%，農業產值也下降了46%，甚至連部分在華經營的美國企業也不能幸免紛紛破產。美國的白銀政策并沒有像白銀集團所宣稱的那樣，既提高中國的購買力，又增加美國的對華貿易，相反，這個政策卻把中國僅有的一點東西也拿走了，連當時美國國務院遠東司的司長也都承認“我們收購白銀快要把中國人的血抽干了”。美國人耗費了15億美元的“購銀政策”并沒從中得到多少好處，卻給中國帶來了災難。

　　由于美國《白銀法案》的沖擊，國民黨政府被迫采取了一項措施，即宣布從1934年10月15日起，征收白銀出口稅和平衡稅，并設立外匯平市委員會以管理匯價。但這些措施并沒有解決問題，白銀仍然嚴重外流，中國經濟陷入嚴重的通貨緊縮。嚴峻的客觀現實迫使國民黨政府改革幣制，推出法幣。法幣改革面臨極大困難，一方面中央銀行并不是貨幣的唯一發行銀行，也沒有足夠的準備金，另一方面英、美、日三國為了控制中國貨幣體系，千方百計的希望法幣與自己的貨幣掛鉤。

　　最終，以孔祥熙，宋子文為代表的決策者不僅成功從英美等國籌到了足夠的準備金，而且巧妙地利用外國之間的矛盾避免與任何一個外幣掛鉤。1935年11月4日，國民黨政府公布緊急法令，宣布實行法幣政策，放棄了銀本位。中國從此進入了法幣時代。法幣改革在當時緩解了中國的經濟壓力，1935年后，中國經濟開始復蘇，外國投資也開始恢復，直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