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經濟學》(Buddhist Economics)一書是泰國佛教學者佩尤托(Venerable Prayudh Payutto，1939——)1992年出版的專著，1994年又出了補訂版，英譯者為 Dhammavijaya和Bruce Evans，該書在西方學界產生了積極反響，1994年獲得法國尤奈斯庫和平教育獎。作者在書中將古老的東方佛教智慧與現代經濟學的知識熔為一爐，試圖診治自由市場經濟給人類帶來的根本問題，諸如增長癖和無限發展偏執狂，過度消費與過量生產等。作者觀點鮮明，針對性很強，對于迷信現代化可以解決人類一切問題的盲從者具有一定的解惑作用。
本文譯自該書修訂版(泰國曼谷佛學基金會1994)第1章。
葉舒憲，學者，現居?？?。主要著作有《詩經的文化闡釋》、《莊子的文化解析》等。
葉舒憲 譯
討論佛教經濟學首先遇到的疑問是：這樣一門學問是否真的存在?或者是：它有沒有存在的可能?一位佛家的和尚寂寞地行走在乞求施舍的旅途上，這種景象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都不會聯想到經濟活動上去。而摩天大樓、購物中心和股票交易所之類才適合于引發此類聯想。現在，我們已經熟知的“經濟學”是西方式的，我們在談論和思考經濟學方面的問題時所使用的語匯、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全都是西方的。因而，當我們講到一種佛教經濟學的時候，很難避免諸如此類的條件束縛。我們會發現自己實際上是用西方經濟學的語言和概念去討論佛教。盡管如此，我在本書中仍然期望至少能夠提供某些適用于經濟學的佛教觀點。
經濟的思想早自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時代就已存在，但是經濟學的研究卻是在工業化的時代才得以形成一門學科。如同在這個專業化的時代中出現的其它學科，經濟學變成一種狹窄和孤立的研究領域，似乎同人類的其它活動或其它學科不大相干。
從理論上講，科學應當能夠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復雜的、相互交織的問題。但是由于經濟學切斷了它同其它學科的關聯，切斷了同更廣闊的人類活動領域的聯系，所以它在面對當今的倫理的、社會的和環境的問題時就顯得無能為力。況且，它對我們的市場導向的社會施以巨大的影響，狹隘的經濟學思維事實上已成為我們最緊迫的社會問題和環境危機的主要根源。
把經濟學看作科學，究竟值得嗎?雖然有許多人相信科學可以拯救我們，但畢竟局限甚多。科學所揭示的僅僅是有關物質世界的真相之一面。如果僅僅從物質一面去考察事物的話，便無法得到有關事物存在的全面真相了。既然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處在自然的相互關聯和相互依存狀態中，那么，人類的問題也必然是相互關聯和相互依存的。單面的科學的解決方式注定要失敗，問題和危機注定要蔓延開來。
對于我們的工業化和專業化的解決問題方式來說，最明顯最危險的后果便是環境的惡化。環境問題已經變得如此迫切，人們不得不開始意識到信奉單一的、孤立的學科視角而忽略廣博的視野是多么愚蠢。他們正開始站在更寬廣的視域中來看待人類的活動，關注這些活動對個人生命、社會以及環境所產生的作用。
從佛教的觀點去看，經濟學不能從知識的其它分支中孤立開來。經濟學無非是解決人類問題的眾多努力的一個組成部分。一種以佛教為基礎的經濟學，即“佛教經濟學”，當然也不是一門可以獨立自足的學科，而是一系列相互依存的學科中的一種，它們為著社會、個人和環境的互相共生的總目標而發揮作用。
將佛祖的教誨同經濟學相結合的最早嘗試之一是舒馬赫《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一書(“佛教經濟學”這個詞組也出自該書)。在論述佛教經濟學的那一部分，舒馬赫先生是從佛陀的“崇高八正道”(八種通向涅槃解脫的正確方法或途徑，佛教認為據此修行可以由凡入圣。譯者注)要求開始的。他強調“正命”(Right Livelihood，即正確的生活方式)的因素包含在八正道之中，換言之，就是佛教的生活方式昭示著一門佛教經濟學的必要性。這乃是舒馬赫先生論證的出發點。
回過頭來看，我們發現《小的是美好的》一書之寫作，以及隨后引發的某些西方學者對佛教經濟學的興趣，其實都是對某種危機的現實反應。西方學術的分科和概念結構已經抵達了某種死胡同的終點，假如還不算死胡同的話，至少也是一種轉折之點，需要重新確認新的思想范式和方法論了。這就使得許多經濟學反思他們那種孤立的、專業化的研究方式。消費主義的無節制蔓延對于環境的嚴重影響已經迫使經濟學者產生出生態的自覺意識。有些人甚至提出所有的經濟學專業的新生都應該將基本的生態學納入他們的課程表中。
對許多人來說，“佛教經濟學”這個術語會引發一種理想社會的形象：那里的一切經濟活動——買與賣、生產和消費——都固守著嚴格的倫理標準。這樣的形象雖然相當誘人，但卻并不能傳達出佛陀教導的全部深意。佛陀的教誨指向著“達摩”(Dhamma)，亦即真理。達摩這個詞在佛教中用來傳達不同層次的真理，包括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
與倫理行為有關的那些真理——不論是個人日常生活的還是社會的——被稱為“卡瑞亞達摩”(Cariyadhamma)。這些是關系到善與惡的那種真理。達摩從廣義上講是“薩卡達摩”(Saccadhamma)，即真理、現實：它包括所有的事物之存在形態以及它們的作用規則。在這一意義上，達摩用來描述整個因果條件之潮流，即萬物賴以存在和發生作用的過程。
與卡瑞亞達摩的狹窄界域不同，廣義的達摩指向自然或現實本身，那是處在善與惡的價值之外的。就此而言，達摩表達了自然條件的整體，而科學的各門分支從各自的角度去描繪它。
因此，佛陀的教導給予我們的東西要比單純的善良生活的道德指南多得多。他的教導賜予了一種透視現實之本質的偉大洞察力。由于術語達摩的雙重意義，有了在達摩啟示下的一種經濟學。它既涵蓋了由因果條件構成的廣闊現實領域，同時又受到以自然的真實為基礎的特殊倫理教導的指引。換言之，佛教經濟學不光考慮經濟活動的倫理價值，而且也試圖去理解現實并引導經濟活動與萬物本真的存在達致某種和諧。
從終極意義上說，經濟學不能從達摩中分離出來，因為同經濟相關的一切活動都源出于達摩。經濟學只是一個相互聯系著的巨大整體的一個部分，它也必須遵從萬物賴以作用的自然大法。達摩描述了這個整體的運作，萬物的根本真理，也包括經濟學在內。如果經濟學忽略了達摩，忽略了構成現實的因果過程，那么它就難以解決問題，更無法有益于實現其目標。
這正是當代的經濟思維所導致的困境。缺乏整體的、深透的洞察力，局限于狹隘的專業化的鼠目寸光，經濟學家抽繹出一部分孤立的條件關系，卻不能考慮到那一部分以外的后果如何。
舉個例子來說，某處存在著對某種商品的需求，諸如威士忌酒。這一需求由生產而得到滿足：種植糧食然后釀制為酒。威士忌被送往市場，隨后被人購買和消費掉了。當它被消費之際，需求便得以滿足。當代經濟思維到此就止步了，即需求的滿足。它并不關心這需求得到滿足之后還會發生什么。
與之相對，受達摩啟示的經濟學家要探究經濟活動如何影響到原因與條件的整個過程。當代的經濟學家們將其考察的范圍限定在其專業化領域之內的事件上，佛教經濟學則要求探究某種特定的經濟活動是怎樣作用于人類存在的三個相關領域的：個人、社會、自然或者環境。回到上文所說的對威士忌這樣的商品的需求之例，我們就要進一步追問酒類生產對于生態有何種影響，酒類的消費又對個人和社會產生什么樣的作用。
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倫理方面的考慮，這就把我們帶回到達摩的更為專門化的意義，即與善與惡的價值相關的那一方面。佛教經典中講到：善行結善果；惡行結惡果。佛陀的所有教導——與道德行為相關者，都是建立在這個原則之上的。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與一神論宗教不同，佛教并不假定一種中介或仲裁力量，讓它來行使懲惡賞善的職能。善行與惡行被視為按照事件的自然流程而展開的原因和條件。就此而言，達摩(在其倫理教導的意義上)和達摩(在自然真實的意義上)是聯系在一起的，因為佛教的倫理教導是以自然的真實為基礎的。倫理規則依循著自然的因果法則：善行自然地帶來利益，惡行則自然地導致傷害，因為所有這些都是原因與條件的流程中的必然要素。
從動力的世界觀點看，佛教并未提出道德行為的絕對規則。行為的道德價值之判斷，部分地依據行為所帶來的后果，部分地依據行為本身的性質。善行是好的，因為它能帶來利益，惡行是罪過，因為它導致傷害。
有關“結果證明手段”的觀念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表明人類信仰并不與自然的真實相吻合。這個概念是人類的發明，是與自然法則相抵觸的理性化的權宜之策。信仰本身不是惡，但是當它們與現實相矛盾的時候，它們必然會引發問題。在所有的時代之中，帶有極端的政治和宗教意識的人們在“結果證明手段”的旗號之下做出了最殘酷的事。不管他們的理由如何堂皇，最后的結果卻是他們毀滅了他們原本試圖創造的東西，諸如某種幸?；蛏鐣刃颉?
從歷史中學習，我們必須分析所有的原因和條件，只要它們對已經發生的事件產生了作用。包括事件參預者的精神品性。對一個暴力革命的歷史的透徹分析，必須要考慮到的不僅是該社會的經濟的和社會的氣候，還應包括革命者本身的情感和理智特征，詢問理智觀念和所用方法的理性效力如何，因為所有這些因素都對事件發生了作用。
有了這樣的分析方法，一個明顯的結論就是：按照自然的因果法則不可能創造出一個理想社會，除非有理想的手段。這種理想的手段當然不能是流血的或仇恨的。佛教要說，不是結果證明了手段，而是手段制約著結果。于是乎，殘殺與仇恨的結果就會是進一步的暴力和混亂。對此，由暴力革命所產生的警察國家和政府可以提供證明：那里總是不可避免由緊張對立所留下的后遺癥，卡瑪(Kamma)即欲望的結果，常常是無法忍受的，隨之而來的便是社會解體。這樣，手段(流血和侵犯)便制約了結果(緊張對立和不穩定)。
不過，當倫理學從屬于這些自然法則的時候，當我們不得不在對與錯之間做出道德選擇時，道理就不會這樣清楚了。事實上，倫理學的問題總是高度主體性的問題?？v貫我們的一生，我們不斷地面對著對與錯的問題，而且還必須自己加以解答。我們的每一次選擇，我們的每一種意向，都包含著某種道德判斷。
佛陀有關善與惡的教導可以成為幫助我們進行此類主體道德選擇的指南。不過正因為這種道德選擇具有主觀性，我們不能忘記這種選擇不可避免地發生在那個按照原因與條件的客觀原則而運作的世界之外。我們的倫理學以及從我們的倫理學自然引出的行為，構成了決定我們是誰的那些原因和條件，也構成了我們生活于其中的社會的性質以及我們環境的狀況。
佛祖教導中的一個最深刻的教誨是這樣一種真理：內在的主觀價值是同外在的客觀現實直接聯系在一起的。這一精微的認識潛存在所有的倫理問題的核心之中。不幸的是，大多數人只是粗略地知道他們的內在價值如何制約著外在現實。在物理世界中觀察原因與結果的規律是容易的：熟蘋果掉下樹來，溪水流下山崗；但是當人們轉而將自身作為從宇宙中分離出的個體加以思考時，卻看不到同樣的因果規律適用于內在的主觀價值，諸如思想和道德態度。由于倫理學是“主觀的”，人們就以為它與“客觀”現實并無聯系。
按照佛陀的觀點，倫理正是在內在現實與外在現實之間架設橋梁的。與因果規律相符合，道德以“主觀的”原因的面目而運作，無形之中構成了“客觀的”條件。舉個例子來看的話，這一點就清楚了：道德問題總是以如下方式提出：“我的思想、言論和行為是有助于還是有害于我，以及我周圍的他人呢?”實際上，我們依賴于倫理來調節我們主觀現實的不完整的欲望：憤怒、貪婪、仇恨。我們思想的性質雖然是內在的，卻不斷制約著我們的言論和行為的方式。我們的道德雖是主觀的，卻決定著我們在外在的、客觀的世界中之生活方式。
道德如何制約經濟學
可以肯定，倫理學與經濟學之間的差異并不難辨識。對于任何一種經濟問題，我們既可以從全然的經濟觀點去考察，也可以從全然的倫理學的觀點去看。比如，你正在閱讀這本書。從倫理的觀點看，你的閱讀是一件好的行為，你被求知的欲望所驅動。這是一個道德判斷。從經濟的觀點看，情況就不同了：這本書可以被看作是沒有利潤的原材料浪費。可見同樣的情況可以從不同方式去理解。
然而，兩種觀點卻又是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的。一方面是現代經濟思維對于像倫理學這樣的主觀價值的拒絕，另一方面倫理學在經濟事務方面的影響又清晰可見。如果某一個社區不安全——那里竊賊群聚，暴力橫行，道路也事故頻發，那么顯而易見的后果是：商人不會去那里投資，旅游者不會去那里觀光，經濟因而受到牽連。反過來說，如果該社區的市民遵紀守法，自覺維護社區的安全與清潔，那么必然會大大增加那里的商業機會，市政部門也無須在維持秩序與治安方面過多投入了。
不道德的商業活動會直接導致經濟上的后果。假如商人在食品生產中試圖用不合標準的成分以求增加利潤，比如在兒童食用的糖果中添入服裝顏料以增加色彩，在橙汁中加入化學制劑，給肉丸子中加入硼酸(所有這些都是泰國近年來所發生的)，消費者的健康就因而受到損害。這些偽劣商品的受害者要付出額外的醫療費用，政府也要花錢雇警探去調查和懲治肇事者。更加長遠的影響還有，受害者因身體狀況不佳而降低了工作效率，導致生產的下降。在國際市場方面，那些以次充好的非法經營者所冒的風險是失去顧客的信任，以致失去海外市場，他們從那些市場中獲取外匯的可能性也就大打折扣。
道德品性同樣對工業生產發揮著作用。如果工人們樂于工作而且勤奮進取，產量就會增高。反過來說，如果他們不忠于職守，沮喪或者懶散，這就會對產品的質量和生產的數量產生負面的影響。
進入消費領域來看，如果某一社會中的消費者崇尚奢華的價值觀，那么他們就寧愿追求那些華而不實的產品，而不喜歡質量上乘而外表樸素的產品。在另外一種崇尚務實精神的社會里，社會的價值觀并不傾向于奢華和虛浮，消費者會按照實用性來選擇他們的商品。顯而易見，在這兩種不同社會中的商品消費將會導致不同的社會和經濟效果。
廣告可以刺激經濟活動，但是往往付出的道德代價過高。廣告注定要追求流行的價值：廣告制作者追蹤大眾的渴望、偏見和欲求，以便制作出與之相適應的廣告節目。廣告還利用社會心理學，為了經濟的目的而操縱大眾的價值觀念。由于其對大眾心靈的巨大影響，廣告具有相當的倫理意義。廣告的數量可以引起物質主義的高漲，而不合適的形象或信息則會傷害公眾的道德水平。絕大多數的廣告都向公眾灌輸著一種對自私自利的偏好，它們讓我們成為完美的消費者，除了盡情消費現代工業的各種產品之外，不再有更高的生命追求。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被塑造成了一批“饑餓的鬼魂”，為了滿足永不消失的熱望而追逐不停。而社會也就變成了利害沖突和物欲橫流的場所。
更有甚者，廣告增加了產品本身的價格，這樣一來，人們就得付出不必要的費用去購買不必要的東西。還有更多的奢侈和浪費：商品僅僅使用了較短時間就需更換，盡管它們的性狀還是良好的。廣告還迎合人們要求炫耀其擁有物，以此作為獲取社會地位之手段的心理。一旦品牌和派頭成為主要的標準，人們便盲目地花費不必要的錢去追逐昂貴的商品。在極端的情形中，人們受到追逐時尚的需要之驅動，幾乎喪失了自主性，他們不能等待片刻，省下錢去追求最新的流行物，他們只知道用信用卡付帳。花費大于收入的現狀將會導致惡性循環。一種更新潮的模式或時尚已被播下了種子，人們為了追新而日益陷入債務之中。在這種方式中，不道德的廣告會引誘人們走向財務危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今日社會有了“信息技術”的大量的應用機會，而這些技術卻多半用于產生“誤導信息”或制造新的迷惑。
在政治層面上，有關廣告管理的決策有待于制定和完善。是不是應該有某種調控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該是怎樣的調控呢?人們如何才能在道德關懷和經濟利益之間求得恰當的平衡呢?這就涉及到教育。應該找到教育人們認識廣告運作和影響的有效方式，同時讓人明白廣告的可信程度有多少。良好的教育應該尋求讓人更加理智地做出購物決定。以上關于廣告的問題顯示出在社會中的行為應如何從多種觀點去考察，而這些不同觀點又是相互聯系的。
采取一種更寬廣的視野，問題也可以被視為如下的情形，那就是自由市場體系本身歸根結底還是建立在起碼的道德基準之上的。自由市場體系的自由在不正當競爭中會喪失殆盡；通過影響來實現壟斷便是常見的例子，雇傭殺手去行刺競爭對手則屬于極端的例子。以暴力手段消除對手，這等于宣告了自由市場體系的終結，盡管在經濟學教科書中不會提到此種方式。
從倫理的意義上說，經濟活動必須按照不傷害個人、社會與自然環境的方式展開。換句話說，經濟活動不應該對自身造成損害或對社會造成動蕩，而是應當加強這些領域中的良好秩序。如果將倫理價值作為重要因素運用到經濟分析中去，那么可以說一頓便宜而營養充實的餐飯當然要比一瓶威士忌更富有價值。
于是，由佛教所啟發的經濟學將努力去發現和接受一切事物的真理。它會帶來一種觀照倫理問題的更寬廣也更復雜的眼光。一旦倫理學被當作一種合法的關注對象而得到接受，道德的問題也就成為在整個因果過程中要加以研究的因素了。不過假如我們不考慮倫理方面的因素，經濟學就無法推進對整個因果過程的理解，因為倫理學在其中構成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人說現代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中最具有科學性的。事實上，經濟學家們只考慮到可以測量的數量方面的因素，就對他們的科學方法感到驕傲。有些人甚至認為經濟學純粹是數字的科學，用數學公式就足夠了。在其追逐科學性的努力中，經濟學忽視一切不可量化的、抽象的價值。
現代經濟學家把經濟活動看成是與人類其它活動毫不相干的，他們陷入了工業化時代的狹隘的專業本位之中。經濟學家以專門家自居，試圖在考察人類活動時排除所有的非經濟因素，只是集中于一種單一的視點，那就是他們本專業的視點。
近些年來，對經濟學的批評甚至蔓延到經濟學家的陣營內部，他們對此種“客觀”立場提出質疑，并認為經濟學是所有社會科學中最受價值影響的學科?？梢赃@樣發問：經濟學怎么可能與價值無關呢?實際上，價值是植根在人類心靈之中的。經濟的過程始于需求，繼續發展于選擇，終結于滿足，所有這些環節都是心靈的功能。就這樣，抽象的價值與經濟過程的開端、中繼和結尾相伴始終，經濟學家要想脫離價值是不可能的。當然，也有許多經濟學家避免關注任何價值問題、倫理問題或精神品格，他們不顧如下事實：這些方面都與經濟息息相關。正是由于經濟學者缺少倫理學的訓練，忽略精神價值和人類欲望的重要作用，這就成了他們的主要弱點，使他們無法解決他們本應該解決的問題。
如果世界想要從過分消費和過量生產的蹂躪中獲取拯救，經濟學者必須學會理解倫理學對于他們領域的重要性。正像他們應該學習生態學一樣；他們也應該學習倫理學，弄清人類欲望的本質，對此獲得全盤的透徹的了解。而這里恰恰是佛教所能給予極大幫助的一個領域。
譯者附言：
《佛教經濟學》(Buddhist Economics)一書是泰國佛教學者佩尤托(Venerable Prayudh Payutto，1939——)1992年出版的專著，1994年又出了補訂版，英譯者為 Dhammavijaya和Bruce Evans，該書在西方學界產生了積極反響，1994年獲得法國尤奈斯庫和平教育獎。作者在書中將古老的東方佛教智慧與現代經濟學的知識熔為一爐，試圖診治自由市場經濟給人類帶來的根本問題，諸如增長癖和無限發展偏執狂，過度消費與過量生產等。作者觀點鮮明，針對性很強，對于迷信現代化可以解決人類一切問題的盲從者具有一定的解惑作用。
本文譯自該書修訂版(泰國曼谷佛學基金會1994)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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