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世清：中國主流經濟學批判（24）

該怎樣給宏觀調控“正名”

——評許小年“為宏觀調控正名”

許小年：“為了改善宏觀調控，有必要澄清三個基本的概念：(1)什么是宏觀調控，(2)如何進行宏觀調控，(3)宏觀調控與改革及民生的關系。目前在媒體上、政策部門甚至學界中，“宏觀調控”的含義被隨意延伸，概念的混亂幾乎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因此許小年認為必須為宏觀調控正名，以澄清“混亂幾乎到了令人啼笑皆非地步”的宏觀調控的概念。怎樣正名？許小年：“誰說央企是宏觀調控的工具？這話連凱恩斯也沒有說過，經濟學上有理論依據嗎？”“目標與手段的對應也意味著‘一石一鳥’，即一項政策只能實現一個目標，例如貨幣政策顧了通脹就顧不上匯率，反之亦然。‘一石一鳥’的原理不僅符合常識，而且有著經濟學理論的嚴格證明，它在代數學中的表述就是一個方程只能解一個未知數，要想確定n個未知數，就必須有n個方程。貨幣政策怎么可能同時兼顧通脹、匯率、經濟增長、股市、房價、民生？土地政策又如何兼顧房價和糧食安全這兩個相互矛盾的目標？政策多目標的最可能結果就是一只鳥也打不到。”“確立‘一石一鳥’的原則，有助于理清思路，避免多個政策目標之間的沖突。緊縮銀根以防止經濟過熱，放開土地供應以降低房價，民生問題則主要靠財政補貼解決。由于沒有更多的手段，穩定匯率的目標不得不讓位于抑制通脹的需要，人民幣因此不得不加快升值的步伐。經濟政策永遠是成本和效益之間的權衡，不存在馬兒跑得快而且又不吃草的萬全之計。”許小年：“最后，宏觀調控還要處理好與改革的關系。一般而言，后者的重要性高于前者，因為改革是宏觀經濟穩定運行的長遠和根本保障。宏觀形勢可以影響改革的時機，但不能動搖改革的決心，例如不能因通脹抬頭就放棄成品油市場化定價的改革，也不能因經濟過熱就擱置投融資體制的改革。誠如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所強調的，改革開放不能停頓和倒退。”這里許小年提出給宏觀調控正名的標準有三條：1、經濟學上有理論依據，而他所指的經濟學就是西方經濟學，最起碼凱恩斯有說過；2、一項政策只能實現一個目標；3、宏觀調控以不影響改革的大方向為前提，而他所指的改革的大方向就是逐步擺脫政府任何“干預”也即取消政府宏觀調控的經濟自由化。而本人認為，許小年給宏觀調控“正名”的三條標準均不能成立，原因在于其中蘊涵的思維方式錯誤。這說明，要給宏觀調控“正名”，首先要解決給宏觀調控“正名”的方法論問題。

給政府宏觀調控“正名”的方法論

給宏觀調控“正名”的方法論是什么？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復雜系統工程，所謂給宏觀調控正名就是用復雜系統論的方法給政府宏觀調控在市場經濟復雜系統中合理定位，明確宏觀調控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宏觀調控的性質、宏觀調控的要素、結構與功能。復雜系統論方法就是給宏觀調控“正名”的首要方法。

市場經濟發展本身是復雜系統工程。社會是一個系統，市場經濟社會也是一個系統，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經過商品經濟發展到市場經濟，不是系統化減弱的過程，而是系統化強化的過程。通過空間展示的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層次和時間上的不同階段，由經濟社會系統的性質所決定，而經濟社會系統的性質，由系統中的各個要素整體共同決定，而不是由某一方面單獨決定。因此，同樣是商品經濟，東方的特別是中國的商品經濟處于人身依附關系的四面包圍之下，因此本質上屬于農業性商品經濟；而西方的商品經濟則大部分擺脫了人身依附關系而獨立發展，因此性質上屬于純商品經濟。前者由于整體上受制于人身依附關系，所以隨著政治關系的變動而隨生隨滅，難以發展到工業經濟社會；后者則有著相對獨立的發展，所以一般比較容易持續地發展到工業經濟社會。當然，除了政治關系外，宗教意識形態、地理環境、生活方式、道德風俗習慣等都對能否進入工業經濟社會起了較大的作用。可見，決定經濟社會的性質是農業還是工業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是商品經濟一個要素，而是經濟社會系統的整體功能。在這里，生產力作為經濟社會系統的整體功能，它的標志不等于生產力本身；經濟社會系統中的任何一個要素都可以作為生產力的標志（根據系統的協同律、相關律），其中生產工具可以直觀地、典型地作為經濟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標志，但也僅僅是標志而己，而不是生產力本身，更不是決定生產力的根本因素。決定生產力的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這兩大要素中，人是根本的要素。市場經濟是以主體為主導的、主客體統一的系統發展過程，而不是“自由市場”的平面發展過程。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轉型的中國市場經濟只有放在世界經濟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得到準確定位、合理解釋與科學重建。中國市場經濟是世界經濟的“全息元”，是世界各國市場經濟的綜合，是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因而是典型的社會復雜系統，建構中國市場經濟是典型的復雜系統工程。市場經濟發展本身是復雜系統工程說明，給宏觀調控“正名”離不開復雜系統論方法。

建構新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是復雜系統工程。知識經濟發展觀是全球發展觀。知識經濟帶來的全球經濟重新洗牌，通過全球金融體制的重新洗牌來實現；全球金融體制的重新洗牌，是全球經濟重新洗牌的標志，是全球經濟重新洗牌的核心，也是全球經濟重新洗牌的主要途徑。美元為主導的世界金融體制崩潰、世界多元化經濟體系形成，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必然結果。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邏輯前提；世界經濟一體化，是經濟全球化的現實展開。應該通過金融危機的偶然性，看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必然性。工業經濟時期生產的社會性與占有的私人性之間的不對稱引起的經濟危機，與知識經濟時代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不對稱引起的經濟危機，無論在量上還是在質上都不可同日而語。在量上，前者的不對稱是算術級數，后者的不對稱是幾何級數；在質上，前者的直接原因是消費不足造成生產與消費結構矛盾，后者的直接原因是過度消費、透支消費造成生產與消費結構失衡。從后果來看，實體與實體的不對稱只要幾經磨合就可搞定；而泡沫與實體的不對稱，由于給社會造成誠信危機、給人造成信用恐懼，不可能短期修復。最可怕的是失去人心；一旦人們對經濟前景失去信心，必將引起連鎖反應。要重整旗鼓，用老辦法只能捉襟見肘；只有另辟蹊徑，才有望重振雄風。這期間的困惑，恐怕不是只要政府救市即可輕松度過；只有政府宏觀調控的系統工程才能使預期過度造成的主客體的不對稱復歸對稱。建構新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是復雜系統工程說明，給宏觀調控“正名”離不開復雜系統論方法。

市場化改革是復雜系統工程。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把社會系統從不對稱到對稱的轉化落實到實處，在宏觀上靠的就是轉型；轉型：從生存創業到生態創業的轉型，從工業經濟到知識經濟的轉型，從一元到多元的轉型，從規模到超速的轉型，從外延到內涵的轉型，從封閉到開放的轉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從價格到價值的轉型……不但傳統社會主義國家要轉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要轉型。轉型并非單向、直線的，而是傳統社會主義與發達資本主義的雙向互補融合。融合是空間時間層次的融合。空間:通過中國來展現世界。時間:通過現在來展現未來。層次:通過特殊來展現一般。中國經濟就是通過空間時間層次的轉型與融合實現建構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與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揚棄，這種市場體制轉型是積極的而非消極的，是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兩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結果，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綜合了兩大體制的優點。真正的社會主義經濟就是市場經濟，真正的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經濟。這個融合是持續不斷的過程。中國的改革開放發展，是對稱的系統工程；這個系統工程，既是歷史也是邏輯，既是過程也是結果，既是層次也是結構；是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人類實踐模式、經濟發展模式、經濟增長方式、人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轉變的“全息元”。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的系統工程，將使中國率先建成完善的市場經濟國家。建構完善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個雙向運動的對稱過程：一方面是有序化、共性化、法制化，另一方面是無序化、個性化、自由化；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綜合；既全球化又區域化。社會的調節機制越來越簡單：從超經濟強制（暴力、戰爭、人身依附關系、計劃安排）到市場，從人治經法治到法制,市場從價格機制到價值機制。許小年認為只有自由化、無政府主義才符合改革的目標，政府強化宏觀調控背離了改革方向的論斷沒有歷史的與邏輯的依據，只是一種預設前提或把結論當前提的范式偏見。市場化改革是復雜系統工程說明，給宏觀調控“正名”離不開復雜系統論方法。

既然復雜系統論是宏觀調控“正名”的首要方法，那么給政府宏觀調控正名要求整體論、全息論即“一石多鳥”、“多石一鳥”相互滲透，“月映萬川”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思維方式，而不是還原論的“一石一鳥”、“一個方程只能解一個未知數”的線性思維方式。只要運用整體論、全息論的思維方式，就可以理解：加強政府宏觀調控、把政府宏觀調控看成系統工程與市場化改革的目標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內在統一的。政府宏觀調控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宏觀調控的性質、宏觀調控的要素、結構與功能必須放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的背景條件下來把握，政府宏觀調控的“正名”必須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邏輯與中國經濟學發展的邏輯、經濟對稱發展的邏輯與經濟人性發展的邏輯、中國發展的邏輯與人類社會發展的邏輯的碰撞、揚棄與融合的結果，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哲學發展的邏輯結論。這就是宏觀調控正名的實踐依據與理論依據，其中也包括經濟學的理論依據，因為經濟學的發展如果離開了人類文明的整體發展將什么都不是，成何“理論依據”。

政府宏觀調控的“正名”不但不以凱恩斯主義為理論依據，而且政府宏觀調控和凱恩斯主義有本質區別。作為系統工程的政府宏觀調控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予”的本質區別在于：理論基礎不同：國家干予主義的理論基礎是價格經濟學，政府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是價值經濟學。經濟基礎不同：國家干予主義的經濟基礎是私有化，政府宏觀調控的經濟基礎是共有制。運用手段不同：國家干予主義熱衷運用貨幣手段，政府宏觀調控側重運用財政手段。調節目標不同：國家干予主義的調節目標是均衡，具有反周期性質；政府宏觀調控的調節目標是對稱，具有可持續發展性質。調節過程不同：國家干予主義的調節是非常態，具有即時性；政府宏觀調控的調節過程是常態，具有穩定性。社會定位不同：國家干予是宏觀經濟微觀化，宏觀調控是國家對國民經濟的調整與控制，是國家利用立法、司法、行政、經濟的手段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方向進行引導、結構進行調整、以保證國民經濟有序可持續發展的職能。宏觀調控既是微觀經濟范疇，也是宏觀經濟范疇；是使國家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得以聯接的紐帶。宏觀調控是一個系統工程，宏觀調控的主體——國家是系統，宏觀調控的客體——國民經濟是系統，宏觀調控的主客體的結合過程是系統的運動過程。以上不同決定了二者的概念不同：一個叫國家干予，一個叫宏觀調控。“調控”是積極的，“干預”是消極的。把政府“調控”定位于“干預”，正好像把“對策”定位于“博弈”一樣，錯誤的結論已經包含在前提之中。對政府宏觀調控的定位錯誤，是引起“要不要”政府宏觀調控的爭論的根源。把政府宏觀調控定位于消極的“干預”，由于本質上不能解決經濟失衡問題，所以只好走向另一個極端，只能取消政府宏觀調控。而另一方面，經濟周期波動又似乎確實離不開政府的力量；在特定條件下，政府“干預”又確實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這時宏觀經濟學又占了上風，凱恩斯主義與自由主義相互交替，說明政策“折騰”、政策危機的根源在于把政府的經濟職能定位于“干預”而不是經濟職能本身。必須把政府“干預”上升為政府宏觀調控，而不是否定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

經過“正名”的政府宏觀調控不但不同于凱恩斯主義的“干預”，而且也不同于歐美的“救市”。信奉自由資本主義的美國政府在這次次貸危機中直接介入微觀經濟、用7000億美元救市的行為，與其說是政府宏觀調控還不如說是把政府降為微觀經濟主體，既違背市場經濟原則也同所謂“向社會主義靠攏”根本不沾邊；與其說是解決金融危機，還不如說是抱薪救火，用納稅人的錢為投機分子買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和作用本來就不應該體現在救市上。所謂“救市”，就是由于投機造成的股市、房市泡沫破滅，造成投機者利益受損，要政府出來買單扶持。在美國這樣的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長期以來，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一直不能、也無必要區分投機與投資二者的本質區別，任由投機泛濫；那些投機者利用金融全球化的機會和他們嫻熟的投機技巧，利用金融創新工具，大搞金融投機。贏了是自己的，輸了讓別人買單，從而形成了無限制的、越吹越大的金融泡沫。如果泡沫小，他們可以運籌帷幄、勝券在握、得心應手、手到擒來；如果泡沫大到失控的程度，一旦泡沫破滅，他們才發現，在拖別人下水的同時，也連累自己整個國家的信用和國際地位，有可能危及自己整個國家經濟體系的基礎。這時國家政府不得不出來為投機者擦屁股。這是自由資本主義完全自由市場發展的必然惡果，政府救市只是事后補救，以挽救國家經濟體系不致崩潰而不得不采取的應急措施，與正常的國家調控有本質的區別。但這客觀上揭示了市場經濟政府宏觀調控的必然性，因此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破產。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本來一開始就不應該讓投機泛濫。而且事實上就我們國家目前的投機規模來講，投機形成的泡沫即使破滅，也不至于到了威脅國家經濟安全、造成國民經濟崩潰的地步。這時如果股市下跌房市下降就要求政府出面“救市”，簡直是開市場經濟的國際玩笑。真正屬于政府宏觀調控范疇的“救市”，是從根本入手：1、重新定位中國股市、房市，杜絕任何投機行為，并規范配置措施。股市和房市本來就不是投機、圈錢的平臺；投機者通過股市和房市圈錢，只是市場經濟的異化。填補投機者虧空的所謂“救市”、“托市”，只能是慢慢失去誘惑力的釣餌；可以一時起作用，不能常久起作用。目前的股市、房市冷暖是老百姓覺悟程度的晴雨表，而不是經濟狀況的晴雨表，也不是企業經營狀況的晴雨表。所有對于股市、房市的預測都只是一種炒作手段，對于大多數人沒有、也不應該有任何實際“參考”價值，中國政府沒必要隨風起舞。2、提供政策資源，扶持創業工程，疏通民間再生型直接投融資渠道與游資通道，改變游資與投資渠道不對稱狀態，根除股市、房市投機、圈錢賴以滋生的金融土壤。3、大量發行國債。在農村土地收歸國有、清除農村基本建設產權瓶頸的前提下，大力投資農村基本建設包括農村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知識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各級公路、信息高速公路、農村城鎮化建設。由國債投資的“新農村”建設，其收益通過項目直接收益、調整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比例來保證。這些國債可以由銀行、保險公司、社保基金認購，也可以由民間認購。大量發行國債搞基本建設，不但本身即可解決大量游資出路問題，而且可以創造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為民間創業工程順利開展、吸納大量游資提供以小搏大的杠桿。國際金融峰會與其動員各國政府幫助美國政府救市買單，遠不如讓各國領導一起研究制定國際金融新規則、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進行國際范圍的“宏觀調控”。

既然政府宏觀調控的“正名”不以凱恩斯主義為理論依據，那么給政府宏觀調控“正名”的理論依據、通過對政府宏觀調控正名把政府宏觀調控定位為系統工程的理論依據是什么？

把政府宏觀調控定位為系統工程的理論依據問題，首先是經濟學范式問題。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能否統一、怎樣統一的問題，是經濟學范式、以及經濟學范式后面的哲學范式的問題。無論是西方新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抑或馬克思的經濟學，決非在舊的范式中進行“補丁”或采用某種數學模型就可以使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得到統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完善、更先進的市場經濟，政府宏觀調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環節，必須有比西方現代經濟學更先進的經濟學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使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真正得以有機統一的，是對稱經濟學范式；對稱經濟學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統一的理論依據，也是宏觀調控的理論依據。經過揚棄凱恩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對稱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是不同的經濟學范式。不同的經濟學范式產生不同的語境，不同的語境決定同一個名詞會有不同的內涵，使之成為不同的概念。比如“市場化”、“國家調節”、“宏觀調控”、“市場經濟”、“自由市場”，等等，如果不能把它們放在不同的范式語境中定義，而是望文生義，就難以完整把握對稱經濟學，難以準確把握對稱經濟學同凱恩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區別、政府宏觀調控同國家干予主義的本質區別，難以正確把握宏觀調控正名的理論依據，難以正確把握把政府宏觀調控定位為系統工程的理論依據，也就難以真正對宏觀調控正名。而許小年的所謂“對宏觀調控正名”，實質是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范式框架中“對宏觀調控正名”，這樣的正名只對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范式語境有效，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參照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對稱經濟學范式語境無效。

市場經濟是復雜系統；對稱經濟學，就是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通過對稱的視角、五度空間觀與復雜系統論的視野，建立起來的對稱的、整體的、系統的、主體性與科學性相統一的市場經濟學。對稱經濟學，既是特殊的經濟學，也是一般的、人類的經濟學。一般的、人類的經濟學，應該成為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理論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相統一的理論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宏觀調控的方法論基礎、給政府宏觀調控正名的理論依據。對稱哲學與對稱經濟學范式通過對稱的視角、五度空間觀與復雜系統論的視野，來定位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關系，為政府宏觀調控提供方法論依據。

對稱的視角，就是與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本質不同的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對稱的視角。對稱，就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對稱。發展方式轉型與制度轉型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對稱的過程。社會主義的經濟系統是資本主義經濟系統從不對稱轉向對稱的必然結果。如果說資本主義（包括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宏觀經濟落后于微觀經濟，因而不足以實現對微觀經濟的有效調控，那么傳統社會主義則是用宏觀經濟來否定微觀經濟，造成對微觀經濟的過度控制。只有對二者的揚棄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學社會主義就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對稱。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區別開來的最本質特征，不是系統中的某一個要素，而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對稱。改革就是變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不對稱為對稱。

五度空間觀的視野，就是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的視野。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傳統馬克思主義等政治經濟學的時代背景是工業經濟，對稱經濟學的時代背景是知識經濟。知識經濟帶來經濟全球化，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使經濟發展的五度空間屬性得以充分展示。經濟全球化是空間概念，經濟一體化是層次概念。一體化意味著本原化、高層化、穩定化。全球化是一體化的基礎，一體化催化全球化。根據五度空間方法論，知識經濟是知識與經濟的重新洗牌，改革是時空層次相對稱的五度空間的模式；層次、時間、空間可以相互轉化；知識的重新洗牌帶動經濟的重新洗牌，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落后國家可以通過經濟與政治的轉型使自己后來居上，但這種后來居上是以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終點為起點，而不是重走西方國家走過的老路。因此中國的市場經濟不以西方的市場經濟為模本，中國市場經濟要不要宏觀調控、怎樣調控不以西方的市場經濟為模本，也不以西方的經濟學為理論依據。西方經濟學之所以解釋不了中國經濟，是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轉型經濟的發展是典型的五度空間的，只有用五度空間的思維方式才能與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的現實相對稱。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功，是知識經濟時代全球化經濟背景下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是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是知識經濟、轉型經濟、智慧經濟、融合經濟、回歸經濟、共有經濟、時間經濟、空間經濟、層次經濟、再生經濟等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統一；含政府宏觀調控在內的中國模式——通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建構完善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是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離開五度空間觀的視野無法理解這個過程。

復雜系統論的視野，就是市場經濟有序與無序相統一的視野。社會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經過商品經濟發展到市場經濟，社會越來越具有量子場特征，但市場經濟是一個量子場不是否定了市場經濟社會是一個系統，而是促使社會系統由簡單系統轉變為復雜系統，促使系統論與量子力學結合。系統論與量子力學相結合的結果，是使系統論演變為復雜系統論——由只有有序結構一個層面組成的簡單系統論，發展成有序與無序兩個層面組成的復雜系統論；使量子力學演變為系統論量子力學——在無序中尋找有序、把無序整合成有序、把非系統提升為系統的系統論量子力學。量子力學與市場經濟學在科學性上有著驚人的一致性：都是復雜性科學，都是在無序中包含著有序。區別在于：前者的有序無序關系是自然的，后者是人為的，人可以通過自覺活動，化無序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無序。對稱，本身就是蘊含在量子力學、復雜科學中的根本方法論原則。所以妄想用經典力學的思維方式去定位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相互關系，切割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是方法與對象的不對稱。由于市場經濟的量子力學特征，所以市場經濟學的是什么、為什么與怎么樣是統一的，實證性與規范性是統一的，真善美是統一的；是什么通過為什么、怎么樣表現出來，操作性是其內在環節。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不可分離，政府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的內在環節。

對稱哲學、五度空間觀與復雜系統論，就是政府宏觀調控的方法論；對稱經濟學，就是政府宏觀調控的理論依據。根據上述政府宏觀調控的方法論與理論依據，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我們可以給“宏觀調控”下這樣一個定義：政府宏觀調控是以政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通過行政手段與經濟手段，實現以經濟主體為主導、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的對稱關系為核心、經濟結構平衡、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行為。由于行政手段包括制度設計與政策安排，經濟手段包括財政投融資與貨幣手段，且行政手段與經濟手段相互交叉，所以政府宏觀調控是系統工程。政府宏觀調控是完善的市場經濟的必要組成部分。在對稱經濟學范式框架中給政府宏觀調控作這樣的“正名” ，是我們對宏觀調控具體內容“正名”的前提。

政府法人人格化與權貴經濟

許小年：“誰說央企是宏觀調控的工具？這話連凱恩斯也沒有說過，經濟學上有理論依據嗎？如果調控經濟成為政府經營企業的理由，那我們就回到計劃經濟好了。樓價調不下來，是不是要把房地產業國有化？然后命令國有地產商降價？是這個邏輯嗎？國企就能執行調控的任務嗎？如果真是這樣，為什么國有地產商不但不降價，反而接連拍出帝王？大蒜、綠豆漲價，是要成立國有大蒜公司和國有綠豆專業戶嗎？現在的胡說和辯護已經到了不講理的地步。”“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政府在市場中成為特殊的利益集團，對這個利益集團而言，目前這種半市場半管制的狀態是最理想的，通過管制和審批“造租”，然后拿到市場上“尋租”，就是在市場上把審批權套現。如果推動市場化的改革，就會限制它“造租”的能力，但它也不會取消市場，沒有市場，手中的審批權就沒地方套現。權貴轉化為經濟利益，這樣的市場經濟發展下去很危險，這是印尼蘇哈托的路子，菲律賓馬科斯的路子，壓制民眾的權利和企業的權利，與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方向是背道而馳的。”“央企資產擴張得很厲害啊，從2002年的7萬億增加到2009年的21萬億，還說沒有國進民退，睜眼說瞎話。市場經濟不需要央企，它壟斷資源，壟斷經營，沒有效率，政策飯、壟斷飯吃得很舒服，誰還會費神去提高效率？央企是賺錢，但有多少是壟斷利潤？如果放開競爭，它還能賺錢嗎？它壟斷了，別人就沒機會，這就破壞了社會公平。既沒效率，又不公平，要央企干什么？什么國家安全啦、支柱產業啦，種種為央企壟斷辯護的說辭都經不起推敲，言外之意都是民企經營就不能保證國家安全，民企不能發展支柱產業，從根子上和源頭上歧視民企。”

從房地產民營造成的惡果可以看出：壟斷行業民營化，將是官商勾結、投機橫行、合法牟取壟斷暴利的沃土，而投機橫行將“既沒效率，又不公平”，造成兩極分化，嚴重危害我國經濟安全與政治安全。要杜絕投機就必須把壟斷行業收歸國有國營。在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中，效率與公平的統一以社會為參照系而非以企業為參照系，壟斷行業由國家來經營對于民企是不公平的但對于社會是公平的，央企確實是宏觀調控以保證社會公平的工具；但經營者可以競聘上崗，壟斷利潤屬于國家。目前房地產屬于壟斷行業，本來就不可以民營。這樣一可以避免價格虛高，二可以避免豆腐渣工程。所有國有國營企業，其財務必須向全民公開，受全民監督，真正體現國有就是全民所有，實現民有民營民享。國有企業產品價格要實行聽證制度，而不是暗箱操作。這是反對兩極分化的必要措施，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許小年的誤區是把自然資源的壟斷和權力壟斷劃等號，把自然資源壟斷“經營”的國有企業和權力尋租劃等號，然后進一步把國有經濟和權貴經濟劃等號；他的善于定量分析的大腦總是看不到表面相似的東東后面的本質不同。自然資源的壟斷并不構成權力壟斷的基礎，自然資源的壟斷也并不天然就是權力尋租的根源。只有權力壟斷才使自然資源變成權力“資源”；如果權力屬于人民，壟斷的自然資源必將為全體人民服務。這里，只有人為壟斷才是資源“壟斷”轉變為壟斷資源的催化劑。認為資源 “壟斷”天然成為權力尋租的 “溫床”，在自然壟斷與人為壟斷之間劃等號，表面上是反對自然壟斷，實際上是肯定人為壟斷，無異于為權力尋租提供理論依據、開綠燈，說他是“周瑜打黃蓋，一個愿打一個愿挨”，或者說他是唱雙簧，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更恰當。一個國家里所有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資源，其產權只能屬于國家；使用權的分配如果采取諸如招投標的公開方式，并采取措施杜絕任何暗箱操作，完全可以有效避免權力尋租。認為要杜絕權力尋租就要改變自然資源的國家壟斷性質，就要分光使之私有化，是把產權明確與私有化混為一談，把自然壟斷與權力壟斷混為一談，把國有制、自然壟斷同權力尋租混為一談，把國家權力、任何權力與腐敗混為一談。這是私有化情結對思維方式、學術范式的滲透，然而是消極的滲透，其結果是邏輯混亂。

相對于自然資源壟斷，社會資源的壟斷更容易成為權力尋租的現實基礎。因為社會資源的人為壟斷——通過“官本位”，通過理論、政策、機制設計出來的壟斷，往往一開始就是為權力尋租提供空間。任何一項政策是好事還是壞事，不能孤立地看，而要看其產生與實施的社會條件。在權力壟斷沒有打破的情況下，任何人為設置的社會資源壟斷都有可能成為權力租源。“雙軌制” 也一樣。從字面上看，“雙軌制”是漸進式改革所必須的過渡態；但在中國當時的權力結構、社會結構大環境下，“雙軌制”確實成為腐敗機制的突破口；中國后來的大面積腐敗，其源頭就在于“雙軌制”；以致我們可以說“雙軌制”是腐敗機制，是機

制造租的模本。自然資源之所以能轉變為權力租源，其途徑正在于“雙軌制”或其演變形態。 

政府也是權利義務相統一的市場經濟的主體。企業是市場微觀經濟的主體，政府是市場宏觀經濟的主體。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法制的真諦是平等，平等的本質是人格平等，而人格平等的前提是市場主體人格化。只有人格平等，才有機會平等、競爭平等，才有效率。既然隨著市場經濟發展，政府也逐步成為市場的主體，那么政府人格化就是完善的市場經濟的必要的環節。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會通過權力尋租、轉移支付、轉嫁負擔而造成國富民窮或“衙富民窮”。在各地政府與百姓的利益“博弈”中，政府是強者，百姓是弱者。通過政府法人人格化，確立政府市場經濟主體的地位，有利于制定一套各級政府間財稅分成科學合理的“合約”機制，通過落實各級政府的法人勞動力產權，提高各級政府的法人主體性、提高各級政府發揮制度生產力的積極性，使各級政府成為市場經濟體系中占主導地位、起有效調控作用的、適格的經濟主體；有利于借助法律、道德和輿論的力量制約和規范政府行為，使政府活動遵循市場經濟公開、公平、公正，誠信、守法的一般規則，不會為了政府自身利益而無限制地侵犯人民的利益；有利于政府和納稅人之間處于人格平等的地位，政府的清廉高效才有法律保障，政府工作人員的權力運用才會得到有效監督，政府投資的企業——國有企業同民營企業、個人之間的經濟糾紛才會得到平等的解決；有利于使政府和公民一樣在法律范圍內活動，使政府的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從而消除兩極分化的根源，使改革的成果為全體人民共享。把政府排除于市場之外，表面上是限制了政府干預經濟的權力，實際上是使政府超脫于市場游戲規則之外，為政府為所欲為提供世外桃園。通過使政府法人人格化，使政府法人權利義務掛鉤，從而提高政府施政能力，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目標。而反對腐敗、提高政府清廉度、保持政策穩定性等等，只是提高政府施政能力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非全部。所以政府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和權貴經濟不能劃等號，只有不受制約的政府權力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才能異變為權貴經濟。權貴經濟的形成，并非都是通過權錢交換這樣的“硬特權”來實現，而是更大程度上通過“權權交換”這樣的“軟特權”來實現。“權權交換”，看不見摸不著、化無形為有形，然而卻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更大程度上侵襲著市場經濟的平等原則，并借市場經濟的大潮累積成權貴經濟階層。“權權交換”的“軟特權”形成于我國現有的干部制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關系網”會演變成既得利益集團，既得利益集團會發展成權貴集團。既得利益集團-權貴集團如果發展到形成各領域中“諸侯”割據的局面，就會成為權力壟斷-投機-哄抬物價-兩極分化的社會根源，社會財富將源源不斷地通過“國富民窮”、衙富民窮、官富民窮的渠道，實現從權力所有到權貴所有、市場經濟向權貴市場經濟的過渡。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家學認為“官本位”、“關系網”演變過來的權貴經濟是轉型國家對既得利益集團的贖買，是經濟轉型必須付出的代價。這是把傳統社會主義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定位成向資本主義的轉型，把改革定位為資本原始積累。我們同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家之間之所以永遠扯不到一塊，焦點就在于對轉型的定位不同。轉型作為社會主義自我完善，是絕對不容許既得利益集團干擾，也不容許對他們進行所謂贖買的；對于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干擾，只能通過民主與法制來解決。所以權貴經濟的形成并非政府經濟職能的必然產物，從“走后門”演變為權貴經濟并非宏觀調控的結果，其解決的途徑也不是什么政府退出經濟領域，而是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加強民主法治對權力的制約來解決。強化政府宏觀調控的職能與把政治體制改革擺上議事日程，二者都是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的、本質的、必然的要求。沒有強有力的政府宏觀調控，就沒有現代市場經濟；沒有政治體制改革，就沒有強有力的政府宏觀調控。這就是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方向。

“總需求”、“總供給”、“經濟過熱”都是虛幻的概念

許小年：“宏觀經濟和宏觀調控始終是關于總量的，“過熱”意味著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而“局部過熱”的說法將總量偷換為具體行業、具體市場甚至具體產品的暫時供需失衡，是為計劃體制下行政管理的卷土重來做輿論的鋪墊。同樣，通貨膨脹意味著價格總體水平的上升，將通脹解釋為個別產品價格的上漲，除了文過飾非，就是為具體產品價格的行政管理發放通行證。”在這里許小年把宏觀調控看成是調節社會總需求與社會總供給使之均衡的手段。問題是“社會總需求”與“社會總供給”是貨幣經濟學的范疇；只有抽象的貨幣經濟學，才有社會總需求大于總供給、或者社會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說法；而在對稱經濟學看來，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存在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或社會總供給大于社會總需求的情況。只有結構失衡而造成的局部供求失衡。只有貨幣經濟學才會把質上的失衡抽象化為量上的失衡。而在對稱經濟學看來，只要要素與結構對稱了，就不存在總量失衡問題。知識經濟隨著產品的無限多樣化，“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這個概念只有抽象的意義，而沒有具體的意義。“總量失衡”是個虛幻的問題，建立在“總量失衡”這個虛幻問題基礎上的“經濟過熱論”只是心動，而非風動，更非旛動。通貨膨脹與金融危機都不是“經濟過熱”造成，而是經濟增長方式與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客觀要求同現有的經濟增長方式與經濟發展模式的不對稱造成。配置型經濟是投機盛行的土壤，而投機盛行是金融危機與表面“經濟過熱”的催化劑。只要把配置型經濟轉變為再生型經濟，投機將無從興風作浪，經濟也就從此不再“過熱”。

許小年在抽象地提出“經濟過熱論”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抽象地提出流動性過剩和通脹等問題，并把抽象的流動性過剩和通脹等問題歸因于投資增長過快。許小年：“近年來我國經濟出現了投資增長過快、流動性過剩和通脹等問題，政策層面上的反應似乎是猶豫不決、求全兼顧，措施上則習慣性地以行政手段代替經濟杠桿，以致政策目標相互矛盾，顧此失彼。宏觀調控已有數年，內外部經濟失衡未見明顯緩解，政府的政策公信力受損，未來政策的實施會更加困難。”所謂流動性過剩的背后，是“生產性過剩”，“生產性過剩”的背后，是結構的失衡。從目前來看，最大的結構失衡是內需不足，內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人們的消費預期危機。消費預期就是民眾對自身長期有效消費能力的評估，長期有效消費能力評估值是有效收入能力評估值與有效付出能力評估值的加權平均值。所謂消費預期危機就是廣大民眾長期有效消費能力評估值低下，普遍、長期不敢消費、自我抑制消費需求，造成消費市場低迷、制約經濟發展。收入預期與物價預期都會嚴重影響人們的消費預期，而消費預期會嚴重影響經濟發展。例如，房地產只有在真正開發地產、擠掉泡沫、提高人的消費預期——消費信心指數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起到推動經濟的作用。而高房價政策與房地產泡沫，以及大量耕地被占用，是降低人的消費預期、阻礙經濟發展、造成結構失衡的罪魁禍首。高房價通過消費預期危機嚴重拉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后腿；認為高房價會促進經濟發展、以房地產業是支柱產業為幌子，為房地產漲價提供理論依據，只是一場經濟騙局。放水養魚、與民生息、藏富于民，是消除老百姓消費預期危機的根本途徑；停止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高房價政策，才是與民生息的必要措施。在對稱經濟學看來，主體是與客體相對稱的經濟發展與經濟規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人的理性預期包括消費預期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巨大。積極的消費預期將促進內需、推動經濟發展，消極的消費預期將造成消費疲軟、發展阻滯。對于那些把經濟活動看成只是物和物相互關系的經濟學家來講，認為房價越高越能推動經濟發展符合他們的理論背景與思維慣性，而理性預期對經濟活動的作用、消費預期危機對經濟的打擊似乎在他們的理解力之外。但這種主流經濟學與客觀現實的反差，與其說是給了主流經濟學家們抽入斷水的機會，還不如說是為經濟學范式的轉移提供了契機。因此，所謂生產過剩，只不過是相對過剩而從未出現過絕對過剩。周期性經濟危機、經濟發展此起彼伏都是經濟結構失衡而自發調節的結果，根本不是什么經濟過熱、生產過剩。從主體論的意義上看，配置經濟學、均衡經濟學就是消極的悲觀的經濟學；經濟過熱論，就是這種悲觀經濟學的產物。反過來，“過熱論”又成了束縛人們手腳的緊箍咒，用降低經濟總量來取得消極的平衡，并為以后的再一次“過熱”埋下了伏筆。對稱經濟學是宏微觀相統一的經濟學。在對稱經濟學看來，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存在經濟過熱的問題。通貨膨脹，不應該到經濟發展速度與就業率中找原因，只能在宏觀政策上找原因。經濟“過熱論”的根源：狹隘的增長觀。為增長而增長，就會出現過熱。但如果用發展統馭增長，經濟就不會過熱。失衡的增長觀。把結構失衡等同于經濟過熱，把局部過熱等同于整體過熱。失衡的金融體制。把“經濟過熱”歸結于投資增長過快，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同樣是投資拉動，是與直接投融資組合還是與間接投融資組合，后果截然相反。泡沫經濟的根源，不在于投資拉動，而在于間接投融資主導的金融體制造成的貸款膨脹。擠掉泡沫不是放慢投資增長速度，而是改變金融體制。

與生產過剩只有相對過剩而從未出現過絕對過剩不同，“流動性過剩”則有兩種情況：絕對的流動性過剩，即貨幣總量超過有效經濟總量，造成貨幣效率降低、貨幣過剩；相對的流動性過剩，即經濟結構失衡，無從發揮貨幣的再生功能，造成貨幣效率降低、貨幣閑置。

“流動性過剩”會造成通貨膨脹、投機猖獗，使經濟發展速度減緩、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如果是絕對的流動性過剩，只有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而解決相對“流動性過剩”問題的最好方法，則是減少無效投資、增加有效投資，如把現有的外匯儲備轉變為有效的基本建設投資。在目前看來，基本建設投資，只會有效不會無效。一條京津高速城鐵的建設成本按一百對列車計算，也才不過40億美元，中國目前的2萬多億美元外匯儲備全部拿來建20條這樣的高速城鐵，它所帶來的，是時間效益、速度效益、空間效益，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全國性規模經濟效益。就空間效益這一點，就可以使土地再生、平抑房價，打破房地產商的壟斷，并帶動其地方面的物價下降；它的時間空間速度效益帶動的產業重組，直接間接帶來的規模經濟效益，可以增加供給，又可以進一步平抑物價。所以要走出“流動性過剩”困境，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抽象的投資增長過快“一刀切”的辦法只能造成經濟衰退，并釀成經濟危機。“一刀切”辦法的方法論根源在于“流動性過剩”概念的抽象化，抽象的“流動性過剩”概念源于抽象的“總供給”與“總需求”概念；抽象的“總供給”與“總需求”概念源于貨幣經濟學、價格經濟學、配置經濟學。認為經濟存在過熱的理論根據是經濟發展“均衡點”理論。“均衡點”理論是配置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是消極的理論，產生于小商品經濟時期。那時人們的需求結構簡單、生產規模狹小、可再生資源有限，可再生生產能力與人的主體性發揮的空間太小、生產與消費之間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會出現所謂經濟危機。馬克思的兩大部類生產理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出來的經典的“均衡點”理論。然而到了真正社會化大生產——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所有的“均衡點”（包括生產與消費）均已不復存在；人的需求結構的變化帶來的需求的無限性，生產結構的變化帶來生產發展的無限性，決定了主客體之間只有主體主導的無限發展的可能性而無靜態的均衡。此時只有結構調整問題而無均衡問題。“經濟過熱論”及其理論基礎均衡點理論都已過時，再秉持這種理論只能損害可持續發展。如果把絕對的流動性過剩理解成貨幣總量與有效經濟總量的失衡，那么把通脹歸咎于結構失衡是正確的，但把結構失衡的深層原因歸咎于投資與消費的結構失衡，把投資與消費的結構失衡歸咎于投資增長過快，就是吃錯藥亂彈琴。如果投資增長過快會造成物價上漲，那么停止投資就可以降低物價？胡扯！把投資和消費的結構關系看成基本的結構關系，是馬克思兩大部類生產基本比例關系“原理”的引申，是“范式”滯后的產物，結果必將造成理論脫離實際。所以要走出“流動性過剩”悖境，必須先走出西方經濟學范式的悖論。

宏觀調控以經濟結構控制為目標

許小年：“顧名思義，宏觀調控指的是運用宏觀政策調節社會總需求，這里需要強調的是 “宏觀政策”和 “總需求”。宏觀政策有兩類，并且只有兩類，即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政府控制貨幣供應總量、稅收與財政開支，調節以國內消費與投資為主的社會總需求。宏觀調控從來不以供給為目標，從來不以產業結構為目標。”“政府不管供給，自然也就排除了所有以“優化結構”為名的調控措施。實踐中，計劃體制的失敗早已為“優化”的努力做了結論。從理論上講，優化的前提是最優結構的存在，并且政府對這個最優結構的把握比市場更為深刻和更為全面。然而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政府根本就不具備這樣的信息能力。全國有數以百萬計的企業，產品以千萬計，而消費者有13億，縱有三頭六臂，政府也無法獲得關于生產與消費的足夠與詳細的信息。沒有充分信息，怎么可能認識‘最優結構’？又怎么可能合理安排社會經濟活動？正因為意識到政府的局限性，我們于30年前開始了一場偉大的改革，將資源的配置從政府手中轉移到市場上來。”“根據宏觀政策和預期市場環境的變化，微觀單位做出投資的調整，由此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就是最優的，因為它最有效地銜接了社會供給和需求。換言之，‘最優產業結構’是市場自發活動的結果，是在無數市場參與者的趨利活動中形成的，它不可能被任何個體(包括政府)所事先預知，當然也就不可能作為政策的目標。”“宏觀政策的目標是總量——社會需求總量，手段也是總量——貨幣供應總量和財政預算總額”。
    政府不管供給嗎？在全球性金融危機面前，僅僅靠微觀經濟行為在工資高低、現有企業就業增減上做文章，是舍本求末；用發錢、發購物卷、降低銀行存款利率、政策托股市救房市企業稅費減免來激活低迷的國內市場，無異于杯水車薪。加大政府投資力度，以宏觀帶微觀，利用投資對消費的乘數效應、基本建設投資對投資的乘數效應，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基礎設施建設對投資、投資對消費的乘數效應是永遠存在的。而且由基礎設施建設本身的基礎性與延伸性決定，這方面的投資有無限延續的可能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基礎性與杠桿功能，使其具有連續性。政府對這方面的投資是一次性的應急措施，還是長久的戰略，不由項目本身的性質決定，而是由決策者的指導思想決定。只要決策者認清了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對稱關系，拋棄配置經濟學的“均衡點”理論，政府對這方面的投資沒有任何客觀障礙。市場靠消費，消費靠就業，就業靠企業。企業靠什么？企業不會自己從天上掉下來！企業靠創業，創業靠推動。任何時候政府對基本建設持續投資都是推動創業、牽動企業、帶動就業、促進消費、開發市場、使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有力杠桿。全球性金融危機只不過是使這個杠桿作用得以充分發揮、充分放大、充分表現而已。“應急”有可能使人大徹大悟，“急中生智”就是這個道理。在關鍵時刻，只有在象牙塔里坐井觀天的“微觀經濟學家”——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才會固守自己原來范式的一畝三分地，仍然在宏觀調控、政府投資與計劃經濟之間劃等號。

許小年認為之所以“宏觀調控從來不以供給為目標，從來不以產業結構為目標”，是由于“政府也無法獲得關于生產與消費的足夠與詳細的信息”，沒有充分信息，也就不可能認識“最優結構”；只有“將資源的配置從政府手中轉移到市場上來”，才能獲得充分的信息。也就是說，微觀經濟主體即企業的信息比宏觀經濟主體即政府的信息要更充分、更對稱。微觀經濟主體的信息是天然對稱的，因而可以對自由市場放縱，源于理性預期學派所提出的所謂“有效市場假說”。這一假說主張，一種資產的價格含有全部相關信息，不可能受到系統化的高估或低估。正是因為各方普遍相信這一理論，才導致金融危機之前出現“信貸泡沫并不存在”這一觀點盛行一時，美國的克林頓政府在1999年廢除了1933年銀行法，推出新的銀行法就不再對商業銀行從事金融投資進行限制。此后到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政府對金融監管不斷放松，再加上實行低利率政策，使得華爾街金融投機無限膨脹，帶動了美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的金融泡沫的擴大，導致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節，造成兩極分化，釀成薩金特難以解釋的99%反對1%的“占領華爾街”游行。這說明微觀經濟主體的信息并不對稱，微觀市場并非有效；也說明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對稱結構是基本的經濟結構之一，要維持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對稱結構離不開政府的金融監管，否則必將釀成金融危機。這說明政府宏觀調控必須以經濟結構控制為目標而非以所謂“調節社會總需求”為目標，手段也離不開行政手段而不是僅僅是“貨幣供應總量和財政預算總額”這一純經濟手段、純數量手段。

從弗里德曼開創“貨幣主義”以來，為了給日益復雜的金融衍生品進行精確的定價和分析，經濟學家們越來越喜歡用數理模型和定量計算的方法來研究經濟學。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金特的結構宏觀計量經濟學與西姆斯的時間序列計量經濟學、向量自回歸模型都是基于數據的統計性質建立模型，其數據是對政府與“理性經濟人”“預期”之間長期博弈的統計結果，這對于政府與“理性經濟人”之間調整自己的博弈策略是有用的，在這個成果基礎上可以使政府與“理性經濟人”的預期之間在更高層面上進行博弈，但對于真正的政府宏觀調控沒有任何意義。在現實上，要使宏觀調控真正有效地落實到實處，使政策方針宣示、具體政策制定、政策實際執行相互銜接，公平與效率得以統一，本身也是一個系統工程。這個系統工程應該按照公平與效率一致的原則來設計，最終形成宏觀經濟機制。宏觀調控的中心是社會系統的對稱，包括宏觀經濟結構的對稱與微觀經濟結構的對稱。生產力發展要求與生產關系之間、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對稱，健全的民主與健全的法制的對稱，效率與公平的對稱，我們可以把其看成宏觀經濟結構的對稱；產業結構的對稱，我們可以把其看成微觀經濟結構的對稱。宏觀經濟結構的對稱主導與制約微觀經濟結構的對稱，微觀經濟結構的對稱落實和體現宏觀經濟結構的對稱。由于對稱型調控不同于均衡型調控，所以在對稱型調控中，不以經濟總量——量的控制為目標，而以經濟結構——質的控制為目標。僅僅以量的控制為目標，經濟發展是不可持續的；只要經濟結構對稱，經濟發展永遠不會過熱。

“全國有數以百萬計的企業，產品以千萬計，而消費者有13億，縱有三頭六臂，政府也無法獲得關于生產與消費的足夠與詳細的信息”、“宏觀政策的目標是總量——社會需求總量，手段也是總量——貨幣供應總量和財政預算總額”這兩句話說明，無論是許小年還是哈耶克都是從信息認識論、計量經濟學而非從信息控制論的角度來理解社會宏微觀領域的信息對稱問題，得出政府根本就不具備以結構調整為主要內容的宏觀調控的信息能力，這是方法論的錯誤，因為這個錯誤使他們把結論當前提。對策論與博弈論、控制經濟學與計量經濟學有本質的區別——建立在計量經濟學與博弈論基礎上的信息經濟學根本不能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只有建立在對策論基礎上的控制經濟學才有可能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正像許小年說的，由于“經濟人”有理性預期，會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所以僅僅通過信息統計、經濟計量行為和純數量著眼的經濟刺激政策來解決經濟主體的信息對稱問題是遠遠不夠的，必須通過制度設計，而制度設計是包括社會行政控制在內的社會系統工程。西方信息經濟學、計量經濟學與博弈論恰恰缺乏社會系統工程范式，他們的線性思維方式也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有這個范式。所以他們永遠解決不了信息不對稱向對稱轉化問題，也永遠不可能使博弈論升華為對策論、計量經濟學升華為控制經濟學。他們的有關“制度設計”、“機制設計”理論與方案，均屬于博弈論與計量經濟學的范疇；根據他們的博弈論與計量經濟學原理制定出來的政府刺激經濟政策只能“按下葫蘆浮起瓢”，永遠無效。他們之所以要把實踐中屢屢碰壁的“博弈論”、計量經濟學奉為金科玉律，只不過是由于他們的線性思維方式。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的信息是否對稱問題不僅僅是消極、靜態、認識論意義上的，而且是組織行為學意義上的；也即可以通過機制乃至制度設計進行引導和控制，使之揚棄預期、引導預期、符合預期，從而使信息由不對稱轉變為對稱。因此，信息是否對稱的問題，不是數量統計問題，而是組織行為學、社會工程學、經濟控制論、宏觀調控的系統工程學問題。這對于只會躲在象牙塔里玩數量統計、數字游戲的西方經濟學家來講，是無法理喻的。

控制經濟學意味著宏觀經濟對微觀經濟的控制、宏觀經濟學對微觀經濟學的提升。這是知識經濟時代人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經濟學范式的轉變。控制經濟學提供了一個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知識經濟學與物質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融合起來的整體框架，也為政府宏觀調控提供了理論依據。在控制經濟學看來，計劃以及通過控制（政治，法律，行政）、道德、輿論來實現計劃，是優化配置資源、并通過優化配置資源實現資源優化再生的必要途徑。西方經濟學家之所以不能從信息經濟學上升到控制經濟學，根源于他們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脫節，同時也由于他們的意識形態作祟。要理解控制經濟學，就必須把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統一起來才有可能；而這對于擅長線性思維的西方經濟學家來講，是不可能做到的。似乎鉆牛角尖是西方經濟學家的拿手好戲，要用復雜系統論的方法把社會經濟系統統一起來研究，恐怕有點力不從心。同時，要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來“控制”經濟，好像會為計劃經濟的合理性留下空間，為他們所圍剿的“社會主義”留下突破口。因此，他們只會在信息不對稱上做文章，至于怎樣使信息不對稱走向對稱，只能束手無策、茫然不知所措。這在信息大爆炸時代，只能落伍。因為在信息時代，通過控制完全可以實現政府信息從不對稱向對稱的轉化。造成信息不對稱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認識論意義上的，即客體本身的靜態的信息，一個是價值論意義上的，即主體的價值取向、道德水準、合作態度。而這兩方面，都可以、也只能通過制度設計來解決。在這方面，社會主義國家確實有某種程度的優越性。

宏觀調控以產業政策為主導

許小年：“經濟結構是靠市場調整的，不是靠政府的部委，部委從來就沒調整好結構。結構調整通過市場的擇優汰劣完成，是在市場競爭中實現的。政府怎么知道哪些行業應該發展，哪些行業不該發展，哪些企業有競爭力，哪些沒有？即使知道，它會扶持優秀的民間企業嗎？它只會扶持國家隊、“共和國長子”(國資委領導語)，也就是央企，因為央企事關國家安全和支柱產業嘛。”“宏觀政策的目標是總量——社會需求總量，手段也是總量——貨幣供應總量和財政預算總額。各部委頒布的產業政策、房地產政策等因此都不屬于宏觀調控的范疇，而是行政管理或管制具體行業的供給。如此界定宏觀調控，看似過于拘泥詞義，未免狹窄與刻板，實際上卻有著堅實的法理和經濟學理論依據，并且在實踐中得到了驗證。”宏觀政策的目標和手段只能是總量，經濟結構只能靠市場調整，政府只能無所作為，產業政策、房地產政策等因此都不屬于宏觀調控的范疇嗎？NO!在國民經濟系統的建構與健康發展中，政府的產業政策導向不但是必要的環節，而且是主導的環節；如果確有必要扶持具體某些央企，那么扶持這些“事關國家安全和支柱產業的央企”也是體現了政府的產業政策導向。政府的產業政策導向對于宏觀的經濟結構調整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政府產業政策導向：轉變發展模式。發展就是解決人類外部性問題。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證明市場經濟已經立體化；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改變觀念，調整產業政策，把原來的所謂“外部性”納入市場經濟內部來定位，把原來屬于外部性的因素納入市場調節的范圍，并制定政府新的產業政策。這樣的 “新興產業”有：環境保護工程。要把環境保護政策落實為產業政策，納入國家財政投資范圍。災害防范工程。任何天災都要通過人禍起作用；房屋倒塌的直接原因是豆腐渣工程，起碼未達標。腐敗防治工程。據統計，社會交易成本占國民生產總值50%以上，而腐敗直接間接給社會增加的社會交易成本，起碼占社會交易成本的50%以上。腐敗破壞社會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說明政府是市場的內在環節，法制是市場機制的必要組成部分。要使市場經濟體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發展，充分競爭的經濟必須與民主政治相對稱。作為先進生產力代表的共產黨，應該為建立健全的市場體制起引導作用；作為執政黨，共產黨還應該為建立健全的市場體制起領導作用。這樣就可以消除自由主義與干予主義的對立。國民素質工程。國民素質工程不是國民文憑工程，而是國民知識、法制、誠信、民主、能力工程。以上四項產業化，必須以政府為投資主體，予以開發、建設，以消除所謂“外部性”問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轉變發展模式僅靠民間力量無法進行。

政府產業政策導向：轉變增長方式。不同的產業政策體現了不同的增長方式。增長方式從低級到高級分為資源增長型、產品增長型、資產增長型、資本增長型、知識增長型。房地產產業就貨幣形態來看，由于其對GDP的貢獻主要靠賣地，所以主要屬資源增長型；就實物形態來看，主要是產品增長型與資產增長型。無論是資源增長型還是產品增長型、資產增長型，是工業經濟時代的經濟增長方式，同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腳步不相稱，不具備可持續發展潛力。不同的產業政策，體現了不同的經濟學范式。在配置經濟學看來，賺錢多的是支柱產業，房地產是GDO大戶，所以房地產是支柱產業；在再生經濟學看來，能帶動再生生產力發展的是支柱產業，基本建設有投資的乘數效應，投資有消費的乘數效應，是資源可再生之路、可持續發展之路，所以基本建設是支柱產業。不同的產業政策，體現了不同的發展觀。是否以房地產為支柱產業的政策取向的背后，是不同的發展觀：是以GDP增長率提高為經濟發展的目標，還是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為經濟發展的目標。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為經濟發展的目標是以基本建設為支柱產業還是以房地產為支柱產業不僅僅是概念之爭，而是體現了產業鏈之間邏輯的與歷史的關系，也體現了不同的發展戰略。如果以城市化為發展戰略，就必須以房地產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為發展戰略，就必須以基本建設為支柱產業。城市化是與工業化相伴隨的發展戰略，與后工業時代的發展要求似乎不大對稱。把房地產作為優先考慮的龍頭項目，試圖以此來帶動GDP的增長，是貨幣經濟學而非發展經濟學的產物。如果說，房地產是支柱產業，那么首先“地”是支柱產業；而地是怎么來的？開發來的。開發有外延和內涵兩方面，其中應該是外延開發帶動內涵開發。而外延開發，靠的就是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建設不但可以加速外延開發，而且可以使外延開發轉變為內涵開發。基礎設施建設誰來進行？政府，只有政府才有能力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一個國家的經濟安全體系，能源、原材料、糧食安全體系是基礎，科技安全體系是主導，金融安全體系是核心。金融安全體系-金融危機的防范體系本身也是一個由經濟學范式、增長方式、發展模式、經營模式組成的系統工程。金融危機防范體系的核心是金融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的背后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離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定位金融體制改革，離開金融體制改革建構金融危機防范體系，只能是舍本求末。實踐證明：建立金融危機防范體系不僅是靠外匯管制、人民幣不可完全自由兌換、匯利率高低、人民幣升貶、巨額外匯儲備等來“干預”，也不僅僅是靠“理性預期”的調整、“危機預警”的掌控。“干預”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僅僅著眼于金融政策與監控措施的“金融危機防范體系”將捉襟見肘、左支右絀，難以抵擋全球化的金融危機。以金融體制改革為核心的金融危機防范體系必須以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與科學發展為整體框架，體現經濟學發展的邏輯與經濟發展的歷史的一致、經濟主體性與經濟規律性的統一。金融發展觀是科學發展觀的組成部分；用科學發展觀指導金融發展觀，用金融發展觀指導金融體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機防范體系。這個社會系統工程只有政府宏觀調控才有可能，僅靠民間力量根本無法實現。

政府產業政策導向：建立國民創新體系與國民創業體系。國民經濟系統由國民創新體系與國民創業體系組成。國民創新體系與國民創業體系的建設是系統工程，在國民創新體系與國民創業體系的系統結構中，知識經濟與創業經濟是對稱的兩個基本層面。知識經濟是創業經濟的主導，創業經濟是知識經濟的基礎、前提、動力與落腳點。沒有創業經濟，知識經濟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知識經濟只有同創業經濟相結合，才能成為完整的、對傳統經濟相容超越的經濟形態。建立國民創新體系是原創思想的激勵與保護工程。 “為有源頭活水來”，原創思想既是建立國民創新體系的前提，也是建立國民創新體系的目標之一。建立國民創新體系是教育、學術與智力開發體制的轉變。要產生原創基礎理論，就要建立創新型的教育體制、學術體制與智力開發體制，而不是對現有的教育體制、學術體制與智力開發體制進行修修補補的改良。建立國民創新體系是市場核心機制的轉換。建立國民創新體系要求以價值機制取代價格機制成為市場經濟——知識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并在此基礎上重建社會價值體系、重新定位所謂的教育、學術“產業化”。只有以價值機制為核心，避免“一切向錢看”，才能真正形成主體性的教育學術體制，使主體性的教育學術體制和主體性的經濟發展模式接軌。建立國民創新體系是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軌。國民創新體系是現有學問模式的轉軌、科研模式的轉軌、教育模式的轉軌、經營模式的轉軌，并由此帶來經濟增長方式與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軌。應該讓知識市場健康發展，使知識產業成為主導產業，知識成為生產系統中的主導要素，用知識運營帶動資本、資產、產品運營，用知識和知識產業滲透、整合、提升傳統產業。建立國民創新體系是鼓勵創新、保護創新的社會系統工程。這個系統工程的主導是政治民主化。這個系統工程的核心是學術民主化。這個系統工程的基礎是社會生活民主化。創造性思想源于創造性勞動，創造性勞動源于人身依附關系的擺脫，人力依附關系的擺脫源于政治民主、學術民主、經濟民主與社會生活民主。鼓勵、保護創新的國民創新體系本身是一個代表先進文化發展方向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學術體制、教育體制、輿論導向、法制建設、市場機制、發展模式相配套的社會系統工程。在再生型與福利型的國民經濟系統中，國民創新體系是主導，國民創業體系是基礎和落腳點。國民創業體系也是是系統工程。創業系統工程從宏觀來看，就是人類二次創業工程。人類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兩次創業。第一次創業，是由低層的經營活動向高層的經營活動轉移，第二次創業是用高層的經營活動統馭低層的經營活動。二次創業，就是以知識產業為龍頭，以對人類第一次創業的成果——傳統產業——按生態原則重塑改造為途徑，以人與環境的協同為基礎，以人類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歸宿。如果說，建立國民創新體系是鼓勵創新、保護創新的社會系統工程，那么建立國民創業體系也同樣是鼓勵創業、保護創業的社會系統工程。創業自由的前提是平等競爭，平等競爭的保障是法制環境，法制環境的基礎是司法獨立、民主選擇、民主監督。創業系統工程從中觀來看，就是民間的創業潮。創業潮：民營企業的一次創業、二次創業與國有企業的二次創業。創業系統工程從微觀來看，就是建構創業工程的主體——創業型企業與企業主體性。創業系統工程從程序上看，是創新→創造→創業→創業工程→國民創業工程的邏輯進展，是市場經濟體系→知識經濟時代以知識運營為主導的知識市場經濟體系的歷史進程，是國民創新體系→國民創業體系的整體延伸。知識經濟的時代要求與人類二次創業的歷史定位，決定了國民創新體系與國民創業體系的相互關系：國民創新體系是國民創業體系的主導，國民創業體系是國民創新體系的基礎。沒有國民創業體系，國民創新體系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我們不但要建設創新型國家，我們更要建設創業型國家。但沒有國民創新體系，國民創業體系將落后于知識經濟時代。在國民創業體系基本建設投資中，最大、最基本的基本建設投資，是基礎科研的投資，其次是技術開發與技術轉化的投資。因為只有基礎理論的突破，才有新技術誕生；只有新技術的誕生并及時轉化為現實的生產項目，才有新能源、新材料的產生，才有再生經濟、可持續發展經濟。而這些基礎理論的突破、新技術開發、轉化與運用，不僅僅是加大貨幣投入就能解決問題；更根本的，是科研人員的整體素質，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發揮問題。這就牽涉到科研和教育體制問題。 創業工程，使效率與公平、政府調控與經濟自由、增加就業與貨幣穩定、消費擴張與生產發展等許多似乎對立的東西建立起對稱關系，使之相輔相成；建設國民創新體系與國民創業體系，可以使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相對稱、公平與效率相一致的再生型與福利型國民經濟系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的系統工程就是建設對稱的國民創新體系與國民創業體系，這個社會系統工程只有政府宏觀調控才有可能，僅靠民間力量根本無法實現。

政府宏觀調控的途徑：貨幣穩定財政積極

許小年：“宏觀政策不以供給結構為目標，這并不意味著它對結構沒有影響。以利率政策為例，若運用得當，可實現比行政性產業政策效果更好的結構調整。當利率上升時，資金成本增加，企業會重新算賬，取消預期投資收益低于資金成本的項目，將資金轉入投資凈收益仍然大于零的領域。這樣的調整是基于效率的，由市場擇優汰劣，而不像產業政策那樣按行業“一刀切”。因是自愿調整，既不存在 “下有對策”的困擾，也沒有主觀判斷所引起的社會公正性問題。”許小年認為只有以利率政策為手段的宏觀調控、間接實現結構調整的目的才是正當的宏觀調控，而且比行政性產業政策效果更好；通過行政性產業政策間接實現結構調整的宏觀調控是不正當的，而且效果不好。許小年在新自由主義的范式框架中定位貨幣手段，放在這里是時空錯位。如果說，在市場經濟不成熱時期，貨幣屬于宏觀經濟領域，那么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成熟，貨幣的作用越來越小，貨幣將逐步從宏觀經濟領域下降到中觀、微觀經濟領域。用貨幣來說明一切、解決一切問題的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將是宏觀經濟微觀化的一種表現，也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看家本領。在穩定型經濟中，貨幣政策只有穩定，而無緊縮性與擴張性；正好像經濟發展只有失衡而無“過熱”一樣。銀行只能國有；民營銀行要納入投資銀行，民間間接投融資要納入直接投融資框架中才能有序運轉。在實踐中，解決內需不足的擴張性政策如果僅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貨幣政策，解決通貨膨脹的緊縮型政策如果僅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貨幣政策，均會造成惡性循環。但如果采取再生型財政投資搞基本建設，鼓勵和扶持創業，就可解決就業不足、需求不足問題。目前基本建設的重點應是農業信息化、能源、交通、環保、尖端科技與教育、旅游，應當是財政投融資與扶持中小企業、鼓勵創業并重，并使它們有機結合。只有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以政府長線投資與民間短線投資并重，以前者為主導，以后者為基礎，才能可持續發展，解決消費與需求不足問題，并從根本上解決供給不足問題。而所謂通過鼓勵消費甚至超前消費來刺激市場是小聰明的作法。這種小聰明也是配置型經濟學的悖論之一。同時，以利率手段來調節經濟，必然帶來利率不穩，而利率不穩定必然帶來經濟不穩定，因此宏觀調控的內容之一就是保持利率穩定。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姆斯以"矢量自回歸"模型為依據，研究出分析經濟狀況如何受短期經濟政策變化等因素影響的方法。例如，運用這種方法檢驗中央銀行加息所產生的影響，可以發現在加息后，通脹率通常需1年至2年才下降。對于自己獲獎的研究成果，西姆斯認為央行應用最廣泛的是“試圖找到貨幣政策的效用”。他指出，他的理論的主要貢獻在于提供一種弄清利率與通脹水平關系的方法。本人認為，弄清利率與通脹水平關系的最根本的方法，是利率穩定，通過利率穩定以不變應萬變，而不是舍本求末、隨行就市，或者去追蹤統計利率水平與通脹水平的相關系數。利率穩定體現幣值穩定，但利率穩定不等于利率固定；利率應隨著幣值變化而變化，但變化的根據只能是幣值變化而不是其他因素——利率變化只能是貨幣價格的變化，而貨幣價格變化的依據只能是貨幣價值的變化。“利率穩定—利率確定”要成為基本的貨幣政策：利率高低的后面，是幣值的高低；幣值高低的后面，是人民財富的增減。因此，“貨幣手段”——“利率手段”本來不應成為宏觀調控的工具。存在銀行里的儲蓄，是老百姓的產權，而產權的背后是人權。對于相當一部分人來講，這些錢是他（她）們的養老、醫療的基本保障，因而還體現了他（她）們的人身權、人格權與生存權。保護廣大老百姓的這一基本的私有財產不被侵犯，不被少數投機者的興風作浪而被淘空，是政府的職責。如果政府聞風起舞，用利率手段來調控宏觀經濟走向，其中形成的彈性空間，將成投機者鉆營的空間，相應地也將有可能成為相關官員搞內線交易進行權力尋租的空間。因此把利率作為宏觀調控的手段，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鼓吹讓利率隨行就市二者兩極相逢，都是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錢（有的是終身省吃儉用留下來的保命錢）當成可開發的資源。不知口口聲聲尊重產權——私有產權、主張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家，為何對廣大普通百姓存在銀行里的保命錢如此輕率？中國的儲蓄率如此之高，既為投機者鉆營提供了巨大的運作空間，又為政府保護其“神圣不可侵犯”提供了巨大的政策需求。使中國老百姓存在銀行里的巨額儲蓄保值增值，作為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義不容辭、責無旁貸。而使儲蓄保值增值根本的、也是唯一的辦法，是穩定幣值、穩定利率，不把玩利率作為宏觀調控的手段。因此應立法禁止用銀行（貨幣手段）調節經濟。當然利率穩定也不等于利率單一，可以根據不同的借貸對象、目的，制定不同的利率標準。但這不同的利率標準后面的，只能是同一個貨幣價值的不同表現形式——不同的價格后面，反映了同一的價值——在不同的風險系數、不同的周轉速度、因而不同的利率標準后面，其幣值是等價的。利率標準的區別對待，不但未否定貨幣的穩定性，而且恰恰證明了貨幣的穩定性。利率穩定=利率確定≠利率固定≠利率單一。根據歷史的經驗教訓和我國的現狀，我國的經濟安全最重要的是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錢袋安全。應該把貨幣政策上升到產權制度、人權和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和諧社會的高度來定位。通過立法與相關配套措施，保證人民幣幣值穩中有升，從而保證人民“恒產恒心”、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發展。所以許小年玩利率政策的宏觀調控是在玩火，真正有效的宏觀調控措施只能是貨幣永遠穩定財政永遠積極。

政府宏觀調控的根本目標：效率與公平的統一

許小年：“市場經濟不需要央企，它壟斷資源，壟斷經營，沒有效率，政策飯、壟斷飯吃得很舒服，誰還會費神去提高效率？央企是賺錢，但有多少是壟斷利潤？如果放開競爭，它還能賺錢嗎？它壟斷了，別人就沒機會，這就破壞了社會公平。既沒效率，又不公平，要央企干什么？什么國家安全啦、支柱產業啦，種種為央企壟斷辯護的說辭都經不起推敲，言外之意都是民企經營就不能保證國家安全，民企不能發展支柱產業，從根子上和源頭上歧視民企。” “房地產政策等因此都不屬于宏觀調控的范疇，而是行政管理或管制具體行業的供給。”“大蒜、綠豆漲價，是要成立國有大蒜公司和國有綠豆專業戶嗎？”許小年之所以把央企和破壞公平效率劃等號，因此認為“市場經濟不需要央企”，一方面是由于他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范式偏見，另一方面也是央企自身的定位模糊。

效率與公平的統一是政府宏觀調控、結構調整的根本目標與落腳點。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導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導，而是國家掌握國民經濟的命脈，從而能反對各種民間壟斷、保護和促進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競爭，使效率與公平相互促進。土地、礦山、河流等重要資源以及自然壟斷的產業必須由國家掌握并有計劃開發、使用、經營。從宏觀調控的角度來看，政府投資的產業并非是能在金錢創造利潤的產業，而是能給社會帶來效益（公共品只是社會效益的一種，不是全部）的產業；國有企業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本來不是價格經濟學范疇中的利潤，而是價值經濟學范疇中的效益。把所有東東包括公共品都拿去產業化以使利潤最大化，比如教育產業化、學術產業化，搞得學校不像學校倒更像企業，破壞了社會機會公平原則，以致央企成為政府與“民”（不是民企的“民”，而是老百姓的“民”）爭利的手段，本來是經濟微觀化與貨幣經濟學的產物，也是機械照搬照套西方現代經濟學的結果，與真正的宏觀調控無關，反對這樣的“產業化”或把部屬高校演變成“央企”恰恰是真正的宏觀調控的內容，所以不能因為這些“產業化”給社會帶來消極影響而整體否定央企、否定宏觀調控。事實上，正是許小年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極力鼓吹社會貨幣化、社會產業化、教育產業化、社會價格一元化，才把北大、清華這樣的部屬高校搞成“央企”的，所以許小年們反對央企和他們宣傳的理論對立。從房價越高市場消費越火、政府越調控樓盤賣得越快可以看出，房地產是高度自然壟斷行業；而且由于其自然壟斷的是人的基本必須品，因此出現超常暴利是很平常的事。但平常不等于正常，房地產作為高度自然壟斷行業民營化為官商勾結提供了溫床，也成為老百姓個人財富的盤剝機。用這種辦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只能造成兩極分化。房地產產業就貨幣形態來看，由于其對GDP的貢獻主要靠賣地，所以主要屬資源增長型；就實物形態來看，主要是產品增長型與資產增長型。無論是資源增長型還是產品增長型、資產增長型，是工業經濟時代的經濟增長方式，同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腳步不相稱，不具備可持續發展潛力。房地產投機是民營和自然壟斷相結合造成的目前中國最大的投機，房地產投機已經快速催化中國兩極分化，危及中國的經濟安全與政治安全。所以房地產監管與金融監管一樣，都必須納入宏觀調控的范疇。這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決定的，因此不需要凱恩斯的批準。為了促使和鼓勵各地政府對開發進行科學規劃、有效監管，促使和鼓勵開發商開發荒地、山地、邊角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房地產企業只能國有國營，但產品價格不能隨行就市，而只能根據上述標準進行聽證后制定。只有這樣，土地可再生才能由可能轉變為現實，房地產業才能真正回歸理性，GDP增長數據才能擠掉泡沫，人民才能真正安居樂業。而大蒜、綠豆由于不是自然壟斷產品，其投機漲價完全是由民間投機造成，只要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即可處理，沒必要成立國有大蒜公司和國有綠豆專業戶來打壓。許小年把“房地產”和“大蒜綠豆”混為一談，說明他頭腦里沒有“自然壟斷”與“人為壟斷”這兩個概念的區分，因此他無法給央企以合理的定位、無法給宏觀調控正名也就不足為奇了。為了限制間接投融資的發展、避免貸款膨脹引發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炒家利用熱錢制造金融危機，禁止私人、民間、外資在中國開辦或參股銀行和保險公司是必要的；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應全部國有國營，不得上市融資，并限定金融衍生品的使用范圍，使其不致成為投機的工具；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社保基金除了可以購買國庫券外，嚴禁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社保基金參與直接投融資業務；鼓勵與支持私人、民間、外資創辦或參股投資銀行。投行與銀行的最本質區別，就在于投行通過直接投融資為實體經濟服務。必須嚴禁投行開辦間接投融資業務，投行的虛擬直接投融資必須落實為實體直接投融資。中國的外匯儲備只能拿來進口國內再生型直接投融資、特別是再生型基本建設所需要的緊缺物品，而不應購買國外投機性極強、風險性極大的金融產品。整體上，在宏觀調控中，應該淡化銀行功能、強化財政功能，并把提高財政能力作為提高政府宏觀調控能力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只有從資金源頭上堵住金融投機、特別是國際金融投機的漏洞，才能防范虛擬經濟演變成虛幻經濟。要抑制配置型“創業”，從數據源頭擠掉金融、GDP中的泡沫；要建立經營權為中心同所有權統一的經營體制、國內市場為中心同國外市場相統一的市場體制；要奉行獨立的貨幣政策。運作中國外匯儲備的中國投資公司，其資金運作只能是在進口產品上作中國宏觀調控中財政政策的補充，輔助國內產業政策，彌補中國出口導向造成的國內產品的空缺，而不是拿來炒股。用國有企業的資金來炒國有企業的股，實際上是政府投機，其結果是助長股市泡沫，增強國企圈錢力度；在國有企業的錢從這個口袋到那個口袋轉移的過程中，一方面中飽個人私囊，另一方面使散戶的錢大量流失。中投公司的美元本來就是來自用增發人民幣收購進口企業美元而來，如果不能在實物進口上彌補市場空缺，將使國內通脹持續，使全體國民財富受損。出口導向型經濟能否使全體人民受益就看你外貿盈余怎么用。必須使中投掌握的兩萬多億的外匯盈余運作置于全體人民的監督之下，而不是成為少數人“全體一致通過”的玩錢游戲。玩錢、投機，只會使原來的出口導向、掏空國內市場、貨幣虛高造成的通脹雪上加霜。央企的作用應該是提高企業、民族與國家經濟體系的主體性，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筑起一道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的防火墻，保障國內國際效率與公平的統一與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央企的定位正確、準確、明確，那么央企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保證效率與公平統一的有力工具。

農村土地國有制與政府宏觀調控

許小年：“要從立法上明確農民個人的產權，取消集體所有制，土地才能入市。現在農地入市，流通的是經營權，而不是所有權，解決不了問題。我在湖南做過調查，農民自發組成了合作社，他們反映，合作社發展中最大的問題是得不到銀行融資，不能用土地作為抵押從銀行獲得貸款，因為農民只有土地經營權，沒有所有權。銀行問他們，你貸款還不了的時候，我能賣你抵押的土地嗎？如果不能賣，我就不能接受土地作為抵押品。所有權是繞不過去的，市場經濟一定是以個人所有權作為基礎的。土地制度改革推不動，原因就是政府與民爭地，政府與民爭利。”本人認為，解決政府與民爭地、政府與民爭利問題的根本途徑，不是農村土地私有制，而是農村土地國有制；只有農村土地國有制，才能把加強政府宏觀調控與保障農民利益有機統一起來，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

在對稱經濟學——國家宏觀調控與微觀經濟活力相對稱的經濟學看來，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內容，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是從農村土地入手；不但要從擴大農民土地經營權入手，而且要從明確土地所有權入手。城鄉一體化的基礎是城鄉土地產權一體化，雙層經營體制的前提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如果說，城市工廠的公有制必然要求農村的公有制與之配套，那么，城市土地的國有制必然要求農村土地國有制才能成龍。把農村土地全部國有化，使農村土地所有制和城市土地所有制并軌，使農村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徹底分開，解除國家投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與新農村建設的產權瓶頸，是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體制、發展城鄉統一的市場體系、使農村享受和城市同等國民待遇、消除城鄉差別的基礎，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

農村土地國有制有利于農村土地產權明確。“三農問題”的癥結，是農村土地產權模糊。只有國有才能做到農村土地產權明確，使農村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徹底分開；在擴大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促使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同時，可以從法制上有效避免農村土地經營權吞并所有權、使農村土地私有化或變相私有化；杜絕農村土地產權模糊和經營權擴大之間的不對稱形成的、供“正經歪唱”的政策漏洞與尋租平臺。確立農村土地國有制是擴大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促使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政策出臺必要的法制前提與配套措施。

解決三農問題，要用市場經濟，而不是用自然經濟、小商品經濟來定位“三農”問題，把“三農”問題看成完整的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一環來解決。目前從執政黨和國家政策可以決定土地承包期長短來看，在事實上國家擁有土地所有權，而農民包括其村社集體組織并不擁有事實上的所有權。農村土地所有權這種理論（含法律）和事實之間的不對稱，使農村土地產權處于模糊狀態。而市場經濟的基礎和前提之一，是產權明確；所謂產權明確就是明確產權主體與產權邊界。首先是明確產權主體。產權主體無非是個人、集體、股份制、國有制。鑒于我國歷史原因和社會制度，土地分給個人的土地私有制根本不可能。而股份制的前提是私有制，土地私有制不可能，土地股份制也就不可能。由于村社集體組織的臨時性、可變性，所以由村社集體組織作為產權主體，將造成主體不確定、主體缺位。只有國有，才能做到土地產權主體明確；同時由于國家的至大無外性，只有國有才能做到土地產權的邊界明確。也就是說，只有國有才能做到農村土地的產權明確，使農村土地成為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中適格的基礎。農村土地產權明確，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

農村土地國有制可以為農村市場化改革提供基本的制度保證。土地所有權國有與土地使用權流轉互為前提、提高農村土地所有權公有制的層級同提高農村土地使用權靈活性的程度相輔相成，農村土地國有制可以在加快市場化改革、搞活微觀經濟、搞活農村微觀經濟的同時，保證我們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避免土地流轉化演變成土地私有化、變相私有化、土地資本化，避免土地資本化造成的“圈地運動”使農民流民化、赤貧化，根除中國幾千年來因土地私有、土地兼并引起兩極分化、朝代更迭的源頭。

農村土地國有制有利于農村的基本建設。農村的基本建設，包括信息化建設與知識化建設。前者主要指信息高速公路，后者主要指農民的文化素質提高。這兩方面只有政府投入才有可能做到。政府所要做的，是在把土地全部國有化的同時，投資農村城鎮化必須的基礎設施（主要是信息高速公路與交通、水利、水電、學校、醫療保健設施）建設，并通過小額貨款，扶持農村創業工程。加大國家宏觀調控力度，使農村土地使用納入國家宏調的一盤棋中，以實現整體規劃。通過加大對農村基本建設的投資力度和農村創業工程的扶持力度，提高土地和農村勞力的效率，解決農村大量的實際失業問題。

農村土地國有制有利于健全嚴格規范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統一土地產權歸宿是統一管理的前提，統一管理是規范管理的前提，規范管理是有效管理的前提。土地國有化，為嚴格控制土地實用，避免擴大土地經營權演變成官商勾結的新一輪圈地運動、新一輪兩極分化的源頭提供法律依據。實際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農民承包使用的制度，不但對于農民產權有名無實，對于集體來講，土地所有權也十分虛弱。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下的農村土地虛弱的產權“主體”在各地政府面前處于弱者的地位。為了使自己能轉干、提拔，不少農村干部迎合上級行政領導的口味，采取強制手段強迫農民轉讓土地承包經營權，甚至隨意改變土地用途，使農村濫用土地、耕地、良田近乎失控。如果促使農村土地流轉政策出臺，這種情形肯定會更嚴重。產權模糊與產權主體弱勢地位的結合，使農村土地產權主體虛化。相比之下，農村土地國有化可以為農村土地確立明確的、強勢的產權主體。只有把農村土地國有化，才能避免農村土地雙軌制、土地承包經營權擴大造成的農村土地產權主體缺位、人為擴大尋租空間而造成監管缺失、耕地流失，從根本上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從長遠、全局考慮，科學、合理、節約、集約、可再生用地，保護與擴大耕地規模，使保護耕地的措施和農村城鎮化、農業工業化進程統一起來。

農村土地國有制有利于促使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促使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領域轉移，有利于用現代企業制度的方式來組織農業生產，促進農業產業化、擴大生產規模與提高機械化程度、提高技術更新換代的速度、提高土地產出率。

農村土地國有制有利于確立農民和城市居民一樣的國民待遇。中國土地的絕大部分在農村。確立農民的國民待遇，打破政府對農村基本建設投資的產權瓶頸，加大對農村的投資力度，使農民對土地的虛假所有權轉變為實實在在的好處。農村土地收歸國有，表面上是剝奪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實際上是從根本制度上保證農民享受國民待遇，掃除農民轉變身份納入主流社會的根本障礙。農村土地國有制后，可以加快農村城鎮化建設，取消戶籍、房產雙軌制；建立覆蓋農村的公共品服務體系、公共財政制度、有利農民自主創業的直接投融資體制與創業服務體系，在農村建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與城市一樣的社會保障體系，包括低保體系與公費醫療體系。按照新自由主義的完全價格競爭理論，按目前的糧食價格，農田拿去種田生產商品糧是次優選擇或非優選擇，只有拿去搞房地產開發才是“帕累托最優”、效率最大化，也即他們所謂的“優化配置”；除非農產品漲價到農田產糧收益與蓋商品房收益持平。新自由主義制度經濟學家總是把使用權與所有權混為一談；按他們固有的思維方式，他們毫無疑問會把新一輪農村改革、擴大農村土地經營權政策解讀成土地私有化。因此，他們會認為新一輪農村改革剛好是為他們上述理論在實踐中推廣掃清政策障礙。在這種似是而非的理論支配下，在地方政府利益驅動、官商勾結、有組織的威逼利誘下，無組織、低文化農民的所謂“自愿”將只是政策制定者的一廂情愿，大規模的圈地運動、土地兼并不可避免，農田將被快速蠶食，我國耕地面積將進一步急劇減少，與此同時兩極分化將進一步擴大，違背國家政策的初衷。只有土地國有化才能堵塞由理論偏差引發的政策漏洞。

農村土地國有制前提下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不是“一大二公”。“一大二公”的“公”不是僅指土地所有權的“公”，而是指包括土地在內的一切生產資料的“公”，是指“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中的產權主體的多重化造成的產權主體的模糊；“一大二公”的弊病也不在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公”，而在于農村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不分離造成對人的生產積極性的壓抑、生產效率的低下。正像國有企業改革的引進股份制、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并不否定城市土地的國有性質，農村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和農村土地國有制也不矛盾。任何產業，其他生產資料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可以只是相對的，但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則只能是絕對的。農村土地國有制前提下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農村市場化改革進程中的否定之否定，是農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不可缺少的、科學的制度設計與制度安排，和人民公社時期的“一大二公”有本質的不同。

目前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實際上是準國有，由于農民工進城，土地流轉頻繁，土地的所有權對于農民只是虛幻的，已無太多實際意義。如果能通過農村土地國有制，在不削弱農民現有土地使用權與收益權的前提下，變農民在“所有權”后面的虛假利益為實際利益，農民不但會接受而且會歡迎，從而鞏固執政黨的執政基礎。農村土地國有制有利于增強國家宏觀調控的能力。土地是國民經濟命脈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土地收歸國有，可以提高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和地位，增強國家宏觀調控的能力。因此農村土地國有化也是政府宏觀調控系統工程的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許小年中國博客網2007.12.26 http://www.yimudi.cn/portal/article/277412519.html

《專訪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許小年》，《南風窗》2010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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