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光祖業的“改革楷模”
阿根廷：共富路線的曲折探尋者

□ 環球財經記者  劉艷濤

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阿根廷曾是拉美相對富庶的國家之一，擁有豐富的農業、礦產自然資源，盛產谷物、牛肉，大量出口世界各地。但是，今天阿根廷民眾卻不禁無限傷感，昔日“拉美糧倉”卻陷入饑餓之中，不少人曾是有體面收入的中產階層，如今淪落到從垃圾中覓食的潦倒饑民。
阿根廷也曾被美國官方稱為“改革楷模”，其徹底推行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路線被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發展中國家樹立的“樣板”宣揚于世界。“不像泰國、韓國等一些亞洲國家那樣，被西方批評為不規范的裙帶資本主義。”當年阿根廷盛行私有化浪潮之時，除了被解雇工人抗議外很少受到反對。
但大喜過后就是大悲，曾經的楷模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蜜月”終結后便跌入深淵。從中產到饑民，從楷模到因貧富差距過大引發暴亂，由財富分配不均而導致的貧富兩極分化嚴重到讓世界為之震撼的地步。
2009年第二季度，根據阿根廷國家統計局每季度進行的家庭情況調查顯示，在阿根廷全國31個主要城市中，10%的最貧困人口每個月的總收入為三億比索(一美元約合3 .82比索)，人均月收入僅為216比索。而該國10%最富裕人口的月總收入為78.45億比索，人均月收入為5669比索。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擴大到26倍。2010年3月，阿根廷政府加大衛生、教育等公共領域投資，使貧困階層可以免費享受教育和醫療，目的是為了防止仇富情緒蔓延。
為什么阿根廷出現如此貧富懸殊的困局？回過頭來分析其走過的路線，不難發現：阿根廷私有化后民眾的的利益被剝奪，但權力與資本的勾結的“蒸蒸日上”，是引發一切沖突和不安的癥結，尤其是腐敗官僚趁私有化之機大肆斂財，更讓阿根廷民眾難以接受。
2001年至2002年的歲末年初，阿根廷國內哄搶浪潮席卷全國，這也激起了拉美民眾對私有化的強烈反感，秘魯、危地馬拉、玻利維亞等國相繼爆發了反私有化的抗議活動。
拉美政壇風向的劇變引起了美國的擔憂，《紐約時報》評論家費拉羅憂心忡忡地撰文指出，“持續20年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試驗，正在越來越多的拉美國家遭到反彈，無論從秘魯到巴拉圭，從巴西到玻利維亞，還是從厄瓜多爾到委內瑞拉，我們或許正在目睹一個時代的終結，90年代末正統的經濟改革終告失敗⋯⋯”他還以秘魯私有化引發的大罷工抗議為例，勸告美國對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重新包裝，“更多強調促進出口和擴大貿易政策，不要再固執地逼迫拉美各國政府推行私有化和削減社會開支，改善美國公眾形象并削弱反對勢力。”
美國學者薩繆爾·亨廷頓曾說：“經濟增長的直接影響常常是擴大收入的不平等。經濟迅速增長的集中受益者往往是少數人，而大多數人卻蒙受損失，結果，社會上日益窮困的人便會增加。” 反觀阿根廷社會，亨廷頓所稱的“少數人”是官僚，而推動少數的是資本。

歷史榮光
與如今由于貧富分化造成的暴亂不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二戰后庇隆總統時期至今仍為部分阿根廷民眾所緬懷。
二戰前，阿根廷同其他許多亞非拉國家一樣，在西方列強主導的第一次經濟全球化時期，處于資源、原材料出口國的依附地位。二戰后庇隆主義政黨執政，倡導政治獨立、經濟主權和社會公正，其政治綱領同西方社會民主黨相似，除了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社會改良，強調政府干預經濟和推行國有化，實行社會福利政策保護勞工利益之外，還特別強調獨立自主地發展民族工業，強調保護民族利益實行進口替代政策，有力推動國有企業和民族工業發展。那時阿根廷科學技術和工業制造水平進步很快，甚至能夠生產噴氣飛機和建造核電站，是拉美少數擁有較多中產階級的國家，社會福利和醫療保障居拉美前列，20世紀70年代生活水平接近歐洲西班牙。
庇隆總統及夫人曾自稱是“窮人的代言人”，當時在廣大中下階層民眾中口碑甚好。今天阿根廷民眾經常可以從父輩那里得知，過去普通民眾的生活比現在富裕多了，現在推行全球化、私有化的官僚政客，絲毫不像庇隆夫婦那樣關心民眾疾苦。
但庇隆的努力隨著一場政變成為了泡影。
上世紀70年代初，美國壟斷資本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竭力扭轉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潮流。繼暗中支持策劃智利軍人發動政變后，阿根廷也在美國的慫恿下爆發了軍事政變，軍人獨裁政權終止了庇隆主義時期的政策，廢除了長期以來的貿易保護和工業化措施，向外國資本開放了商品市場和資本市場，并相仿智利對勞工組織進行了野蠻鎮壓，大約有數萬多人因遭綁架、暗殺而失蹤。
上世紀80年代初，為了平息國內民眾不滿情緒，阿根廷軍人獨裁政權發動了馬島戰爭，結果因遭到軍事失敗而徹底垮臺。此后陸續上臺的幾屆阿根廷政府，由于美國和國際金融機構的脅迫，繼續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政策。此外，前庇隆主義政客們也紛紛迎合潮流改弦更張放棄了民族主義立場，從主張保護民族工業轉向另一個極端，即完全否認民族工業的必要性，宣揚全球化時代民族工業過時了。
1989年當選的阿根廷總統梅內姆，以前從事庇隆派的民族主義政治活動，上臺后轉而積極推行經濟自由化改革。新自由主義改革初期亦有成效：1997年阿根廷國內生產總值就達到了3057億美元，位居世界第18位，人均收入8570美元，位居世界第28位。但自2001年末陷入金融危機以來，阿根廷經濟急劇惡化，出現了遍及全國的貧困、饑餓現象。據阿根廷官方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數字：阿根廷的社會貧困率出現大幅上升，截至2003年，社會貧困率可能突破60%。經濟危機導致市場需求急劇萎縮，阿根廷眾多私營企業陷入經營困境，難以維持經營，紛紛倒閉、破產。整個社會保障醫療體系也陷入癱瘓。

誤國大臣
梅內姆任內的經濟部長卡瓦略則是把阿根廷推向貧富分化深淵的重要推手。
卡瓦略畢業于哈佛大學，深受美國上層權貴賞識，是經精心培養的忠實新自由主義信徒，上任后開始全面推行大規模私有化。除了賣光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外，還幾乎賣光了戰略性行業的國有企業，包括開采石油、天然氣資源的國有企業，通信、電力、公用事業以及核電站，甚至港口、碼頭、飛機場、火車站。
賣光國有資產的結果是：失去自主性就意味著受制于人，在民族工業企業受到劇烈沖擊的情況下，阿根廷越來越依賴于外資流入維持經濟增長。更重要的是，腐敗官員從出售國企中嘗到了甜頭，折價出賣國企暗中可獲巨額回扣，貪婪私利逐漸腐蝕了民族主義傳統，形成了熱衷于私有化的官僚買辦階層，從此私有化浪潮席卷了阿根廷全國。
阿根廷向跨國公司出賣國有工業企業，將民族先輩通過長期工業化和貿易保護，辛勤創建的民族產業短期內幾乎賣光，獲得有限的短期利益和腐敗回扣，但同時也喪失了開發自然資源的超經濟價值，喪失了子孫后代謀求經濟發展的機遇。
阿根廷金融危機觸發激烈政治動蕩后，昔日的私有化改革功臣紛紛下臺，腐敗官僚借私有化暴富的丑聞紛紛曝光，卡瓦略也因涉嫌經濟犯罪鋃鐺入獄，私有化背后隱藏的真實動機才昭然若揭。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國際貨幣基金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讓發展中國家落入地獄般的經濟困境，這種改革的首要步驟就是私有化，削價出售國有資產的回扣率一般達10％，動輒數億美元的項目意味著數千萬美元的回扣。
誘惑官僚出賣本國利益充當買辦，由于全球化過程形成的官僚買辦階層，純粹的阿根廷本國貪污腐敗，導致了其財富分配不公正。但是，腐敗同全球化和私有化相結合，則導致了阿根廷喪失了根本的經濟主權。巨大的社會財富源源不斷流失海外，不僅賣光民族先輩艱苦積累的祖業，造成了兩極分化和貧困人口擴大，還掠劫了社會各階層的存款積蓄，背上了令子子孫孫難以償還的外債。
    
痛定回歸
2003年的阿根廷總統大選，剛剛保釋出獄的梅內姆又迫不及待地想參與大選，但此次阿根廷大選前的民意調查表明，他被列為“最不受民眾歡迎的人”，于當年5月14日宣布自動退出總統選舉，“改革派”基什內爾上臺擔任總統，而基什內爾也成為今天挽救阿根廷命運的關鍵人物。
在參加大選前不過是一個人口只有20萬的南方小省的省長基什內爾，此前并無什么治國經驗，其上臺是經歷了長期磨難的阿根廷人逐漸對老牌政治家的無能，以及對官僚和資本的勾結失去信心和耐心的結果。
2003年5月25日，基什內爾在國會發表了48分鐘的就職演說，期間被49次掌聲所打斷。他之所以受到如此熱烈的歡迎，是因為變革的思想始終貫徹其中。其變革的核心內容是：重建“國家資本主義”，在經濟上將逐步脫離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方向，選擇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來挽救阿根廷；重視發展本國的民族工業；培養本國的企業和科學技術人才；積極促進社會就業和公平分配。在政治上，加大對失業人口的救濟；多次提高工資；加強勞工改革；重點支持教育事業、公共衛生，大力興修交通、醫院等社會基礎設施，履行政府保護扶植弱勢群體的職責。在對外關系上，將不再一味迎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主張等。
也正是從基什內爾上臺的2003年開始，阿根廷經濟重新走上了增長的軌道。對需求和消費以及國內投資大幅度增加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下，當年就實現了國民經濟8.8%的增長率，在接下來的2年中，阿根廷的經濟繼續以9%和9.2%的速度增長。2005年，在實現了3年高速增長之后，阿根廷經濟恢復到了1998年的水平。普通民眾福祉也得到很大改善。 
阿根廷這一曾經的“新自由主義楷模”的反叛也讓西方看到了危機。近些年美英高層政界人士提出新帝國主義論，公開稱國際貨幣基金為經濟帝國主義的工具，可運用包括欺騙在內的“叢林法則”來征服世界。但對于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用市場機制調節貧富差距的說法，各國都在質疑和反思。
斯蒂格利茨就將美國倡導的全球化開放比作鴉片戰爭。他說：“與19世紀一樣，歐洲人和美國人，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處沖破壁壘打開市場，卻阻礙第三世界的農產品進入他們的市場。鴉片戰爭中，西方用戰爭來推行他們的不平等貿易。今天，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組織使用的金融和財政手段幾乎一樣有效。”
美國經濟學家托達羅在談到第三世界現代化的發展戰略時指出：“發展戰略不僅需要考慮到不斷加速的經濟增長，而且還需要直接考慮到被經濟增長所忽略的第三世界很大部分的人口的物質生活水平的改善。”
的確，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如何在現代化進程中建立公正的利益分配模式，以縮小貧富差距，達到消除貧困、共同富裕的目標是走向現代化的國家所面臨的一大難題，而這同樣是西方發達國家正在逐漸暴露的難題。而以阿根廷為代表的部分南美國家在共富道路上的曲折探索，或可成為研究的一類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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