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亨利.吉魯  吳萬偉 譯

摘要：本文探討新自由主義作為主流意識形態(tài)對美國社會和高等教育造成的危害。經濟達爾文主義信徒在國內國外發(fā)起了兩場戰(zhàn)爭，一場是反社會福利的戰(zhàn)爭，一場是反高等教育的戰(zhàn)爭，前者是為了讓有錢有勢者徹底控制社會財富和收入，后者則是通過文化機制占領意識形態(tài)陣地。兩者相互協(xié)作旨在把社會問題的價值觀貶低為政治思想的荒原。未來的希望寄托在不滿現狀的年輕人身上。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反社會國家的戰(zhàn)爭;反高等教育的戰(zhàn)爭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neoliberalism as main stream ideology on American society and its higher education. The advocates of economic Darwinism launched two wars at home and abroad, one is the war on social state for the complete control of wealth and income, the other is the war against higher education for ideology control by means of cultural apparatuses. The cooperation of the two helps to relegate the value of the social question to the wasteland political thought. Hope lies in the young people who reject the terrors of the present and the modernist dreams of progress at any cost.

Key Words: neoliberalism，war on social state, war against higher education

通常，人們很難在沉積了希望的現實中辨認出希望。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會在自私的個人尋找財富和快樂的過程中發(fā)揮作用，但它似乎不愿意也不能把人們從互相殘殺的恐怖中解放出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它既不能把多數人從“感情奴役”中解放出來，也無法讓那些成功地解放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1]的少數人獲得真正的幸福。

緒論

過去40年，在新自由主義（某些地方被稱為市場極端主義）支配下的美國已經變成了這樣一個社會：它關注更多的是忘卻而不是學習，是消費而不是生產，是確認私人利益而不是爭取民主權利，是塑造殘酷性的文化而不是浸透社會責任意識的民主政治。不僅社會國家的所有殘余都受到圍困，而且自1970年代末期以來新自由主義發(fā)起的對公共價值觀的激烈攻擊現在已經出現了咄咄逼人的危險轉向，尤其是隨著茶葉黨運動的興起、最高法院對聯合公民組織（Citizens United）案的親企業(yè)裁決的實施、企業(yè)權力對國家主權的篡奪、以及福利國家的擴張，這個趨勢變得更加明顯。財富和收入上的極端不平等、城市破產、私有化猖獗、脫韁的軍國主義、放縱的個人主義、國家批準的濫用酷刑、人們癡迷于物質享受等已經正常化到這樣一種程度，我們很難想象如果沒有控制美國公眾的經濟達爾文主義的這些意識形態(tài)新特征的話，美國社會將是什么樣子。下面的咒語眾所周知：如今政府就是問題，社會是幻覺，主權受市場驅動，解除管制和商品化是公司型國家的支柱。利潤是用來衡量生活是否幸福社會是否先進的唯一可靠標準。如今，公共價值觀即便不被視為病態(tài)，至少會被看作一種負擔。民主承諾、社會關系、公共空間已經不再被視為希望的象征。它們就像年輕人和數量不斷增加的窮人一樣成為可拋棄的東西，是對經濟的消耗和對新自由主義真理政權（regimes of truth—福柯的說法或譯為真理王國）的威脅。在一個熱衷于消費者滿意度和消費品及長期感情的迅速可處置性的社會里，政治學已經不僅僅是反面烏托邦而且出現了機能障礙和深層次的獨裁傾向[2]。美國公眾已經不再得到機會、指導、和培養(yǎng)批判性思考能力和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素質教育。那種能提供批判性思考能力和潛力的前提和對任何可靠的社會觀念都不可缺少的成長教育正在遭到破壞。在此情況下，思想不可能持久維持，不可避免地變得短命、變幻無常、稍縱即逝。如果美國人，尤其是年輕人不能表現出對民主政治和集體斗爭的強烈支持，那是因為他們生活過的30年正處于我在其他地方說過的“對自己未來的遭到削弱和羞辱的投資縮減的時期”，尤其是對那些因為階級、種族、民族出身而處于邊緣化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同上,第235頁)

對一代年輕人來說，這個歷史時刻的新內容是他們親身經歷了新自由主義教學法體系的無情傳播，以及該體系對放縱的個人主義的吹捧和對社會、公共價值及公共利益的病態(tài)的蔑視。他們已經被淹沒在鼓勵競爭的文化和導致相互殘殺的市場價值體系中。面對協(xié)商權、勞動、大學教育、福利國家等一直遭受的激烈攻擊，工會、學生、工人和其他人都不進行大規(guī)模的抗議和反擊，這或許是因為他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也就是阿列克斯?霍耐特（Alex Honneth）所描述的“失敗的社會性的深淵中，即他們感受到的痛苦沒有在公共空間的表達中找到共鳴”[3]。民主不再給共同利益的重要性和經驗留下空間。作為失敗的社會性的一種模式，當今版本的市場極端主義用民主原則反對自身，扭曲了自由的語言和把平等作為可靠的觀點和政治目標的正義語言。雖然游行示威是一種民主，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意識形態(tài)否認民主的作用，“讓政治成為可能的是共同的生存經驗，而經驗是不可通約的。”[4]倫理的、政治的、經濟的貧困癥狀已經充斥在我們周圍。

雖然市場極端主義被2008年的經濟危機搞得聲名狼藉，但一種超級市場極端主義已經報復性地殺回來了。鍍金時代已經回來，有錢人贏得巨額利潤，而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則陷入更加貧困和更多苦難的境地。政治上的無知已經把市場擠到民粹主義憤怒的墻角，卻讓那些應該為極端不平等、貧困和各種其他苦難負責的人獲得了政治上的獎勵。因為社會保障被拆除，公務員遭到詆毀，公共利益如學校、橋梁、醫(yī)療保健服務以及公共交通都在惡化，除了少數例外，世界各國政府都在擁抱經濟達爾文主義，獎勵其主要受益人：大銀行和大企業(yè)。新自由主義再次以起死回生的模式在公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強制推行其價值觀、社交關系和社會性死亡的形式。隨著社會國家的成就的記憶被抽去精華，政治成為戰(zhàn)爭的延續(xù)，福利國家很快被戰(zhàn)爭和懲罰性的國家所取代[5]。一些重要的州如密歇根、威斯康辛、佛羅里達、俄亥俄等的共和黨州長開始攻擊年輕人、勞工權利和高等教育，沒有什么能比這更充分地證明福利國家遭到破壞、把國家轉變成為懲罰性的機器，類似于霍布斯的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zhàn)爭。往往被人忽略的情況是，在這些攻擊中，反社會福利的戰(zhàn)爭和反教育的戰(zhàn)爭是同一批人所為，他們都代表了破壞和暴力。發(fā)動第一場戰(zhàn)爭是為了讓有錢有勢者徹底控制所有形式的財富和收入，而第二場戰(zhàn)爭則是在意識形態(tài)前線進行的，爭奪的焦點在于是否培養(yǎng)年輕人具有想象不同政治模式的能力，具有更強批判性的主觀性。如果第一場戰(zhàn)爭是在政治經濟的多樣的多層次的領域內進行的，那么，第二場戰(zhàn)爭則是通過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曾經稱為主要文化機制的東西而實現，包括公共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內。在下文中，筆者將勾勒出兩場戰(zhàn)爭的輪廓，它們是摧毀民主想象力殘余的更大努力的一部分，旨在把社會問題的價值貶低為政治思想的荒原。

向社會國家宣戰(zhàn)

美國已經成為永遠的福利國家，這一點已經很少被人懷疑。[6]它不僅在三個國家發(fā)動戰(zhàn)爭，而且其軍事投資幾乎等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軍事預算的總和。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指出“2009年，美國的軍事開支占世界總開支的43%，其次是中國，占6.6%，再下來是法國4.3%，英國3.8%。”[7]我們揮霍了萬億美元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發(fā)起徒勞的戰(zhàn)爭，五角大樓在2011年的開支將超過7000億美元。更糟糕的是，湯姆•恩格哈特（Tom Englehardt）指出“我們控制了全球的軍火交易，壟斷了2008年軍火交易的幾乎70%，意大利遠遠落后于美國，排在第二位。我們投入更多的資金支持戰(zhàn)爭，我們的武裝力量和戰(zhàn)爭武器比隨后的25個國家加起來還多（這還不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費用）。”[8]而且，美國的勢力在全球無處不在，其海外軍事基地遍布世界各地，美國擁有“560個軍事基地和其他設施”[9]，“即使在我們已經沒有能力提供基本服務的時候，”仍然在海外部署了三十萬人的軍隊。[10]雖然軍事開支擠占了社會項目所需要的眾多資金，但軍事預算很少在國會上引起激烈辯論，在公眾討論中也沒有引起激烈的反對。

戰(zhàn)爭現在已經被正常化，從國內角度看，美國正在一步步接近國家安全體制，而在國外，它越來越多地被視為一個帝國。軍事史專家安德魯•巴塞維奇（Andrew Bacevich）認為“國防部這個誤導人的名稱實際上應該被稱為全球政策部”[11]的觀點是正確的。戰(zhàn)爭已經成為美國性格中的核心特征，但常常不被承認的是，它在海外的永久戰(zhàn)爭越來越多地與國內前線展開的眾多戰(zhàn)爭相吻合。這種分離變得非常明顯，它表現在政客、反公共知識分子、普通大眾都拒絕承認聯邦赤字已經被我們的軍事冒險消耗掉。正如弗蘭克•里奇（Frank Rich）認為的，“再也沒有什么東西比我們在伊拉克實施的愚蠢的不負責任的行為與我們在國內的經濟崩潰之間的文化協(xié)同作用更加赤裸裸的了。普通民眾作為不注入資金的抵押貸款持有者和華爾街高風險賭徒刺激下的房地產泡沫是貪婪煽動和刺激下的結果，而正是這種貪婪支配著伊拉克戰(zhàn)爭和阿富汗戰(zhàn)爭以及最近的利比亞戰(zhàn)爭，他們采取現在打仗隨后玩耍的態(tài)度，完全無視財政重心的法則。”[12]同樣的，因為軍國主義精神滲入到美國人生活的每個方面，政治越來越多地成為戰(zhàn)爭的延續(xù)，右翼、自由派、和保守派政客擁抱軍國主義政策途徑，他們認定有必要清除任何與永久戰(zhàn)爭狀態(tài)及其軍事化的經濟達爾文主義格格不入的機構、異議者模式、個人、群體、公共領域的社會秩序。這些國外戰(zhàn)爭與國內戰(zhàn)爭不是沒有聯系的，因為它們都是為了右翼軍事集團、新保守主義者、企業(yè)大佬的利益而發(fā)起的，所有這些人在國外的軍事冒險和國內戰(zhàn)爭中都有重大的利害關系。而且，武裝沖突的成本與造成美國政治極端主義潮流的經濟危機直接相關，同時進一步刺激了把現有經濟危機的負擔強加在窮人身上的懲罰性的國家的興起。

戰(zhàn)爭不僅僅是旨在保護美國安全和幸福生活的政策的后果。正如賴特•米爾斯指出的，它也是“軍事形而上學”[13]的一部分，一個包括了企業(yè)、國防工業(yè)、政客、金融機構、和大學在內的各種勢力的復合體。戰(zhàn)爭提供工作崗位、利潤、政治回報、研究資金、以及延伸到社會各個方面的政治和經濟力量。作為公共教學模式，永遠的戰(zhàn)爭狀態(tài)需要國民心甘情愿地遵循其價值觀、意識形態(tài)、工具和暴力敘述。這種合法性論證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熱衷于組織暴力生產的文化而提供的，是通過從高雅的時尚、好萊塢電影到五角大樓支持的暴力影碟游戲和音樂會的大眾文化的眾多注冊者傳播的。戰(zhàn)爭狀態(tài)需要的是一種馴服的文化、閉嘴的知識分子、和基本上處于消極被動狀態(tài)的消費者大眾。它也使得兩種形式的軍事干預成為必須，一種是企業(yè)發(fā)起的反社會國家的戰(zhàn)爭，一種是反對任何形式的批判性思考的教育的戰(zhàn)爭。

反社會國家的戰(zhàn)爭已經開始，最明顯地體現在旨在懲罰工會、取消工人討價還價的權利、削弱社會保障、縮減作為批判性學習場所的高等教育的投資規(guī)模，同時根據市場文化的利益和價值觀把大學重新組織起來等眾多政策上。攻擊勞工的卑劣性和意識形態(tài)教條特征都可以從緬因州的共和黨州長保羅•勒佩奇（Paul LePage）的呼吁中看出。此人要求去掉奧古斯塔（Augusta）的勞工部大樓門廳上朱迪•泰勒（Judy Taylor）創(chuàng)作的36英尺11塊鑲板的壁畫。[14]勒佩奇宣稱一些官員抱怨說該壁畫呼應了他收到的電傳中表達出來的情緒，即該壁畫“令人想起用這些壁畫為民眾洗腦的共產主義北朝鮮。”（同上，第18頁）但勒佩奇對工人、工會、老師的蔑視并不是僅僅要求清除壁畫就算完了，他還下令將七個會議室的名字重新命名，其中有些名字就是根據著名的工會領袖命名的，包括“在60年代和70年代領導聯合農場工人聯盟”的英雄人物凱薩•查維斯（Cesar Chavez）[15]。勒佩奇的行為反映了威斯康辛州和其他一些州的共和黨州長所表現的對民主和社會國家的蔑視，這些州采取了嚴酷的措施對付失業(yè)者、工作的窮人、中產階級、學生以及位于為企業(yè)界富人服務的政客考慮范圍之外的其他人。

第二場戰(zhàn)爭是當今發(fā)生的反對高等教育的戰(zhàn)爭，這與反對社會國家和民主本身的戰(zhàn)爭密切相關。在市場極端主義支配下，本來要發(fā)揮批判作用和限制人類苦難、解決重大社會問題的機構要么被削弱要么被徹底廢除，正如把個人問題理解為社會問題并按社會問題處理的許多公共領域的遭遇一樣。[16]這種從社會契約的基本原則到野蠻的公司主權的轉變是“減少國家對社會商品的支持的更大過程的一部分，在從前的斗爭中本來作為捍衛(wèi)工人和其他民眾利益的國家這個機構現在卻把他們拋棄了。”[17]面對巨額財政赤字，國家不僅拒絕加大對富人和企業(yè)的征稅額度，而且實施大規(guī)模削減開支的政策，涉及醫(yī)療保健項目、食品銀行、工人退休金、高等教育、兒童保健項目等一切內容。比如，佛羅里達州州長里克•司各特（Rick Scott）“已經提議大幅度削減公司所得稅和財產稅，裁減政府雇員6700人，削減教育資金48億美元，削減醫(yī)療保健資金幾乎40億。司各特的最終計劃是徹底根除陽光州的企業(yè)所得稅。他想掏空佛羅里達州失業(yè)保險體系的核心內容，使得失業(yè)工人‘比美國其他任何州的失業(yè)工人得到的經濟保護更少’。”[18]因為社會問題私有化和公共空間商品化，人們越來越多地強調社會問題的私人解決辦法，與此同時，市場關系和支配性的資本機構與政治、道德和責任等問題割裂開來。最近揭露出來的大公司如通用電器公司和美洲銀行（the Bank of America）雖然攫取了巨額金融利益卻沒有繳納任何稅款之后，竟然沒有引起大規(guī)模的群眾抗議活動，我們該如何解釋呢？思想的商品化和日常生活的去政治化已經造就了愚昧無知和殘酷無情的文化，公共利益、社群、公民義務等觀念已經被個人責任的過分沉重的要求和徹底私有化的自由理想所取代。

在當今市場驅動下的社會，在推動適者生存的經濟法則的市場社會支配下，加上不斷出現的不確定性和集體焦慮情緒，關心公共利益和窮人利益的核心公共價值觀已經遭到拋棄。正如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指出的，“收入不平等處于歷史最高位，但有錢人宣稱他們對社會其他人沒有責任。他們拒絕為窮人提供幫助，一有機會就要為減稅政策辯護。幾乎人人都在抱怨，幾乎人人都在過分熱衷地捍衛(wèi)自己狹隘的短期的利益，幾乎人人都放棄了向前看的眼光或者關心他人的需要。”[19]共同犧牲和共同責任被共同恐懼和對投資公共利益的蔑視所取代。保守派和自由派似乎都認為，公共價值觀和公共空間以及公共利益等觀念成為市場社會追逐利潤的目標的障礙，是對市場驅動下社會秩序的破壞，即便不是病態(tài)的或危險的想法（更糟糕），至少是一種軟弱的表現。[20]

反對高等教育的戰(zhàn)爭

曾經至少提供過一些進步觀點、開明社會政策、非正統(tǒng)價值觀的批判性交流的公共空間已經越來越商業(yè)化或者被私人空間或最終目標是擴大利潤的企業(yè)背景所取代。比如，高等教育越來越多地被定義為企業(yè)力量和文化的另外一個核心因素，因此它被剝奪了作為對民主化理想起關鍵作用的民主社會的公共空間功能。在當今氣候下，已經變得非常清楚的是，新自由主義者對社會國家、工人、工會的攻擊已經可以與充分展開的對高等教育的攻擊并駕齊驅。這種攻擊不僅發(fā)生在美國，而且發(fā)生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那些新自由主義發(fā)起無情的戰(zhàn)爭以便消除所有可能提供不同于市場驅動下的政策、機構、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觀的反對意見的公共空間。雅各•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認為，高等教育之所以成為保守派政客和政府攻擊的目標，是因為，至少從理想上說，它是學生學習民主和對話的地方，是與官方權力及其機構決裂，無情批判權力及其永不終止的壓制持不同政見者企圖的地方[21]。

正如埃倫•施雷克（Ellen Schrecker）指出的，“今天，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遭到攻擊的不僅是持不同見解的教授而且是高等教育的整個體制。”[22]不論是在美國、英國還是其他一些歐洲國家，大學和企業(yè)結成了非常強大的共同體，人文科學的資金嚴重不足，學費以天文數字般飛漲，知識被商品化，科研的價值被稽核文化（audit culture）的棱鏡來衡量。人們可以在英國看到最大膽的以企業(yè)為基礎的教育模式的覆蓋范圍和影響。現在，新自由主義教育書籍被引進和盲目采用，它主要通過被稱為布朗報告（the Browne Report）的形式影響了英國的高等教育政策。這個獲得政府支持的報告確立了高等教育的管理、金融、和評價模式，其所有意圖和目的就是把高等教育作為企業(yè)價值和利益的附庸。[23]培養(yǎng)學生就業(yè)能力的目標已經重新塑造了知識與權力的關系，同時把老師和學生變成訓練有素的商家和初露頭角的顧客。大學是實現民主的公共空間，是提供民主政治所需的知識、技能和價值觀的批判中心，如今這個觀點已經被大學是生產新自由主義臣民所必須的市場機器的觀點所取代。[24]

布朗報告的指導性假設類似于主導美國教育改革的邏輯，認定學生的選擇、消費者模式的教學法、監(jiān)督實踐的工具文化、市場價值觀等是新自由主義大學的核心。像大部分新自由主義教育模式一樣，高等教育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它推動經濟增長、創(chuàng)新、轉型和促進國家繁榮等方面。[25]雖然有些地方的學費已經增長了三倍，但很多學校還是倒閉了。實際上，高等教育是根據企業(yè)文化的指令來重新塑造的，無論保守派政府還是自由派政府都對其政策帶來的毀滅性后果無動于衷。西蒙•赫德（Simon Head）已經指出布朗政策是對學術自由的嚴重威脅。實際上，報告所體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對那些仍然堅持批判性地進行社會問題探討、堅持參與批判性對話的少數學校來說是一種威脅。[26]而批判中常常丟失的東西是民主要求批判性的形成性文化和一整套機構，其中復雜問題得到討論、權威受到挑戰(zhàn)、權力受到責任追究、公共知識分子被大量生產出來。所有這些如今在美國、英國、法國和其他推動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國家都已經受到威脅。在此經濟模式下，根本不談論社會正義，不關心社會問題，不進行批判性的思考，不處理包含社會責任的問題，不從事批判性的可能挑戰(zhàn)新自由主義世界觀的非商品化價值觀。

在美國，這種新自由主義模式呈現一種和其他國家不同的形式，因為各州控制高等教育的預算。在艱苦奮斗的呼吁下，各州已經開始了大幅度削減公立大學資金的行動，同時卻在為企業(yè)和富人提供巨額的稅收減免。與此同時，高等教育的科研經費“已經采取了大中型企業(yè)的組織形式。”[27]大學校長被視為首席執(zhí)行官、教師被視為企業(yè)家、學生被視為消費者。而且情況日益糟糕，在有些大學，新的學院院長已經把注意力的焦點從校內轉向校外以便開始“資金籌集、戰(zhàn)略規(guī)劃、尋找合作伙伴等等從前是大學校長職權范圍內的活動。”[28]學界領導人的水平高低現在部分是通過其籌款能力、參與戰(zhàn)略規(guī)劃的程度、與企業(yè)捐款者建立伙伴關系的能力來定義的。實際上，學院院長越來越多地被視為復雜企業(yè)的頭目，其工作表現取決于籌款業(yè)績。

因為企業(yè)文化滲透在高等教育實踐的各個方面，餐飲服務、具體授課模式、兼職教師聘用等所有事情現在都外包給私有企業(yè)。而且，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價值現在和資格證書的需要聯系在一起。不在數學效用和經濟理性范圍內的學科或者課程則被認為是可以忽略的。[29]在尋找采用市場價值觀和削減開支的過程中，班級規(guī)模迅速擴大，死記硬背和標準化考試得到越來越多地重視，學費飛漲，這使得千百萬工人階級子弟難以得到上大學的機會。在新自由主義的財政緊縮政策和懲罰性措施下，美國高等教育面臨的最嚴重后果是學界打工仔的日益增長和終身教授制度及學術自由遭受持續(xù)不斷的攻擊。

大學校長現在不僅與企業(yè)價值觀保持一致，而且心甘情愿地、公開地與企業(yè)利益沆瀣一氣。因為采取企業(yè)管理的模式，大學熱衷于削減終身教授崗位，增加兼職和專職教師崗位卻不保證給予他們終身教職，而且常常攻擊教師工會。在俄亥俄州和猶他州，立法機構已經通過法案廢止終身教職，在威斯康辛州，州長已經取消了州立大學教師的協(xié)商權。[30]在高等教育變得越來越職業(yè)化的時候，美國終身教職序列的教師規(guī)模顯著減少，這進一步削弱了教師作為利益相關者的地位。如今，只有27%的教師進入終身教職序列或擁有專職教授崗位。因為老師被貶低為臨時的打工者，他們不僅失去了影響工作條件的力量，而且見證了工作量增加、工資低廉、辦公空間和設備被剝奪、旅行開會資助遭拒絕等問題，更可怕的是受到隨意遭到解雇的政策的影響。[31]該政策尤其糟糕，因為它若和右翼意識形態(tài)分子持續(xù)不斷地對左翼進步學者的攻擊結合起來的話，許多還沒有進入終身教職序列的教師就會在課堂上自我審查自己的言論。在學界內的批評家常常因為政治信仰而遭到解雇，或名字被張貼在右翼網站上示眾，或被迫把來往電郵交給右翼團體[32]，或遭受保守派媒體騷擾的時代，保護教師崗位的安全和確保大學師生的學術自由權就顯得特別重要。[33]

非常清楚的是，美國已經處于永遠戰(zhàn)爭的狀態(tài)，傷亡不僅僅出現在外國領土上。在國外戰(zhàn)爭中獲得利益的那些人也在進行著國內戰(zhàn)爭。右翼保守派、政客、和億萬富翁企業(yè)家發(fā)起了對高等教育的全面攻擊，試圖摧毀作為民主的公共空間的高等教育。他們不僅蔑視福利國家、工會、工人，而且攻擊任何機構，只要它們能產生“愿意維持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充滿活力的民主和文化的受教育民眾。”[34]高等教育被視為企業(yè)秩序和國家安全體制的訓練場，高等教育已經違背了為年輕人提供民主未來的承諾以及大學對社會國家的投資。這種反公共的社會構造沒有興趣去塑造另一種世界的教育條件，年輕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經受到經濟達爾文主義的控制，他們很難去想象另外一種世界。雖然這種斗爭的復雜性再怎么夸張也不算過分，但現在到了開發(fā)一種新的政治語言的時候了。這種語言不僅把國內外的戰(zhàn)爭節(jié)點結合起來而且清楚說明這樣怪異攻擊的成功關鍵是摧毀高等教育作為公共利益和民主社會公共空間的殘余。在這里，非常重要的問題不僅是取消工人的協(xié)商權和大幅度增加大學學費，而且還有如下問題：如我們要變成什么樣的社會？應該做什么以阻止完全不顧忌榮譽、體面和真理的金融界精英、大企業(yè)、保守派、反動智庫、專制政客、右翼媒體對民主生活殘余的傲慢自大和令人憂慮的攻擊。這場斗爭的核心不僅是重申建設社會保險制度的要求，這是培養(yǎng)積極參與的具有批判能力的民眾的斗爭的組成部分，而且意味著教學法成為任何可靠的政治學觀點的核心，把年輕人當作未來的關鍵，讓社會國家成為對未來的新認識的空間和基礎。

黑暗時代的年輕人

社會對年輕人的認識方式已經發(fā)生了改變。從前是把年輕人看作希望和前景的象征，如今卻是麻煩和威脅的標志。非常清楚的是，作為這種“失敗的社會性”的后果，如果民主要把諾言傳播下去，不僅年輕人需要擁有對公共價值觀的激情，擁有社會責任，積極參與社會活動，而且需要有機會接觸公共空間，確保言論自由的權利、發(fā)表不同意見的權利、接受高質量教育的權利以及參與批判性對話的權利。

年輕人需要接受教育，因為教育不僅是自主性的條件而且是保障民主化持久存在的基石。實質民主不僅要求公民有能力自我批判和社會批判，而且還要求批判性的性格塑造文化，人們從中獲得參與這種社會活動所需的知識和技能。我們在歐洲和中東看到的爭取教育改革的斗爭實際上是爭取讓民主成為可能的東西，即賦予民主以意義和實質內容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條件。當我們看到15歲的年輕人在巴黎、開羅、倫敦、雅典的街頭反抗現有的壓迫秩序，渴望更加公平正義的社會時，他們展現出了年輕人作為制造麻煩的建設性力量的真正潛力。但是呈現出來的這種麻煩不僅僅在于主流社會迫切渴望把年輕人視為病態(tài)，視為魔鬼，視為對市場秩序的破壞。相反，在此意義上，麻煩不過表明了約翰•科馬羅夫（John Comaroff）和瓊•科馬羅夫（Jean Comaroff）所說的“在欲望、沮喪和憤怒的熱量背后主流認識論體系的生產性困窘不安”（同上，第268頁）。市場社會框架中的期待正在失去對年輕人的吸引力，他們已經不再受低俗的承諾所誘惑或控制，不再相信企業(yè)主導的或獨裁政權的空洞承諾。

這些年輕人的運動告訴我們，賭場資本主義和專制政權的社會觀已經失掉了烏托邦推動力和說服力，轉而采取威脅、強制和國家暴力進行恐嚇。年輕人不惜代價地拒絕現在的恐怖和現代主義者的進步夢想，至少在當前，他們已經成為爭取民主的先驅，表達他們對建立在平等、公平和自由基礎上的世界的欲望、夢想、希望。在此過程中，他們指向一種肯定不是對現在秩序的模仿的未來世界秩序。更重要的是，他們指向一種集體政治模式，其中團結伴隨著一種社會觀的重新發(fā)現，即市場社會不是民主的同義詞，私人權利并不比社會利益更重要。因此，從來沒有完成的一直處于進行中的民主化過程本身在這種社會觀中處于優(yōu)先地位，以便維持公平正義長盛不衰和不可通約的政治可能性的廣泛存在。

注釋：

[1]. Zygmunt Bauman, The Art of Life, (Polity Press, 2008), pp. 1-49-50.

[2].請參閱Sheldon S. Wolin, Democracy Incorporated: Managed Democracy and the Specter of Inverted Totalitarian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3]. Alex Honneth, Pathologies of Rea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88.

[4]. 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eal Naas, “Translators Note,” in Jean-Luc Nancy, The Truth of Democracy,  (New York, NY: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ix

[5].該議題的詳情，請參閱Loic Wacquant , Punishing the Poor: The Neoliberal Government of Social Insecur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Angela Y. Davis, Abolition Democracy: Beyond Empire, Prisons, and Torture, (Seven Stories Press, 2005).也可參閱：Michelle Brown, The Culture of Punishment: Prison, Society and Spectacle, (NY: New York Univesity Press, 2009).有關社會國家被抽去精華的問題，請參閱Tony Judt, Ill Fares the Land, (New York, N.Y.: The Penguin Press, 2010) and John Clarke, Changing Welfare, Changing States (London: Sage, 2004).

[6].這種轉型的一些重要文獻包括：Catherine Lutz, “Making War at H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ization and the Current Crisi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4:3, 2002), pp. 723-735; .Andrew J. Bacevich, 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Sheldon S. Wolin, Democracy Incorporated: Managed Democracy and the Specter of Inverted Totalitarian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Nick Turse, The Complex: How the Military Invades our Everyday Lives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8); Chalmers Johnson, Nemesis: The Last Day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8); Andrew J. Bacevich, Washington Rules: America’s Path To Permanent War, (New York, NY: Metropolitan Books, Henry Hold and Company, 2010).

[7].Home Research Database, “Recent Trends in Military Expenditur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Institute (November 23, 2010). Online: http://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milex/resultoutput/trends

[8].Tom Engelhardt, “An American World War: What to Watch for in 2010,” Truth Out, (January 03, 2010). Online at: http://www.truth-out.org/topstories/10410vh4

[9].Nicholas D. Kristof, “The Big (Military) Taboo,”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5, 2010), p. WK16.

[10]. Chalmers Johnson, “The Guns of August: Lowering the Flag on the American Century” Truth Out, August 17, 2010. online: http://www.truth-out.org/the-guns-august-lowering-flag-american-century62384

[11]. Andrew J. Bacevich, Washington Rules: America’s Path To Permanent War, (New York, N.Y.: Metropolitan Books, Henry Hold and Company, 2010) p. 22.

[12]. Frank Rich, “Freedom is Just Another Word,”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4, 2010), p. WK8.

[13]. C. 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22.

[14].Steven Greenhouse, “Mural of Maine’s Workers Becomes Political Target,”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2011), p. A18.

[15]. Peter Dreier, “Battle Over Censorship of Maine Murals Part of a Larger Struggle for Basic Rights and Justice,” Common Dreams (March 31, 2010). Online: http://www.commondreams.org/view/2011/03/31-13?print

[16]. 一些理論家強有力地論說了這個觀點，請參閱 C. Wr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Richard Sennett,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ew York: Norton, 1974); Zygmunt Bauman, In Search of Polit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d Henry A. Giroux, Public Spaces, Private Lives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17]. Craig Calhou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Sphere,” in Shaping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New Role of Society in Cyberspace, ed. Douglas Schuler and Peter Day (Cambridge: MIT Press, 2004), p. 241.

[18]. Zaid Jilani, Faiz Shakir, Benjamin Armbruster, George Zornick,  Alex Seitz-Wald, and Tanya Somanader, “Rewarding Corporations While Punishing Workers,” The Progress Report, (March 18, 2011). Online at: http://pr.thinkprogress.org/2011/03/pr20110318/index.html

[19]. Jeffrey Sachs, “America’s Deepening Moral Crisis,” The Guardian, (October 4, 2010)online at: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belief/2010/oct/04/americas-deepening-moral-crisis

[20]. 這種情況的經典例子可參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著作和安•蘭德（Ayn Rand）的小說。這種立場被保守派基金會或者機構如美國企業(yè)研究所、遺產基金會、哈德森研究所、曼哈頓政策研究院、胡佛研究所等一再炮制出來。在這方面對社會政策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是Charles Murray, Losing Ground (New York: Basic, 1994).

[21]. Jacques Rancière, Hatred of Democracy (Verso 2006).

[22]. Ellen Schrecker, The Lost Soul of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N.Y.: The New Press, 2010), p. 3.

[23]. 針對布朗報告的一些重要的批判文章以及保守派自由派對高等教育的攻擊，請參閱 Simon Head, “The Grim Threat to British Universitie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13, 2011). Online at: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1/jan/13/grim-threat-british-universities/; Anthony T. Grafton, “Britain: The Disgrace of the Universitie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10, 2010), p. 32; Nick Couldry, “Fighting for the Life of the English University in 2010,” unpublished manuscript; Stefan Collini, “Browne’s Gambl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2 No. 21, (4 November 2010) pp.  23-25; Stanley Fish, “The Value of Higher Education Made Literal,”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3, 2010). Online at: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0/12/13/the-value-of-higher-education-made-literal/;Aisha Labi, “British Universities and Businesses Are Forming Stronger Research Tie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October 4, 2010)online at: http://chronicle.com/article/British-Universities-and/124814; Terry Eagleton, “The Death of Universities” Guardian, (December 17, 2010)online at: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0/dec/17/death-universities-malaise-tuition-fees

[24]. Michael Collins, “Universities need reform – but the market is not the answer”, Open Democracy, (November 23, 2010). online at: http://www.opendemocracy.net/ourkingdom/michael-collins/universities-need-reform-but-market-is-not-answer

[25]. Stefan Collini, “Browne’s Gambl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2 No. 21, (4 November 2010). Online at: http://www.lrb.co.uk/v32/n21/stefan-collini/brownes-gamble

[26]. Simon Head, “The Grim Threat to British Universitie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13, 2011). Online at: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1/jan/13/grim-threat-british-universities/

[27].Stanley Aronowitz, “Introduction”, Against Schooling: For an Education That Matters, (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ers, 2008), p. xv.

[28]. Kathryn Masterson, “Off Campus Is Now the Place to Be for Dean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March 6, 2011) – accessed March 10, 2011online at: http://chronicle.com/article/For-Deans-Off-Campus-Is-Now/126607/

[29]. 有些書談到了這些問題，如Henry A. Giroux and Susan Searls Giroux, Take Back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Palgrave-Macmillan, 2004) and Stanley Aronowitz, Against Schooling: For an Education That Matters,  (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ers, 2008).

[30]. Scott Jaschik, “New Tactic to Kill Faculty Unions,” Inside Higher Ed, (March 3, 2011) online at: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1/03/03/ohio_bill_would_kill_faculty_unions_in_unexpected_way

[31]. Ellen Schrecker, The Lost Soul of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N.Y.: The New Press, 2010), p. 206-215.

[32].Evan McMorris-Santoro, “Conservative Think Tank Seeks Michigan Profs’ Emails About Wisconsin Union battle…and Maddow,” Talking Points Memo (March 29, 2010). Paul Krugman, “American Thought Police,”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7, 2011), p. A27

[33]. 有關這些攻擊的詳情，請參閱拙著Henry A. Giroux, The University in Chains: Confronting the Military-Industrial-Academic Complex (Boulder: Paradigm, 2008).

[34]. Stanley Aronowitz, “The Knowledge Factory,” The Independent, (March 16, 2011) online at: http://www.independent.org/2011/03/17/the-knowledge-factory/

譯自：“Neoliberal Politics as Failed Sociality: Youth and the Crisis of Higher Education”by Henry A. Giroux

作者簡介：亨利•吉魯（Henry A. Giroux）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英語和文化研究系全球電視網講座教授。最新著作包括：《可疑社會的年輕人：民主或可處置性？》(Palgrave macmillan, 2009),《希望之后的政治：奧巴馬和年輕人、種族和民主的危機》(Paradigm 2010);《黑暗的心：反恐戰(zhàn)爭中的虐待兒童》(Paradigm 2010),《論批判教育學》(Continuum, 2011)。

本文原載于Logos Journal 2011: VOL.10, ISSUE 2. 經作者授權翻譯成中文并發(fā)表在《復旦教育論壇》2011年第5期（pp. 68-73）。---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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