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式改革的實質
在世界經濟動蕩不安、危機不斷蔓延擴散的國際背景下，吳敬璉近日刊發文章認為，“不改革國有經濟無法實現共同富裕”，并強調國有經濟有“三宗罪”——行政壟斷與尋租、逆勢擴張、效率低下。對于如何推進國有經濟改革，吳敬璉開出的藥方包括：實現國有企業從競爭性領域退出，對大型國有企業集團進行股份制改造，打破行政壟斷、維護競爭秩序。值得注意的是，這篇文章盡管標題名為《不改革國有經濟無法實現共同富裕》，但除了在文章末尾提過一次“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場經濟制度”外，再無他言強調共同富裕。（《經濟參考報》 2011年9月26日）
在此之前，吳敬璉7月4日在國際經濟學會全球大會開幕式主題發言時表示，中國市場經濟遠不完美。國有部門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處于主導地位，即國有經濟控制了國民經濟的關鍵性領域，各級政府在配置土地和資本在內的重要經濟資源上具有巨大權力，現代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吳敬璉稱：“由于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受阻，經濟領域出現國進民退，政府以宏觀調控的名義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加強，市場力量出現了倒退。”（財新網2011年7月5日）
國有經濟向何處去，不僅是吳敬璉關注的重點，也是中國內外各方面力量都關注的焦點問題。國有經濟何去何從，將對中國的前途產生巨大影響，對已經極端分化的少數豪民和大多數平民的個人命運也將產生巨大影響。正因此，對吳敬璉的言論，需要認真分析。經驗告訴人們，在境內外某些力量試圖瓜分中國國有經濟之前，每一次都會首先制造一波波輿論，引誘人們投入改革——實質上是摧毀——國有經濟的有害實踐。吳敬璉作為中國頗有名氣的經濟學家，在此類宣傳操作中，屢屢發揮著特殊影響力。
迄今為止，大眾媒體曾先后展開過對中國電信業的圍攻、對中國銀行業的圍攻、對中國能源業的圍攻，這類圍攻事實上都與上述產業國有經濟的私有化日程暗合。這類輿論產生的實際效果是，形成了表面上的“民意”和輿論壓力，使執政集團加速了國有經濟股份化（實質上是私有化）的步伐，有效壓低了企業初次上市的發行價，從而為境內外金融資本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劫掠國有經濟創造了極好的贏利條件。有數據顯示，單單中國銀行業的改制上市，國際金融資本集團掠奪的利益就超過10000億元！
今年“7·23”鐵路動車事故發生后，境內外大量媒體打著“尊重生命”“打擊腐敗”的旗號，對中國的鐵路產業展開了強大的輿論戰。大量媒體的報道重點，也迅速從事故本身轉向要求撤銷鐵道部、私有化中國鐵路，同樣反映了境內外某些力量的積極操縱。順便強調一句，如果尊重生命是真，那么7月22日發生的一起公路客運事故，造成了更多人死亡，但幾乎沒有多少媒體對“7·22”事故給予了關注。打擊腐敗當然是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強烈要求，但眾所周知，在那些非公經濟領域存在的腐敗問題，同樣觸目驚心，但迄今又有多少媒體關注過？可見，尊重生命、打擊腐敗不過是一個幌子，背后的目標是瓦解、掠奪中國鐵路產業國有經濟。吳敬璉此時高談改革國有經濟，實質正在于此。
吳式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吳敬璉所要求的國有經濟改革（下文簡稱吳式改革），核心是國有經濟從競爭性領域退出、對大型國有經濟集團推行股份化改造，同時限制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把這三項要求聯系起來，就可以推斷出吳氏改革的核心要求即私有化。對任何改革，人們都可以進行利害評估，弄清楚誰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次要受益者，誰是改革的最大受害者、次要受害者。根據利害評估的結果，決定自身的立場和選擇。
（一）跨國資本
自上世紀中國實施對外開放政策后，跨國資本（包括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逐漸進入中國。在30多年的時間里，先是產業資本，以直接投資或商品輸出的方式，進入中國市場，到今天，幾乎在中國的每一個產業中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它們的存在，部分產業已完全受外資控制。這對很長一段時間受資本短缺之苦的中國經濟而言，產生了一定的有益作用，并帶動了一定量的技術和管理的輸入，進口商品也滿足了國內消費的部分需求。然后，是金融資本，通過收購中國企業、銀行或者提供國有經濟私有化服務等方式進入中國，一方面控制收購了一部分中國企業資產，另一方面賺取了大量利潤。在中國電信業、銀行業、能源業的私有化過程中，中國最富贏利能力的國有大企業，往往選擇了率先在海外上市的股份制改革方式，這意味著中國國有大企業私有化的大量收益，被跨國資本所瓜分。
自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一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不斷蔓延，至今看不到走出困境的前景。跨國資本在這場危機中受到了嚴重打擊，也迫切希望尋找新的解困之道。如何控制并利用蓬勃增長的中國經濟，勢將成為跨國資本優先關注、竭力獵取的對象。為此，產業資本勢必要在長期以來對中國經濟整合的基礎上，進一步將中國諸產業經濟納入其產業鏈，使中國各產業經濟類似中國已失手的汽車工業一樣，淪為垂直分工體系中低附加值部分，為跨國公司獲取高利潤服務。其次，跨國資本需要進一步爭奪中國市場，提高市場占有率。如此一來，中國實力最強大的國有經濟，就成為跨國資本實現上述目標的主要障礙。
危機發生以來，中國國有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事實。因此，加大輿論操縱力度，毀滅中國老百姓對國有經濟的信心，威逼利誘中國政府官員、企業高管順從跨國資本的意志，迫使國有經濟進一步私有化，對跨國資本來說，是等不起、著大急的大事。無論以什么方式瓦解中國國有經濟，都將產生對跨國資本有利的結果，長期來說，能夠消滅競爭對手、加強自身的生產和競爭能力、獲取本由中國國有經濟占據的市場；短期來說，通過完成國有經濟的股份制改革，可以迅速獲取大量私有化利潤，諸如投資銀行、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能夠獲得高額的服務費用。顯然，國有經濟的私有化改革，對跨國資本來說，是一本萬利的買賣。
（二）新興民族資本
最近30多年間，中國民營經濟長足發展，諸如華為技術、三一重工等一批民營企業不斷成長為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的明星企業。與此同時，還有一大批民營企業利用中國國有經濟改制、房地產改革的時機，通過各種手段（合法的和非法的）在國有資產、國有土地私有化中，伴隨著國有資產及土地收益的大量流失，獲取了大量資本和收益，成為當代中國新興的民族資本。
正如當年馬克思評論德國經濟時一針見血指出的，德國經濟既苦于資本主義的發展，又苦于資本主義的不發展。今天中國同樣面臨兩難困境。民營經濟的興起，解決了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在經濟增長、促進就業、提供商品和服務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同時，民營企業的原始積累并不清白（所謂“原罪”即此之謂），也出現了一批血淚工廠和礦山，這在采礦業、加工業中屢見不鮮。面對跨國資本的激烈競爭，除極少數外，這些民營企業的競爭力急待增強，否則不時會瀕于失敗的邊緣；少數民營企業已逐步被跨國公司整合成為附庸，而喪失了獨立營業的能力。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堅持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民營企業，總體上說，有利于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原因在于，新中國是在經濟水平非常落后的基礎上開始社會主義建設的，盡管通過艱苦奮斗在前30年中建立了基本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完成了初步工業化建設，但是人民群眾生活改善有效、企業國際競爭力不強。內外的壓力迫使鄧小平等在1980年代果斷實施改革開放。此舉與列寧當年為鞏固新生的蘇聯，決定停止實行戰時共產主義、實施新經濟政策十分類似，即在強攻失利的情況下實施主動撤退。從軍事上說，撤退看似戰術上的被動，但可以贏得戰略上的主動。《潛伏》中所謂“有一種撤退叫勝利”，正是這個意思。
因此，在當前，如果中國能夠誕生出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民族企業，將有力地增強中國的綜合國力。但是，新興民族資本的發展，將對中國經濟產生一系列新的沖擊。如果人們缺乏必要的警惕，缺乏監管民族資本的意愿和能力，那么，它一定會推行瓦解國有經濟的企圖。事實上，很多民營企業的第一桶金，即源自之前國有經濟的合法或非法的私有化。隨著實力的增長，一些具較大的民族資本，必欲通過各種手段置國有經濟于絕境而瓜分之。這樣，國有經濟又淪為了新興民族資本覬覦已久的獵物。
發展民營經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策略之一。是現階段發展中國經濟、增強國家實力的合理而必要的選擇。但是，如果聽任對憲法和法律的破壞，對民營經濟瓜分國有經濟的行徑漠然置之，那么，上文提到的所謂“撤退”，就必定演變為一種“潰敗”，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完全落空，使中國經濟淪為國際壟斷資本的附庸。
（三）日益被邊緣化的工農大眾
當跨國資本、新興民族資本試圖取國有經濟而自肥之時，工農大眾的利益被邊緣化了。對國有經濟部門就業的工人來說，在減員增效、下崗分流的政策措施下，下崗失業成為家常便飯。隨著國有經濟不斷被私有化，員工的工資和福利多數被進一步壓低，大量農民工的薪資被壓低到僅能維持生計的地步。一旦國有經濟進一步完成徹底私有化，再加上中國極其嚴峻的就業競爭壓力，普通工農的工資將被壓至最低限度，而大眾對國有經濟利潤分配、社會責任等的監督權力、索取權力也將喪失殆盡。這樣，即使是不錯的企業，也難免一邊是財富的積累，另一邊是貧困的積累。
隨著城市中間階層日益無產階級化，日益成為向底層競爭的犧牲品，城市平民的消費能力將受到極大限制，這又會導致農業經濟的困境，導致農民的生存和生產條件繼續惡化。條件日益惡化的農民只能越來越多地進城謀生活，于是進一步的惡性循環將繼續下去。極少數豪民盡管在短時間內積累起巨額財富，但其消費不可能大幅度增長，從而使市場消費更加萎靡不振。
可見，要求國有經濟徹底破除壟斷、并繼續從競爭性領域退出，實質上就會導致國有經濟的徹底瓦解直到消滅。無論吳式改革的初衷和主觀目的如何，其實際效果將是為跨國資本、新興民族資本的發展清除障礙。更嚴重的是，與跨國資本的雄厚實力相比，中國新興民族資本的實力盡管近年來大為增強，但仍然非常有限。一旦喪失國有經濟的屏障和護衛，中國并不發達的新興民族資本，很有可能被跨國資本整合。結局果真如此，最大的受益者將是跨國資本。吳式改革有利有害，巨利歸資本，大害歸勞工。
國有經濟“三宗罪”與吳式改革
吳敬璉指責國有經濟有“三宗罪”，一是腐敗，二是壟斷，三是效率低下。以此為依據，要求對國有經濟進行徹底的市場化改革（實質即私有化）。其實，只要不是選擇性失明的人，都能看清，腐敗問題極大程度上暴露的是社會治理問題，與企業的國有和私有關系不大。社會治理良好，國有企業也可以做到廉潔高效，如新加坡的國有企業；社會治理惡劣，私有企業同樣可能腐敗橫行，如美國世界通信公司、安然及安達信等破產案所暴露的問題。
吳敬璉稱：“國有企業的效率是否高于民營企業，已經有中外研究機構所作的實證分析，對它作出了有翔實數據支持的否定性結論。”遺憾得很，究竟是哪些機構的哪些實證分析，證實了國有企業低于民營企業呢？吳敬璉在此虛晃了一槍，而這本來對他的論題來說，是萬萬不能如此鳴金收兵的。人們只能祈求，吳敬璉所謂的翔實實證研究，不至于是天則研究所炮制的所謂《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報告》之類東西吧？眾所周知的是，80多個國家（包括拉美國家、蘇聯東歐國家以及歐美國家）在按照新自由主義教條推行私有化后，其經濟表現真正強于國有化經濟的屈指可數（林光彬，《私有化理論的局限》）。最近暴發的世界經濟危機，恰恰發生在美國這個私有經濟的大本營！
常識告訴人們，競爭必然導致壟斷。按照歷史學家布羅代爾的研究，壟斷才是資本主義的“老家”，只有壟斷才能使資本完成高利潤的積累（《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三卷）。因此，無論是國有還是私有，具有最強競爭力的企業，或多或少都必須獲得一定程度的壟斷能力。這種壟斷的形成，可以是市場準入限制的結果，可以是自由競爭、大魚吃小魚的結果，可以是高筑知識產權壁壘的結果，可以是操控技術經濟標準的結果。以石油產業為例，中石油、中古化、中海油據說在中國市場實現了寡頭壟斷，但是，從全球范圍看，不也就那么七八家石油巨頭壟斷了市場嗎？論者屢屢拿埃克森與中國石油企業說事，殊不知，埃克森的競爭力恰恰源自它在全球市場更強大的壟斷。在戰略性產業保持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是中國維護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一旦失去這種主導地位，包括產能、市場、利潤等都將拱手送給跨國資本。中國的汽車工業不是最好的例證嗎？
（一）國有化還是私有化
蘇聯建立人類歷史上第一批國有企業，恰與西方大蕭條同時。經過一二十年的經濟發展，蘇聯的工業化、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這對處于二戰廢墟中的英國、法國等西歐國家，產生了顯著的示范作用。這樣，二戰之后，西歐多國大量采取國有化政策，利用國家力量促進經濟復興。隨著戰后“黃金時代”的來臨，各國企業獲得了大發展。但1970年代中期滯脹的出現，特別是英國撒切爾執政后，這些國家又通過私有化國有企業以減少財政負擔、加強市場競爭。可見，二戰以后的西歐諸國，絕沒有不可動搖的清規戒律，而是把國有化、私有化當成了刺激經濟復蘇和發展的政策工具——當然，這種政策工具方便了資本掠奪國庫，也絲毫不假。
回顧自重商主義時期以來的資本主義發展史，最初的特許股份公司，是掠奪殖民地、完成原始積累最重要的壟斷商業組織。這些特許股份公司的投資人，事實上就是國王、貴族與新興資產階級。這些特許公司，一方面壟斷殖民地貿易（當然還有劫掠），另一方面又借助海軍的力量摧毀美洲、非洲和亞洲的固有政府或社會組織。正是資本和國家結合，才保證了西方霸權的崛起，才使資本主義節節勝利。后發展國家，為了迅速增強產業競爭能力，必須獲得國家力量的各種支持，這種支持的方式，要么是通過國有經濟加速壯大本國實力，要么是政府直接扶持某些具有特權的私有企業。兩相比較，發展國有經濟難道不是更有利于本國大眾嗎？
（二）反危機與強化國有經濟
始于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世界性經濟危機，至今沒有走出困境的跡象。為了應對這次“二戰以后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各國紛紛出臺了一系列的拯救措施。人們注意到，即使號稱最推崇自由經濟的美國，政府也不遺余力地拯救陷入困境的通用汽車、花旗銀行等巨型企業，在一段時間內干脆對這些巨型企業實行國有化，利用國庫資金、主權債款幫助這些瀕臨絕境的企業。——當然，這絕不是某些媒體妄稱的所謂“社會主義化”——國有化不過是利用國家力量幫助壟斷資本擺脫困境，實質上產生了私人損失國家補的效果；而一旦這些企業恢復元氣、贏利能力增強，國家又將通過再度上市的方式，使企業回歸私人資本，從而幫助資本搜瓜國庫。
可見，國有化與私有化，在西方國家大體是刺激經濟、應對危機的政策工具。對于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來說，由于擁有一批國有或國有控股的大企業，在應對危機過程中，能更快速地采取相應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從而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法律障礙和時間遲滯。在目前世界性經濟危機不斷蔓延之際，中國國有經濟的存在，正是中國反危機的有利條件——借助國有經濟的發展，能夠帶動包括民營經濟在內的整體經濟的穩定發展。
也正因此，“國進民退”純粹是輿論操縱的一個幌子。在危機狀態下，國家挺身而出拯救經濟，不正是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嗎？美國、歐盟、日本以及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國家有哪國政府置身事外呢？吳式改革的迷思，指責近年來的所謂“國進民退”，其實別有深意在。近年如果不是國有經濟發揮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國民營經濟此刻恐怕更加困頓。
（三）宏觀調控與市場配置
為應對危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環境政策、社會政策，以保證中國經濟的平穩、可持續發展。這些政策是否合理、是否達到了預期目標，有待實踐檢驗。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危機面前，迷信自由市場、放棄政府干預，除了新自由主義的神學家，大概不會有其他人。各國政府、產業界以及普通大眾，都未必會如此盲目地迷信教條。
歷史地看，誠如鄧小平所指出的，計劃與市場都是手段。第二次大戰以來各國的經濟實踐表明，資本主義經濟有計劃，社會主義經濟有市場。這二者相輔相成。一味地強調市場配置的功能，盲目絕對地排斥政府干預，找不到實踐證據的支持。以美國為例，1929年“大蕭條”發生后，擺脫困境靠的是羅斯福“新政”和二戰爆發后的軍事工業繁榮。克服上世紀70－80年代間的滯脹，嘴上高唱自由經濟頌歌的里根政府，實質上采取了極端的軍事凱恩斯主義，推出“星球大戰”計劃以刺激需求。在航空制造業，美國的波音和歐洲的空客，恐怕是最具壟斷色彩的計劃經濟。面對目前的經濟危機，美國政府更是通過所謂“量化寬松政策”大量印制美元，強征通貨膨脹稅，以挽救美國經濟。
市場在配置資源中可以發揮積極作用，但也存在它的局限性和弊端。從宏觀上說，市場經濟存在自身難以克服的周期性危機和兩極分化，為了應對這類危機，政府需要采取相應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努力維持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從微觀上說，市場經濟、自由競爭必然帶來的生態惡化、環境污染、假冒偽劣等問題也不容小視，必須嚴格市場監管和執法。政府之手和市場之手相互補充，才能更有利于經濟的發展。否定政府在土地和資源分配中的作用、甚至責難銀行——銀行恰恰是根據市場風險在作選擇——貸款注入國有經濟部門，真道理很少。
值得討論的是，銀行放貸的過度擴張，無論是流向國有經濟部門還是私有經濟部門，結果很可能都是災難性的。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將大量銀行資金貸給私有部門，造成嚴重經濟泡沫。金融泡沫破滅后造成了經濟的長期停滯，至今沒有克服其后遺癥。為了應對當前的世界經濟危機給中國帶來的不利沖擊，中國政府同樣需要在貨幣政策方面作出務實的選擇，過度信貸勢必引發通貨膨脹——當然，這與貨幣流向國有經濟部門和私有經濟部門，并不是同一個問題。
吳式改革與共同富裕南轅北轍
長期高唱市場經濟頌歌的吳敬璉，近日罕見地提起了“共同富裕”，這當然引人注目。但遺憾的是，在“共同富裕”的標題之下，人們在吳式改革的主張中，還真找不到多少實現共同富裕的主張。這里，不妨坦率的說明，走吳式改革的道路，不僅不能實現共同富裕，相反，只會加劇兩極分化。
（一）當代世界的利益分配法則
處于當代世界，任何人只能生活在一個主權國家中，所謂“世界公民”是百分之百的虛構和夢囈。按照當代世界的現實規則，如果一個人擁有土地，那么就能獲得地租收益（包括地下資源礦產的收益）；如果一個人擁有企業（包括銀行、公司等），那么就能獲得利潤收益；如果一個人擁有并出賣自身的勞動力，那么就可以獲得工資收入。這樣，一個失去了生產資料、只能靠工資為生的人，只能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一個失去了土地、企業的國家，同樣也只會淪為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奴隸國家。
只有土地、企業等生產資料為中國人掌握，中國人才有可能擺脫完全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悲慘境地。因此，從國家來說，中國國有經濟（主要是土地、企業和銀行）、新興民族資本的存在，是保衛中國人免于淪為奴役命運的物質基礎。從個人來說，倘若存在一部分國有經濟，那么，至少在理論上還存在向國有經濟要求收益分配的權力。
因此，把跨國公司在中國的企業視為中國企業，就是一種毫無道理的錯覺。須知，中國人并不能從跨國公司的利潤所得中分一杯羹！繼續實行面向跨國資本的私有化改革，將中國最有贏利能力的國有經濟出售給跨國資本，再加上中國民族資本的軟弱落后，最終將使中國失去生存和發展的有效物質基礎。一旦陷入這種狀況，將使中國人淪為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無產者。共同富裕將無從談起。波蘭裔美國經濟學家波茲南斯基在評論東歐經濟改革的后果時，曾警告說，由于民族資本被剝奪，東歐各國除非再來一場民族解放運動，否則其前景十分暗淡（《全球化的負面影響》）
另外，值得警惕的是，近年土地私有化的輿論一波波泛起，表面看，是為農民利益鼓與呼；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早已證明，擁有小塊私有土地的小農，絕沒有擺脫土地兼并的能力。一旦土地私有化或者更糟糕——這些土地還被外國資本收購，那么，億萬中國小農將最終淪為徹底的無產階級、流民階級。熟悉中國歷史的人們都知道，改朝換代的毀滅性力量，幾乎無一例外地源自億萬流民——如此前景，值得任一個中國人高度警惕。
（二）大眾對國有經濟的利益索取權
國有經濟的名義所有者是政府，最終所有者是全體國民。所謂國有經濟“所有者缺位”，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胡說。當然，這并不是說，目前中國的國有經濟體制已經完善；而是說，在當前的法律環境下，國有經濟作為一個個獨立的法人經濟體的集合，它的所有者是明確的。現在要加強的，是落實所有者的各項權益。一方面，要加強對名義所有人即政府監管者的監督和約束，另一方面，要強化對國有經濟的每一個法人單位的監督，并分享其發展成果。
首先，大眾應當享有知情權和監督權。國家應立法要求國有經濟體（指具體的單一法人）建立定期披露信息的制度，要像上市公司向資本市場和投資人披露信息一樣，及時發布各類信息，以方便大眾加強對國有經濟體的監督。盡管目前已有一些國有企業對外公布所謂社會責任報告，但國有經濟更重要的社會責任，是發展壯大國有經濟，以及用實際利益回報國民。因此，國有企業目前需要建立覆蓋國有經濟體運營、分配、發展、社會公益等更加全面的信息披露制度。此類制度一旦建立，必將有利于大眾加強對國有經濟的民主監督。
其次，大眾應當享有利益分配權。除上繳國家稅收外，國有經濟體的贏利，一部分可以建立國有經濟發展基金，以幫助國有經濟開展技術研發、充實資本金；另一部分應當成為國民收益，如充實社保基金、建立教育發展基金等，使這一部分基金能夠經常性地用于民生支出。
以往國有經濟飽受責難的一個重要口實，是國有經濟的收益被內部人瓜分，國民無法分享國有經濟的發展成果。對此，既要看到確有改進的必要，又要看到國有經濟在很長一段時間處于資本金不足、社會負擔重、贏利能力差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強求國有經濟的收益分配缺乏現實基礎。但是，隨著近年國有經濟的發展壯大，依法建立國有經濟收益分配制度的各方面條件日益成熟，是到了大眾分享國有經濟成果的時候了！國有經濟繼續沿襲以往的收益分配做法，經濟上或得小利，政治上則大受其害；因此必須改革。
（三）私有經濟無力實現共同富裕
按照吳式改革的路徑，能夠取中國國有經濟而自肥的，絕非普通公務員及廣大工人農民，而只能是跨國資本集團、新興民族資本集團等。考慮到中國新興民族資本的軟弱和落后，不能排除如果失去國家的保護，即使這些民族資本能夠瓜分一部分國有經濟，但最終它們仍有可能被跨國資本所整合。
這樣，一方面，國家喪失獨立的經濟發展空間，并勢必失去獨立確定政治、經濟和文化政策的能力，從而淪為霸權和強權國家的附庸。另一方面，極大多數國民，因為失去了主要的生產資料，將完全依靠工資為生。加之中國極其龐大的人口規模和勞動力供應，工資水平必然被壓榨到最低限度。在這種國際國內環境下，奢言共同富裕，無異于緣木求魚。
警惕誤導國有經濟改革的神學家
凱恩斯曾警告說，思想對人的統治力量，往往超乎想象（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結束語）。錯誤的思想，往往成為請君入甕的毒計，誘人陷入滅頂之災的海妖之歌。中國改革在過去的30多年中，雖然各種各樣的奸計不絕如縷，幸賴鄧小平等改革家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不動搖，堅持從實際出發研究中國經濟的問題和對策，才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能否延續這種成功，端賴未來的中國政府和大眾能否繼續堅持從實際出發，排除各類教條的束縛、拒絕種種神學家的誤導，從而獨立開拓前程。
（一）一國經濟的成功與經濟學家的名聲無關
“大蕭條”期間，羅斯福曾嘲諷說，所謂知識分子，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做的時候，他們知道怎么說。在推行新政的過程中，羅斯福從未迷信當時盛行的自由經濟教條主義，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也知之不多。可貴的是，羅斯福始終抓住美國經濟的關鍵矛盾，出臺一系列法律和政策刺激需求、就業，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美國經濟。二戰爆發后，美國成為盟國的主要軍火供應商，一舉擺脫了大蕭條的危機，而在戰后取代大英帝國成為世界第一超級大國。
值得注意的是，一國經濟的成功，與該國經濟學家的名聲大小并不相關。如奧地利，在1938年前，曾出現過世界經濟史上著名的經濟理論學派，但當時該國的經濟并不成功。在德國，大學甚至拒絕承認國際上公認的經濟理論，但該國卻取得了經濟上的成功。日本經濟在過去100多年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但日本究竟有幾位經濟學家為世界所重？雖然亞當·斯密享有盛名，但英國此前的經濟發展走的卻是重商主義（保護主義而非自由貿易）的路途。盡管大衛·李嘉圖推崇比較優勢，但絲毫沒有影響大英帝國利用機器紡織工業、蓄意毀滅印度殖民地富有競爭力的棉紡織手工業。
中國的改革開放，源自鄧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復興中國的偉大使命。實質上，對外開放的前奏甚至可以追溯到毛澤東、尼克松重啟中美外交之門。可敬的是，鄧小平等一代改革家面對文革結束之際的亂局，實事求是、英明果斷地作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決策。與此同時，是中國農民的自發行動啟動了中國農業經濟發展的新篇章（當然，這絕不意味著承包制可以一勞永逸）。這段歷史說明，所謂“頂層設計”，有時不過是某些專家的自我賣弄、紙上談兵。
（二）警惕新自由主義神學家
多年來，許多所謂“完美市場經濟”的鼓吹者，認為各種資源應當在充分競爭的條件下，完全由不受限制的市場加以配置，唯有如此，才能產生最大效益，不僅使商品和服務的供給最大化，而且使幸福最大化，并產生唯一名副其實的“自由社會”。但事實上，翻遍人類歷史，從來不曾有過上述完全自由放任的社會（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第605頁）。吳式改革的種種要求，與上述主張如出一轍。與其說原教旨主義市場經濟的鼓吹者是經濟學家，不如更準確地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經濟神學家”。
試問一句，今日中國名滿天下的經濟學家，老者如吳敬璉、茅于軾、張五常；少者如林毅夫、張維迎、陳志武之流，更不用說胡祖六、謝國忠之類經濟界的江湖術士，他們究竟為社稷、為黎民貢獻了多少學識才華？在他們提供的學術研究中，究竟有多少源自個人探索獨創，又有多少來自鸚鵡學舌？在他們苦心兜售的各種改革方案中，又有多少切中肯綮、能夠強國富民而不是禍國殃民？不錯，他們似乎都堅定地相信市場經濟的效率和完善，然而，人們又能在地球上何處尋找到完善的市場經濟的模板呢！
（三）實事求是地分析解決國有經濟問題
國有經濟發展到今天，成就很大、問題也不少。但解決這些問題，絕非只要私有化這一劑靈丹。事實上，當下中國經濟面臨的最緊迫的挑戰，是貧富分化、金融擴張、資源瓶頸三大問題。解決國有經濟的問題，必須對此三大問題系統分析思考。
30多年改革開放，造成的最嚴重的消極后果是嚴重的貧富分化問題。極端的貧富分化，產生于三個領域。其一，國有企業、國有礦山在事實上的私有化過程中，少數人巧取豪奪，通過管理人員買斷等方式化公為私。其二，在房地產業，少數房地產商人攫取了大量的本來屬于公眾所有的級差地租收入（主要指因土地開發而形成的增值收入），大量掠奪了剛剛步入中產階層民眾的現金收入。其三，通過資本市場，利用改制上市之機，大資本與官僚勾結，掠奪中小投資人。與此同時，一些工人被迫下崗，農民工的工資長期被壓榨在最低限度內。
瓜分國有經濟（包括企業、土地、礦山）、掠奪新生中產階級，掠奪中小投資人、壓榨一線工人，成為造就億萬富豪的主要方式。所謂國有經濟造就了特殊利益集團、加劇了貧富分化，實屬無稽之談。真相是，不是國有企業的普通雇員薪資水平太高，而是非國有企業對工人的工資壓榨得太狠。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不應是強迫國有企業工人的工資水平向底層看齊，而是相反，應當要求跨國公司、私有企業提高工資水平在企業贏利中的份額，防止企業利潤繼續侵蝕工資所得。
危機期間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是凱恩斯以來各國反經濟周期的通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以來的數百年間，金融過度擴張本身卻是資本積累的危機表現。按照阿里吉等經濟學家的研究，諸如荷蘭聯省共、大英帝國以至美國，在其經濟稱霸全球的歷程中，都曾先后經歷了物質擴張和金融擴張的兩個階段。在物質擴張的上升階段，實體經濟得到快速發展，資本獲得大量利潤；隨著利潤的不斷積累，危機開始出現——人們再也無法在實體經濟部門獲得足夠的投資機會，這樣，資本輸出、高利貸等賺快錢的“金融擴張”階段來臨了。金融擴張最初可以繼續獲得高額利潤，但這種“擊鼓傳花”式的賭局，終有玩不下去的一天，于是霸權體系的積累危機終于降臨（阿里吉，《漫長的20世紀》）。
當前世界經濟的混亂，源自美國次貸危機，為了救市、美國政府不惜大量舉債、結果又引發了主權債務的危機。從美國到歐盟，問題重重的金融業危機已引爆了百年罕見的經濟危機，至今看不到出路何在。實際上，不到十年之前，美國還爆發過“網絡泡沫”引發的危機。這頻繁而至的危機反映了什么？這暴露出以美國為首的舊的世紀經濟秩序，陷入了新一輪資本積累、利潤積累而導致的金融擴張的危機。其中的教訓是，任何脫離實體經濟需要的金融過度擴張，不管是國有經濟占主導還是私有經濟占主導，都會給經濟發展帶來巨大損害。
最近數十年間，日本經濟因上一輪金融盲目擴張之害，至今未能徹底擺脫零增長的狀態。好在日本實體經濟本身在全球范圍具有強大競爭力，才力保日本經濟在美國主導的金融掠奪（有日本學者估計，日本損失超過二戰）中終于挺住。眼下，歐盟的主權債務危機不斷蔓延，諸如冰島、希臘、意大利、葡萄牙等國經濟或受重創、或陷困境，如何解困各國并無良策，其中的根源與這些國家實體經濟衰落、過度舉債不脫干系。好在德國的實體經濟還保持著活力，也許能夠幫助歐盟度此一劫。
顯然，指責中國國有經濟部門占用了過多的金融資源本身，并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真正的問題是，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中國經濟必須保證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同時積極穩妥地創造能夠滿足實體經濟需要的金融市場。否則，在實體經濟尚未取得足夠競爭力的情況下，就盲目追求第三產業（包括金融等服務業）的高比重，勢必使中國經濟過早染上“糖尿病”，貌似肥胖紅潤實則痼疾纏身。正因為此，即使面對空前的世界經濟危機，中國的貨幣政策也必須審慎選擇，避免金融過度擴張的危害——不管是國有部門還是私有部門都無法承受金融過度擴張的嚴重后果。
對于中國的經濟發展，資源瓶頸日益突出，土地、水源、能源、礦物等各種資源，幾乎都無法滿足國內經濟建設的需要。再加上現行世界經濟秩序對中國極為不利，少數具有全球壟斷能力的跨國公司利用既得優勢，屢屢阻撓中國以公平價格從國際市場上購買能源、礦石等資源，更無法獲得重要的技術專利。面對這類挑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中國的選擇實際非常有限，把希望寄托于市場配置資源，無疑是異想天開。
熟悉歷史的人不難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本在西線與法英作戰的希特勒德國，突然間發起了對蘇聯的閃電戰；同樣，正在中國大陸作戰的日本法西斯挑起了太平洋戰爭。看來如此不講道理的軍事決策，歸根到底其實是由于同樣的原因——為了繼續戰爭，德國和日本必須獲得戰爭所需的石油供應。德國閃擊蘇聯目標之一是奪取巴庫油田，日本南下南洋同樣為了石油和橡膠。但所幸的是，德國和日本最后未能實現自己的目標，也未能贏得戰爭的勝利。
無論是德國和日本，當年都為所謂“生存空間”而戰，但戰爭的結果，粉碎了這兩個法西斯國家的夢想。但是這從反面警醒人們，任何大國不能通過合理有效的方式獲得經濟發展必須的資源，將嚴重制約國家經濟的發展。對中國來說，最嚴峻的現實在于，全球資源儲備、甚至世界市場幾乎已經被發達國家的少數跨國公司瓜分完畢。作為后發國家，中國勢必長期受此制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必須利用國家力量和若干有競爭力的大企業，積極參與國際經濟競爭，才有可能破除這一緊箍咒。單單憑所謂市場力量來配置，中國又如何能獲得自己所需的資源呢？
全球市場如此，國內市場同樣面臨很復雜的情況。作為一個水資源極端缺乏的國家，聽任市場配置水資源，恐怕非天下大亂不可。可見，在資源配置上，同樣必須發揮市場和政府兩只手的作用。而且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無論是市場還是政府，在配置資源的過程中，在方向、數量、比重等方面都可能不斷產生偏差，需要及時進行調整。此外，加強節能減排工作，也是解決資源瓶頸問題的另一條道路，但落實這項工作，同樣不是一句市場配置資源就可萬事大吉的。
新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國還遠沒有完成國家復興的漫漫長征。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拒絕各種形式的教條主義，防范新自由主義神學家的誤導，才有可能實現國家復興、社會和諧、人民幸福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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