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糧食霸權與中國的糧食安全危機

    


    糧食霸權本質上是美國主導的一個全球性地緣政治現象，是美國全球戰略的核心。面對美國的糧食霸權，我國的糧食安全已經縱深盡失，徹底暴露在美國金融壟斷資本和農業產業化資本集團面前。重建中國的糧食安全體系，需以全新的戰略思維來理解糧食的功能，并全方位地設計我國糧食安全的全球戰略。
    美國的全球戰略與糧食霸權
    美國的糧食霸權本質上是建立在美國經濟、軍事和政治實力上面的全球地緣政治現象，即自1970年代以來長期依賴美元霸權收益進行巨額財政補貼，培養和依靠高度組織化、科技化、規模化、石油化和全球壟斷化的農業產業化集團，在美國華爾街金融集團的配合下，打著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名義進行糧食交易的政治經濟現象。
    基辛格曾說“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人類；誰掌握了貨幣發行權，誰就掌握了世界。”這實質上是美利堅金融帝國稱霸全球的地緣政治總綱領。基辛格在任期間，糧食外交也走向美國全球戰略的核心地位。
    美國糧食霸權在全球實踐的結果是，美國在石油、糧食與美元三者之間都建立了雙向支持關系，從而重構了美利堅帝國霸權的黃金三角。這正在對世界政治經濟產生深遠影響，并表現在：第一，世界糧食市場建立在美國貨幣霸權、科技、生產和銷售和服務等全方位的從土地到餐桌的全產業鏈壟斷的基礎之上；第二，糧食能源化，能源糧食化，糧食等價于能源。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通過美元向世界征收鑄幣銳，進而補貼美國的農業生產和免費獲取石油，然后再通過糧食來生產汽油。美元霸權、糧食霸權與石油霸權完美融合，美國已經是一個嶄新的帝國。
    美國運用糧食霸權的基本原則是，先將發展中國推向新自由主義話語下的工業化和全球化浪潮之中，消耗其有限的水、耕地資源，弱化其農業競爭力，并控制和壟斷其糧食安全，進而坐收一國糧食安全風險的地緣政治收益。
    中國糧食安全的四大困境
    中國是美國糧食霸權與全球戰略的主要對象。二十多年來，我國在自由貿易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下，長期缺乏對美國全球戰略和糧食霸權的深入認識，放松了對糧食安全的警惕，造成我國目前的糧食安全正面臨四大困境：
    第一，美元霸權綁架國內糧食安全，我國在應對美國的糧食戰爭中已經不戰先敗。
    美元霸權的本質是以美國財政赤字為本位的美元作為世界的儲備貨幣，這實際上意味著，美國可以幾乎無代價地通過鑄幣稅而占有美元計價的一切資源與產品，尤其是石油等資源品，之后，再將美元霸權收益巨額補貼到其先天性的占有規模優勢、科技優勢和組織優勢的大農場農業中，可以試想，沒有哪個國家的農業可與美國相匹敵。
    我國的外匯美元結算決定同樣面臨這一困境。如果不改變美元在全球的儲備貨幣地位，突破美元霸權，即使中國能夠千方百計保持國內的糧食安全，甚至在局部市場的對美的糧食博弈中贏得優勢，但是，其所創造的國內穩定收益和國際外交紅利，依然會在國內外匯制度美元結算的制度安排下，通過以美元紙幣計價的貿易盈余的形式回流到美國。這樣，我國的外匯結算制度實際上已經構成了我國糧食安全的失血大動脈，即使我們再怎么強身健體，休養生息，都不可能在大動脈失血的情況下長時間生存。
    第二，長期激進的工業化和城鎮化戰略過度消耗水資源與耕地資源，嚴重惡化糧食生產的自然資源保障。
    19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實際上是地方政府主導的激進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房地產更是成為我國經濟的支柱，其結果必然是工業和房地產與農業爭地爭水。
    在耕地方面，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政生存，地方政府、房地產商和銀行征占耕地成為耕地資源減少的最根本因素。僅2000-2007年，我國每年的建設用地平均在319.5萬畝以上，占有耕地2560萬畝左右。實際上，而我國的城鎮化和房地產擴張從2005年進入新一輪高潮，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機之后，在我國大規模救市計劃和保增長的硬指標下，全國各地尤其是中部農區都瘋狂進行城鎮和工業區擴張……筆者認為，我國耕地面積早已突破18億畝紅線，成為這國糧食安全的重大隱患。
    在水資源方面，首先，我國農業用水占用水總量比重由于1980年代的85%下降到目前的65%左右，僅“十五”期間，我國農田受旱面積年均達3. 85億畝，平均每年因旱減產糧食350億kg。由于單位房地產面積是單位農地面積用水的20多倍，房地產業的激進擴張必然與農業爭水。其次，北方流域部分地區已經從相對短缺變為絕對短缺，嚴重缺水的華北地區因過度開采地下水，造成京津唐地區海水倒灌現象嚴重。最后，水污染正在嚴重地影響農業用水。我國工業和城鎮生活污水的年排放總量從1980年的239億m3增加到2006年的731億m3。2006年，在全國14萬km河流中，水質4類和劣于4類的河長占總評價河長的41.7%，劣5類河長占21.8%。
    第三，長期以來錯誤導向的“三農”問題政策，導致農村基本經濟制度面臨瓦解，國內糧食安全的基石正在消失。
    八十年代末以來，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下，我國長期執行市場化甚至私有化導向的“三農問題”政策，導致農地政策從三十年不變到永久不變，再到物權法體現出來用益物權的性質，農地已經與私有化僅一紙之隔，地權結構被徹底瓦解和固化；同時，稅改之后，雖然干群矛盾緩解，但鄉村組織卻繼續按市場化方向，實施了以弱化治權為實質內容的改革，造成鄉村組織失去治理基層的資源、權力與責任，國家政權全面退出鄉村社會。農地的近私有化和鄉村組織退出導致農村基本經濟制度面臨瓦解，成為我國糧食安全的最大危機。
    我國的小農村社制度是一套低成本、高效率的人口、農產品和制度再生產結構。在勞動力過剩條件下，小農依靠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形成的家庭內部的代際分工和村社內部的互助合作體系，即以低成本的管理協調替代資本投入機制，來提供村社生活和農業生產所需要的公共品，追求過密化增長，而非資本農業的平均利潤率。這是我國農業相較于美國農業比較優勢的根本所在。
    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瓦解之后，農業生產成本成倍增加，全國農村面臨治理性干旱。如筆者及所在團隊對湖北荊門和洪湖、安徽長豐、河南信陽、湖南岳陽等近十個省市的調查顯示，在南方稻作區，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瓦解造成農民稻田用水費用增長2-3倍，由每畝30-50元普遍增長到120元以上；同時，鄉村組織由于治權弱化不能處理任何村內糾紛，在2009年底以來天氣異常的情況下，國內隨陷入全國性的治理性干旱……農業生產成本日益攀升，我國農業天然具有的比較優勢正在消失。
    錯誤導向的農村改革，使小農長期在市場的汪洋大海中與高度組織化、壟斷化的國內外資本孤軍奮戰，使弱小的國內資本與美國財政部和壟斷化的農業產業化集團競爭。結果是，雖然我國農業生產生成長期低于美國，但美國農產品在大量財政補貼之下長期對中國傾銷，大豆已是前車之鑒，棉花與玉米不過是在我們自愿接受的不平等的WTO貿易體系下自動步其后塵而已。
    農業經濟學界與世界各國農業發展實踐的經典結論證明，由于分散小農的交易成本過高，政府和市場都無法與分散小農進行有效對接，因此，組織化——政府承擔組織成本的組織化——才是緩解和避免農村衰敗、農業危機的唯一出路。
    第四，我國糧食安全對美糧食霸權依賴正快速增長，糧食主權加速美國化。2003年，我國開始成為糧食凈進口國，此后凈進口快速增加，2008年，我國糧食凈進口約3500萬噸，占當年世界糧食貿易總量2.4億噸約15%，其中對美進口大豆約3700萬噸，占絕對比重。當年農產品進出口逆差由2007年的43.7億美元急劇上升至181.5億美元，增加3倍多，創歷史新高。
    2010年1～7月，我國農產品累計進出口貿易逆差130.5億美元，擴大61.9%，再創歷史新高。其中，棉花進口171.2萬噸，同比增97.6%，進口額30.3億美元，同比擴大1.7倍；玉米進口28.2萬噸，同比擴大56倍。有關專家擔心，玉米與棉花或可能重演大豆慘劇。而美國農業部發布的農業貿易展望報告顯示，2011財年，中國將從美國購買150億美元農產品，超過墨西哥成為美國農產品第二大進口國，而2009年中國還只是排名第四。
    美國通過糧食霸權、石油霸權與美元霸權的綜合運用，已經徹底壟斷了全球的能源、糧食市場。如果美國發動對伊朗戰爭，油價將向200美元/桶邁進，同時，世界糧食價格將在成本推動下上漲一倍，造成所謂成本推動型通脹。再通過石油、糧食價格（主要是大豆、玉米）傳遞到國內，明年我國豬肉價格可能到30元/斤，糧食價格上漲30%～50%，CPI可能在25%左右甚至更高，其后果無疑是中國經濟硬著陸。伊朗已經與朝鮮一樣，成為中國的核心利益。
    以上表明，我國糧食安全不僅戰略縱深盡失，而且戰略腹地也正在暴露于美國的糧食霸權、金融核彈和地緣政治面前。結論很明確，我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在當前的世界貿易體系中，中國實際上已經無力維系自身的糧食安全。應對美國糧食霸權，應站在全球戰略的高度，以全新的戰略思維來理解和設計我國經濟安全的糧食與農業戰略。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