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公有制經濟在實現形式上進行了積極探索并不斷發展,使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然而,一些人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應完全歸功于前者,“公有制為主體”現在已經變得無關緊要,甚至有害。還有人將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中的兩種所有制經濟對立起來,將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理解為所謂的“國退民進”;有人甚至提出“改革的關鍵是公有制變成私有制”等主張。這些觀點混淆是非,根本背離了我國憲法的規定和黨的方針政策,有必要在理論上加以澄清。

　　一、公有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

　　公有制經濟的建立和鞏固,是新中國獨立和富強的重要物質基礎,也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前提和制度基礎。胡錦濤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們黨完成和推進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緊緊依靠人民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我們創造性地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東方大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基礎在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離開這一基礎,是談不上實現中國社會的歷史性變革的。

　　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其主要經濟標志就是建立了強大的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回顧歷史,舊中國以私有制為基礎,并沒有帶來國強民富的文明社會曙光,而是使中國成為一盤散沙,淪落為那些信奉所謂“私有制是永恒法則”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社會的附庸。截至1949年,中國工農業總產值中超過80%來自于農業和手工業,近代工業產值僅有17%,中國工業市場也主要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占據。新中國建立后,由于我國的國有經濟掌握了國家經濟命脈,掌握了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承擔了工業化的主要任務,在短短幾十年中就改變了中國社會的落后面貌。

　　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不僅是我國憲法的規定,也是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現實要求。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匱乏、生產力總體水平低。如果搞私有制為主體,不僅不能集中力量加快發展,而且會逐漸導致貧富兩極分化,使整個社會失去發展的凝聚力和動力。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報告就提出“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并提出了“兼并重組”、“整合壯大”的新一輪改革目標。次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指出:“進一步推動國有資本更多地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實踐也正是這樣:2002至2009年,不計算上繳利潤,僅中央國有企業的上繳稅金總額,就由2914.8億元躍升到11474.8億元,年均增長率達到21.80%。同期,上繳稅金總額分別占當年國家財政收入比重的15.42%、16.41%、17.64%、18.62%、17.60%、17.13%、17.00%和16.75%,為保障財政開支和改善民生提供了重要保障。某些宣揚“國有經濟與民生無關論”、“國有經濟過時論”、“公有制失敗論”的看法,既經不起歷史的檢驗,也經不起現實的對照。

　　二、深刻認識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重要作用

　　應當明確,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調動各個方面發展經濟的積極性,這體現著我國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不過,不同的所有制因其性質不同,地位和作用也不一樣。私營經濟在促進經濟增長、解決就業、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方面的作用不可否認,但要全面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地科學發展、參與高端國際競爭和促進共同富裕等,公有制經濟的作用也是無可爭議的。

　　其一,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公有制,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推進力量。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我國國有經濟產值平均增長速度高于10%。國有經濟的利稅率一直高于其他所有制,在改革的較長時期內其上交利稅一直占國家財政收入的80%以上,目前仍占50%以上。2010年1-11月,我國規模以上工業實現利潤總額38828億元,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實現11924億元,增長速度達59.1%,高于外資企業和私人企業的增速。當前,我國經濟最重要的生產資料、關鍵技術和重要消費品,如石油、電力、鋼鐵、煤炭、大型專用機械設備等,80%以上都是由國有企業提供。化肥、農藥、大型農業機械,也主要是由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提供。

　　其二,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公有制,是國家高效調控經濟的主要產權基礎。對于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社會來說,高效的國家調控是難以實現的。就拿發達的美國來說,盡管金融和經濟危機后美國政府投入巨大的救市資金,卻無法滿足華爾街金融資本等的欲望之壑,而大量窮困失業人口依然存在,債務危機和大量金融“有毒資產”消除不了,消費和投資等有效需求始終啟動不起來,其深層次根源在于私有制壟斷企業會反對和影響國家及時有效的調控。而我國為了克服西方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沖擊和負面影響,迅速主要運用國有經濟的力量,積極執行國家投資計劃,高效率提供大量公共產品,大幅度改善國計民生,確保了宏觀和微觀經濟的穩定運行。

　　其三,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公有制,是國家實現經濟自主發展和參與國際高端競爭的重要經濟條件。僅2005-2010年,中央企業資產總額由10.5萬億元增長到24.3萬億元,年均增長18.2%,極大增強了我國綜合經濟實力。2010年美國《財富》雜志公布的世界500強企業中,我國的中央企業上榜30家,不僅沒有如某些人所說“比重越高對經濟轉型越不利”,相反,它還成為西方企業最具競爭力的對手。國有經濟還是推動科技創新的主力軍,歷年來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和大部分國家技術發明一等獎,均由中央企業包攬,國有經濟是我國開展重大科研項目和實現創新型國家的主要力量。

　　其四,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公有制,是實現科學發展的重要保障。公有制經濟不僅注重經濟效益,也注重社會效益、生態效益,更注重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在加快經濟結構調整、轉變對內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維護以人為本的勞動者權益、建設生態環境、節約能源資源、保障社會整體利益、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加強軍工生產等方面,國有經濟均具有強大的制度和科技優勢,對我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地發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主導作用。

　　江澤民同志曾指出,沒有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也就沒有共產黨執政以及整個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和強大物質手段。因此,如果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一旦改變,國家政權和整個上層建筑的性質和作用將隨之改變。

三、理性看待不同所有制經濟間的競爭關系

　　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應當理性、同等地看待公有經濟和其他經濟成分間的競爭關系。

　　一是不同所有制經濟的比重關系。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只要是競爭,兩者在國民經濟總量中的比例關系,就會存在著時而此消彼長、時而又彼消此長的現象。比如,在我國改革和發展的初期和中期階段,公有制經濟因其自身負擔過重,且在成本和價格方面處于劣勢,導致大量集體經濟倒閉,國有經濟也一度發生較大的虧損并被重組或兼并。這時,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就持續提升。而此次西方金融和經濟危機沖擊后,非公有制經濟由于其外向型特征,受到的沖擊更大,而國有經濟肩負反危機調節的重任,其優勢和作用得到較大的發揮。我們不能因為市場形勢變化和企業競爭條件的變化,便武斷地認為“國進”就是要以“民退(私退)”為代價,更不能以“國有經濟壟斷論”、“低效率論”的理由,要求“國退”以便為“民進”讓路。當前,我們還必須高度重視發展集體所有制經濟和合作所有制經濟,以堅持毫不動搖地發展各種所有制經濟。

　　二是不同所有制經濟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關系。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無論是公有制經濟的增長,還是非公有制經濟的增長,只要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標準,都應當得到支持和鼓勵。有人說:“中國經濟建設最重要的一條經驗教訓是:公有制比重愈多,GDP總量愈少;公有制比重攀升,GDP必然下降”。這種說法有悖于經濟學常識和現實,因為GDP總量與所有制比例關系并不直接相關,而是與各類所有制經濟的增減速度相關。只要各類所有制經濟在增長,GDP總量就會增加。如果公有制發展速度快且比重大,但只要私有制經濟速度不下降,GDP總量應當增長更快,是不可能發生“GDP必然下降”現象的。

　　三是所有制性質和市場競爭結果間的關系。客觀地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國有企業經營范圍在不斷調整變化,當前國有經濟分布于各種重要行業,服務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需要,其利潤也是屬于全體人民和國家而非私人,這與私有制的跨國公司和私人經濟的壟斷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市場經濟本身并不能消除壟斷,如美國電力公司占電力市場份額的85%-100%,15家棉花跨國公司控制著世界棉花貿易的90%左右,英特爾、微軟、IBM等壟斷了信息產業關鍵領域,等等。在市場本身不能消除壟斷的當今世界,任由中外私人經濟壟斷而放棄國家對關鍵領域的控制,對實現強國富民的發展目標是極為不利的。

　　四是各種所有制的競爭和爭利關系。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曾經流行過一種觀點,將國有企業的發展描繪為“與民爭利”,這反映了資產階級整體(國家)與資產階級個體(私有企業)的不同經濟利益和矛盾關系。而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盡管性質不同,也有一定的利益差別和矛盾,但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完全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共同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四、堅持基本經濟制度,才能實現共同富裕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使命,是社會主義本質的內在要求和目標。而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其必要的制度保證。這是因為,所有制的性質決定分配性質。只有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才能在各種生產要素按產權和貢獻分配的過程中,使按勞分配成為分配的主因素和主渠道,才能全面調動所有人的力量,尤其是勞動者的主體作用,真正充分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進而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共同富裕才能得到根本保障。生產(做大蛋糕)與分配(分好蛋糕)是互動互促、有作用與反作用的,需要全面辯證地認識。

　　甭說西方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即使包括瑞典在內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由于科技和經濟發達,因而城鄉居民的普遍和平均福利水平較高,但非公經濟占主體都導致了貧富不同程度的社會對立和矛盾。其根源在于私人企業形成的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導致了貧富的較大差別,再分配只能有限地縮小,而不可能根本縮小財產和收入的貧富差別和對立。各國馬克思主義者與非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與社民黨論爭的焦點,主要不在于要不要通過再分配,而是要不要在所有制以及由此決定的初次分配領域,采取根本縮小性的措施。

　　總之,我國社會主義事業要避免誤入“富裕中的貧困”發展陷阱,也要避免殺富濟貧來實現共同富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勢必會通過所有制結構的競爭性變動和調整、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并重,來呈現公私經濟攜手共進、先富帶動共富的新格局。

　　(程恩富 侯為民: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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