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孟 捷、賈根良、周 文四人談:

經濟理論的多元化和中國經濟學的構建[1]

 

 

本文發表于浙江大學《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評論》2011年9月，科學出版社。

 

 

左大培：男，遼寧大連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主要從事西方經濟學、經濟思想史研究。

孟捷：男，山東濟南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為政治經濟學、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學方法論。

賈根良：男，河北滄州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涉及經濟思想史、創新經濟學與科技管理、發展經濟學。

周文：男，重慶市人，云南財經大學經濟學教授，研究生部主任、博士點建設辦公室副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等。

 

一、2008年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凸顯出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危機

 

主持人：今天，我們討論的主題就是“經濟學理論的多元化與中國經濟學的構建”。我昨天上午參加了中央黨校的一個“經濟學前沿理論研討會”，在會上明顯就有觀點的不同。但那里的觀點不同是聽出來的，是有經濟學素養的人可以聽出來的，他們彼此觀點不同，但沒有交鋒，各發言各的。其中的一個問題是媒體早就報道過的，即金融危機之后，英國女王問這些西方經濟學家：你們怎么沒有預測到危機的發生？由此也導致了對經濟學研究方法、研究模式的一些疑問與質疑。[2]這是完善經濟學模式的一個主題。再就是，結合中國的本土實際，怎么能夠為創建中國特色的經濟學體系做一些方法論上和理論上的一些準備？大體就是沿著這個進路展開討論。

 

孟捷教授：我先起個頭。剛才主持人談到經濟危機以后，英國女王質問倫敦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家，這里所說的經濟學實際上是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對這個問題沒有做預測。我還可以補充一個故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克魯格曼好像是2009年在倫敦有一個演講，里面就很尖銳地指出來：過去三十年的宏觀經濟學，即以盧卡斯的理論為代表的宏觀經濟學，說得好聽一點，是沒用的，說得難聽一點，是有害的。這句話深刻地揭示了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現狀及其所面臨的危機。這次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把這個問題進一步暴露。應該說，主流經濟學所存在的問題，它在理論上的深刻矛盾，早在危機之前，早在危機發生之前，就已經一再暴露。賈根良教授對“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有長期的研究和介紹，可以請賈根良教授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賈根良教授：剛才孟老師談到英國女王訪問倫敦經濟學院的問題。當時，貝斯勒和海尼施教授給英國女王寫信，回答這個問題，但是，緊接著，霍奇遜等十位英國的異端經濟學家八月份也給英國女王寫信，批評貝斯勒等人忽視了經濟學教育中所存在的嚴重問題，說：現在西方的經濟學教育，已經把經濟學變成了與世界相脫節的學科。西方主流經濟學虛假的假設，加強對市場運行機制不加批判的發展，從而誤導了人民的行為和政策制定。霍奇遜這些人所指的，實則是大約十年前在法國發起的“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這個“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是由法國學生首先發起的，英文為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這個短語不好譯，所以在2003年將其介紹至國內時，將其譯作“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

法國學生發起這一運動，主要針對的是經濟學教育的問題，指出經濟學教學是有缺陷的，其主要表現為：第一、數學本身成為一種追求的目標；第二、新古典經濟學的支配地位是壓倒性的和不公正的；第三、教學中武斷的教條主義教學方式不允許批判式的和反思性的思考，其結果是一種自我封閉的科學。autistic是精神病學上的一個術語，法國學生用這個詞描述新古典主流經濟學自我封閉，缺乏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與社會的互動，專注于數學幻想，過度迷戀假定和模型。這種智力缺陷，使得他們沒有辦法解決現實中的許多問題。因而他們呼吁多元化的方法，強調更多地關注具體現實，這也是我們今天所討論的經濟學范式多元化。

法國學生發起這一運動，在英國、西班牙、美國等國家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好多教授和研究人員加入到里面來。事實上，并不能否認現代的主流經濟學是認識世界的一種方法。“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認為，不能完全排除它，它只是認識多元化世界、復雜性世界的一種方法。但是，目前西方的經濟學狀況實際上是主流經濟學占據統治地位，這種情況對中國經濟學造成了不利的影響。因為，在最近十幾年、二十年，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化是非常明顯的。我把它歸納為三個方面：一、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具有一支獨大的傾向，其他的經濟學范式被邊緣化；二、數學形式主義的影響相當大，它造成了人們不關注現實問題；三、我認為“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的不足之處在于：它提出了經濟學教育改革的一整套方案，但它并未探討經濟學假定與思潮背后的利益訴求問題。第三個方面實際上是說，強調經濟學范式多元化，就是要防止和警惕發達國家和金融壟斷資本的操縱，防止它們將新自由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作為一種戰略工具，對中國發動“經濟學戰爭”。

“經濟學戰爭”主要體現為四個方面：一、現在大學里所講授的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實際上是符合發達國家利益的，但它損害發展中國家利益。比如說，自由貿易、自由投資、比較優勢理論、自由競爭理論、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等理論的假設，都是不現實的，但它有利于壟斷資本打開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特別是其擅長的金融自由化；二、“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提出的數學形式主義，對中國產生了一種經濟學的“殖民地化”，以在國外發文章，特別是數學化雜志發表文章為評價標準，我將其稱作為“模型誤國”。發達國家壟斷資本通過支配經濟學教育，通過數學形式主義將西方主流經濟學變成精神鴉片，使中國對國際壟斷資本麻木不仁；三、攻擊和打壓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其他不符合新古典經濟學的、新自由主義教條的當代多種其他經濟學范式。攻擊、丑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非主流經濟學中的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就是說，西方經濟學包括西方主流經濟學和西方異端經濟學。西方異端經濟學又可以劃分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非馬克思主義的異端經濟學，后者包括老制度學派、熊彼特學派、新熊彼特學派、后凱恩斯經濟學和女性主義經濟學等等。這些學派實際上在中國引進西方經濟學的過程中沒有得到大家的關注，即使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也錯誤地將西方經濟學等同于新古典經濟學。非馬克思的異端經濟學實際上都屬于政治經濟學傳統，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有很多共同之處，但是有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僅將西方經濟學視作主流經濟學，僅將馬克思和新古典進行比較。實際上，西方異端的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有許多共同之處。目前對西方經濟學的引介，是不完全的。發達國家對這些非主流學派的打壓，實則也是一種工具。四、在經濟思想史方面，對影響英國、德國和美國崛起的學說，如重商主義經濟學、美國學派、德國歷史學派等予以丑化。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方面事實上一直處于停滯狀態。

這四方面因素，客觀造成了西方發達國家使用經濟學工具推行其經濟目標，從經濟思想史方面來看，實際上有非常深刻的教訓值得我們經濟學研究者重視起來。

 

左大培研究員：我談談對經濟思想史的看法。西方當代關于歷史學的一種說法，在我看來符合實際，即：我們實際上不可能完完全全、原原本本的反映歷史的全貌。其實，任何人研究歷史時都有一個角度，其中反映了他的立場和態度。涉及到經濟思想史這個學科，這個立場和態度往往和研究者本人的學術觀點連在一起。

我講一個印象深刻的故事：社科院經濟所的老前輩巫寶三先生在經濟所最初獨立時是實際上的所長，他也是哈佛大學的博士。我們在讀碩士研究生的時候，巫寶三先生明確地將經濟思想史的書分為兩類：一類是一般的教材，還有一類是真正的專著，其中一本是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另一本是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這兩本書是學界公認為經濟思想史上功力最深厚的著作。馬克·布勞格曾說過：馬克思是當時掌握經濟學文獻最多的人，當時在歐洲能找到的所有經濟學文獻，馬克思全部都掌握了，他所寫出的經濟思想史絕對代表當時的最高水平。但我現在強調的是，無論是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還是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都帶著作者本人非常深的學術烙印，即作者本人的學術觀點。簡單地說，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就是從剝削的角度，按照勞動價值論，特別是剩余價值理論，來評論整個經濟思想史。馬克思對科學和非科學的劃分，就取決于對剩余價值的態度，即接近馬克思和李嘉圖的剩余價值理論就是科學的，反對、抹殺剝削的就是不科學的。同樣，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發掘了過去很多不被重視的、經濟思想史上的經濟學家，但實際上，熊彼特所列舉的這些經濟學家，多半都是以邊際效用為標志的、新古典經濟學說的理論先驅。熊彼特實際上是用新古典的框架來評價經濟思想史，來評價經濟學家的水平高低。我個人認為，在研究經濟思想史研究中是不可避免的。在寫經濟思想史時，不可能把所有人的觀點都寫進去，必須有取舍，且必須表現出：我認為哪些是科學的，哪些是不科學的，從而體現出自己的學術觀點。

現在的最大問題是，我們的經濟思想史教科書，慢慢變成了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史了，非主流學派的就消滅掉。說非主流的學派不科學，還算作是尊重，算作是一個學派列出。最嚴重的是不在教材中提出非主流學派，直接不提了。

 

二、比主流經濟學更具科學性的經濟學理論范式

 

主持人：說到這，我們應該討論一個問題：應當以什么標準，對科學與不科學進行劃分？

 

左大培研究員：我個人是有一個標準的。我的標準比較合乎西方一般的科學理論：一個好的經濟學，你得能解釋實際。如果不能解釋實際，不管從什么標準來衡量，都沒有用，我趨向于把它歸零。

回到英國女王所提出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是所有人對經濟學提出的一個基本的問題：經濟學上出了一個驚天大事，經濟學的理論必須能對它做出解釋，甚至是預測，否則這個理論就應該歸零，就不算科學。從這個角度來說，主流經濟學是不夠算作是科學的。克魯格曼說過：主流經濟學不僅沒有能夠預測到哪一天發生危機。當然，預測哪一天發生危機很困難，但是最大問題是，主流經濟學竟然沒有說可能發生危機，它能叫做科學嗎？原因在哪？其實解釋很簡單，西方現在的主流，特別是我們現在講的新古典主流，它的核心是個體最優化，而后一般均衡。在個體最優化的基礎上，自由的市場可以實現一般均衡。所有的數學化，第一步給出個體最優行為；第二步，這些個體最優行為達到一般均衡狀態。在這個標準的一般均衡狀態下，經濟危機是不可能發生的。一般均衡狀態下，供給和需求是相等的，生產多少東西都能賣出去。但經濟危機的典型問題是產品賣不出去，大批的工人失業。按照其均衡模型，理論上講，危機就是不可能發生的。特別是本次金融危機，美國一個季度經濟可以下降百分之六，這在經濟學中是不可思議的，無論什么模型都無法解釋這一現象。事實上，個體最優的一般均衡是一個騙人的東西，它騙了無數經濟學家，包括最好的經濟學家，騙到最后就是：經濟學家自我麻醉，麻醉到不相信會發生這樣的經濟危機，因而他們不能做出預測。

 

主持人：關于危機原因的探討，今天可能游離于我們的主題。就說剛才這一塊。

 

孟捷教授：剛才左大培教授實際上提到一個問題，即經濟學有其意識形態的信念。在這里，我簡單地將理論經濟學的幾種范式，就這個問題進行比較。如剛才我們談到，為什么新古典經濟學對現實的解釋能力這么差，但是它仍然會是一個主流經濟學？

我在這里比較三種理論范式：一種是新古典的，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還有一種是20世紀80年代在西方興起的演化經濟學的理論范式。任何一個理論都要回答一個基本問題，即市場經濟中的協調問題。具體來講，只要是一個市場經濟，它都有一個特點：即經濟中的決策由無數人分散地做出來的，那么，無數人分散做出的決策，有沒有可能形成經濟秩序？這既是一個科學問題，也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

三種理論對這一問題持有三種立場，可以做一個最簡單的概括：新古典的答案，即無數人的分散決策結果會達到一般均衡。市場經濟用通俗的話來講，預先注定就是一個和諧社會。在馬克思那里，無數人的分散決策，有一個不太好聽的術語，叫做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其帶來的結果是危機，甚至是崩潰。

 

左大培研究員：這個時候我得打斷你了。你得全面理解恩格斯，問題不在于無政府狀態，而在于恩格斯前面的一句話：生產的社會化。如果沒有社會化，那么每個農民自己種自己的地，也不會有什么事。問題在于，是在基于生產的社會化前提時出現了無政府狀態。

 

孟捷教授：我接著談我剛才的思路。如果我們將剛才的兩個理論進行比較，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在冷戰后，新古典經濟學插著美元的翅膀，飛遍全球，成為一個流行的經濟理論，這是因為，至少它對市場經濟做了一個正確的解釋，相反，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對市場有一個否定。所以，我一直就有一個看法，傳統政治經濟學和我們今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之間有一個鴻溝，即傳統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資源解釋不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要性。在這種情況下，新古典經濟學成為某種流行的經濟學，在意識形態的意義上，是可以理解的。當然，從我本人來講，我更贊成演化經濟學的一種解釋，演化經濟學在這兩種對立的范式中選擇第三條道路。首先，它承認馬克思的分析。在我看來，馬克思是市場經濟最優秀的病理學家，他揭示了市場經濟所固有的各種矛盾，但另一方面，在演化經濟學看來，這些矛盾，或者這些非均衡趨勢，又不會把這個經濟制度炸毀，相反，這些非均衡趨勢有可能被協調。所以，相對于新古典的一般均衡論、馬克思主義的危機論，我將演化經濟學概括為協調論，這個“第三條道路”，我覺得，可能是理論經濟學發展應該趨向的一個方向。

 

左大培研究員：我沒有仔細地研究演化經濟學，不過，如果這么簡單地給演化經濟學這個結論，是不對的。政府干預，包括政府本身，都是社會演化的一部分。所謂能夠協調、來克服這種矛盾，恰恰是因為真正搞市場經濟政策那些人，都是實用主義的。看到經濟不行了，就來干預一下，不考慮那么多理論。恩格斯很清楚的看到：每一次出現危機之后，資本主義國家都必須進行干預。戰后能夠出現較長時間的比較協調狀態，就是因為政府的干預非常多。

我為什么這么說？這次危機之前十年，我和余永定達成一個共識：美國的金融全球化是不可持續的、非常危險的。事實證明，金融化搞不下去。為什么？有說法稱，西方很穩定，是因為戰后四十年有政府管制，而這套強大的政府管制，不是自動產生的，而是危機之后政府不得不管制。所謂協調，是在西方經濟演化過程中，演化了政府干預的規則，這才能夠協調的，特別是在金融上非常明顯。如果要靠市場自發，早就崩潰了。

 

主持人：左大培教授對演化的概念提出了一個解釋，我們可以接著討論。

 

孟捷教授：剛才我們談到了演化經濟學的范式，它提出了一種協調論。談到協調，就有協調途徑的問題。我的觀點，和左老師剛才的觀點是一致的：國家干預、政府對市場經濟邊界的界定，毫無疑問是達成協調的一個手段。而且，在這次危機中再次證明了，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手段。但是還有另一方面，這是演化經濟學，或者新熊彼特派的技術創新經濟學所強調的，就是創新。

創新這個問題，可以拿來作為比較不同的經濟體制，比如比較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績效的一個重要的方面來考慮。傳統上比較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這兩種體制績效的時候，往往訴諸兩個觀點：一個是所謂信息的角度，一個是所謂激勵的角度。說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是因為解決不了計劃所需要的信息的問題。這個問題最早是哈耶克提出來的，即無數個人所擁有的個人的知識，它們彼此之間是無法傳達的，而一個中央計劃機關缺少這些知識。相反，在一個市場經濟中，依靠價格體制，個人可以動用這些知識。另一個角度是激勵的角度，即中央計劃機關沒有激勵的動機去制定這個計劃，即使制定了這個計劃，也沒有激勵去實施這個計劃。在我看來，市場經濟并不比計劃經濟優越，這兩個辯護都是有問題的，因為市場經濟本身實際上也逃脫不了這個問題，在我看來，這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市場經濟也面臨信息的問題，這在它自身的、西方經濟學關于市場失靈理論中實際上體現出來。

 

左大培研究員：哈耶克所說的，只有在一般均衡情況下才能成立。完全競爭的一般均衡可以自動達到帕累托最優。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為什么西方經濟學重視論證一般均衡的存在？如果一般均衡不存在的話，所有的論點都是虛無的，包括哈耶克的觀點在內。如果不是一般均衡的價格，價格不會起哈耶克所說的作用。

 

周文教授：我先接著第一個問題來談，即主流經濟學為什么面臨那么多問題。再回應一下演化經濟學。

我是這樣考慮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對危機的問題，沒辦法去預見，也不能去解決問題。主流經濟學實際上面臨著兩個問題：一、在表面上、在形式上追求科學性；二、在工具上追求完美性、客觀性。由于形式上追求科學性和完美性，所以，主流經濟學表面上看沒有什么問題，但實際上，為什么它又不能解決現實問題？我是這樣考慮的，由于西方主流經濟學過分偏重技術分析，缺乏歷史的維度和制度的維度。因此，在分析的框架下形成一種局限性。因此，它沒辦法去解決現實問題，使得西方主流經濟學成為一個游戲。而且，它給我國帶來的最大弊端是，由于西方經濟學剛剛引入，許多人對此趨之若鶩，導致一邊倒。西方主流經濟學全方位帶來的問題是，我們經濟中的現實問題未得到解決，最為突出的就是經濟結構問題，為什么幾十年都未能得到調整？這是因為簡單的套用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原理，是無法去解決現實問題的。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即凱恩斯經濟學理論的問題。根據凱恩斯的理論，當經濟處于蕭條時，政府應當增加投資、擴大支出。但在我國，財政稅收、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因此，政府擴大支出帶來的問題是：表面上看，內需擴張了，但帶來的后遺癥也存在，如我們大量的投資仍是基礎建設、重復建設。還有一個問題，如居民收入問題，按照凱恩斯的理論，在蕭條時應當擴大居民收入，但是中國的稅制不完善，所以，我國的居民收入擴大沒有落入在全民，而是落實在機關、國有企業的雇員身上，反而加大了收入差距。此外，還有一個貨幣政策問題，按照凱恩斯的理論，在蕭條時應當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由于我國的產業結構不合理，在信貸擴張時，更多資金流入到生產性過剩的行業。這不但不能解決結構問題，反而加大產能過剩，帶來金融風險。

 

主持人：打斷一下，讓我們暫時遠離具體政策，還是回到最初的幾個主題。

 

周文教授：關于演化經濟學的問題，應當來說，演化經濟學從某個角度，即中間道路出發，解決經濟學的問題，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完全依靠演化經濟學來解決，也是有一個問題的。比如剛才所說的創新問題，金融危機本身也是創新帶來的惡果，因為它的創新的集中點，集中在金融的創新上。

 

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關于市場經濟協調與創新的分析更具現實意義

 

孟捷教授：我要澄清一下，剛才實際上沒有講完就被打斷了。剛才主持人提的問題問得很好：經濟學的科學性在什么地方？左老師說的很好，取決于對現實問題是否能夠做出有效的回答。

剛才我談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市場經濟的協調問題。因為在冷戰以后，市場經濟成為某種普世價值，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接受市場經濟，所以必須對市場和競爭的作用有一個正面的回答，這是檢驗一個經濟理論好壞的一塊試金石。新古典經濟學好像給了一個回答，但這個回答是一個完全意識形態的回答。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市場經濟作了一個病理學分析，沒有對市場和競爭的正面作用做出一個充分的闡述。正是因為對這兩種理論不滿，我們就引出第三種理論，即演化經濟學。演化經濟學提出了一個協調論，認為市場經濟有可能持續的再生產下去。但是，靠什么？除了國家干預，內生地導致經濟發展的，是技術創新。我們所說的不是金融工具創新，是技術創新。

 

左大培研究員：現在的問題是，創新和協調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怎么協調？比方說，我們通常講的民主，是一種協調方式；統治關系，即治理關系是另一種協調方式。市場是市場交換占主流的一種協調方式。政府綜合使用好幾種協調方式，但恰恰是沒有市場。比方說，一個民主國家的政府，其議會是平等的人通過民主方式商討決策的地方，法院是一個獨裁的地方，政府是一個執行機構。當然還有別的協調方式，如鄉規民約，這些都是協調方式。所謂經濟體制、經濟制度，就是各種協調方式以其特有結構結合起來的一種東西。從有人以來，就發生了這些各種各樣的協調，而且，這些協調方式的結合，越來越復雜。所謂演化，就是越來越復雜。

在這個過程中，創新起什么作用？創新是一個技術層面的概念，回到馬克思那里，創新是生產力，協調就是人與人的關系。

 

賈根良教授：我對孟捷教授和左大培研究員的觀點做一個評價實際上，孟捷教授是從理論范式來看，新古典能夠實現自動協調，在馬克思主義方面，協調是指政府方面的協調，但是這兩個方面都走了極端。對于孟捷教授提出“協調論”，我的理解是：在冷戰思維之下，新古典和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位于左右兩個極端，都不能解決市場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從經濟史來看，經濟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混合經濟，市場和政府都存在。演化經濟學特別強調非市場協調機制，如孟捷教授所說：新古典基于虛假的假定，認為自動能夠達成均衡，馬克思主義認為不可能達到。實際上，演化經濟學作為第三種經濟學范式，所強調的是：經濟過程實則是一種非均衡過程。非均衡的矛盾和沖突需要非市場的協調機制加以化解。比如說，非市場協調機制，包括NGO的作用越來越增大。演化經濟學還有一種看法：要靠干預之手解決市場自身沒有辦法自動達成協調的問題。

 

周文教授：我贊同左老師的觀點。孟捷教授將演化經濟學歸結為創新，我認為：協調的方式和創新是兩碼事。創新更多的是在技術層面上，而不是在利益關系上。

 

孟捷：剛才賈根良教授做了一點解釋。通過非市場的調節，或者我將其稱作外生因素調節，比如國家的調節，或者某種社會調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拒絕，后凱恩斯主義也不拒絕。演化經濟學的貢獻就在于強調：市場經濟除了這些非市場協調途徑外，還可以通過市場內生的協調，它來自于市場經濟和創新在制度上的必然聯系，即市場經濟是技術創新的一個巨大發動機。為什么創新可以實現市場經濟的內生協調？根本原因在于協調，協調什么？左老師講得對，協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但除此以外，更基本的一個層面，是要協調資本積累過程的內在矛盾。而人與人之間利益關系的變化，是資本積累過程內在矛盾的一種反映。

什么是資本積累過程的內在矛盾？我們還要回到馬克思，回到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作的一個病理學分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一個根本問題，在羅莎·盧森堡那里暴露得很明顯：每年一個市場經濟提供的總產品，在它的價值構成中，剩余價值賣給誰？盧森堡做了一個有趣、有錯誤（但卻是一個很深刻的錯誤）的分析：剩余產品只能賣給一個資本主義以外的第三市場。等到全球都是一個民主國家，第三市場就沒有了。這個理論里面是有問題的，她忽略了，即資本家之間可以互相購買，這種互相股買實則是投資。那么投資為何足夠大？實際上，在演化經濟學框架內，這個問題很好回答。如果沒有創新，尤其是重大的產品創新的話，這個投資規模總是不足以實現每年生產出來的剩余產品，這也就是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從這個角度來看，資本積累過程的內在矛盾是可能由創新引致的投資來解決的，從而將有助于解決資本積累過程的內在矛盾。

周文教授：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分析這個問題上，實際上是制度作為外生變量，即制度不變的情況下，所以創新只是一個技術創新的問題。但是在把范圍擴大了以后，制度是可變的，不是一個外生變量，所以我們應該加入制度創新的問題。我認為還有其他的創新問題。

 

左大培研究員：羅莎·盧森堡的模型是一個很簡單的數學模型，列寧援引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認為她說的這個問題是不存在的。而且，這個問題實際上在西方經濟學中正好有非常對應的反映：羅莎·盧森堡的思想接近凱恩斯，是非均衡經濟學，但凱恩斯不把羅莎·盧森堡當做自己的先驅。這就涉及到經濟思想史的問題。其實凱恩斯有自己的經濟思想史，《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所提及的先驅，除了馬爾薩斯，都不被經濟思想史認可。另一方面有主流的，其實正好和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理論相對應的，即增長理論。在這里，不是創新解決這個問題，相反，如果是非均衡，創新可能會加劇這個問題。簡單地，的確可以劃出均衡派和非均衡派：盧森堡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非均衡派，凱恩斯是西方經濟學中的非均衡派，列寧強調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可以劃分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均衡派，西方經濟學的均衡派就是增長理論、主流學派。索洛的增長模型，即有名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就是一個均衡的增長模型，它與之前的哈羅德-多馬非均衡模型大為不同，哈羅德-多馬模型強調經濟位于刀鋒上，很可能處于非均衡狀態上。

不能說列寧和馬克思是一個徹底的均衡論者，因為馬克思曾經說：我說的是均衡的，但資本主義這種均衡，只能在不均衡里找一條均衡的路，但它的模型本身是均衡的。

創新的作用是什么？主流是說制度好不好，在于它能不能鼓勵技術創新。比如說，市場經濟這個制度好，就是因為市場交換這個制度本身最大限度地產生許多創新。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影響市場交換。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只要有一個自由的市場交換，一切問題就都不存在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則認為：自由的市場交換就是一個制造無政府危機的地方。第三條道路則認為不能把市場交換說得天花亂墜、完美無缺，也不能把市場交換說得一無是處。在我看來，演化是什么？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演化的歷史，人類在不斷尋找一個更好的體制。

 

四、經濟學模式的多元化如何指導中國特色的經濟學建設

 

主持人：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回到中國的現實。我們把視野從國際視野切換到中國的范圍內，繼續討論：經濟學模式的多元化，如何指導中國特色的經濟學建設？

 

孟捷教授：我想接著演化經濟學再談一點。演化經濟學不僅談到了創新問題，還談到了創新所派生的各種多樣性。包括制度多樣性、技術多樣性和產品多樣性等等。這些問題結合中國實際來談很有意思，尤其是我們走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討論這些問題就更有意味。

 

賈根良教授：從理論上來看，討論多樣性是進行演化和創新研究的基礎。強調市場原教旨主義，實則是將美國模式視作最為理想的模式，但在現實中，美國模式在金融危機中暴露出了嚴重的問題。美國模式的弊端實際上是非常嚴重的，尤其是金融寡頭利益集團對經濟的支配。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早就被凡勃倫批判過。如果不承認多樣性，創新問題就沒辦法處理。從現實問題來看，這種多樣性廣為存在，如瑞典模式、日本過去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國模式等。只有對多樣性進行探討，才能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

 

左大培研究員：我對當代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模式做了一些歸納，即美國是自由市場的典型、法國是政府計劃指導的市場經濟、整個北歐是福利國家、德國和日本被稱作集體協調的市場。

 

主持人：由左老師的討論我悟到了一個問題：國家的文化土壤導致了一種行為選擇。在中國這種文化土壤下，哪種模式會更適合？

左大培：中國可能更接近法國。我們現在所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客觀上就得走法國這條路。法國不僅有政府計劃，而且大企業都帶有國有性質，和中國非常接近。法國是歐洲最為中央集權的國家。還有一點，法國的家族主義盛行，這是福山的一個假說。中國要解決現代化問題，要走法國的道路。按照西方主流對理論，只有美國制度最好。不過，如果美國才是唯一正確的答案，為什么要有福利國家？為什么要有法國的計劃指導？為什么要有日本的集體主義？

 

孟捷教授：左教授剛才談到，中國模式收斂于法國。但這個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探討。中國自己走過彎路。比如說，大家都知道有一段時期“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則命題實則來源于新古典，即把效率和公平視作二律背反了。我們翻譯了鮑爾斯等人撰寫的教材《理解資本主義：競爭、統制與變革》，這本書把公平和效率畫一個二位坐標圖，橫軸取公平，縱軸取效率，公平用基尼系數表示，效率用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表示。結果美國的公平和效率水平都低，而北歐國家的這兩個指標都高，大陸國家的公平和效率水平在中間。從這個簡單的經驗分析可以大致看出：公平和效率的組合有三種模式：美國、北歐國家和大陸國家。這給了我們一個思考：這些國家同樣是實施市場經濟，但是抽象規律不是發生在真空中的，而是發生在具體的制度環境之中的。當我們觀察中國的現實時，很多現象不應該如自由主義那樣，簡單地認為市場經濟的規律抽象地、自動的起作用。

比如說，支撐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因素，即以低廉的成本將產品賣到美國市場，這個秘密在哪里？我們可以看到農民工的現象。中國勞動市場的出現和農民工的出現是密切相關的，農民工本身的存在并不是一個市場自發產生的結果，而是有制度構建的因素。農民工的“半無產階級化”。農民工職業是工人，身份是農民，他的工資只需覆蓋其勞動力再生產的一部分，這是成本低廉的原因，這也是中國經濟為什么能與跨國公司對接的原因。當然還有原因，為什么會有“半無產階級化”？因為，在經濟學上他正式進入了雇傭的關系，但在法律上沒有正式的雇傭合約。可以說勞動力市場表面上是高度自由、缺乏管制的，表面上符合自由市場的原理，但是看到農民工的現象，就會發現，這實際上不是一個自由市場。農民工的現象完全是制度的構建。什么是農民工？他的職業是工人，但是他的身份是農民，我們有一個特殊的戶口制度。在一個自由市場的模型中，這種制度是沒有的。所以一個表面上看符合自由市場運作原理的現象，背后完全不是自由市場經濟的東西，實際上是另一套邏輯。

 

周文教授：接著左大培所說的那句話來談。左老師說中國的模式更接近于法國。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講，就理論本身，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的國情，一種理論反映了一個模式。今天的主流經濟學實則是建立在一個成熟的、完善的市場體制下。事實上，在現實社會中，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的國情，每個國家的不同階段也有不同的情況。盡管左老師剛才說：中國模式更接近于法國，但中國與法國之間存在著不同。這種不同就在于，中國今天面臨的問題，和法國今天面臨的問題不一樣。同樣的一個理論，可以解釋法國的現象，但不能解釋中國的問題，也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歷經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有兩大問題：一是發展的問題，二是轉型的問題。法國一開始就構建了市場體制，中國原來是計劃體制，現在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軌，所以，今天我們面臨的問題和法國不一樣。一方面，我們有經濟建設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們有諸多的社會問題。

剛才孟捷教授所講的農民工在中國模式的構建中所作的貢獻，實則反映了一個社會問題。這個社會問題的產生，不僅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因素，而且由于不同的階段面臨的任務不同，不同階段的不同任務也不斷演化出各種社會問題。如果說中國過去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構建好一個市場體制，那么今天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構建一個市場社會的問題。也就是說，體制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但是市場社會問題沒有解決。關注的點由市場轉向市民，即孟捷教授所說的農民工問題。一個理論反映和體現的是不同的模式，不同的模式應當由不同的理論去反映。所以，中國模式肯定不能由西方主流經濟學來解釋，西方主流經濟學也解釋不了。而且，全球化的大趨勢并不能掩蓋經濟學發展的多元性。這就又回到了我們所討論的主題，即經濟學理論的多元化問題。現在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其實是構建在一個完全的、成熟的市場體制之上。事實上，今天看來，除了美國的體制反映了市場化體制，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與美國有或多或少的差別。用一個理論去解決眾多的現實問題，是不可能的，也辦不到的。

 

主持人：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肯定不能太多元化。

 

左大培研究員：我談談這件事情吧。從一個現象可以發現，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勞動市場理論根本就是錯的，就我們現在所講的“民工荒”。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這個“民工荒”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工資是企業和工人自行決定的，政府沒有管工資。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應當有一個均衡的工資水平，所有接受這一工資的人都找得到工作，企業在現有的工資水平上想雇多少人都雇得到。“民工荒”則是說，在企業開出的現有工資水平下招不到人。對這個問題，西方主流是知道的，它做了補充。去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三位研究勞動市場的人，這三位諾獎得主認為：這主要是由于信息的摩擦。現在南方的很多人也在強調這一點：在現行工資上，一方面，企業找不到工人，但在勞動市場上，找工作的人其實比企業的空位還多，但是勞動者和職位無法匹配。比如，企業要一個車工，勞動者是一個鉗工，匹配不上，等等。但是，這個學說在西方主流中算是一個補充，它不想推翻新古典的均衡框架。實際上，問題遠遠沒有這么簡單。即使按照主流框架研究企業的美國學者逐漸都發現：勞動市場不是那么簡單的，想招誰就招得到的，企業需要有特定技能的員工。最后他們提出一個內部市場理論，就是說，員工所看重的不是外部市場標注的工資，而是在企業內部的晉升，結果造成企業不愿意輕易解雇現在在企業里的工人，工人也不愿意輕易離開。但是企業得想一套辦法把工人留住，于是就逐漸產生了一個內部市場理論，它就逐漸偏離了主流的均衡經濟學，還不是完全的否定。

 

主持人：我個人體會，“民工荒”還與文化因素有關，即農民工逢年過節都會回家，而經濟學沒有充分地考慮到這個因素。

 

賈根良教授：這個問題很好，農民工的工資，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不足以保證其子女受到教育。“民工荒”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工資太低，工人不愿意干，而不是因為勞動力稀缺，“劉易斯拐點”出現了。比如說，富士康一個月給900元的工資，靠加班也就剛夠生存。這不是一個技術性失業、市場不匹配的問題，而是中國發展模式所面臨的挑戰。實際上，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最自由的市場經濟背后，實則是有制度力量在構建的。這對中國是非常不利的。

我將李斯特在經濟思想史方面的內容借鑒過來，整合到中國的演化經濟學綜合之中。為什么？從大背景來看，實際上，西方主流經濟學沒有考慮到后發達國家、欠發達國家如何發展的問題。國際壟斷資本在美國的市場上也并不是自由的，實際上也是在金融資本和壟斷資本集團的權力和制度構建的市場上實現自由的，它們把中國勞工作為無限榨取剩余價值的源泉了。它推行的這種經濟學，使得中國很難崛起，它就把中國的勞動力作為一種自然資源，來加以剝削。什么是國民財富？在演化經濟學看來，最為核心的就是國民收入增長，尤其是體現為工人收入和農民收入增長。為什么現在中國內需不足？根本的原因在于，在目前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模式下，中國的工人收入和農民收入并未如當年的日本、韓國那般提高，這對中國崛起構成了制約。傳統政治經濟學對后發國家的發展問題并未給予足夠的關注，演化經濟學者，比如弗里曼，在20世紀60年代的一篇論文中就強調：落后國家通過創新，創新所獲得收益為其提供保護幼稚工業的機會。弗里曼是演化經濟學的一個很重要的代表人物，但他的這篇論文一直無法發表，這是因為該觀點與主流經濟學的觀點不一致。如果按照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持續下去，后發國家可能就會出現騷亂、暴動，這對新自由主義是不利的。

第二個問題，主流經濟學所堅持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無法解決共同富裕問題。在日本和韓國崛起的過程中，沒有出現兩極分化和基尼系數較高的情形，而這個問題在中國出現了。我認為：如果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路子走下去，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而按照傳統政治經濟學主張的計劃經濟，也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在演化經濟學的視角中，要達到共同富裕，必須讓創新收益能夠由工人和農民分享，這樣才能達到社會和諧。為了實現社會和諧，國家應當干預，不過這種干預不是表現為基礎設施投資，實則服務于出口導向型政策。壓低產品價格、實施出口退稅，實則是將財富輸送到西方國家。另外，政府干預并未著眼于民生。美國的干預用于維護泡沫經濟、壟斷集團的利益，這種干預有所偏差。中國的干預實則也有所偏差，正確的干預應當是維護社會和諧，演化經濟學強調協調機制應當通過干預來實現，和諧狀態是不能自動實現的。演化經濟學應當回到李斯特那里去，這樣的演化經濟學更具有借鑒意義。

 

主持人：我們接下來的討論將圍繞如下問題：作為主流意識形態，我們強調要由創新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指導實踐，但這并不排除模式的多樣化。中國的演化綜合是否可能是指導中國的理論指導之一？它是否可以納入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之中？它是否可以納入到創新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體系之中？

 

左大培研究員：應該這樣。這十幾年來，我發現，研究馬克思的部分學者所提出的創新，就是把馬克思自己批評過的庸俗經濟學內容納入進來，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創新。還有一些人把新古典經濟學的內容納入進來作為創新，甚至提出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的理論來。我認為這不對，這不是創新馬克思主義，而是背叛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界限是清楚的。馬克思主義指導實踐，需要有所發展，但是發展馬克思主義，不能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沖突。

達爾文是演化理論的重要人物，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當時最為熱心的支持達爾文的人，馬克思的理論受到了達爾文所提出的演化思想的影響，其本質上是一個演化學說。在美國，斯威齊、謝爾曼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都被納入到演化經濟學的隊伍中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存在相似之處。

 

賈根良教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演化經濟學的發展是非常關鍵的，因為演化經濟學有其自身的缺陷，不太關注利益問題。我提出演化經濟學的綜合，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框架是非常宏大的，如果離開馬克思的經濟思想，演化經濟學的綜合是沒辦法完成的。作為演化經濟學基礎的批判實在論，其先驅就是馬克思。這兩者在哲學基礎上存在好多共同的地方，但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別。

為什么演化經濟學可以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創新中發揮重要作用？因為西方非正統經濟學都屬于政治經濟學傳統，它們有很多共同點。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這些理論就分家了。到了20世紀80年代之后，它們又開始走向更多的交流，發現許多共同點。不過，它們在分家之后，所關注的側重點有所不同，都展開了獨立研究，如老制度學派關注創新問題，關于制度問題；新熊彼特學派關注技術創新，關注國家創新體系；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如明斯基等人發展了金融方面的理論；女性主義經濟學關注種族、歧視等研究；奧地利學派關注市場過程，該學派的拉赫曼比哈耶克更有見地，不過這個人沒有被介紹到國內來。這些學派都可以納入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體系中來，可以極大地豐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體系的內容。不過，在這個發展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可以發展出自己的創新。

另一方面，演化經濟學必須獨立發展，從而才能表現出其多樣性。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言，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國家崛起，一個是共同富裕。在這些方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演化經濟學和李斯特傳統這幾者的綜合和交匯，會起到重要作用。

 

周文教授：怎么理解創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現在談得更多的，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并不是說拒絕其他經濟學派的方法或視角。這并不是說，在觀點上統一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上，觀點是可以多元化的。在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過程中，應當是對具體的現實問題進行解釋，只有這樣的話，經濟學才會充滿活力，充滿生機。

在經濟學理論的交互中，應當是汲取一些具體的內容。

 

賈根良教授：演化經濟學在汲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宏大框架和深邃視野時，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周文教授：不管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本身來看，還是從主流經濟學來看，現在需要迫切解決的，是中國的現實問題。回到剛才提出的問題，我的主張是：中國過去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現在還需要注重社會建設的問題。如果我們僅遵循某一個模式或某一個理論，那么理論和現實是脫節的，可能會產生很多問題。下一步改革應當是由經濟改革轉到社會改革的問題。

如何構建和諧社會？這是主流經濟學所不探討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這個問題上可以體現自身優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是一個純技術分析，而更多的考慮社會問題，怎么發現社會的矛盾。

回到農民工的問題上，過去三十年的增長奇跡在于廉價勞動力，廉價勞動力推動了經濟增長的奇跡。現在，城市化水平達到百分之五十，勞動力廉價優勢不存在了。因而將來需要把握創新問題。如何把握創新問題？現在，有說法指出中國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由于勞動力廉價優勢不復存在，因此比不過發展中國家；而中國本身缺乏創新，和發達國家相比又會落伍。

 

主持人：我們換個角度，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否應當與建設中國特色的經濟學相適應？作為學者，應當為建設中國特色的經濟學作出哪些貢獻？

 

孟捷教授：我談兩個大的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建設中國特色的經濟學。我們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過，我贊成這樣一個提法，即現有經濟理論也可以分為古典和庸俗的，克魯格曼、斯蒂格利茨、演化經濟學是古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應當和它們相綜合。

從現實角度來講，一個好的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它要解釋市場和競爭的正面作用，而且，要結合中國的特殊制度分析市場和競爭的正面作用。按照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的分析角度，我們可以從國家和經濟的相互關系，從政府和政府之間的關系，從資本和勞動的關系，從資本和資本的關系等多重角度來談這個問題。比如張五常最近在其《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書中將中央政府將權力下放到縣級政府、縣級政府之間的競爭作為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秘密的一個維度。這個分析也是可以的，不過光從這個角度來談，肯定也是片面的。所以我剛才談了四個角度，所有這四個角度的制度安排及其與市場經濟的耦合解釋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一個好的理論必須從這四個角度出發，給出一個解釋，從而展開扎根中國實際的市場經濟制度分析。

比如說國家和經濟的角度來講，國家界定經濟的邊界。這在個方面，我們有好的經驗，也要不好的經驗。當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肯定牽涉到中央計劃機關把權力下放，這個是對的，沒有這個就沒有競爭。但另一方面，在界定經濟邊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說今天困擾我們的房地產問題：在新千年之初，國家政策宣布房地產業是支柱產業，到最近，一個副部級干部宣布房地產業不應當是支柱產業，而應當是基礎產業。這種變化實際上牽涉到國家對經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因為只有一系列制度安排，市場經濟的抽象運動才會發生作用。將房地產業宣布為支柱產業，實際上就是宣布土地商品化等一系列制度，意味著一系列資本積累的規律要在這里適用，但是如果改變提法，它不再是支柱產業，而是基礎產業，這就意味著市場經濟抽象規律的運作被限制住了。

農民工的問題也是這樣，我們的勞動力市場的建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根本條件。20世紀90年代末，通過六千萬職工下崗，更多的農民工開始進城，一個表面上不受調節的勞動力市場構建起來了。但是根據波蘭尼的理論，一個完全不受調節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是一個烏托邦。在這方方面面，我認為都需要有理論的解釋。我們說國家有兩重作用：一方面是社會沖突的國家；另一方面，在發展中國家，國家還起到企業家的作用，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企業家才能稀缺的時候，這種作用不可或缺，如安徽的奇瑞汽車，其實是政府的一個典型的創新作用。政府之間圍繞GDP而展開的競爭，有其正面的意義，尤其是在當前的過渡經濟當中。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反對自由主義的觀點。好像純粹的市場經濟規律就可以解釋一切，這個是不對的。這些純粹的規律帶來的矛盾和積極方面，可能是一樣多的。

 

賈根良：我贊同孟捷大部分的觀點，但有不同意見：無論是奇瑞、高鐵，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現個別創新是毫不稀奇的，但在目前，國家對民族產業如果不予以大力支持，就不能將其稱作是創新型國家。在創新型國家，創新成為一種時尚和風潮，這就需要探討，中國特色經濟學應當有哪些要素？在經濟思想史方面，有許多這方面的資源，如美國學派、李斯特為代表的德國歷史學派等可資借鑒。

剛才孟捷教授講到的是國內經濟的問題，在國際視野下我們應當也有所貢獻。現在，我們應當重新認識東亞崛起的經驗，不能強調自由的市場經濟，尤其是對落后國家而言。在美國、德國、日本崛起的過程中，它們過去是怎樣做的？我們應當以歷史的角度來研究，從而使中國特色經濟學有歷史底蘊和長視角的維度。它們崛起過程中的經驗和學說，也是值得我們吸收和借鑒的。

 

主持人：賈根良教授前面說到的中國的演化經濟學綜合，它是否是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需要關注的一個方面？

 

賈根良教授：我希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更多地吸納演化經濟學的成果，但我覺得，演化經濟學仍應當獨立發展。我所說的綜合，是以中國現實問題的解決為核心，綜合西方演化經濟學流派中有價值的、合理的成分，予以創新。我們不能靠著過去經濟學家的老本來生活，應該提出自己的觀點：在當今信息革命、國際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應當從一個新的視角出發予以創新。國家怎樣崛起？在當前的模式下怎樣崛起？怎樣實現共同富裕？

在理論方面，現在的主流經濟學之所以應當批評，因為它停留在牛頓時代機械的、靜止的宇宙觀基礎上，而演化經濟學是以19世紀末達爾文革命和物理學大革命所形成的新的世界觀基礎，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保留了一些牛頓、笛卡爾等方法論的要素，因此，演化經濟學中的一部分觀點，馬克思主義也是無法吸收進來的。

演化經濟學在西方是異端的、很弱小的，中國是一個大國，我一直主張，演化經濟學應當是中國發展和崛起過程中所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

 

周文教授：關于構建中國特色的經濟學問題，這個問題非常重要。賈老師剛才講到了中國崛起的問題，當中國經濟崛起，從大國變為強國時，中國經濟學必須要掌握自己的話語權。市場的問題、政府的問題，在全球化進程中其實是一個鐘擺運動，而不是一個圓形的運動。當全球化占主導時，自由化思潮風頭正勁，而全球化遭遇逆轉的時候，如出現經濟危機時，自由化思潮就會受挫，政府干預的聲音就會越來越強。在全球化中獲得利益的國家，往往贊同自由化，而在全球化中受損的國家，往往抵制自由化。這實則是一場利益之爭。經濟理論要反映一個國家的利益。中國經濟學的構建同樣要體現中國利益的問題。今天，在發達國家主導話語權的情況下，中國在全球化的分工鏈條中容易被它們所控制。所以，中國經濟學必須體現中國的崛起，且必須扭轉中國在全球化中的不利地位，如人民幣匯率問題、鐵礦石價格問題等。

 

左大培研究員：我談一個一般的看法：中國在崛起和趕超的過程中，中國需要一個表現自己特色的經濟學，按照歷史經驗，它應當與占主流地位的經濟學有所差異。為什么？這個從經濟思想史上可以找到答案。英國在落后的時候，它們并不主張古典經濟學，而是主張重商主義。只是在英國崛起之后，斯密和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才占據主要地位。在英國發展起來之后，德國、美國還是落后國家，在德國占統治地位的是歷史學派，在美國占統治地位的則是美國政治經濟學派。在日本，到二戰的時候，新古典經濟學長期不占據主導地位，占據主導地位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個落后的國家在趕超過程中，它的經濟學一定與西方主流不一致的。為什么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占據統治地位？可能是在國家崛起之后，國家放松管制，此時主張放松管制的新古典經濟學得以占據主流。

 

賈根良教授：李斯特曾經說過，落后國家趕超上來成為發達國家之后，就開始主張自由貿易了。自由貿易會使發達國家受益，但對發展中國家是有害的。

 

左大培研究員：一、從中國趕超的角度而言，新古典經濟學占統治地位，是有害無益的，引進新古典經濟學是正確的，但是讓其占據統治地位，這是非常糟糕的，據此制定的政策將無助于中國的崛起；二、英國和美國為什么在二戰之后引進凱恩斯？因為新古典是均衡經濟學，凱恩斯是非均衡經濟學。就是在最發達的國家，新古典作為政策唯一依據，也是會導致崩潰的。

中國的經濟學不應當是新古典的內核，但是它應當是什么樣子？我們無法預料它的面貌，這需要經濟學同仁共同努力。在努力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認為制度是多樣化的，它可以提供一個視角。演化經濟學在研究經濟的過程中，應當對利益展開研究。中國的經濟學家應當基于一個規則，展現自身的創造力，而照搬照抄新古典，則是最為糟糕的。

 

賈根良教授：中國缺少經濟戰略家。他們應當從國家的利益、國民的利益來制定戰略。這種經濟戰略家應當足夠了解歷史，從而避免中國在全球化的進程中遭受損失。

 

主持人：各位學者圍繞這個話題展開了深刻的討論。由于時間關系，本次精彩紛呈的討論就到這里。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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