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世清：評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陳世清：諾貝爾經濟學獎批判（1）

把政府“干預”上升為政府宏觀調控

——評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給了兩個研究宏觀經濟學的美國經濟學家，一個是研究理性預期的領軍人物薩金特，在宏觀經濟模型中預期的作用、動態經濟理論與時間序列分析的關系等研究領域頗有建樹；另一個是研究短期經濟政策對經濟發展作用的西姆斯。前者側重于理論宏觀經濟學領域，后者側重于應用宏觀經濟學領域，因此形成互補關系；兩位學者的研究交集點在于政策因素對經濟的影響，研究政策在宏觀經濟運行中扮演的角色。近年來，擅長線性思維的西方經濟學家也逐步認識到經濟現實往往是相當復雜的，必須用復雜的方法來解決經濟問題。比如西姆斯在被人問及其研究的政策指向，他說：“如果有一個簡單的答案，我早就會通知全世界”。評委會總結道：“薩金特的學術成就從根本上讓我們理解了系統性政策調整的可能效果；而西姆斯的研究成就則專注于中期觀測效果在經濟體系內部的傳播情態?！倍谇岸螒\西方經濟學來解決中國問題的許多經濟決策實施的效果之所以經常按下葫蘆浮起瓢，歸根結底就是沒有用復雜系統論的方法來解決復雜的經濟問題，造成方法與對象的不對稱。因此，與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把政府“干預”定位于“瞎折騰”（許小年）而認為必須取消政府“干預”的對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解讀不同，本人認為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發說明必須用復雜性科學來定位經濟學，用復雜系統工程的方法來定位政府“干預”，把政府“干預”上升為政府宏觀調控。

政府宏觀調控的方法論

201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因其對宏觀經濟政策動因和效果的深入研究”的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薩金特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瑞典皇家科學院諾獎評委會稱，薩金特和西姆斯的獲獎原因是“宏觀經濟領域的因果關聯”，他們分別于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獨立提出的理論解釋了暫時性加息和減稅措施是怎樣影響經濟增長和通脹水平的。這種“是什么導致了什么”的成果“已成為實際宏觀分析操作過程中的關鍵分析工具”。問題是，現代經濟的發展是主客體相統一、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相統一的復雜系統，僅僅找到宏觀經濟領域的因果關聯及以此成果成為實際宏觀分析操作過程中的關鍵分析工具相當于用牛頓力學的方法來認識量子力學，無論是在經濟認識論上還是在經濟實踐方面都是不夠的。對于主客體相統一、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相統一的復雜經濟系統，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樣是統一的，對其認識不但需要因素與因素的因果關系分析，更需要綜合。這是系統工程。這說明，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要解決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關系問題，首先要解決認識宏觀經濟的方法論問題。

宏觀經濟認識的方法論問題，首先是經濟學范式問題。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能否統一、怎樣統一的問題，是經濟學范式、以及經濟學范式后面的哲學范式的問題。無論是西方新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抑或馬克思的經濟學，決非在舊的范式中進行“補丁”或采用某種數學模型就可以使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得到統一。使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真正得以有機統一的，是對稱經濟學范式；對稱經濟學范式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統一的理論工具，也是宏觀調控的方法論基礎。

市場經濟是復雜系統；對稱經濟學，就是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通過對稱的視角、五度空間觀與復雜系統論的視野，建立起來的對稱的、整體的、系統的、主體性與科學性相統一的市場經濟學。對稱經濟學，既是特殊的經濟學，也是一般的、人類的經濟學。一般的、人類的經濟學，應該成為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理論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相統一的理論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宏觀調控的方法論基礎。對稱經濟學范式通過對稱的視角、五度空間觀與復雜系統論的視野，來定位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關系，為政府宏觀調控提供方法論依據。

對稱的視角，就是與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本質不同的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對稱的視角。對稱，就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對稱。發展方式轉型與制度轉型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對稱的過程。社會主義的經濟系統是資本主義經濟系統從不對稱轉向對稱的必然結果。如果說資本主義（包括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宏觀經濟落后于微觀經濟，因而不足以實現對微觀經濟的有效調控，那么傳統社會主義則是用宏觀經濟來否定微觀經濟，造成對微觀經濟的過度控制。只有對二者的揚棄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學社會主義就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對稱。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區別開來的最本質特征，不是系統中的某一個要素，而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對稱。改革就是變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不對稱為對稱。

五度空間觀與復雜系統論的視野，就是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的視野、市場經濟有序與無序相統一的視野。量子力學與市場經濟學在科學性上有著驚人的一致性：都是復雜性科學，都是在無序中包含著有序。區別在于：前者的有序無序關系是自然的，后者是人為的，人可以通過自覺活動，化無序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無序。對稱，本身就是蘊含在量子力學、復雜科學中的根本方法論原則。所以妄想用經典力學的思維方式去定位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相互關系，切割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是方法與對象的不對稱。由于市場經濟的量子力學特征，所以市場經濟學的是什么、為什么與怎么樣是統一的，實證性與規范性是統一的，真善美是統一的；是什么通過為什么、怎么樣表現出來，操作性是其內在環節。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不可分離，政府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的內在環節。

對稱哲學、五度空間觀與復雜系統論，就是政府宏觀調控的方法論。

把政府“干預”上升為政府宏觀調控

政府宏觀調控不等于政府“干預”，也不等于諸如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運用的“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本屆諾將得主薩金特主張“政府政策無效論”不等于政府宏觀調控無效。經過揚棄凱恩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對稱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是不同的經濟學范式。不同的經濟學范式產生不同的語境，不同的語境決定同一個名詞會有不同的內涵，使之成為不同的概念。比如“市場化”、“國家調節”、“市場經濟”、“自由市場”，等等，如果不能把它們放在不同的語境、不同的范式中定義，而是望文生義，就難以完整把握對稱經濟學，難以準確把握對稱經濟學同凱恩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區別、政府宏觀調控同國家干予主義的本質區別。

在對稱經濟學中，作為系統工程的政府宏觀調控同國家干予主義有本質的不同。理論基礎不同：國家干予主義的理論基礎是價格經濟學，政府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是價值經濟學。經濟基礎不同：國家干予主義的經濟基礎是私有化，政府宏觀調控的經濟基礎是共有制。運用手段不同：國家干予主義熱衷運用貨幣手段，政府宏觀調控側重運用財政手段。調節目標不同：國家干予主義的調節目標是均衡，具有反周期性質；政府宏觀調控的調節目標是對稱，具有可持續發展性質。調節過程不同：國家干予主義的調節是非常態，具有即時性；政府宏觀調控的調節過程是常態，具有穩定性。社會定位不同：國家干予是宏觀經濟微觀化，宏觀調控是國家對國民經濟的調整與控制，是國家利用立法、司法、行政、經濟的手段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方向進行引導、結構進行調整、以保證國民經濟有序可持續發展的職能。宏觀調控既是微觀經濟范疇，也是宏觀經濟范疇；是使國家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得以聯接的紐帶。宏觀調控是一個系統工程，宏觀調控的主體——國家是系統，宏觀調控的客體——國民經濟是系統，宏觀調控的主客體的結合過程是系統的運動過程。以上不同決定了二者的概念不同：一個叫國家干予，一個叫宏觀調控?！罢{控”是積極的，“干預”是消極的。把政府“調控”定位于“干預”，正好像把“對策”定位于“博弈”一樣，錯誤的結論已經包含在前提之中。對政府宏觀調控的定位錯誤，是引起“要不要”政府宏觀調控的爭論的根源。把政府宏觀調控定位于消極的“干預”，由于本質上本能解決經濟失衡問題，所以只好走向另一個極端，只能取消政府宏觀調控。而另一方面，經濟周期波動又似乎確實離不開政府的力量；在特定條件下，政府“干預”又確實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這時宏觀經濟學又占了上風，凱恩斯主義與自由主義相互交替，說明政策“折騰”、政策危機的根源在于把政府的經濟職能定位于“干預”而不是經濟職能本身。必須把政府“干預”上升為政府宏觀調控，而不是徹底否定政府的作用。

宏觀調控以經濟結構控制為目標

從弗里德曼開創“貨幣主義”以來，為了給日益復雜的金融衍生品進行精確的定價和分析，經濟學家們越來越喜歡用數理模型和定量計算的方法來研究經濟學。薩金特的結構宏觀計量經濟學與西姆斯的時間序列計量經濟學、向量自回歸模型都是基于數據的統計性質建立模型，其數據是對政府與“理性經濟人”“預期”之間長期博弈的統計結果，這對于政府與“理性經濟人”之間調整自己的博弈策略是有用的，在這個成果基礎上可以使政府與“理性經濟人”的預期之間在更高層面上進行博弈，但對于真正的政府宏觀調控沒有任何意義。在現實上，要使宏觀調控真正有效地落實到實處，使政策方針宣示、具體政策制定、政策實際執行相互銜接，公平與效率得以統一，本身也是一個系統工程。這個系統工程應該按照公平與效率一致的原則來設計，最終形成宏觀經濟機制。宏觀調控的中心是社會系統的對稱，包括宏觀經濟結構的對稱與微觀經濟結構的對稱。生產力發展要求與生產關系之間、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對稱，健全的民主與健全的法制的對稱，效率與公平的對稱，我們可以把其看成宏觀經濟結構的對稱；產業結構的對稱，我們可以把其看成微觀經濟結構的對稱。宏觀經濟結構的對稱主導與制約微觀經濟結構的對稱，微觀經濟結構的對稱落實和體現宏觀經濟結構的對稱。由于對稱型調控不同于均衡型調控，所以在對稱型調控中，不以經濟總量——量的控制為目標，而以經濟結構——質的控制為目標。僅僅以量的控制為目標，經濟發展是不可持續的；只要經濟結構對稱，經濟發展永遠不會過熱。

實現政府宏觀調控中心目標的手段和途徑，構成政府宏觀調控的宏觀內容。宏觀調控的宏觀內容主要解決宏觀調控的著力點、體現宏觀調控的政策覆蓋面，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大的政策走向。

宏觀調控的微觀內容是建立有效的政府宏觀調控的微觀機制，主要解決政策方針宣示、具體政策制定、政策實際執行三個層面相互脫節的問題，避免政策方針宣示一套、具體政策制定另一套；即使好的政策制定出來，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使政策最終異化到政策方針宣示的對立面。已經宣示出來的好的利民政策要能體現為法規，以形成對政府部門的硬約束；決策體制要民主，以保證決策既符合政策，又符合實際情況；在各地貫徹執行政策與決策的過程中，要有激勵機制、監管機制、執行機制進行控制，以保證不走樣變調。老百姓對宣示出來的政策方針的實際效果的預期，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政府宏觀調控的實際效果。

宏觀調控的機制設計與操作模式

薩金特展示了如何用結構宏觀計量經濟學來分析經濟政策的永久性調整。這一方法可用于研究家庭和公司調整它們預期以及同時期經濟發展的宏觀經濟關系。例如，薩金特研究了二戰后的經濟狀況，當時許多國家開始都傾向于推行高通脹政策，但最終它們對經濟政策做出系統性調整，進而轉化為通脹率的下降。問題是，真正的宏觀調控不能僅僅定位于政策，更不能僅僅定位于通脹率的政策，而是包括系列機制設計與操作模式在內的系統工程；所謂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理性預期使政策效力落空問題也必須在作為系統工程的宏觀調控的機制設計與操作模式中解決。

作為完整的經濟增長方式中的一個主導性環節，國家宏觀調控屬于知識運營的范疇，應按知識運營的結構和程序來定位其結構和程序。知識運營，也必須通過政府宏觀調控才能現實地對生產中各要素發生作用。知識運營與再生經濟，為低通脹與高增長的統一提供了內在可能性；政府宏觀調控,為這種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提供了行政保證。體現知識運營結構與程序的政府宏觀調控，將使政府宏觀調控具備現實可操作性。

知識運營本身的結構與程序，既有總體性，又有一般性；是具體的知識運營過程的理論基礎與一般模式。知識運營本身的結構與程序，是從抽象到具體、理論到實踐的過程。

宏觀調控中知識運營的宏觀結構和程序，架起了宏觀調控與經濟增長方式之間連接的橋梁，使宏觀調控成為經濟增長方式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隨著知識運營在經濟增長方式中逐步占主導地位與知識運營增長方式的形成，宏觀調控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將越來越大。用

知識運營來定位宏觀調控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宏觀調控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實證基礎，也為宏觀調控提供了可行的操作模式。

宏觀調控中知識運營的微觀機制和程序主要解決大政方針的理論基礎問題，以及政策宣示的各個理論依據之間的協調性、對稱性問題。如“科學發展觀”與“GDP增長觀”之間、“以人為本”的口號與“醫療教育產業化”的政策之間、“三個代表”的執政理念與“國富民窮”的執政現實之間，“建立和諧社會”的口號與導致兩極分化的各項政策之間、“建立創新型國家”的口號與導致學術教育行政化的各項政策之間、“提倡自主創新”的口號與導致我國淪為“世界工廠”的各種產業政策之間，都由于理論基礎的不協調，造成大政方針、政策宣示、具體政策制定與政策實際執行之間的不對稱，造成思想混亂和政策誠信度、人民對政策滿意度降低。而口號與政策、政策與政策執行不協調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深層次的、可供各種政策共同依托的理論基礎。從科學的、深層次的理論基礎到大政方針到具體政策到政策執行，從政策到現實經濟活動，引導、領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與知識運營增長方式的形成，就是宏觀調控中知識運營的宏觀結構和程序。

口號與政策、政策與政策執行不協調的原因，除了缺乏深層次的、可供各種政策共同依托的理論基礎外，缺乏科學設計的微觀機制和程序也是重要的原因。而理論基礎→戰略規劃→決策過程→具體計劃→實施方案→運行機制→具體執行→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是宏觀調控中知識運營的微觀機制和程序。宏觀調控中知識運營的微觀機制和程序也是一個系統；宏觀調控的力度，是這個系統的整體功能。

宏觀調控的落腳點是效率與公平的對稱

薩金特教授的學術成就主要是設計了一個數學模型，證明了政府管理貨幣或者財政變量對于就業、產出和利率沒有任何預期效果，政府拯救經濟的政策是無效的，它只會讓該來的蕭條變得更加漫長。但事實恰恰相反。從2008年以來西方諸發達國家沒有政府的救助，世界經濟可能落到谷底；包括美國以及最近的意大利為了使政府救助更給力，紛紛向中國借錢。具有諷刺意味的，叫喊“救美國也即救中國”聲音最大、鼓動中國政府買西方國債最給力的，都是那些鼓吹市場無政府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國家宏觀調控本來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政府拯救經濟，其是否有效首先要看國家宏觀調控的定位是什么。國家宏觀調控的根本措施是建設民主和法制，法律的首要功能是保障公平，其次是保證效率，是公平優先、效率就在其中，通過保障公平來保障效率，保障公平競爭就是保障效率。市場經濟的主體性與法制是對稱的、相輔相成的關系。法制以主體性為基礎，主體性靠法制來保障，公平競爭既體現了公平也體現了主體性。人類歷史證明：要真正持久實現社會公平，只有民主與法制，而法制以民主為基礎。政府的作用就是通過立法、司法、行政來保障公平——公平競爭與公平分配。公平以法制為保障，法制以民主為基礎，民主以自由為前提。以法治國要發展為法制國家。市場不相信外部性。計劃的基礎是市場，市場的基礎是人的主體性，人的主體性的基礎是民主與法制。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其民主化與法制化程度都應超出資本主義國家。所謂社會主義就是民主與法制健全、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與社會制度。由于民主法制健全、人的主體性高、所以能容納生產力以更快的速度發展。

生產力發展要求與生產關系之間、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對稱，要通過效率與公平的對稱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民主與法制的對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對稱、社會系統中各個要素與結構的對稱，其落腳點是效率與公平的對稱。宏觀調控的宗旨，就是通過調整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使它們相互之間實現從不對稱到對稱轉化，以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對稱；然后在此基礎上實現產業結構的對稱，推動生產力的可持續發展。宏觀調控的原則是經濟結構的對稱：宏觀經濟結構的對稱——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微觀經濟結構的對稱——產業結構的“均衡”。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就是公平基礎上的效率，效率主導下的公平；就是決策民主化、政策科學化、行政透明化，由民主決策制定科學政策，由透明化行政保證科學的政策得以貫徹執行，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效率，實現公平與效率的良性循環。因此，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不僅是宏觀調控的層次原則，而且是宏觀調控的程序原則。民主化決策→科學化政策→透明化行政的基本路線圖，是宏觀調控目標形成、實現的前提與基本保證；產業結構的對稱，是這個過程的順其自然、水到渠成的結果。離開宏觀經濟結構的對稱談微觀經濟結構的對稱，離開公平與效率的統一談產業結構的調整，是舍本求末，或本末倒置。國有企業應該是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是國家建立幸福經濟的基石，對整個社會市場經濟起價值導向作用。如果說，私有企業采用效率標準，國有企業應該采取效益標準。如果說，私有企業用利潤定義效率，那么國有企業應用價值定義效率。

政府宏觀調控與“理性預期”

據說發達經濟體正為其宏觀經濟政策無法達到預期效果，反而使自身陷入多重矛盾之中的窘境而苦惱，而薩金特與西姆斯能夠在今年榮膺諾獎，一定程度上是因其研究領域與現實世界經濟領域的廣泛關切有緊密聯系，薩金特的理論研究更關注宏觀政策在瞬息萬變的現實經濟世界、在市場和民眾對經濟有所預期的心態及調整下的動態效果，因此更加具有實際應用意義。薩金特從理性預期理論角度出發，認為公眾對于政策的預期將會影響政策制定，而現實政策反過來也會影響預期。美國財政政策充滿著不確定性，美國公共財政涉及方方面面，而公眾形成的預期也紛繁復雜，“即將發生的事將部分取決于公眾對于即將發生的事情的預期。”不可否認，“理性預期”是西方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一個重要的經濟學概念，說明線性思維方式對于經濟學的發展并非沒有可取之處。但提出問題不等于解決問題；線性思維方式雖然可以方便地提出抽象的概念，卻無法解決系統的問題。宏觀調控是一個系統工程，宏觀調控中任何一個環節（如信息、理性預期）只能在這個系統中才能得到準確的定位與合理的解釋。宏觀調控中任何一個環節（如信息、理性預期）只能在這個系統中才能得到準確的定位與合理的解釋。如果說，預期收入和預期支出會影響人們的消費傾向，那么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內容，就是通過稅收來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包括退休、醫療、保險、義務教育等，來鼓勵消費以開發國內市場、促進生產發展。目前的“三座大山”：教育、醫療與住房，嚴重地影響人們的消費傾向，實在是得不償失。因此，從預期收入到消費傾向這一純微觀經濟領域同宏觀經濟的關系來看，政府調節是經濟發展的必要環節；同時說明：人們的理性預期也是可操控的；經濟主體與客體的信息不僅僅是消極、靜態、認識論意義上的，而且是行為學意義上的；也即可以通過機制乃至制度設計進行引導和控制，使之符合人的預期，從而由不對稱轉變為對稱。因此，信息是否對稱的問題，不是數學問題，而是組織行為學、社會工程學問題。這對于擅長線性思維方式、只會躲在象牙塔里玩數字游戲的西方經濟學家來講，是無法理喻也無能為力的。從消極的、靜態的平衡到積極的動態的平衡<對稱>之間，要以不對稱為中介，這個不對稱只能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所謂“破窗理論”沒有邏輯的、現實的依據，人們與其盲目“挖地三尺”，還不如引導到長線投資，如種植森林、開墾荒地、做路造橋，用長線投資拉動經濟增長。解決失業、消費不足問題的根本途徑，是創業：政府引導性的宏觀、長線、基礎性的投資與民間的投資創業。為了使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轉變成“曇花一現”的“干預”，把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制度化是必要的；只有通過制度化的凝固作用，才會使積極的財政政策成為政府穩定的行為方式；只有積極的財政政策成為市場經濟的穩定環節，才能對人的理性預期產生積極的導向，從而對經濟可持續發展產生積極的導向?？刂平洕鷮W與市場經濟是一致的，規范經濟學與市場經濟是一致的，必須用規范的方法把握經濟世界。博弈論是間接投融資為主、銀行呆壞賬、鉆法律空子、灰色經營、貪污腐敗的經濟學基礎。政府政策制定的過程不是政府同公眾博弈的過程,而是因勢利導、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過程。如果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那么應從造成上下脫節異化的機制著手，而不是玩政府和公眾之間貓捉老鼠的游戲。因此政府政策制定的過程是對策的過程而不是博弈的過程。政策也是對策，只有用對策定義政策，政策才有可操作性。

利率穩定與宏觀調控

西姆斯以"矢量自回歸"模型為依據，研究出分析經濟狀況如何受短期經濟政策變化等因素影響的方法。例如，運用這種方法檢驗中央銀行加息所產生的影響，可以發現在加息后，通脹率通常需1年至2年才下降。對于自己獲獎的研究成果，西姆斯認為央行應用最廣泛的是“試圖找到貨幣政策的效用”。他指出，他的理論的主要貢獻在于提供一種弄清利率與通脹水平關系的方法。本人認為，弄清利率與通脹水平關系的最根本的方法，是利率穩定，通過利率穩定以不變應萬變，而不是舍本求末、隨行就市，或者去追蹤統計利率水平與通脹水平的相關系數。利率穩定體現幣值穩定，但利率穩定不等于利率固定；利率應隨著幣值變化而變化，但變化的根據只能是幣值變化而不是其他因素——利率變化只能是貨幣價格的變化，而貨幣價格變化的依據只能是貨幣價值的變化?！袄史€定—利率確定”要成為基本的貨幣政策；利率高低的后面，是幣值的高低；幣值高低的后面，是人民財富的增減。因此，“貨幣手段”—“利率手段”本來不應成為宏觀調控的工具。存在銀行里的儲蓄，是老百姓的產權，而產權的背后是人權。對于相當一部分人來講，這些錢是他（她）們的養老、醫療的基本保障，因而還體現了他（她）們的人身權、人格權與生存權。保護廣大老百姓的這一基本的私有財產不被侵犯，不被少數投機者的興風作浪而被淘空，是政府的職責。如果政府聞風起舞，用利率手段來調控宏觀經濟走向，其中形成的彈性空間，將成投機者鉆營的空間，相應地也將有可能成為相關官員搞內線交易進行權力尋租的空間。因此把利率作為宏觀調控的手段，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鼓吹讓利率隨行就市二者兩極相逢，都是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錢（有的是終身省吃儉用留下來的保命錢）當成可開發的資源。不知口口聲聲尊重產權——私有產權、主張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家，為何對廣大普通百姓存在銀行里的保命錢如此輕率？中國的儲蓄率如此之高，既為投機者鉆營提供了巨大的運作空間，又為政府保護其“神圣不可侵犯”提供了巨大的政策需求。使中國老百姓存在銀行里的巨額儲蓄保值增值，作為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義不容辭、責無旁貸。而使儲蓄保值增值根本的、也是唯一的辦法，是穩定幣值、穩定利率，不把玩利率作為宏觀調控的手段。應立法禁止用銀行（貨幣手段）調節經濟。

利率穩定也不等于利率單一，可以根據不同的借貸對象、目的，制定不同的利率標準。但這不同的利率標準后面的，只能是同一個貨幣價值的不同表現形式——不同的價格后面，反映了同一的價值——在不同的風險系數、不同的周轉速度、因而不同的利率標準后面，其幣值是等價的。利率標準的區別對待，不但未否定貨幣的穩定性，而且恰恰證明了貨幣的穩定性。利率穩定=利率確定≠利率固定≠利率單一。根據歷史的經驗教訓和我國的現狀，我國的經濟安全最重要的是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錢袋安全。應該把貨幣政策上升到產權制度、人權和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和諧社會的高度來定位。通過立法與相關配套措施，保證人民幣幣值穩中有升，從而保證人民“恒產恒心”、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發展。

稅收的再生功能與宏觀調控

薩金特長期關注歐洲長期失業率高的原因，他實證研究的結論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歐洲的各國政府通過對解雇職員的雇主進行課稅以及推行失業保險來防患失業，結果政府的保護政策反而讓歐洲的失業率高，因此干預政策無效。但薩金特難以解釋“占領華爾街”游行中提出的問題：為什么99%要反對1%？稅收的配置功能是手段，稅收的再生功能是目的。社會福利不是純粹的支出，本身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政府通過社會福利制度幫助居民安排積累與消費、長遠消費與眼前消費的關系，是稅收的再生功能，而稅收的再生功能就是宏觀調控的再生功能。因此，稅收有兩種功能：配置功能與再生功能。稅收的配置功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縮小差距、實現公平。稅收積極的再生功能：通過再分配，實現福利最大化；鼓勵創新，抑制投機；建立國民創新體系與國民創業體系，扶持創業工程。稅收的配置功能可以在配置經濟學范式中得到定位，稅收積極的再生功能則只能在再生經濟學中才能得以解析。稅收積極的再生功能可以包容稅收的配置功能。

稅收的落腳點，應該是扶持創業工程。只有這樣，才能建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才能建立失業率降低的基礎。這是稅收的整體結構。稅收的整體結構決定稅收的要素，包括它的質和量—— 稅種和比例。個人所得稅，必須區分創新型收入、生產型收入（分為管理者收入和一般勞動收入）和投機型收入。前者的累進稅率必須低于后者。投機型投入的累進效率必須最高。稅收政策可以成為有效杜絕投機、發展生產、降低失業率的經濟手段。

這樣可以解決所得稅悖論，既調動積極性，又避免兩極分化。稅收體制必須成為整個國民創業體系中的有機一環。而傳統的所得稅法制之所以會陷于悖論，就是沒有從整個國民創業體系出發，區分不同的稅種區別對待。

增稅有效還是減稅有效，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如果增稅引起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卻是錯誤的資金流向，那么增稅則不利于降低失業率；如果增稅引起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扶持再生型創業工程，那么增稅將有利于降低失業率。離開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指向性來談政策有用還是無用，是舍本求末，只能莫衷一是。

積極的財政政策與宏觀調控

據說今年經濟學獎的得主已創立了一系列方法來回答利息的臨時性增長或減稅是如何影響GDP和通脹的，如果央行永久性改變通脹目標，或者政府調整預算平衡目標，經濟將發生什么，以及許多與經濟政策及GDP、通脹、就業和投資等不同宏觀經濟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問題。問題在于，無論是利息的臨時性增長或減稅、央行永久性改變通脹目標或者政府調整預算平衡目標，都是貨幣手段。貨幣手段是國家“干預”的本質特征，真正的政府宏觀調控不應該是貨幣手段而是財政手段。而恰恰是后者，由于西方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與意識形態使他們無法企及——用財政手段來調節經濟似乎有點像社會主義。但只要把視野停留在貨幣手段框架中，就不可能真正找到經濟政策及GDP、通脹、就業和投資等不同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只有跳出貨幣手段的思維框架，才能真正找到經濟政策及GDP、通脹、就業和投資等不同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只有積極的財政政策，才有真正的宏觀調控。

財政政策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應該是積極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應該是消極的，這是一條基本原理。這條原理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不會有例外。所有的經濟周期，都是由于違背了這條原理造成。只有堅持這條原理，才能使經濟可持續發展。這是宏觀調控中的“無為而治”。

政府宏觀調控是系統工程，是穩定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的統一。所謂穩定的貨幣政策，就是貨幣增長率要略低于有效經濟增長率。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其有效性不是取決于凱恩斯乘數，不是通過所謂凱恩斯乘數把政府開支和稅收變化轉化為國民收入的改變，而是通過扶持創新-創造-創業工程來促進國民經濟的健康、有序的發展。僅僅在收入與開支方面做文章，正好像離開財政政策僅僅在“貨幣政策”上做文章一樣，無論是使貨幣增值還是貶值都只能陷于悖境。

 “積極的”財政政策與“擴張的”財政政策也有本質的區別：前者是內涵的財政政策，后者是外延的財政政策。政府調整預算平衡目標的政策是外延的財政政策，財政投融資是內涵的財政政策。前者是在消費能力上做文章，后者是在生產能力上做文章；前者著眼于配置，后者著眼于再生；前者只是貨幣手段的補充，后者則是獨立于貨幣手段的、在邏輯和歷史方面更高級的調控手段。因此，前者是擴張，后者是增長；前者是增長，后者是發展。

“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就是表現在財政投融資。財政投融資是國家以財政信用為手段的投融資方式。財政投融資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它介乎財政預算和商業金融之間，是一種政策性金融行為。它服務于國家的宏觀財政政策、產業政策，對調控產業結構起著對稱的作用。財政投融資有利于充分貫徹國家的產業政策和財政政策。

再生型財政投融資，就是通過財政投融資建設國民創新體系與國民創業體系，扶持創業工程，使國民經濟發展模式由配置型轉變為再生型。再生型財政投融資是再生型經濟發展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民經濟穩定、可持續發展中起主導作用，是國家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最主要手段。

再生型財政投融資可以起到引導再生性投資和消費、平抑物價、重新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節市場貨幣流通量的作用，有利于運用市場機制貫徹再生型產業政策。再生型財政投融資有利于支持國家重點建設，能夠最大限度地彌補基本建設資金的不足。再生型財政投融資有利于優化地區生產力布局，縮小地區間差別，促進貧窮落后地區的經濟加速發展，實現地區經濟的大體均衡增長。

大力發展再生型財政投融資能使財政由“吃飯供給型”轉向“經營管理型”創造更為良好的條件。通過再生型財政投融資，大力培育發揮投資功能的直接融資市場，吸引廣大公眾把部分儲蓄轉向直接投資，為國有大中型企業拓寬匯集股份資本的渠道。利用再生型財政投融資這一融資現代化手段，可以解決一方面基本建設資金緊張、開工不足，另一方面社會又有大量游資急于尋找出路；一方面低利率，另一方面高儲蓄；一方面低利率高儲蓄，另一方面勞動者高失業高閑置；一方面銀行儲蓄資金膨脹，另一方面緊縮銀根；一方面通貨緊縮，另一方面需求不足的“二律背反”，實現資源優化再生發展生產力這一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本目標；同時可以通過增量改革促存量結構調整，促進國有資產戰略重組，建立國有控股公司，增強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控制力和支配力，從而建立和鞏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政府的“撥改貸”、“貸改投”、“撥改投”和銀行的“貸改投”一樣，可以重建企業和政府的關系，促進以經營權為中心同所有權統一的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設。

大型項目投融資中，再生型財政投融資與民間投融資相輔相成、水乳交融、缺一不可。再生型財政投融資應成為完整的資本運營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政府為再生型直接投融資起財政擔保作用，財政手段為發展再生型直接投融資提供現實可能：①為投資銀行作資信調查；②為投資銀行擔保；③作為財政投融資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投資銀行提供啟動資金。

市場經濟政企分開并不意味著政府對企業撒手不管，更不等于政府對企業不起任何作用。特別是轉軌時期，政府對企業的作用仍是巨大的。這是政策資源，也是權力資源。充分利用“權力資源”不等于“權力尋租”，而是在以經濟效益為中心同社會效益統一的基礎上，處理好民間行為同政府行為的協調。

再生型財政投融資有利于金融體制改革，使金融體制由間接融資為主向直接融資為主、間接投資為主向直接投資為主轉化，可以避免間接融資、間接投資為主造成經營權與所有權絕對分離的財務軟約束，及由此造成的泡沫經濟，避免金融危機，并筑起一道防止國外金融危機向國內蔓延的防火墻。這將有利于我國經濟融入全球化經濟，加快改革開放發展的步伐。

再生型財政投融資有利于從根本上解決內需不足。解決內需不足的擴張性政策如果僅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貨幣政策，解決通貨膨脹的緊縮型政策如果僅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貨幣政策，均會造成惡性循環。但如果采取再生型財政投資搞基本建設，鼓勵和扶持創業，就可解決就業不足、需求不足問題。目前基本建設的重點應是農業信息化、能源、交通、環保、尖端科技與教育、旅游，應當是財政投融資與扶持中小企業、鼓勵創業并重，并使它們有機結合。只有以政府長線投資與民間短線投資并重，以前者為主導，以后者為基礎，才能可持續發展，解決消費與需求不足問題，并從根本上解決供給不足問題。而所謂通過鼓勵消費甚至超前消費來刺激市場是小聰明的作法。這種小聰明也是配置型經濟學的悖論之一。

把所有東西都產業化，是經濟微觀化與貨幣經濟學的產物，也是照搬西方經濟學的結果。從幸福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政府投資的產業并非是能在金錢創造利潤的產業，而是能給社會帶來效益（公共品只是社會效益的一種，不是全部）的產業。所以，如果說醫療、教育也要產業化，那么應該是政府投資、人民消費的產業，而非由人民來投資的產業，也非政府投資的盈利產業。把所有產業狹隘地理解成盈利產業，要么使政府陷入盈利的泥坑中，要么使人民背上沉重的包袱。

教育產業化是宏觀經濟微觀化的典型，同建立國民創新體系本質上是對立的。教育產業化助長學術行政化、學術界人身依附關系，同時也助長買賣文憑現象，在整個社會形成扼殺創新、貶抑創新、劣幣驅逐良幣的社會機制；在使全民文憑化的同時，使國民整體素質特別是創新素質大大降低。包養女大學生與女大學生賣淫現象愈演愈烈說明，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家主導的產業政策腐敗，已經造成了一代人的墮落；如不及時糾正，對國民素質的消極影響將是毀滅性的。

當前我國正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發展再生型財政投融資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充分發揮我國財政的宏觀調控作用、在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同時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支配力、控制力和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