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中國新聞周刊》上撰文，認為崇尚自由市場令西方身陷危機。
幾年前，一種強大的意識形態對無拘無束的自由市場的信仰──幾乎將世界推入萬劫不復。即使是在這一意識形態的全盛期從20世紀80年代早期一直到 2007年美國式去監管化資本主義也只是被后給世界上最富有國家中的最富有階層帶去了更多的物質享受。事實上，在這一意識形態長達30年的全盛期中，大多數美國人的收入在年復一年地減少或是停滯不前。
此外，美國產出的增長在經濟學上是不可持續的。太多的美國財富流入了太少的人的腰包，因此增長只能通過消費維持，而消費又只能通過越積越多的債務來融資。
我希望金融危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教育一下美國人(也包括其他國家的人)，讓他們明白，我們需要增進公平、加強監管、促進市場和政府之間的平衡。可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相反，右翼經濟學大有卷土重來之勢，其背后的推手無他，意識形態和特殊利益耳。右翼經濟學重振旗鼓將再次威脅全球經濟至少是歐洲和美國的經濟，因為右翼經濟學思想在這些地區最為盛行。
在美國，右翼重振旗鼓其追隨者顯然是在試圖否定數學和經濟學的基本定律正在威脅迫使國債違約。如果國會要求支出超過收入，那么就會產生赤字，而有赤字需要融資。但右翼并不是小心衡量每筆政府支出項目的收益和由此帶來的增稅融資成本，而是意欲采用大棒政策不允許國債增加，這將迫使支出限定在稅收水平之下。
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什么支出最重要如果不是支付國債利息的支出的話，那么違約就難免了。此外，目前由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導致的危機還在繼續，遠未結束，此時削減支出將不可避免地拉長衰退時間。
10年前，當經濟處于繁榮期的時候，美國出現了大筆盈余，以至于國債有被根除之虞。但入不敷出的減稅和戰爭、大衰退以及暴漲的醫保成本(部分原因是喬治?布什政府做出的放任制藥公司自由定價的承諾，為此不惜投入政府資金)很快就把巨額盈余變成了創出和平年代紀錄的赤字。
為了解決美國赤字問題，人們立刻采取了如下藥方：刺激經濟，讓美國重回工作軌道;停止無意義戰爭;控制軍事和藥品支出;還有增稅(至少是對特別富裕階層增稅)。但右翼所想的并不是這些政策，而是對企業和富裕階層進一步減稅，同時削減投資和社會保障支出，這將把美國經濟的未來推向更加危險的境地，還會破壞保存下來的社會契約。與此同時，美國金融部門還在竭力游說放松管制，以便讓它們回到先前造成了災難性后果的魯莽行事模式。
但歐洲的形式也好不到哪里去。當希臘和其他國家陷入危機時，歐洲人開出了老方一帖收緊財政和私有化，這樣的措施只會令實施它們的國家積貧積弱。這一藥方在東亞、拉美和其他地方均以失敗告終，這回在歐洲也難逃失敗命運。事實上，在愛爾蘭、拉脫維亞和希臘，這一藥方已經失敗了。
遺憾的是，金融市場和右翼經濟學家已經成功地將問題往后拉了一大把：他們相信，緊縮將帶來信心，而信心又會帶來增長。但緊縮根本就是有害于增長的，它將惡化政府的財政狀況，至少不可能像緊縮的鼓吹者所描繪的那樣帶來大幅改善。不管從哪個角度看，信心都會受到打擊，而最終的結果將是下降螺旋。
我們真的需要在屢敗屢戰的思想的指導下進行又一場高成本實驗嗎?不!但事實表明，我們可能得再忍受一次這樣的實驗。只要歐洲和美國任何一方沒能回到穩健增長的康莊大道，對全球經濟都是一種打擊。而如果歐洲和美國均告失敗，那后果將是災難性的，就算主要新興市場國家能夠實現自我實現的增長也救不了世界。不幸的是，除非明智派勝出，否則世界將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作者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他于1979年獲得約翰·貝茨·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200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斯蒂格利茨曾擔任世界銀行資深副總裁與首席經濟師，提出經濟全球化的觀點。他還曾經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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