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麒元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了提高美國債務上限和削減赤字法案。此法案簽署三天之后，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調降美國長期主權信用AAA級評級至AA+級。標準普爾調降美國長期信用評級后，全球資本市場大幅波動，黃金再創歷史新高。中國持有的外匯儲備以黃金計價大幅度縮水，巨額損失已經成為現實。中國的外匯儲備向何處去？中國政府正在面臨嚴峻的考驗。

    一、中國聯系匯率制度的成因及利弊。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在經歷了那場政治風波之后，亟需通過經濟高速增長來解決一系列的社會矛盾。在經歷了十余年的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管理層已經意識到，加大商品出口力度是加快經濟增長的快捷方式。要想加大中國商品的出口力度，必須確保中國商品價格大大低于國際市場的價格水平。亞洲四小龍的經驗告訴我們，壓低商品價格最簡單直接的方式，就是造成事實上的本幣低估。朱镕基在明白了這個基本原理之后，開啟了中國匯率制度改革，他建立了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的聯系匯率制度，在這個聯系匯率中，人民幣被嚴重低估了。果然，這個辦法很奏效。中國進入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周期。這個周期至今仍然在延續。

任何事務都存在正反兩個方面。聯系匯率制度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第一，極大地促進了出口加工行業的發展，帶動了經濟高速增長，大大緩解了就業壓力；第二，強制結匯制度，突破了發行人民幣的法律限制，極大地滿足了資本稀缺和流動性短缺問題；第三，通過強制結匯，建立了巨額的外匯儲備。聯系匯率制度的壞處是不易察覺的。第一，壓低出口商品價格，實際上是在轉讓國民福利，遲滯了國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第二，聯系匯率制度是新型的人民幣發行制度，此制度撕裂了憲政體制對金融管理的約束，開啟了惡性通貨膨脹的魔瓶；第三，巨額外匯儲備用于購買他國債券，中國巨額財富事實上被他國扣押為質，中國主權開始被蠶食。

凡事適可而止，過猶不及。任何事務都存在一個效用臨界點。超越臨界點，邊際效用遞減。大大超越臨界點，事務就會走向反面。朱镕基時期的聯系匯率制度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到了公元二零零二年，聯系匯率制度的臨界點到了。就中國的結算需求而言，5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足矣。提高一倍到10000億美元，這已經很夸張了。發展到30000億美元，完全是胡鬧了。中國濫用聯系匯率制度的結果，終于點燃了國民經濟的內憂外患。

二，中國外匯儲備的性質。

筆者將外匯儲備的性質定義如下：中國外匯儲備是中國中央政府通過隱性負債購買的海外資產。筆者一向認為，人民幣是中央政府發行的隱性國債。所以，通過發行人民幣購買外匯，相當于中國中央政府負債購買海外資產。這個定義可以完結關于外匯儲備是否屬于“血汗錢”的爭論。

外匯儲備，既是負債，又是資產。管理外匯儲備，就必須既要管理負債，又要同時管理資產。由于中國對于外匯儲備的性質的認識不清晰，中央政府將外匯儲備的管理權分離了，人民銀行在管理負債的部分，外管局在管理資產的部分。問題就此產生了，中央政府債務終極債權人根本不是人民銀行，而是財政部（也就是中國納稅人）。吊詭的是，財政部根本無權干預這部分債務和資產。這就使得如此巨額的資產負債完全脫離了預算法的約束。更為嚴重的是，如此龐大的資產負債也完全脫離了立法機構的監管，成為現行憲政體制下恐怖的黑洞。

毋庸置疑，中國巨額的外匯儲備為中國經濟危機埋下了重大隱患。必須清楚地意識到，這個脫離法律約束的暗物質，極有可能引爆政治危機。

三、中國外匯儲備管理的誤區。

中國外匯儲備管理存在三個方面的誤區：

首先，中央政府的資產負債應交由財政部統一管理。人民銀行和外管局只能做執行機構，它們不應擁有決策權。統一財政管理是現代國家基本的憲政原則。共和國不能同時存在兩個賬房。朱镕基在非常時期采用非常方式，或有自己一定的道理，但這畢竟是違反憲政制度的行為。此事，早就應該予以糾正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此問題上嚴重失職了。

其次，外匯儲備管理的核心工作就是數量控制。

中國管理層應該清楚：人民幣發行數量的臨界點在哪里。建立在外匯結算體制下的貨幣發行制度存在著明確的數量極限。這個數量極限一旦被突破，將導致通貨膨脹。全世界央行的首要工作都是控制通貨膨脹。人民銀行為什么不清晰說明人民幣發行數量的臨界點？不講清楚這個問題，外管局如何界定外匯儲備的合理規模？

中國管理層應一旦明確數量臨界點的位置，就必須建立控制數量的一整套手段和工具。實際上，建立控制數量的手段和工具才是外管局管理的核心內容。

最后，外匯儲備管理的關鍵應該是外匯儲備的質量管理。

外匯儲備的質量由兩個性質決定：安全性；效益性。當美國債務危機已經成為事實的時候，外管局必須明確報告國務院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外匯儲備面臨風險的程度和水平，必須提供處置風險的預案。

中國外匯管理的誤區，爆漏出中國經濟治理存在嚴重的結構性缺陷。

四、解決中國外匯儲備的出路。

中國外匯儲備問題必須綜合治理。

第一，管理權歸位。

中國外匯儲備管理必須納入預算法的管轄范疇。中國外匯儲備管理必須接受全國人民代表代會的管理監督。必須將人民銀行外匯管理部門和外管局納入財政部管轄序列。人民幣銀行發鈔數量的決定權應移交財政部統一管理。財政部應將此部分資產負債計入政府的資產負債表，并進行統籌規劃和統一管理。

第二，以稅制匯。

財政部應該使用財政手段對外匯儲備規模實施干預。具體的做法就是以稅制匯。

我國必須重新檢討針對外商投資制訂的各種優惠政策。大部分的減稅讓利的優惠政策必須盡快取消。

我國應該開征三稅一費。所謂三稅：第一，環境補償稅；第二，特種資源稅；第三，資本利得稅。所謂一費：外匯損益補償費。我們應當讓外商投資利潤回報恢復到國際平均水平。

我們必須將外商投資收益水平調整到國際均衡水平；我們必須將出口商品價格調整到國際均衡水平。

事實上，我國宏觀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點就在這里。

第三、推進雙邊貿易協議下的非美元結算安排。

我國應盡快與非美國家建立基于結算需求的新型雙邊貿易協議，并在貿易協議中做出非美元結算的技術安排。我國與伊朗等國進行的非美元結算的貿易協議應當得到支持、鼓勵和推廣。

我國應檢討WTO條款中的問題。避免介入非我國主導的多邊貿易協議。簡單地說，我們不鼓勵以美元作為結算工具的貿易協議。

第四、藏匯于民，分散突圍。

我國應取消現行的國民換匯和借匯的限制。國民應獲得不設上限的換匯權力；國民可以通過抵押和擔保等正規手續獲得不受額度限制的外匯貸款。同時，放松外匯出境限制。凡能提供正規收入來源（稅賦證明）者，均可以換匯和借匯，并進行境外投資和經營。

我國外匯儲備數量巨大并且結構單一，依靠政府部門和國有機構根本無法解決問題，必須依靠人民群眾。這或許是我國解決外匯儲備問題的唯一出路。

五、有序終止現行的聯系匯率制度。

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們已經介紹了聯系匯率形成的歷史背景。可以說，我國的聯系匯率制度早就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終止現行匯率制度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建立獨立自主的人民幣價值體系在技術上也是可行的。限于本文篇幅，有序終止聯系會問題將另文進行討論。

美國主權債務危機并未因為奧巴馬簽署減赤法案得到緩解。筆者查閱了美國聯邦政府近十年的預算案，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收支已經形成無法松動的剛性結構，除非進行革命性變革，美債毫無解決的希望。奧巴馬的減赤方案對于龐大的美國主權債務不過是杯水車薪，那不過是一場拙劣的政治表演。筆者非常憂慮，對于一個持槍的債主而言，謙卑地履行債務責任是很不現實的。歷史地看，解決主權債務危機只有兩種方式：革命或戰爭。關于革命或戰爭，我們準備好了嗎？

注：此文正式發表于香港《信報財經月刊》第4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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