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面臨“滯漲”風險及其破解方略
李炳炎
（江蘇省行政學院，南京 210004）
內容提要:反“滯脹”[①]是個世界性難題，凱恩斯政策在治理“滯脹”時無效。后危機時期，中國經濟的“滯脹”風險加大。為化解“滯脹”風險，本文提出一種新思路和可行對策，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分享經濟制度，從調整微觀經濟機制入手，構建調節經濟運行的“自動穩定器”，建立“標本兼治”的反＂滯脹＂長效機制。
關鍵詞：后危機時期 滯脹 社會主義分享經濟 微觀運行機制
2007年夏，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觸動“多米諾骨牌”。次年9月，次貸危機升級為“百年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全球主要金融市場持續動蕩，危機從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擴散，金融危機迅速演變為經濟危機。美、日等發達國家就業市場迅速惡化、經濟出現衰退。嚴重依賴出口的中國經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極大沖擊。2008年，中國有兩千多萬農民工失業返鄉、實際失業率達到10%、GDP增速六年來首次降到10%以下。
為了應對經濟危機，國外政府都不同程度的采取經濟刺激計劃，試圖化解危機并扭轉經濟下滑的趨勢。比如，美國政府推出了首輪七千多億美元的刺激方案，并采取了減稅、建設福利體系、向金融機構注資或國有化，穩定金融市場以保持經濟穩定；歐洲各主權國家先是運用大規模國債的擴張性政策救市，導致希臘等南歐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爆發。為了應對債務危機，必須嚴控歐元區各國財政赤字和經常收支赤字的增長，歐洲經濟由此陷入嚴重緊縮。這對歐洲的經濟復蘇是嚴重制約。同時，緊縮赤字帶來工資和福利的削減，導致了英國和希臘大罷工，引起歐洲社會矛盾的激化與社會動亂。不難看出，這些經濟政策的實質都是利用凱恩斯政策將危機向后拖延，而不能消除危機。
中國政府在2008年下半年，把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由“兩防”（ 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防止物價上漲轉為全面通脹）調整為“一保一控”（ 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控制物價過快上漲），以防止經濟滑坡。2009年，中國政府實施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廣義貨幣（M2）增長17%，增發5萬億元貸款等措施；2010年，中國政府又安排財政赤字1.05萬億元，廣義貨幣（M2）增長17%，新增7.5萬億元貸款。從本質上說，這些措施是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繼續依靠政府投資推動經濟增長，同時，寬松的貨幣政策也必然加大通脹壓力。
后危機時期，謹慎考察包括中國在內的的經濟運行態勢，可以看出世界經濟體仍處于震蕩之中，經濟復蘇基礎不牢。表現在：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居高難下；一些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隱患仍未消除；主要發達經濟體進一步推行寬松貨幣政策，全球流動性大量增加，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和主要貨幣匯率加劇波動，新興經濟體資產泡沫和通脹壓力加大；保護主義繼續升溫，國際市場競爭更加激烈。大多數國家凸現出以高通脹、高失業、低增長乃至衰退為主要特征的“滯脹”風險加劇，中國也不例外。
一、后危機時期中國經濟必須高度警惕“滯脹”風險
目前，與主要發達國家經濟相比，中國的經濟運行態勢尚令人欣慰，按可比價格計算，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8.7%，完成了“保八”任務。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10.3%。但中國經濟仍面臨諸多不可忽視的問題，面臨“滯脹”風險。
（一）通脹顯著上行，風險加大
從物價指數上看，從2009年3月起，物價指數大幅攀升，大宗商品的市場價格同比上漲，其中食品價格上漲較快。2010全年，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3.3%，全年工業品出廠價格同比上漲5.5%，全年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同比上漲9.6%。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11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超過５％，創兩年多來新高。2010年12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4.6%、工業品出廠價格同比上漲5.9%、原材料和燃料動力購進價格同比上漲9.5%。根據商務部的食用農產品價格測算，2011年1月份食品價格上漲11.5%，比2010年12月提高2個百分點。受此影響，2011年1月的CPI較去年同期上漲4.9%，雖然2月份CPI同比上漲仍為4．9％，但需要指出的是，2月份翹尾因素的影響卻高達3.7個百分點。通脹的壓力仍然顯露無遺。從目前看，食品價格的上漲仍是推動CPI上漲的主要動力。從動態來看，非食品價格已經連續5個月維持升勢，今后非食品價格的上漲對CPI的推動值得關注。成本增加推動物價上漲，如果需求并未增加，高物價低需求必然導致滯脹。
央行2011年1月發布的《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警示稱，“流動性因素、結構性因素與通脹預期可能相互交織影響，將加劇今年的通貨膨脹壓力”。同時，國際清算銀行（BIS）最近也對新興經濟體日益顯現的通脹壓力提出警示，并指出“通脹威脅在新興經濟體呈現某種普遍性”、“食品價格上漲是一大推手，…食品價格上漲的壓力在新興經濟體表現得尤為明顯，這些國家的通脹率也持續創出高點，如中國、巴西、印度等。”溫家寶總理(2011)也指出，“目前出現的通貨膨脹其實是國際性的，由于某些國家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而造成匯率和大宗物資價格的大幅度波動”、“這不僅影響一個地方，就連歐洲也突破了2%。前幾個月，世界糧價上漲15%，如果再加上西亞北非局勢的影響，油價高企超過每桶100美元”、“另一方面，確實在我們國內也有因為勞動力成本提高，各種初級產品價格上漲而造成的結構性通貨膨脹”[②]。
目前，糧食等農產品價格上漲、勞動力與資源品價格上行、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國內流動性依舊寬裕、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等因素將推高通脹壓力，中國經濟發展趨勢面臨著通脹惡化風險。目前中國面臨的通脹壓力主要表現在：流動性增加由此帶來大宗商品價格不斷攀升；中國面臨要么人民幣升值、要么忍受通脹壓力的“兩難選擇”；國際市場投機資金逐利性和操縱行為，受到大量流動性的追捧，資產價格大幅上漲，房地產泡沫嚴重；通脹預期增強，輸入型通脹壓力加大等。
（二）宏觀經濟嚴重失衡，潛在的經濟下滑風險加大
長時期以來，中國的宏觀經濟嚴重失衡，主要表現在：
1.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失衡，即投資、消費和凈出口的失衡。在過去的十幾年中, 中國的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投資和出口已成為不爭的事實，而全球金融危機后，由于國際形勢的惡化，出口需求迅速衰減，在有效消費需求不足的情況下，只好繼續依賴政府的大規模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2009年投資、最終消費和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率依次為: 52.5%、92.3%和-44.8% , 投資是中國經濟復蘇的主要動力,消費驅動的作用較弱, 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負。2010年中國政府繼續加大投資，全年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增長23.8%，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33.2%，但消費增長依然很弱。2010年，投資、最終消費和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率依次為: 54.7%、37.3%和8%,經濟增長依然高度依賴投資拉動。
這種“重投資、輕消費”的增長模式加劇了社會生產與再生產、消費與積累之間的矛盾，最終必然導致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造成經濟增長福利效應損失。此外，政府的過度投資必然引起債務風險。目前我國過度超前的基礎設施建設耗資巨大，效益又很低，因此相關部門已債臺高筑，必然制約經濟健康、快速發展。
2.經濟高增長與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并存。目前，中國的經濟高增長率是以犧牲巨大資源和環境代價換來的。2010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雖然同比增長10.3%，但付出的代價太高，其中工業增加值僅占26.5%，而73.5%都是消耗物化勞動產品的轉移價值。而發達國家的工業增加值平均都在40%以上。這說明中國經濟增長的粗放型格局沒有改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依然艱巨。由于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的存在，資源、環境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瓶頸。
因此，為了真正實現有質量、有效益的增長，從2011年起的“十二五”規劃中，中國將經濟增速目標調整為年均7%，溫家寶總理（2011年）指出，“7%的發展速度不算低，實現并非易事。”
（三）分配不公、貧富分化過大，制約經濟發展
我國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日益突出。概括地說，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1.我國貧富差距持續拉大。從基尼系數、財富集中度、城鄉收入差距以及區域收入差距上看，全社會形成了一個財富分配的金字塔形結構。中國收入分配領域的兩級分化業已形成。目前，中國已由改革開放前實行極端平均主義收入分配政策的國家，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2.分配不公比較突出。從1998到2008年間, 中國工業企業利潤年均增長30.5%, 勞動報酬年均僅增長9.9%。從總量上看，勞動者收入、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共同構成國民收入，它們之間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系。但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例過低。2000年至2006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9.4%，而職工的實際工資年均增長13%。由于企業利潤和政府財政收入增加較快,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下降,導致國民收入分配中, 勞動者的報酬所占比重持續下降。
收入差距過大必將嚴重地損害社會公平，更與“共同富裕”根本目標相悖；使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摩擦增加,矛盾加劇,并會導致社會貧困人口和弱勢群體的增加、市場需求不足和社會矛盾加劇等問題日益凸現；對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和諧社會的構建造成了極大威脅。以城鄉差距為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在“生產要素流向高報酬行業”的驅動下，會使進城謀生的農民工加速增加，加大城鎮就業壓力。溫家寶總理（2010）指出，“當前，收入分配問題已經到了必須下大力氣解決的時候。如果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必將成為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③]。
（四）就業形勢依然嚴峻
失業率是經濟運行的晴雨表。雖然國家統計局數字顯示，2008年、2009年、2010年城鎮登記失業率依次為4.2%、4.3%、4.1%，但由于很多真正失業的人不一定去登記，加上農村就業沒有包括在里面，因此國家統計局每年公布的登記失業率數字，比調查失業率和實際失業率要低。比如，2008年中國社科院調查結論是：該年中國城鎮失業率攀升到了9.4%(遠高于統計局公布的4.2%)，超過了7%的國際警戒線。由于城鎮調查失業率更能反映經濟的實際，因此被譽為“真正有效的經濟晴雨表”。
中國社科院藍皮書指出，勞動供給總量的現有趨勢還要繼續維持下去，全國每年凈增新勞動力800萬～1000萬人，再加上農村需要轉移的富余勞動力、城市下崗并需要再就業的人員，每年新增需要就業的人數將維持在2000萬人以上。這種勞動力凈增長的趨勢可能要到2014年左右才停止。高校畢業生數量每年又有所增加，農村外出打工人數也在增加。以2009年為例。該年高校畢業生人數約為611萬人，再加上2008年畢業生約100萬人沒有就業，2009年需要就業的高校畢業生為710萬人左右，中國高校畢業生未能就業的比例達15%左右。
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的分析結論是：2011年，中國勞動力市場勞動力供給可能增長3900萬人，其中包括758萬人的大學畢業生，600-700萬人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以及2500萬人失去和經濟刺激計劃相關聯工作的臨時工，而預計中國2011年新增就業崗位可能僅有800萬個，這將導致中國明年的失業人數達到3100萬人。
整個就業環境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就業形勢仍十分嚴峻，絕不能片面地用出現“用工荒”現象來說明中國的就業問題已經解決。
以上分析可知，目前，中國宏觀經濟嚴重失衡，收入分配領域的兩極分化導致經濟增長基礎較弱，再加之就業形勢依然嚴峻、通脹壓力不斷加強，所以后危機時期中國經濟必須高度警惕出現“低增長、高通脹”并存的“滯脹”局面。
二、從調整微觀經濟機制入手，構建“標本兼治”的反＂滯脹＂長效機制
（一）后危機時期，被長期使用的凱恩斯政策組合應該淡出
毋庸置疑，為應對經濟危機，中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審時度勢，逆經濟風向而行事”，對抑制經濟衰退，促使經濟早日復蘇，起了重要作用。但通過對這些宏觀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續能力的分析表明：運用凱恩斯政策這把“殺手锏”應對經濟大震蕩事件十分必要，但絕不可長期使用。
1.首先看財政政策。從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直至目前，中國已實施了十多年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這些財政政策的實質就是在內需不足的情況下，一味地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導致了消費和投資的失衡，使得經濟結構發生了嚴重的扭曲。任何一個國家,支撐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動力都應該是國內消費需求,而不是投資。經濟發展離不開國內有效消費需求的拉動，沒有消費需求，生產就沒有目的和動力，社會再生產運動便會受阻。
依據馬克思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要實現經濟長期均衡增長, 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要滿足一定的比例關系且社會總供給必須與社會總需求保持平衡。在發達的市場經濟下，通常是消費需求決定生產供給，積累一般又取決于消費的滿足程度。如果以壓低消費去擴大積累，在短期能維持低級循環的正常運動，長此以往則會造成市場萎縮、產品積壓、經濟蕭條。如果這種嚴重失衡的“高投資、低消費”的經濟增長動力結構不能根本性改變，只能會引起全社會范圍內的大規模的產能過剩，嚴重時釀成經濟危機。劉國光（2004）曾指出，“在投資沒有最終消費支撐的情況下, 如果再擴大投資規模, 那么今天的投資就是一兩年后大量的過剩生產能力, 大量的企業停產、倒閉和職工下崗, 以及大量的銀行呆賬、壞賬。 ＂這一精辟見解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高投資政策的弊端。
2.再看中國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本身具有“時滯性”，以及貨幣傳導機制經常受阻等缺點。為應對危機，從2008年、2009年、直到2010年9月，中國政府一直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信貸大規模擴張。 但由于大多數企業面臨產能過剩的問題，加之實體經濟的不景氣，拿到信貸資金的企業不愿投資于實體經濟，反而停留在虛擬經濟進行投機。這些信貸資金流向樓市和股市，其結果必然造成資產價格的上漲，從而使經濟嚴重泡沫化，加大了通貨膨脹壓力，使貨幣政策的預期效果大打折扣。
從2010年10月份起，由于糧食等農產品價格上漲、勞動力與資源品價格上行、國內流動性依舊寬裕、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等因素推高中國的通脹壓力，中國將貨幣政策向穩健方向調整，主要通過調高“雙率”（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基準利率）來實施。這些政策必然會增加企業運行的成本，會給銀行和房地產市場帶來一定風險，從而加劇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管理通脹預期之間的沖突。此外，近期美聯儲采取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加之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這勢必給中國帶來外部通脹壓力。另外，成本推動價格上漲雖然是溫和的，但它具有慣性和剛性，所以解決目前成本推動型通脹需要一個長期的準備，緊縮的貨幣政策不一定能夠很快見效。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目前中國實行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凱恩斯主義“組合拳”，單獨應付經濟衰退或者單獨應對通脹單個政策目標時，政策組合選擇非常明確。但面對“滯脹”，用任一政策組合調控都會出現顧此失彼的現象。凱恩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滯脹”問題面前巳經束手無策。
所以，為應對危機，中國實行“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凱恩斯政策固然必要，但絕不能長期使用。從經驗上講，“滯脹”也是長期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結果。因此，化解中國的“滯脹”風險，必須尋找“第三條道路”，即新的理論思路與對策。
（二）消除“滯脹”風險，必須從調整微觀經濟機制入手建立 “標本兼治”的長效機制
微觀經濟是宏觀經濟的基礎。宏觀經濟的健康、可持續運行必須有一個可靠的微觀經濟基礎。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經濟運行中的宏觀功能的紊亂，大都是微觀機制出現了問題。中國經濟目前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從深層次上看，不是宏觀的而恰恰是微觀的行為、制度和政策問題。所以，在處理宏觀經濟問題時，絕不能忽視甚至偏離微觀結構。
1.制約經濟增長的微觀原因。內需不足特別是消費需求不足是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頑疾”， 而擴大內需戰略難以真正啟動的病根, 就在于不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所導致的過大的居民收入差距。由于長期以來勞動報酬在企業內部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資本剝削勞動問題嚴重。而廣大勞動者特別是農民、農民工和普通工薪階層的財產性收入比較少, 基本生活來源主要依靠勞動獲得報酬。勞動報酬被不斷地被壓低，造成了作為國民主體的勞動者的實際購買力相對下降，從而造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長期不足。
同時，企業內部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不但會導致企業和員工的利益摩擦，而且會降低工人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影響工作效率和企業效益，制約經濟增長。
收入分配中，初次分配是分配的基礎，它形成不同經濟主體的不同原始收入。從國外的實踐來看, 初次分配是人們利益的根本所在，它占國民收入的80%—90%, 即使在福利國家的分配中, 再分配充其量不超過30% 。不合理的企業分配制度會減少企業活力，影響企業的效益，降低企業供給。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導致社會平均消費傾向降低，必然引起消費不足。所以，促進中國經濟持續健康增長，必須在初次分配領域建立起“兼顧公平和效率統一”的微觀經濟調節機制。
2.對通貨膨脹的微觀基礎分析。宏觀經濟學上解釋通貨膨脹的形成原因的理論，可以歸結為需求拉動說、成本推動說、結構性成因說以及復合型通貨膨脹說。這些學說都從不同角度對通貨膨脹的引致性因素加以解釋。這些引致性因素可概括為貨幣供給量、貨幣余額需求、產業結構、資源瓶頸等。但無論那一種通脹，都有自身的微觀層次上的原因。由于GDP增長率提高的同時，大多數行業的初次分配領域的分配不公，導致中國收入的兩極分化加劇，產生“暴富”階層。由于實體經濟的不景氣，以及投資渠道單一，導致了富裕階層將過多資本投入樓市和股市，推動了資產價值的上升和價格上漲。
同時，微觀經濟主體的通脹預期是支撐通脹“慣性”的重要因素。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政策的搖擺和預期的不確定都會導致潛在的通脹壓力轉化為現實的通脹。.一旦通脹預期形成，就會產生新一輪的物價上漲。因為在通脹預期下，各微觀經濟主體將進行“趨利避害”的行為調整。比如，消費者將感受到貨幣急劇貶值，將會減少貨幣需求，搶購耐用品和保值增值的資產品，引起資產價格的上揚；生產要素持有者將在新一輪合同中議價，提高要素報酬率，企業的定價往往采取“成本加成法”，導致新一輪產品價格上漲，等等。
后危機時期，再審視中國政府所采用的宏觀政策，不難發現，中國政府采用凱恩斯政策進行醫治經濟病癥時，往往減輕一種病癥時，卻加重了另一種病癥。比如，應對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應對危機，確保了經濟增長，卻推動了通脹壓力；而為緩解通脹壓力，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卻又給經濟增長帶來了制約。這種“反經濟周期”的策略，導致政府的調控措施左右搖擺，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政府之所以不能有效解決現實中的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只運用宏觀調控手段包括行政手段，而沒有認識到應著力從微觀經濟組織行為入手，深入到國民經濟細胞內生機制，去尋找治本之策。因此，治理中國經濟的“滯脹”問題，必須從調整微觀機制入手，尋找能夠調節經濟運行的“自動穩定器”，建立 “標本兼治”的反＂滯脹＂長效機制。
三、以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④]為指導，調整微觀經濟運行機制，建立自動化解“滯脹”風險的經濟調節機制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分配對生產具有重要反作用、 人們所追求的一切，無不與其經濟利益密切相關。市場經濟中，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目前，中國宏觀經濟出現的”通脹”以及“滯脹”等問題，主要是因為企業分配領域出現了大問題。
因此，當前我們必須從新價值分配體系確認勞動者在經濟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必須將分配范疇置于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究的重要地位；充分重視分配對社會主義生產的促進作用，重新恢復分配范疇在經濟學體系中的地位；不應靠行政手段，而是通過制度創新，來建立一種新的微觀經濟機制；不是僅停留在宏觀政策上，而是深入到微觀經濟基礎中去解決問題。
筆者所主張的新思路和新對策是，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為指導，進行企業分配方式改革，從而建立自動矯治“滯脹”的長效機制。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要點
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核心思想
它就是經濟觀從“利益獨占”轉到“利益分享”。該理論強調“以人為本”的理念，要求建立一種利益分享制度來消除傳統的利益矛盾，由各經濟主體按照一定比率去分享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果，從而在國家、企業、個人之間建立起一種共同消長而不是彼此消長的新利益關系。
馬克思認為，人們所追求的一切，無不與其經濟利益密切相關。即便是傳統經濟運行的理論基礎，也離不開利益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主張的“利益分享”新經濟觀，其實質是是國家、集體、個人三者按一定的比率分享凈收入，協調三者的經濟利益關系，使之公平分享，利益均占。
那么，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利益分享制度”呢？基本思想就是以新價值分配體系確認勞動者在經濟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從企業分配方式改革入手，重塑微觀經濟運行機制。通過建立起一種“能自動實現各種經濟主體經濟利益均衡增長”的利益共享制度，來消除傳統體制中的利益矛盾，從而解決經濟發展動力不足和可能出現的經濟“滯脹”問題。
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總公式
馬克思依據勞動價值理論，提出了資本主義的商品價值構成公式：w=（c+v）+m。
式中，c為不變資本，v為可變資本，m為剩余價值。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對馬克思的商品價值構成公式進行了創新，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價值構成公式：w=c+(v+m)=c+n。式中，c為社本，n為需要價值；v為個人需要價值，m為公共需要價值。建立了“自主聯合勞動”、“社本”和“需要價值”這三個新的范疇。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者是生產資料的主人，是為自己勞動的自主聯合勞動者，因此,用“自主聯合勞動”范疇取代了長期沿用的“雇傭勞動”范疇，在理論上確立了勞動者在企業中的主人翁地位，有助于建立“以人為中心”的企業管理模式；“社本”是生產資料的價值的社會主義形式，是自主勞動關系在物化勞動方面的表現。因此，用“社本”取代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資本”，其價值等于馬克思價值構成公式中的c；“需要價值”(用n表示)是全部預付“社本”的增加額，是價值產品的社會主義形式，它是自主勞動關系在活勞動方面的表現。由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勞動者是“自主聯合勞動”者，所以分配的價值就是全部活勞動創造的新價值。這個新價值等于馬克思價值構成公式中的（v+m），由于“聯合自主勞動“的多層次性，需要價值又劃分為國家需要價值（n1）、企業需要價值（n2）、個人需要價值（n3）并表現為政府收入、企業收入和個人收入，所以，n= n1+n2+n3= v+m。以此為基礎，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價值構成公式，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總公式。下面對總公式做簡單介紹。
以以上三個范疇為基礎，我們將價值構成的一般公式做一下修正：w=c+(v+m)=c+n=c+（n1+n2+n3）,式中，n= n1+n2+n3= v+m。省略修正過程，我們可以得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總公式：w=c+（n1+n2+n3）這個公式是中國特色分享經濟理論的總綱，具有極其深刻的理論內涵，它反映出新創造的價值必須按既定的比例在國家、企業和個人之間合理劃分，使經濟個體、整體的利益分配同每一單位新增利益之間建立起新的變動關系，從而實現利益共享。
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指導下的企業分配方式改革方案簡述
馬克思指出，“所有制關系決定分配關系和分配方式”，因此，目前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利益分享制度，必須結合不同的所有制結構，針對不同所有制性質的企業，采取不同的改革方案。
（1）對公有制企業，用凈收入分成制來代替現有的工資制
企業凈收入, 就是商品價值中的(v+m),數量上等于銷售收入減去物耗成本，是實現了的企業凈產值。所謂凈收入分成, 就是將企業已經取得的凈收入在國家、企業、職工個人三個經濟主體之間按既定的比率分享。將這種新的分配方法規范化，形成一種新的企業分配模式和管理制度，就叫凈收入分成制。實行了凈收入分成制，企業職工的個人勞動收入不再是工資加獎金的形式，而是按合同約定的比率對凈收入進行分成。凈收入分成制具有工資制無可比擬的優點：一是作為分配基數的凈收入（n）等于企業銷售收入減去生產資料成本（c）,所以，在銷售收入不變情況下，個人分配多少與生產資料成本高低有關，個人會在追求自身經濟利益增長的驅動下，生產節約和技術創新；二是核算中不再將工資列入成本，v+m把“剩余關系”變成了“分享關系”，使國家、企業、個人成為了利益共同體，有利于實現共同富裕，反映了社會主義本質特征。
（2）對于非公有制企業，用利潤分享制來代替現有的工資制
非公有制企業的重要特點就是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在非公有制企業建立分享經濟制度時, 除了考慮國家、企業和個人三個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外,還要考慮資本所有者的利益。
首先，職工從凈收入中取得固定的工資收入（np1），這是職工個人收入的一部分。其次,對于剩下的凈收入（w-np1）， 國家通過各種稅收從企業中分享到凈收入（ng1）,企業從凈收入中獲得技術革新、擴大再生產等方面的企業基金（ne2）。最后,對于余下的部分利潤（w-c- np1- ng1- ne2），再按一定比例在資本所有者和企業職工之間進行分配，各自所得收入依次記nc3、np2。
因此，非公有制企業中運用利潤分享制的分配公式可以表示為：w=c+(n1+n2+n3)=c+ ng1+ ne2+ nc3+(np1+np2), 式中，ng1為國家收入、ne2為企業收入、nc3為資本所有者收入、(np1+np2)為企業職工收入，從而，利潤分享制兼顧了國家、企業、資本所有者、企業職工四個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
4.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的運行機制
建立社會主義分享經濟制度，就是從建立新的企業分配制度入手，建立新的經營機制和財產約束關系, 重塑微觀基礎，利用微觀經濟組織內生的下列分享經濟運行機制，解決經濟問題。
（1）激勵機制
人們會通過權衡成本與利益做出決策，當成本或利益變動時，人們的行為也會改變，這就是經濟學中著名的“激勵反應原理”。中國特色的分享經濟以“利益”調整為切入點，協調了國家、企業和個人的利益關系，在三者之間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格局，內生出諸多激勵動力，表現在：
一是收入增長動力。由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公式w=c+(n1+n2+n3)知，企業凈收入按比例由國家、集體、個人分享，使三者利益同向增減、榮辱與共。國家和企業收入增加了，個人收入也增加；個人收入增加了，國家、企業收入也增加，協調了利益關系。個人收入的不斷增長，不但不會成為減少國家、企業收入的威脅，反而成為國家、企業集體收入增長的原因。在追求“凈收入最大化”共同目標的激勵下，形成國家、企業、個人收入同步增長的動力機制：個人收入不斷增長，企業收入也不斷增加、生產不斷發展，國家收入也不斷增加、公共產品的供給也就越多；反之國家、企業的利益不斷增加，又會導致個人利益的增加；利益的一致性是形成各經濟主體收入增長良性循環的重要保障，內生的收入增長動力機制也自然會產生“乘數”效應，放大增長量。
二是技術進步動力。技術進步是指生產工藝、中間投入品以及制造技能等方而的革新和改進。具體表現為：對舊設備的改造和采用新設備改進舊工藝；采用新工藝使用新的原材料和能源對原有產品進行改進；研究開發新產品；提高工人的勞動技能等。企業實行了凈收入分成制或者利潤分享制，就會在制度上形成了一種促進企業資金積累，技術創新的硬約束，使企業的技術裝備、企業的內部管理隨生產的運行而不斷提升；另一方面，企業職工的收入不再是事先確定好的工資，而是取決于企業的經營成果和職工個人勞動貢獻的大小，往往由技術水平的高低來決定，以“價值系數”來體現。職工的技術水平越高，價值系數就越大，職工個人勞動收入就多，反之亦然。這樣，每個工人會從主觀上意識到自身技術素質的重要性，會主動地去塑造和提高自身技術水平，從而形成職工整體提高技術水平的強大動機，為企業的發展注入生機與活力。
三是市場競爭力提升動力。影響企業市場競爭力的因素很多，諸如品牌、質量、成本、價格等。激烈的市場競爭下，為了實現企業凈收入最大化，企業和工人必然會采取諸多措施提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比如，加快轉型升級、加強自主創新、轉變發展方式；加強行業之間、企業之間的合作、擴大對外開放、拓寬企業彼此之間的發展領域、增強實力；加強企業文化的培育；拉長產業鏈，提高抗風險能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等等。
（2）約束機制
一是生產成本約束。實現凈收入分成制后，企業以凈收入為目標，取代了以往的利潤作為企業生的經營目標和生產動機，凈收入也就成為了企業經營活動的中心和企業經濟效益的指標。由w=c+(n1+n2+n3)可得，在銷售收入既定的情況下，凈收入的最大化意味著：一是企業必須提高管理水平和勞動生產率，從而增加凈收入；二是節約各項物耗成本從而節約生產資料費用,從源頭上對生產資料的浪費進行約束，從而形成一種使生產節約和企業增產相互推進的經濟運行機制。
二是分配行為約束。社會主義分享經濟通過事先確定國家、企業和個人的分享比率，有效地約束和規范了政府和企業的分配行為。可以徹底擺脫政府和企業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自利行為（如收入向政府傾斜、資本剝削勞動等），從而改變目前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所占比例偏低現象，實現發展成果分享。
（3）調整機制
一是市場調節機制。企業以凈收入為目標，必然以市場為導向，實行以銷定產的生產經營模式，充分運用市場機制的作用。具體地說，現在企業為了爭取更多的銷售收入，必須做好以下幾個方面：一要事先做好市場預測和市場決策，按照市場的要求變化安排產品生產，選擇生產經營的產品結構，實現以需定產，使產品適銷對路；二是企業必須以顧客為上帝，注重服務選擇分銷渠道和促銷方式等，對網絡營銷、綠色營銷、關系營銷等營銷手段加以運用和搭配，注重市場細分，實現凈收入最大化；三是企業在制定產品的價格時，要以科學規律的研究為依據，以實踐經驗判斷為手段，在維護生產者和消費者雙方經濟利益的前提下，以消費者可以接受的水平為基準，根據市場變化情況，靈活反應，充分使用定價策略；四降低庫存，加快資金回籠，加速資金循環，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五是調整產品結構，在企業積累機制的支撐下，實現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總之，只有建立企業自主經營的市場導向機制，企業才能真正成為市場的主體，才能樹立只有被市場承認的勞動才是有效的勞動的觀念，使企業和員工都更加關心市場，進而順利完成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的實現和社會再生產。
二是效率和公平兼顧機制。我國改革開放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理念，使我國在經濟發展中，一度過分注重效率，而忽視了公平。一面是經濟高速增長，一面是貧富嚴重分化，違背了“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根本原則，導致了諸多嚴重的社會矛盾，制約了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企業通過實行凈收入分成制和利潤分享制后，兼顧了多方面的利益，能解決效率和公平之間“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實現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同時，也實現了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原則，真正實現了效率和公平同時兼顧的協調機制。
三是利益協調機制。利益分享的新經濟觀，不僅強調各經濟主體有其特殊的經濟利益，還各經濟主體經濟利益之間建立一種新的協調的利益分配關系。國家、企業和個人按一定的比例去分配企業凈收入，從而三者的收入同步增長，三者的利益協調發展，實現了從利益“獨占”到利益“分享”的轉變。通過實行凈收入分成制和利潤分享制，使各經濟主體風險共擔，利益共享，使各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得到了規范，使各經濟主體相互爭利的“內耗”大大降低，增強了經濟發展合力。
以上各種中國特色分享經濟的內生機制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相互聯系、相輔相成的，共同發揮作用，一種機制作用的發揮并不會影響另一種機制的正常運行，相反還會促進放大另一種機制的作用效果。例如，技術進步機制的作用下，企業進行了技術創新，工人提高了自身技術素質，企業的產品競爭力必然會大大提高，而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提高了，產品的銷售收入必然大幅增加，企業的凈收入也必然大增；企業凈收入增加了，按既定分享的比例對凈收入進行分配的結果，必然是企業將獲得更多的積累資金，工人將獲得更多的收入，進而又會引發新一輪的企業技術創新和工人的技能提升，從而使動力機制發揮乘數效應。
(二)通過建立社會主義分享經濟制度，構造從根源上化解中國經濟的“滯脹”風險的長效機制
由以上的社會主義分享經濟制度的運行機制的分析可得出一個重要結論：當經濟運行受到干擾偏離均衡時，分享經濟制度能使偏離均衡的經濟自動地向均衡狀態收斂。因此，通過建立社會主義分享經濟制度，重塑微觀經濟運行機制，在各種內生機制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約下,可以有效地對付通貨膨脹、失業增加和經濟效率下降, 是化解目前中國經濟面臨“滯脹”風險的有效武器。
1.分享經濟機制能有效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抵御經濟衰退，增加就業
分享經濟最大的特點就是，通過“利益分享”，理順了分配關系，化解了利益矛盾，實現了初次分配領域“公平和效率”的統一，使各個經濟主體在追求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促進經濟平穩高效地運行，從而產生良好的宏觀效應。
首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具有自主經營權和管理權，企業和員工為了追求“凈收入最大化”，必然注重“以市場為導向”，加強“競爭和節約意識”，發揮作為“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的人的主觀能動性，自動地進行 “經濟增長發動機”的技術創新，從微觀層次上提高經濟效率；自覺將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轉換為“集約型”，高效益地增加產品供給，實現宏觀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
其次，利益分享制能有效糾正中國十幾年來失衡的“經濟增長動力結構”，能從深層次上解決中國經濟有效需求不足，從而有效促進經濟可持續健康增長。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首要和關鍵因素必然是內需，而內需占主導地位的必然是消費。利益分享機制就是“共同富裕”機制，通過利益分享，能增加在數量上占中國絕對優勢的勞動者的個人收入，并從根本上解決分配嚴重不公、收入兩極分化，提高整體社會的平均消費傾向，有效提高人民大眾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糾正宏觀領域的消費和投資的失衡。
2.分享經濟機制具有天然擴大就業和增加生產的偏好
經濟衰退時，分享經濟能通過自身強有力的內在機制，自動減少失業。分享經濟中，勞動的邊際成本小于勞動的平均成本，所以，在某一特定時期，經濟受到外在沖擊，經濟狀態偏離了均衡，出現了失業的狀況時，在短期內，如果企業的分配制度是凈收入分成制或者利潤分享制，此時，企業如果削減員工，企業分配到的企業收入會減少，相反，如果企業增加員工，則會使企業收入增加。所以，當經濟衰退時，失業會自動減少。另外，從宏觀上看，由于凈收入分成制和利潤分享制賦予了勞動力價格（工人收入）具有充分的彈性，當勞動市場失衡時，勞動力價格的靈活變動，會使勞動市場自動達到均衡，實現充分就業。正如馬丁•威茨曼所說，“分享經濟具有一種不屈不撓地吸收失業工人增加產量降低價格的內在沖動,…像一臺沒有熄滅的發動機,試圖在充分就業的循環上自覺啟動”[⑤]。
3.分享經濟機制是治理通貨膨脹的天然武器
后危機時期，中國經濟的通脹壓力，表現諸多方面，既有輸入性因素，也有成本性因素，也存在著預期引起的通脹慣性。實行社會主義分享經濟制度，能有效化解目前的通脹壓力。一是利益分享的激勵機制，能提高經濟效率，增加供給，同時，企業在“凈收入最大化”的利益驅動下，節約生產，使物耗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并下降，進而緩解需求拉動的和成本推動的通脹壓力；二是由于分享經濟的結果是“共同富裕”，它能有效解決貧富差距過大，從而抑制目前中國富人消費和投資引起的資產價格的過度上漲所形成的通脹壓力；三是分享經濟弱化了工資剛性，并強化了財務預算約束，能抑制收入攀比機制，克服企業預算軟約束傾向，從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結構性通脹的基礎；四是由于分享經濟能自動地抑制衰退，能自動地增加就業，所以政府可以放心大膽地通過控制貨幣發行量來 “穩定幣值”，從而避免出現“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商品”的宏觀現象，消除通貨膨脹的貨幣基礎；五是一旦分享經濟對通脹的自動抵御功能發揮作用，人們的通脹預期自然會消弱，從而消除通脹慣性。
結束語
從以上分析可知，社會主義分享經濟機制是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自動穩定器”，它通過重構微觀基礎，從根源上化解中國經濟的“滯脹”風險。因此，后危機時期，為應對中國經濟的“滯脹”風險，中國政府應轉變政策思路。首先，目前中國利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應對“大沖擊”時的獨特作用已經走出低谷，鑒于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可以長期使用，所以，目前中國應該淡出數年來凱恩斯政策組合的實施，盡快進行微觀經濟運行機制的重塑；其次，對于微觀經濟組織的變革，不應側重于產權制度改革，而是應著重于在企業初次分配領域引入利益分享制度，用分享經濟機制的綜合效應對付經濟發展停滯、失業增加和通貨膨脹即“滯脹”問題，這是治本之策。為此，我們在此鄭重地呼吁建議在“十二五”經濟規劃綱要中，列入一項新的計劃——在全社會推行企業凈收入分成制和利潤分享制的經濟模式，以取代原有的工資制經濟模式。唯有實施該對策，方能在＂十二五＂及以后有效地從根本上消除通脹、高失業率和經濟衰退，實現無“滯漲”的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李炳炎.利益分享經濟學[M]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9.
[3]中國統計年鑒[Z]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作者簡介：李炳炎(1945-),男,江蘇無錫人,經濟學博士,中央財經大學博士生導師, 江蘇省行政學院特崗教授,世界政治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經濟規律研究會副會長，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方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
[①]所謂“滯脹”就是指宏觀經濟運行中，出現經濟衰退、通貨膨脹和失業增加共存的現象。通俗地講，物價持續上升，但經濟停滯不前，失業人數大量增加。
[②]該處引用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中外記者見面會上的講話，詳見中國網2011年3月14日新聞內容。
[③]溫家寶.關于發展社會事業和改善民生的幾個問題[J].求是，2010（7）：3-16.
[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的思想，最早由筆者李炳炎于1981年率先提出。1984年，美國經濟學家Weitzman Martin在其所著的《分享經濟》一書中，也提出了與筆者基本相似的研究成果。這兩種理論既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詳見筆者的《利益分享經濟學》（山西經濟出版社出版2009年）一書中的導論部分（第10頁--第17頁）。
[⑤]馬丁•威茨曼.分享經濟—用分享制代替工資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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