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陷入“貧困性增長”
霸權貨幣體系和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
全球金融海嘯三年來,世界經濟體系已經發生且正在發生深刻的結構性變化。發展中國家率先進入復蘇軌道,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總體緩慢而乏力;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發達國家,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
與此同時,自1990至2010年的20年間,國際經濟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以GDP計算,中國占全球經濟的比重從4%上升到7.77%;印度從3%上升到5%。相應地,美國從23%下降到20%;歐洲從27%下降到20%;日本從9%下降到7.28%。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正在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2000年(新世紀第一年)是世界經濟歷史的一個劃時代分水嶺: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首次超過發達國家。2007-08年金融危機之后,二者經濟增速和貢獻度的差距越來越大。
全球產業和市場格局亦發生驚人變化。主要是歐美各國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度顯著上升。2000年,歐洲出口中國占其總出口只有5%;2010年則上升到20%。相應地,歐洲出口到美國占其總出口的比重則從2000年的57%下降到2010年的42%。下降的15個百分點恰好是中國增加的15個百分點。2000年,美國出口到中國占其總出口的比重只有3%,出口到歐洲則占48%。到2010年,美國出口到中國的比重上升到15%,增長了12個百分點。出口歐洲則下降到41%,下降了7個百分點。
中美之間的貿易和國際收支失衡成為國際經濟格局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和政策分歧焦點。2010年,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大約4500億美元,中國經常賬戶順差大約3500億美元。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債務國;中國則成為全球最大債權國。到2010年底,中國持有美國國債超過11,000億美元,約占美國對外國債的21%。與此相對照,日本持有美國對外發行國債的20%,英國持有11%,OPEC5%,巴西4%, 加勒比國家4%,俄羅斯3%。
然而,當今全球經濟體系所面臨的最根本失衡,是全球經濟之虛擬經濟創造中心和真實財富創造中心嚴重背離。它具體體現為全球制造業中心(真實財富創造中心)和貨幣金融中心快速分離。制造業中心已經決定性地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貨幣金融中心卻依然由發達國家掌控。換句話說,東方擁有真實財富創造中心,西方掌控貨幣金融中心;東方制造真實產品,西方創造貨幣購買力;東方為全世界制造產品,西方為全世界產品定價;西方大量發行債券和創造各種金融產品,東方則用自己的儲蓄去購買這些金融產品;東方儲蓄,西方消費;東方節儉,西方揮霍;西方向東方借錢,東方給西方融資。
虛擬經濟和真實經濟之持續背離或失衡,導致全球經濟許多令人難以理解、難以忍受的奇特現象:
盡管中國GDP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人均GDP之卻在世界100名之后,人均可支配收入則更低。讓我們簡單看看中美之間的差距。2010年,美國GDP為14.6萬億美元,以3億人口計算,人均GDP為4.87萬美元,中國人均GDP為4200美元,看起來美國不過是中國的11.6倍。然而,根據筆者的測算,如果以每小時收入計算,美國至少是中國的44倍!
如何解釋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之間的巨大差距?我們可以舉出許多原因:譬如中國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勞動生產率相對低、技術含量和創新不足、缺乏自主品牌和知名品牌、許多企業依靠來料加工等等。
霸權貨幣體系和“貧困性增長陷進”
但是,一個最重要卻往往被人們忽視的原因是,盡管中國是“世界工廠”或真實財富制造中心,卻不是“世界貨幣制造中心”,不是“世界一般購買力制造中心”,不是“虛擬經濟制造中心”,因此,中國對自己制造的產品幾乎沒有定價權,從而無法讓全球財富分配真正反映中國勞動者的貢獻。
全球貨幣、金融、資源和產品定價權的本質就是全球財富分配機制。人均GDP與人均收入之間的巨大差距,就是經濟學者曾經從理論上論證過的“貧困增長困境”:如果一國無法掌控自身產品的定價權尤其是出口的定價權,那么,該國生產越多、出口越多、貿易條件就可能越來越惡化、相對收入就可能越來越低!掌控定價權的關鍵則是掌控全球儲備貨幣發行權和全球金融體系主導權。
“貧困增長困境”還表現為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遠遠低于GDP增長速度。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長期遠遠低于人均GDP增長速度,早已是不爭的事實。這就是為什么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確保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超過GDP增長速度。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尷尬的處境?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固然是重要原因,我國缺乏國際市場定價權無疑則是最重要原因。
如果對照中國國內物價水平和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物價水平,你就會發現一個異常奇怪的現象:幾乎所有商品,無論是絕對價格還是相對價格,發達國家都比中國要低!公寓、別墅、汽車自不必論,國內許多一線城市之公寓和別墅價格早已突破百萬美元乃至數百萬美元,超越美國和歐洲許多中心城市之價格,況且我國多數公寓和別墅之周邊環境與歐美難以相提并論。最令人沮喪的是普通消費品價格,譬如襯衫、運動鞋、西服之內,絕大多數皆是Made in China,國內售價竟然是歐美售價的兩倍或更高。以耐克運動鞋為例,國內一般售價在900元之上,折合美元140元,歐美售價高者不過70美元,一般為40美元左右。
“貧困增長困境”絕非是中國獨有之現象。美國著名經濟學者杰弗里.薩卡斯及其合作者多年的詳盡考察表明:過去40年來,盡管非洲、拉美和亞洲發展中國家之絕對收入水平有顯著提升,然而人均可支配收入與發達國家之差距卻反而持續放大。全球貧富分化進一步加深的原因當然很多,然而發達國家制造的泡沫經濟或“投機賭博新經濟”(借用王小強先生的名詞)才是最主要原因。
通過無限放大美元儲備貨幣和美元金融資產,發達國家大幅度提升自己的購買力,相應縮小了新興市場國家的全球購買力。貨幣和金融資產之本質是真實商品和資源的購買力。經濟泡沫化、虛擬經濟和真實經濟背離的本質是購買力的重新分配和兩極分化。1971年至今,國際美元儲備從380億美元擴張至10萬億美元,全球金融資產與GDP之比例達到驚人的380%,近債券市場規模就達到90萬億美元,絕大部分都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所創造的全球性購買力。美元霸權所創造的超級利益當然還遠遠不止這些。
19世紀后期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時期,亦是金本位制固定匯率的黃金時代,全球資本至少有四分之一是從發達富裕國家流向貧窮落后國家。1971年浮動匯率時代和新全球化浪潮開啟以來,全球資本流動幾乎完全轉向:資本主要從貧窮落后國家流向富裕發達國家。過去40年,流向貧窮落后國家之資本占全球資本總流量的比例一直持續下降。譬如,1913年,全球資本至少有25%流向貧窮落后國家,到2000年世紀轉折之時,該比例下降到只有5%。許多研究表明,過去40年的新全球化浪潮,全球資本流動主要是兩個方向,一個發達國家之間的資本流動,一個是資本從貧窮的發展中國家流入富裕國家,為發達國家的財政赤字和高額債務融資。
如果美元和歐元不是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發達國家是不可能維持如此高額的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的。儲備貨幣地位給予它們的債券以良好的信用評級,國際銀行、保險公司、各類基金和主權財富基金才能成為美歐債券市場的主要參與者。
上述分析清楚地表明,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失衡正在朝著不利于中國的方向迅速發展,失衡的根源是美元霸權貨幣體系和美元主導的全球金融體系。面向未來,中國要成為一個真正的經濟強國和富裕大國,就必須努力糾正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的不利格局,核心戰略是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唯一有效道路是人民幣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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