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認識資本積極一面的同時，也要看到資本的貪婪與無畏，使企業具有超越一切約束、爭取利潤最大化的強烈動機

　　現代國家通常存在或潛在三大力量：政治力量(或曰權力)、社會力量(或曰民力)與市場力量(或曰錢力)。從世界經驗來看，那些治理比較成功的國家——兼顧經濟效率、社會正義、政治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三種力量相對處于均衡狀態。

　　但是，在三大力量中，出于利潤最大化的驅動，以企業為代表的市場或資本的力量，始終有超越政治與社會力量制約、成為壟斷或獨占一切的強烈傾向。甚至收買和腐蝕官員與媒體，成為不僅控制市場、控制經濟，還要控制社會、控制政府乃至控制國家的“公司帝國”。

　　“公司帝國”

　　企業作為一種經濟組織形式，不同階段的企業所代表或凝聚的力量是不同的。在中國古代與歐洲近代，企業都是官辦或政府特許，代表政府利益或直接為政府謀利。在古代中國，官營鹽鐵機構持續2000多年。在近代歐美，英國皇家的東印度公司、北美殖民地時期的弗吉尼亞公司、美國的國民銀行等都是這類企業代表。這時的企業是一種完全意義上的政治性或公眾機構。由于社會力量不斷發育成長，民間要求分享企業經營權利的呼聲不斷高漲。如此，官督民辦的企業越來越多，在中國近代洋務運動中就出現了一大批這樣的企業。

　　在美國，隨著“強盜貴族”(商業巨子的別號)的出現，資本對權力尤其是治權的腐蝕越來越大。“強盜貴族”利用聯邦體制的漏洞，以及州政府之間的利益沖突，展開了向政府奪權的運動，通過在各州大耍“搶凳子”的游戲，爭取并鞏固對企業越來越多的利益，最終讓國家法律甚至是憲法賦予企業和自然人一樣的權益——“企業法人”。

　　從此，資本就完全“站起來了”，越來越多的企業被私有化，越來越多的私營企業出現。因此，現代企業是一種法律產物，一種政治產物，根本不存在與自然界的某種必然聯系。“強盜貴族”與其資助的學者及其所操控的輿論，編織與宣傳“自由企業制度”是一種可以自由經營而且是與生俱來的私人產業。

　　隨著資本力量不斷成長，企業在積累與兼并中不斷成長壯大，逐漸異化成為與社會、政府抗衡的力量，甚至成為一個個富可敵國、強可役國、關鍵時刻還可以滅國的經濟“尤物”，成為沒有邊界的“公司帝國”。“公司帝國”不僅有強大的組織力，強大的競爭力，還有強大的滲透力與強大的戰斗力，對內實行集權統治，對外實行經濟擴張。

　　現代西方民主設計實質就是“錢袋子”的較量，大企業、大資本通過股權交叉或經理人相互委派等，形成資本聯姻或企業聯盟，如此強強聯合，使“公司帝國”勢力無所不在，行動無所不能，攻堅無所不克，經由代理人與旋轉門體制，最終俘虜了政府。

　　上世紀30年代，壟斷資本與金融寡頭的貪婪導致了世紀“大蕭條”。羅斯福總統以此為契機，向大企業代表的壟斷資本宣戰，開啟了影響久遠的“羅斯福新政”，由此給美國帶來了持續30年的繁榮。但是，資本突破權力的束縛一刻都沒有停止。

　　由跨國企業積極推進的經濟全球化，有一個明顯伴生物，即腐敗全球化。“公司帝國”錢力無邊，用錢開道，以回扣、獎金、版稅、出國旅游、學術資助等，俘獲一些國家政府官員、學者，并培植為其利益服務的社會組織。

　　在“公司帝國”與“強盜貴族”的持續努力下，政府不斷變小，企業則持續坐大。在美國有一個說法，“你不可能知道政府的界線在哪里結束，洛克希德(美國軍工企業)的勢力從哪里開始。”1876年，美國總統海斯曾這樣批評當時的美國企業對美國政府的巨大影響：“這是一個企業有、企業治、企業享的政府。”

　　為善也在作惡

　　當今中國財富創造、就業增加、經濟增長、社會繁榮都與企業發展密切相關。改革開放后，活躍于中國市場舞臺的主要有三類企業——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三分天下。中國在關注企業積極面的同時，也應關注企業尤其是大企業的消極面，更應區分三類企業各自的消極面，使企業更好地為消費者、社會與國家服務。

　　損害消費者利益。

　　國有、民營和外資三類企業作為以贏利為目標的市場主體，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損害消費者的行為。長期以來，中國消費者飽受“假冒偽劣”之苦，這些產品與服務大都由民營中小企業提供。而某些大企業以保護知識產權為名，極大地約束了中小企業創新，使消費者的選擇機會減少。大企業通過技術、產品差異化、市場份額的壟斷，操縱產品與服務價格，劫掠消費者的錢包。近些年來，集中表現為毒奶粉、毒牙膏、毒食品等各類“毒品”層出不窮，“迷你債券”等金融欺詐屢屢發生，與國際接軌的油價只漲不跌、境外國際話費比國內話費還要便宜之怪象長期存在。

　　損害勞工利益。

　　一些資方明明出于增加利潤、減少社會責任的私利，卻以市場競爭激烈為借口，壓低勞動者工資。在美國，1980年里根發動自由主義革命時，企業總裁的收入是一般勞工的43倍，到2005年則提高到411倍，與此同時，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卻不斷降低，由原來的91%降至35%。在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使眾多企業處于原始積累階段，資本對勞工的盤剝比美國更加嚴重，長期將勞工強壓在最低基本保障線。報道顯示，珠江三角洲在經濟繁榮的20多年間，打工者的工資基本未變。勞資矛盾(窮人與富人的矛盾)正日益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2010年“富士康事件”就是這一矛盾最清晰的折射。

　　損害社會利益。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指出，“商界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只有一個，那就是提高自身利潤水平。”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企業界引進西方會計準則，將經濟效益放在第一位，而且更關注眼前的會計利潤。如此，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出于“利潤第一”的目的，與外資和民營企業短兵相接，甚至參與地產炒作與熱衷房產開發，損害社會利益。企業尋求利潤最大化，必然導致企業成本外部化，經濟成本社會化，想方設法逃避或減輕社會責任。

　　在發達國家，企業要為社區建設發展承擔越來越多的責任。家樂福、沃爾瑪等巨型超市設點經營都必須遠離社區，以保護隨叫隨到的便利店，保護社區文化。但在中國不少城市，政府往往將商業黃金地段讓與家樂福、沃爾瑪等巨型超市。研究顯示，這些巨型超市每開設一個分店，其周圍很快出現“三公里死亡地帶”，而每增加1人就業會導致3人失業，給社區健康發展以毀滅性打擊。

　　損害政府利益。

　　在中國，由于前些年某些地方政府為GDP政績而持續不斷向企業尤其是外資企業“獻媚”，長期用廉價勞動力、廉價資源、廉價環境來吸引外資企業，而外資企業持續通過轉移定價等手法轉移利潤，對政府稅收的貢獻增速不斷下降。與此同時，政府因企業破壞環境、損害勞動者生命健康等方面的支出越來越大。更為嚴重的是，大企業借用錢力，收買官員，從而使政府部門的權力與職能發生異化。如此，從長期來看，必然侵蝕政府的權力基礎，加劇政權安全風險。

　　損害國家利益。

　　某些外資企業利用壟斷利潤，或建立“胡士泰般”利益共同體，搜集中國商業機密，深挖中國經濟墻腳；或發展“郭京毅們”作為代理，直接影響政府政策乃至國家立法的制定，使外資企業利益政策化、法律化，不止造成國家經濟利益的流失，而且侵蝕和損害了國家主權。

　　“節制資本”

　　在當今中國，一直缺乏有效的力量來制衡資本的力量。有學者坦言：“當今，中國人不得不面對兩個現實：官民矛盾和勞資矛盾。官民矛盾是權力沒有得到制衡的結果，勞資矛盾是資本沒有得到駕馭的結果。”而某些政府官員與企業的聯姻，則導致權貴資本的出現，大眾利益和黨的執政基礎遭到不斷侵蝕。而長此以往，最終必然會損害企業的長遠利益。也因此，國際國內有關節制資本的呼聲越來越高。

　　所謂“節制資本”是指用政治力量、社會力量來節制不斷擴張與日益囂張的資本，節制資本與權力聯姻。“節制資本”是個老話題，但是常說常新。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在中國是倡導“節制資本”的先行者。他一方面鼓勵私人資本的發展；另一方面為了防止資本家操縱國計民生，又主張大力發展國家資本，由國家經營主要的工業部門。

　　孫中山認為，在歐美國家，資本為少數人所壟斷，經濟問題的解決，百十倍煩難于政治問題。“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需要取那善果，避那惡果。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果惡，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民生主義之要義，即為“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實行“國家社會主義”，這樣既能“防資本家壟斷之弊”，又可“合全國之資力”以發展實業。

　　在全球化起伏跌宕、中國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的今天，“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似乎越來越難以超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完善的過程中，中國應當積極主動利用外資，而不是被外資利用，努力“取那善果，避那惡果”。

　　為此，要節制跨國壟斷資本，使外資企業成為中國經濟的合作力量而不是侵蝕力量；要痛下決心摘除“權貴資本”這一經濟社會政治的毒瘤，維護國家和大眾利益，使國有企業保持經濟“主力軍”地位，同時努力幫扶民族資本，使其盡快成長、壯大，成為中國經濟中守法律、講道德、有社會責任的“生力軍”。□(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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