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主流經濟學見鬼去吧！

江蘇南京財經學院副教授 盧映西

2011年3月10日

　　作者按：近年來，不斷冒出一些頭上長角的中國幽靈，在經濟思想的星空中游蕩。大家熟悉的，有宋鴻兵先生的《貨幣戰爭》系列。去年，何新先生老驥新唱，推出巨著《反主流經濟學》。接著，蔡定創先生著書《貨幣迷局》，直斥主流經濟理論界的僵化與麻木。更近一點的，有黃衛東先生的《我國十大荒謬經濟現象》，端宏斌先生的《一個并不荒誕的寓言》和《為何中國人沒錢購買自己產的商品》，都讓主流經濟學很難堪。

    當然，讓主流經濟學難堪的遠遠不止這些，隨便上網瀏覽一下，就能發現這種曾經風光無限的“顯學”早已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了。在這樣的時勢之下，我寫這篇文章，不指望能寫出多少新意，只是想在必定要死的老駱駝背上再添一根稻草，促其早死。事實已經越來越清楚了，只要這種禍國殃民的偽學問不死，絕大多數人就不可能有好日子過，極少數過上好日子的幸運兒，也好不過三代。

　　一、稀缺性及其破綻

　　每一個學過經濟學的人都會記得，在上《微觀經濟學》第一課的時候，老師總會給學生講解稀缺性這個概念。所謂稀缺性，是指相對于人的無限欲望而言，用于滿足欲望的資源總是有限的，即資源總是處于稀缺的狀態。正因為存在稀缺性，才需要經濟學來研究資源有效配置的問題。如果是相反的情況，欲望有限而資源無限，那么經濟學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有一本美國的經濟學教科書還諄諄善誘地說：“一個簡單的智力實驗可以證明這點：假如所有社會成員都被要求開出他們在無限收入下所想購買的物品和服務的清單，你認為這些清單還會有結尾嗎？”那意思是說，把你想要的東西一個個數出來，當發現怎么數也數不盡時，你就明白什么叫欲望無限了。

　　上面說的就是現代主流經濟學最重要的一塊基石――稀缺性假設。每一個進入經濟學殿堂學子，第一步都必須踏上這塊基石。多少年來，石上過客不知凡幾，但極少有人在這塊入門基石上停下腳步，細細端詳，敲敲打打，看看它是否足夠堅實。

　　現在，假設我們都是真懂點數學的人――不是指有多高深的理論造詣，而是指至少知道 “無限”、“無窮”等概念是數學專有的研究對象，不懂數學的人在使用這些字眼時，其實是不能確切地知道自己在說什么的。真懂點數學，就應該看出，上面通過數數來理解“無限”的方式是錯誤的。例如隨便到一個海邊的沙灘上數沙子，也是怎么數都數不完的，但我們不用數就知道，整個地球的沙子總數是有限的。在無疑處有疑，在有疑處發現破綻，所有重大科學發現的開端，都大體如此。

　　在繼續對稀缺性假設窮追猛打之前，我們先來學習何新先生的一個基本觀點：“每個致力于為國家和國民服務的經濟學家，他們首先應當把國家利益、國民利益、國民經濟的利益置于學術研究的首位目標－－而不是去考慮什么‘稀缺性’，以及抽象的全球資源如何得到最佳配置這種煉金術問題。”

　　一看到“稀缺性”，馬上洞悉對方玩的是“煉金術”，這就是傳說中的“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

　　二、欲望無邊，奈何能力有限

　　仔細思考一下就能了解，現實中的生產只需滿足人們的消費能力即可，并不需要滿足漫無邊際的消費欲望。欲望包含主觀想像的成分，能力必有客觀制約的邊界。具體地說，消費能力受制于三大因素：生理約束、時間約束和預算（收入）約束。

　　關于人的消費能力不可能超越自身的生理約束，自古就有格言：“良田萬頃，日食一升；廣廈千間，夜眠八尺。”這是一個十分淺顯的常識，主流經濟學在解釋欲望無限時，也說不出有哪一種消費品，無論數量多大都無法滿足人的消費需要。它只能似是而非地讓人們相信，我們有能力消費無限多種消費品。下面我們給出兩個基于常識的假設，從時間約束的角度展開論述。

　　假設一：消費活動與生產活動一樣，都是需要耗費時間的。

　　假設二：可被人支配的時間是有限的。

　　由假設一，消費每一種消費品都要耗費一定時間；由假設二，人們從事消費活動的時間是有限的。于是，合乎邏輯的結論只有一個：任何人都不可能具有消費無限多種消費品的能力，即消費能力是有限的，有一個不可逾越的時間約束。

　　費了這么大的功夫，我們只是重新證明了本來就眾所周知的常識：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可是，只要被似是而非的稀缺性假設忽悠，人們就容易迷失方向，鉆進死胡同。

　　三、新假設展開新藍圖

　　上面的論證，已經抽掉了主流經濟學最重要的一塊基石，整座經濟學大廈不可避免地坍塌了，盡管有些殘磚碎瓦可能還有重新利用的價值。現在我們需要在這片廢墟上重建一座新的經濟學大廈，首先要做的，就是奠定一塊真正穩固的基石。這項工作已經由我國著名經濟學家程恩富教授完成，他在2007年提出了“資源和需要雙約束假設”，即假設在一定時期內資源和需要都是有約束的。這個假設的提出，可以說是經濟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一個理論體系中，改動一項基本假設，更換一塊理論基石，稍有學術常識的人都能掂出此舉的分量。很多科學大革命，都是從改動基本假設開始的，比如從歐氏幾何到非歐幾何，從地心說到日心說，從牛頓的經典力學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遺憾的是，這些大革命我們中國人都無緣參與。但是，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即將到來的經濟學大革命，很可能是由我們中國學者發起的！下面我們就要看看，以雙約束假設代替稀缺性假設，會給我們展開什么樣的理論藍圖。

　　稀缺性假設實際上為社會的生產和消費預設了一個“有限－無限”的基本模式。與此不同，雙約束假設推出的基本生產和消費模式是“有限－有限”。前一模式已被前面的論證推翻了，后一種模式在理論上尚有發展的空間。

　　在“有限－有限”模式基礎上進一步考察，就會發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科學技術和經濟制度的進步對于提高生產能力具有明顯而直接的促進作用，但對于突破消費能力的三大約束則效果不彰。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早有認識：“生產力按幾何級數增長，而市場最多也只是按算術級數擴大。”也就是說，社會生產和消費的更為準確的模式應該是“大－小”模式。于是，在實際的經濟生活中，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有一種現象將變得越來越明顯，那就是生產過剩。特別是在現代高技術條件下，生產能力大于消費能力不僅成為經濟運行的常態，而且兩者的差距會變得越來越大。

　　四、生產過剩原來是老問題

　　“有限－無限”模式與“大－小”模式最本質的區別在于是否承認生產過剩。“有限－無限”模式的直接理論含義是消費品的生產越多越好——消費品的數量越多，品種越豐富，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就越高。在這樣的理論框架中，顯然沒有生產過剩的位置。但理論上不承認，并不能抹殺生產過剩現象的客觀存在，而且自古就存在。

　　現在我們來考察一下宋朝一對平民夫婦的經濟生活。這對夫婦男的叫武大郎，女的叫潘金蓮。每天早飯后，武大郎一會兒功夫就做出一擔炊餅，然后挑上街賣，至晚方歸。潘金蓮整天在家無所事事，“只在簾子下磕瓜子兒”。我們看到，當時的生產過剩現象已經十分明顯：一會兒功夫產出的商品，需要一整天才能銷售出去，而且有一半人口根本不用參加生產活動。正因為有閑，才“合當有事”，引出潘金蓮和西門慶的一段孽緣。這個故事大家都熟悉，但故事背后的深層原因竟是生產過剩，在此之前好像還沒人看出來。

　　按常理，生產過剩，即生產能力大于消費能力，應該是好事，應該能讓人人都豐衣足食。那么，為什么生產過剩現象自古就有，而貧困現象也是自古就有呢？癥結在于不合理的制度。制度不對，生產過剩不但不能造福社會，反而會成為貧困的根源，正如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傅立葉所說的：“在文明時代，貧困是由過剩本身產生的。”

　　我們知道，在古代，貧富分化已是普遍現象，即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在私有制條件下，當社會上的財富已積聚于朱門時，朱門外的人想致富，只能指望朱門里的人多買自己的產品或服務。但是，上門推銷酒肉，人家已經酒肉滿倉；要求進門當仆人，人家已經奴仆成群。于是，只要已富者的消費能力飽和，未富者就不易找到致富之路。也就是說，生產過剩固化了貧富分化的狀態。

　　五、從隱到顯的生產過剩

　　早在兩千多年前，我國就有思想家試圖在不觸動私有制的前提下解決貧困問題，辦法是讓有錢人在正常的消費能力飽和之后，再開發一些超常的消費項目，例如雞蛋、木柴在煮燒之前，先要雕飾一番；喪葬時，要開掘巨大的墳墓，制作豪華的喪服，打造大型的棺槨。這種用奢侈浪費的方法來解決經濟問題的想法，非常前衛。在西方，直到18世紀初，曼德維爾才在他的成名作《蜜蜂的寓言》里提出類似的觀點。

　　但是，在古代社會，主流的觀念還是崇尚勤儉節約。原因有兩個，第一是微觀地看，勤儉節約總是對家庭經濟有利的，那時人們不可能有看待經濟問題的宏觀視野。第二，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在傳統的農業社會里，只要土地兼并現象不是十分嚴重，生產過剩問題尚不至于釀成對抗性矛盾。在極少數的巨富和赤貧的家庭之間，是大量的自耕農，他們的生活狀況與武大郎一家相似：溫飽無虞，致富無門。這時，生產過剩的表現形式是人們有大量閑暇時間，可以不停地磕瓜子。多余的生產能力窩在家里雖然是一種浪費，但對社會沒有什么致命危害，所以農業社會的經濟制度具有超穩定的特點，一個朝代可以持續幾百年，即使改朝換代，經濟制度仍會基本上沿襲前朝舊制。

　　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一個人數龐大的無產階級。這個階級與過去的農民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們已經失去了作為生存保障的“一畝三分地”，一旦失業，就斷絕了一切生活來源，連瓜子都沒的磕了。偏偏生產過剩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正是失業，而且會周期性地爆發經濟危機，造成大量失業。生產過剩到了這個時候才真正成為令人頭痛的問題。

　　六、姓資與姓社的生產過剩

　　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看來，在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條件下，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勞動人民購買力相對縮小的矛盾是一對無法調和的對抗性矛盾。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仍在努力調和這對矛盾。他們不斷從曼德維爾的《蜜蜂的寓言》中得到啟發，推行刺激消費的政策。后來凱恩斯提倡政府擴大開支，搞赤字財政，更是大大提高了整個社會的消費能力。二戰以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干脆來個雙管齊下，一方面政府搞赤字財政，另一方面讓消費者個人也搞“赤字財政”，即消費信貸。龐大的生產能力首先把少數富人的消費能力填滿了，然后再把當期支付能力不足、但分期償債能力充足的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也填滿了，接著，只能在償債能力不足的窮人那里挖掘消費潛力，借錢給他們買房，結果就是眾所周知的次貸危機。

看來馬克思是對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確實是不可調和的，任何企圖調和矛盾的方法都只能推遲而不能阻止經濟危機的爆發。問題的癥結還是我們上面所說的，生產過剩本應是增進社會福利的積極因素，但在私有制之下，積極因素被扭曲成了消極因素。分析到這里，我們應該能充分理解，為什么從傅立葉等人的空想社會主義到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有一個主張是一以貫之的：消滅私有制。

　　消滅了私有制，問題解決了嗎？那就要考察一下在公有制條件下，生產過剩的表現形式是什么。我們還是從解剖個案入手。1978年，美國記者杰伊·馬修斯到廣西桂林的一家國營工廠參觀，他記載道：

　　“同中國大多數工廠的情況一樣，桂林絲廠的工人看來并不是干勁十足的。就業保障、退休金保證以及其他一些好處促使中學畢業生拼命擠進工廠去工作。因此，許多人都擠進了本來就已經過多的工人行列。生產線上工人過多使工人長時間地閑著。當我走進一個車間的時候，有三名女工正在同旁邊桌上的另外三名女工聊天。我一進去，她們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然后交叉著雙手坐在那里，好奇地朝我張望。在我逗留的幾分鐘里，只有一個女工干了活，而沒有一個女工說得清楚她們的生產定額是多少。”

　　后來，學者們把在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下這種人浮于事的狀況稱為“隱性失業”，這其實就是生產過剩在新制度下的一種表現形式。這種形式跟農業社會的情況很相似，人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但多余的生產能力卻在看不見的地方浪費了。不同的是，農業社會中人們在家里磕瓜子，國營工廠中人們在工作崗位上磕瓜子。所以，這種情況肯定是有很大改進空間的，改革是必要的。問題是，向什么方向改？向資本主義方向改，如上所述，肯定是沒有前途的。我們現在搞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是一種混合所有制的市場經濟。既然私有制和公有制都未能妥善解決生產過剩問題，那么兩種所有制的簡單混合同樣不可能解決。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會遇到生產過剩問題這一點，我國經濟學家王建和王東京都曾有過相關論述。概而言之就是：問題尚未解決，同志仍須努力。

　　七、生產過剩的現代形式及我們的任務

　　如果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統稱為現代市場經濟，那么我們可把生產過剩在現代的表現形式總結如下：

　　第一，產品積壓或產能過剩。在過去信息技術比較落后的時代，生產過剩往往表現為產品的大量積壓，甚至經常發生類似“倒牛奶”那樣聳人聽聞的事件。現在信息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產品大量積壓甚至不得不銷毀的事情比以前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生產能力閑置的普遍化，即產能過剩。

　　第二，失業。失業其實是產能過剩的一種特殊形式，即勞動力閑置。

　　第三，企業利潤率呈下降趨勢。在快速擴張的生產能力壓向有限的市場容量的情況下，企業之間的競爭必然會越來越激烈，從而導致利潤率不斷下降。實體經濟利潤率下降必然導致虛擬經濟的虛假繁榮。

　　第四，經濟危機。這是生產過剩最為激烈的表現形式。

　　時至今日，產能過剩、失業（貧困問題與此密切相關）、利潤率下降和周期性經濟危機等等仍是我們需要面對的現實挑戰，主流經濟學在這樣的挑戰面前已經屢戰屢敗。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已經知道敗因何在：主流經濟學完全無視生產過剩問題的存在，怎么可能找到解決辦法？

　　所以，是時候搞一場經濟學大革命了。這場革命的任務，就是要妥善解決生產過剩問題。具體地說，就是要找到一種合理的經濟制度，使本應是積極因素的生產過剩重新還原為積極因素。只要實現觀察經濟問題角度的根本性轉換，從資源稀缺視角轉到生產過剩視角，這個任務應該是不難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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