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困局——中國經濟安全透視

江涌

    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中國、印度、阿拉伯乃至印加等諸多文明都創造了輝煌成就，這些成就很多迄今仍然于人類文明星河發出燦爛光芒。近代以來，西方開啟工業文明，用不斷發展的科學技術將社會生產力持續推向前進，為人類社會作出巨大貢獻。但是，與其他文明古國不同的是，西方主要國家為保持發展的先進與富足的生活，一刻都沒有停止對后進國家的軍事與文化侵略、經濟與技術剝削、金融與規則欺詐，處心積慮防阻后進國家的超越尤其是新興大國的崛起，如此令諸多后進國家陷入金融危機、經濟遲滯和社會動蕩的陷阱。

   一

    長期以來，西方大國孜孜不倦于“五個一工程”，即篡改一部歷史，編織一套學說，培養一批人才，炮制一組政策，營建一個體系，最終打造出一個使自己保持先進、后進國家固守落后的陷阱。
    踢開“致富的梯子”。西方主流學者將人類社會發展史庸俗為自然生物演化史，或將人類社會早期蒙昧史放大為整個人類史。長期以來，西方不斷宣揚自己光彩照人的文明，而竭力隱藏自己的真實歷史，例如國家公然充當海盜、販賣毒品、大規模屠殺土著居民、發動一個又一個侵略戰爭、肆意侵犯他國知識產權、制造資產泡沫大耍金融騙局等等劣跡斑斑。一些西方大國甚至還不斷在教科書中“創造”歷史，編制一個個所謂“好政策”和“好制度”，然后以之當作“致富的梯子”兜售給發展中國家，這些諸如自由貿易、知識產權等“成功經驗”，在發達國家的歷史發展早期或沒有很好地用過，或根本就沒有用過。而真正的“致富的梯子”（如保護關稅、限制海運、拋棄知識產權等）卻被它們故意踢開。1諸多發展中國家在按圖索驥后陷入了政治混亂、社會混亂與經濟混亂，甚至落下“失敗國家”的惡名。
  “狼吃羊”的自由經濟神學。西方主流學者遵循“狼吃羊是合理的”的“叢林法則”，演繹出社會達爾文主義，編造了一套核心為“強者奴役弱者是合理的”自由經濟學說。長期以來，自由經濟學各類相關“經濟原理”（如“人都是自私的”）的成立、經濟模型（如國家發展應立足自身“比較優勢”）的建立要仰一系列假設，數不清的假設成為自由主義經濟學大廈的梁柱。但是，在實際運用中，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總是拋棄約束條件，偷梁換柱，直接將假說當作定理乃至真理。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始基就是將人看成理性而自私的“經濟人”，自由主義經濟學所揭示的至多只是“真假”世界的一小部分，而世界的“善惡”與“美丑”自由主義經濟學永遠無法企及。人不僅是“經濟人”，更是“社會人”、“道德人”、“政治人”。人的本質不是“理性”與“自私”，而是“群”與“社會關系”，因此需要一定的組織與協調治理，而且人類社會越發展，組織與協調治理越復雜，不是放任自由。因此，由自由經濟理論支撐的經濟學是偽科學，是一種經濟神學。
    鼓吹與傳播經濟神學的“芝加哥男孩”。西方國家設立各種基金或獎學金，來坐地吸引或主動物色后進國家的學子，在“誘之以利”基礎上“曉之以理”，為后進國家培養及輸送一批又一批信奉經濟自由主義且經過精心包裝成光芒四射的“人才”，這當中最著名的要數智利的“芝加哥男孩”。1973年，智利皮諾切特將軍在發動政變后，啟用了大約30個“芝加哥男孩”2，以經濟自由主義來治理國家，結果引致國家經濟災難，人均收入增長不斷下降，直到80年代末才達到政變前的水平（1971年5663美元，1987年是5590美元），在同時期拉美的國家治理上，只有另一個信奉經濟自由主義國家——阿根廷比智利更加糟糕。而80年代后期的經濟恢復增長還拜拉美“債務危機”發生后大規模實行國有化之賜。在商業上，有一種簡單便捷的經營模式，叫做“代理”，經營者若能代理一個好品牌，很快就能財源滾滾，因此那些希望快速發家致富的人，往往會削尖腦袋為名牌產品做代理。一些西方大國通過設立形形色色的基金，如同在世界銷售商品一般，積極在東道國培植或尋找代理人，以傳播自由主義思想。如此，“雞生蛋，蛋生雞”，一批又一批的“芝加哥男孩”，在他們所“效忠”的國家，施展他們的“真才實學”，最后無一不是搞亂了思想，搞亂了經濟，搞亂了社會。
    致富的“金馬甲”實質是發展的“緊箍咒”。經濟自由主義大師米爾頓•弗里德曼以佛陀一般無限憐憫之心給發展中國家親手設計了一個脫離苦海的秘方，號稱致富的“金馬甲”。經濟自由主義的僧侶們把“金馬甲”鼓吹為通向富裕的唯一道路，全世界有且只有這一條道路。“金馬甲”的主要內容包括：減少政府開支，減少政府干預，實施“小政府”；削減公共支出，反對福利政策，實行低福利；實施私有化，發展私有經濟，推動自由市場；政策目標放棄充分就業，尋求物價穩定；開放金融體系，實現貨幣自由兌換；實行自由貿易，開放外資進入，開放資本市場，退休金私有化。“金馬甲”橫空出世后，很快就成為經濟自由主義的標準治國方略，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國財政部以及他們的代理人——發展中國家的自由經濟精英所積極推動的經濟政策。“金馬甲”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被裁剪包裝為不同的外衣，令智利、俄羅斯以及一些轉型經濟體“先休克再治療”的醫治方法，其核心藥方就是“金馬甲”的制作工藝，這些天真的倒霉蛋，不久便成了可憐的試驗品，最終非但沒有致富，反而虧了做買賣的本錢。
    拒絕與接受都一樣失敗的國際秩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是當今以科技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先行者，同時也是國際理論的制造者、思想的領導者、政策的鼓吹者，當然也是利益的最大獲取者，是國際秩序的主導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與世界貿易組織（前身是關貿總協定）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成果，長期以來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世界實施“經濟專政”的工具，被一些國際學者冠名為“邪惡的三位一體”。其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工具角色更加突出，該組織原本的主要職責是監督國際收支逆差國及時調整政策，以實現收支平衡進而維護匯率的穩定。但是，當美國國際收支出現持續且嚴重失衡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僅對美聯儲大起大落操縱美元匯率視而不見，反而積極推行美國財政部拋出的“華盛頓共識”，引導甚至直接施壓發展中國家實行經濟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與國際化，為跨國資本特別是美國的金融資本擴張清除障礙。國際秩序是強者送給弱者的一種禮物，它以雙重的約束出現在后者的面前：拒絕這種禮物是失敗；接受這種禮物也是失敗。弱者唯一可行的反應，是既不拒絕也不接受，或既是拒絕也是接受（國際著名政治學家沃勒斯坦語）。
    當今世界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也是少數發達國家的，但是歸根到底是發達國家的。西方大國作為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主導者，出于國際競爭、遏制對手與促進本國利益最大化的需要，他們在近乎壟斷國際語境的背景下，不斷制造議題——維持與強化其強勢國際話語權，例如政治民主、社會人權、經濟自由、知識產權、新經濟與金融創新等等，如今又有了氣候變化及碳交易、可持續與均衡增長、網絡連接自由等新議題。綜覽這些議題設計大致具有以下特征：針對不同的競爭對手，揚長避短設定議題，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峙，為贏得第三世界，他們推出“經濟發展”、“消除貧困”等以吸引發展中國家；蘇聯對手體制更加公平，于是西方就突出效率，民主政府議事效率低，于是就凸顯市場效率；或立足自己的競爭優勢，美國的經濟實力、戰略謀劃比蘇聯強，于是提出耗資龐大的“星球大戰”，搞無休止的軍備競賽，以圖拖跨對手；后進大國經濟增長強勁威懾自身地位，西方便拋出“氣候變暖”、“拯救地球”議題，欲以碳減排從新興大國釜底抽薪，……。西方大國制導一個又一個議題，如此，數十年間，一直令后進國家氣喘吁吁，隨西方大國的笛聲起舞。

  二

    愚以為，我中華崛起之長征大致歷經三大階段，即站起來做人，富起來成人，強起來當巨人，從救亡圖存，到發家致富，再到擁有擲地有聲的國際話語權。但是，中國崛起的征程，必須要經過“西方叢林”，這里有蔚藍天空，有燦爛陽光，有山澗清泉，有百鳥歌唱，但是跋涉者絕對不應有漫步的浪漫，而應時時處處警惕腳下的陷阱。
    中國人享譽世界的不僅是勤勞，而且富有智慧。但是，近些年來，中國在與西方的博弈中屢屢陷入被動，不斷遭遇貿易摩擦、投資壁壘、資源敲詐、金融開放、儲備縮水等紛至沓來的困境乃至劫難，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在進行一場嚴重“不對稱的博棄”或就是“經濟戰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依照自己成功的相反經驗編制了一本“成功手冊”、一個“致富的梯子”，一條指引后進國家做大、做強的通衢，然后借由代理人——“芝加哥男孩”的引領，將老老實實的學生一步一個腳印地送進了陷阱。
    正是在西方及其代理人“芝加哥男孩”的誘導下，我們認真學習了西方已是篡改的歷史，如獲至寶般地接受了他們的新自由主義理論，持續重用了他們為我們培養的自由主義人才，在各方面積極落實“華盛頓共識”等政策主張，欣欣然穿上了致富的“金馬甲”，按西方特意制定與隨意解釋的規則與西方大國博弈。說白了，我們在很多領域、很多問題上一直隨西方大國尤其是美國的笛聲起舞。
    心理上，我們一直在以美為師，中美博弈中曾經呈現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就是中方“選手”紛爭著要到美國那里認師歸宗。中國的仁義禮信、尊師重教的傳統價值，是很難讓學生與老師一較高下。這種心理上的劣勢，自然體現博弈的不對等，由此陷于被動當屬必然。世紀金融大危機，美國政、商、學、媒各界曾經都承認美國（華爾街）自己就是縱火犯，為此信誓旦旦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但是，有了中國學生積極主動分憂解難，奮力搭救，美國老師由此贏取了難得的喘息機會。而待老師身體痊愈后，不僅意興闌珊于國際金融改革，反而以針對中國用意明顯的“可持續與均衡增長框架”來取代國際金融改革。如此，令國際社會錯失國際金融改革乃至國際經濟秩序變遷的世紀良機。
    技術上，我們多數是在客場作戰，遵循的是對手制訂的博弈規則，關鍵的是，我們很多指揮員與戰士是對手精心培育出來的。中國的“芝加哥男孩”遠較當初智利的“芝加哥男孩”人多勢重，位高權重，聲強語重。由此也使經濟自由主義在中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統計部門發表報告稱，2009年中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上漲1.5%，嚴重偏離基本事實，偏離城市居民實際感受，一些中心城市房價無法估算，只能用飚升來形容。但是，相關統計專家辨稱，統計手段科學合理，統計方法與國際接軌，1.5%的統計結果如果有問題，那是實際出了問題，市民的感受出了問題。“均衡匯率”子烏虛有，但是中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硬是相信，理論上存在均衡匯率，所以人民幣匯率改革就是要向均衡匯率不斷邁進。然而，他們沒有按模型推算美元的均衡匯率到底在哪里，這是善意忽視還是有意而為？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美元貶值了97%，美國操縱匯率大起大落可達30%-40%波幅，是當今世界名副其實的最大最持久的匯率操縱國。美元匯率波動與走勢很明顯是取決于國內政治經濟的需要，取決于相關利益集團實際利益的需要，為何中國人民幣偏偏要取決于“均衡匯率”的需要？無他，中毒太深了！
    戰略上，我們的老祖宗幾千年前就總結出“上兵伐謀”，而如今作為孫武的子孫的我們在國際博弈中多數時間給人的感覺根本就沒有什么戰略，得過且過。相信時間是最好的適配器，相信后人比今人更有智慧，美其名曰“以時間換空間”。“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小平同志在南巡考察時一語道出中國稀土大國的戰略地位。可惜地是，中國雖貴為“稀土王國”，但是在國際上幾乎沒有定價權和話語權。幾十年來，在“有水快流”的思想指導下，稀土一直被當成蘿卜白菜一樣賤賣，稀罕的資源不斷作土價出口。這顯然很合乎自由主義的“比較優勢”理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長期以來不僅制造與主導議題，如此把握話語權、牽引國際方向，而且針對中國的快速崛起，近年來還越來越多地特地為中國量身訂做多個議題，如“中國威脅論”、“人民幣幣值低估”、“大國責任”、“中國制造危機”以及“利益攸關方”與“G2”等等，世紀金融大危機一下子將中國推到國際舞臺的中心地帶，忽悠中國“業已成為世界經濟的領袖”，為華爾街貪婪埋單，為美國危機埋單。令人不解的是，美國奧巴馬政府在債務累累、近乎瀕臨危機的情勢下借錢推行醫療改革，讓“最懶惰的人”（美國人自己說法）享受醫保；而中國將大把鈔票借給美國廉價乃至虧本使用，去冬今春西南持續干旱清晰暴露出，中國廣大農村百姓（絕對是“最樸實的人”）連喝水的基本保障都沒有。
 
  三

    我們對國際形勢與國內局勢認識不足，對國際博弈與國內矛盾應對遲緩，對“面子”與“里子”更是處理不當，時常為爭得虛幻的“面子”，而犧牲大量實際利益的“里子”；我們明明有中西部內陸地區大范圍的“窮得像非洲”的“里子”，而不斷向世界展示北京、上海、深圳等沿海“富得像歐洲”的“面子”。由此，我們承受越來越多與我們實力、能力不相稱的國際義務，把大量資源、精力耗費在彰顯國際形象的“面子”上，而國內“里子”破敗（社會矛盾凸顯）在某種意義上更加嚴重。
    一朵白云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持續泛濫，已經成災，而且災難在加速擴大。新自由主義泛濫的中國大學正層出不窮地培育的是，社會主義的掘墓人而不是建設者，國際秩序的接軌人而不是獨立自主的執行者，叢林資本主義的鼓吹者而不是理想共產主義的接班人。越是最好的大學越是起勁地打造成為美國大學預科，為美國資本主義建設源源不斷地輸送人才。
    近代國際政治史是一部血與火的歷史；近代世界經濟史則是一部欺詐與盤剝的歷史。中華民族在偉大復興征程中，不僅關注天空，更應留意腳下。“關注天空”是認準發展方向，防范強權獵殺；“留意腳下”是注意腳踏實地，以免落入西方陷阱。可惜的是，我們已經在知識產權、外匯儲備等多個領域落入西方陷阱；急迫的是，在氣候變化、央行獨立等多個領域處于陷阱邊緣；無奈的是，眼睜睜地看著一個接一個前赴后繼落入陷阱。
    庭前偶有東風入，楊柳千條盡向西。在相關部門“不爭論”的旗號下，新自由主義正不斷取代中國化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理論），而大有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導思想之態勢。試看今日之經濟中國，幾乎盡是新自由主義天下。
    挖掉基礎。蘇聯及中國的經濟實踐表明，國有企業能有效體現國家意志，履行為政府排憂解難，以及一般市場主體不能扮演的職能。過去，國有企業有強大生命力，為國家獨立富強與改革開放奠定堅實基礎，成為共和國無可爭議的長子；今天，國有壟斷資本是阻擊國際壟斷資本肆虐鐵騎的最強大主力軍，為國家經濟安全立下卓著功勛。全球化的大勢下，國有企業的確面臨新的調適問題，但是新自由主義者以一個產權明晰理論即令國企紛紛倒閉，令千萬為共和國建設作出巨大貢獻的企業勞動者蜂擁下崗，實現廠長經理向企業家富豪蛻變，國有經濟向權貴經濟蛻變，通過深挖社會主義墻角而完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試想，沒有國有企業之皮，社會主義之毛焉附除非相關決策本身真的就是在“打左燈向右轉”，真的不打算要“社會主義”。
    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2004年修正案)第七條明文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但是，我們的一些決策與執行機構，在自由主義思想的侵蝕下，不僅不敢、不愿捍衛公有制與國有經濟，而且還全力推進國有企業私有化，讓國有企業為私營企業甚至是外資企業騰出陽光下的地盤。一個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高官曾向私企富豪們直白，不要抱怨時下的“國進民退”，未來地盤都是你們的。若為自由（主義）故，憲法可以拋？其實，所謂“國進民退”的原動力主要來自在華外資長期享受“超國民待遇”與跨國壟斷資本在華擴張，外企為獲取壟斷潤而壓迫國企，國企為確保市場地位便擠壓民企。民營企業經營環境惡劣追本溯源是不當開放與過度開放的結果。
    腐蝕邦本。中國幾千年的經驗與教訓揭示，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以糧為主，糧以安為先。政府及社會必須以高度的責任感、堅定的意志與周全的政策來解決糧食安全問題。但是，新自由主義拼命鼓吹以自由市場來解決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美國福特基金在華直接以錢收買中國研究機構和學者放話，大力抨擊中國立足自給的糧食安全政策，要中國放棄耕地底線，到國際市場花錢買糧。然而，國際市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由競爭的市場，糧市場更是如此，近乎被四大糧商完全壟斷。如若讓中國糧食需求任由國際市場調節，豈不是任由四大糧商敲詐和盤剝？如此簡單清晰道理，本不需要論證質疑，無奈，自由主義學者正在買辦化，被人家收買，自然要替人家辦事。
    掏空核心。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是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國際經濟金融化發展與國內金融自由化改革，使國有資產與社會財富愈發具有流動性，這在某種程度上恰恰迎合了國際金融大鱷獵取中國財富的需要。國有企業產權私有化，其價值實現市場化(主要是股票市場)，最后定然有與國際接軌即國際化，如此將中國的國有財產和社財富，通過一系列金融手段，最終流轉到國際大鱷的腰包。自新自由主義于國際擴張以來，金融自由化在一個又一個國家與地區釀成災難，但是中國的相關部門認為，金融自由化理論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相關國家的實踐方法存在問題，執行力存在問題。因此，執迷推進金融自由化，股指期貨、融資融券等一個個有利于大資本尤其是國際金融大鱷投機的舉措紛紛出爐。
    新自由主義肆虐，禍害無窮！
    新自由主義是民族虛無主義。中國的“芝加哥男孩”及其追隨者一直在持續不斷、不遺余力地詆毀自己的民族英雄、民族領袖、民族文化、民族價值、民認同，試圖“清零”我們五千年的文明史，一個半世紀的革命史，建國三十年后的社會主義建設史。與此同時，極力頌揚他們心目中的西方英雄——亞當•斯密、哈耶克、弗里德曼與格林斯潘，宣揚西方文化與價值，試圖為更多的中國人確立另類西方英雄崇拜，依照西方叢林原則改寫中國歷史。
    新自由主義者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在經濟改革與社會發展上，他們看不到草根、人民甚至共產黨自身的力量，而將力量寄托在外部壓力上，寄托在全球化上，寄托在跨國公司擴張和“與國際接軌”上，形成所謂“倒逼機制”。由此，積極引進“叢林法則”，引狼入，侵蝕國有經濟，蠶食民族資本，如此以所謂“狼來了”、“鯰魚效應”來增加所謂的自由市場活力。
    新自由主義者在哲學上一般都是不可知論者（如其先驅哈耶克），因此他們主張任由“看不見的手”進行調節，反對任何政府干預，讓強者自由奴役弱者。一般的新自由主義者是實用機會主義者，關注自己的眼前利益，缺乏應有的原則立場，他們積極投靠大資本、買辦資本、境外資本，蔑視弱小的民族資本，敵視能與國際壟斷資本抗衡的國有資本。他們挾洋自重，“赤膊”上陣，即裸官、裸學、裸商，隨時做好棄“暗”投“明”的準備。
    極端新自主義者還是自私自利主義者。沒有惻隱之心，極少人文關懷。他們主張的自由是大資本控制中小資本的自由，富人剝削窮人的自由，強者奴役弱者的自由。新自由主義是精英主義、個人主義，本質是一種經濟專制主義，強調“用腳投票”即“一元一票”，反對“以手投票”即“一人一票”，是地道的反民主的，尤其是反社會主義民主，即人民大多數當家作主。
    新自由主義者迷信法律力量，忽視鄙視道德建設。迷信法治的結果必然是人間溫情迅速退卻，社會關系只有靠冰冷的條文維系，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愈發對立。依照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所實現社會治理，是經濟動物而不是社會人，是消費者而不是公民，是大型超市而不是社區，是無窮的利益沖突而不是持續的社會和諧。看看自由資本主義治下的國度：實用主義盛行，理想主義匱乏；物欲橫流，精神頹廢；利益主宰，道德淪喪；……。令人呼吸緊迫的是，我們的社會正加速向這個方向大步邁進。正是新自由主義盛行愈發使更多的中國人不再有任何敬畏的力量，從官員到商人甚至是普通大眾，都可以毫無顧忌于神龕前偷盜，于乞丐缽中取食。有先知教導：學者的墨水比烈士的鮮血更加神圣。但是，看看當今在自由主義浸泡下的中國學者與研究機構，急功近，嘩眾取寵，頂級的國家科學機構以研制推廣三聚氰胺來謀利，頂級的國家社會科學機構推出貽笑大方的中國軍力報告
 
   四

    國家博弈，利益至上。實力是劍，道義是枷。國際競爭是磨劍，國際迎合是戴枷。市場保護是磨劍，自由貿易是戴枷。弘揚自己價值是磨劍，接受普世主義是戴枷。新中國誕生后，中國實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對外政策，由此在國際舞臺上很快實現了由“棋子”到“棋手”的轉變。如今，中國“芝加哥男孩”欲以新自由主義取代中國化的馬列主義，接受“華盛頓共識”，穿上致富的“金馬甲”，實際就是主動棄劍戴枷。中國接受新自由主義思想、不斷跟隨西方議題，隨西方笛聲起舞，老老實實地做西方給我們界定的“負責任大國”，由此我們落入一個又一個陷阱，國際舞臺上也逐漸由“棋手”向“棋子”蛻變，不僅是霸權國家的“棋子”，甚至還成為眾多普通國家、乃至一些小國的“棋子”。
  “和諧社會”是一個偉大的理想，但是必須認識到，有些利益矛盾（如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是可以和諧，另有一些利益矛盾（如國家利益與買辦利益）是不可以和諧的，不可以調和的。可以調和的部分可以通過“理論的批判”得以實現，不可以調和的就必須通過“武器的批判”。當共產黨還是人民的政黨、大多數的政黨時，就必須用專政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我們需要“理論的批判”，也非常歡迎“理論的批判”，但是必須牢記，“理論的批判”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忘記這一點就會犯“右傾主義”錯誤，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共產黨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經因“右傾主義”而險些亡黨。今天，極右思想泛濫已經使黨和國家在思想意識形態、社會經濟工作領域面臨蘇聯解體之前的危局，該到了“理論的批判”乃至“武器的批判”來矯枉糾偏的時候了。
    （《環球視野》第326期，網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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