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貨幣戰爭”的政治“面具”
2010年11月08日 來源:瞭望 作者:江涌
所謂“貨幣戰爭”,一言以蔽之,就是美國利用霸權力量向中國轉嫁危機,旨在稀釋中國的美元資產的行為
文/江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中心主任)
近一段時期以來,國際匯市風云突變,尤其是美國二次“量化寬松”與美元貶值導致美元資金泛濫,國際熱錢波濤洶涌,新興市場貨幣連創新高。巴西財長因此驚語“世界正處在一場貨幣戰爭中”。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卻將矛頭指向中國,指責中國挑起“貨幣戰爭”,聯合其他發達國家構筑“對華包圍網”。英國《金融時報》放言,“到了與中國打一場匯率戰爭的時候”。
次貸危機發生后,美國政府全力介入,將銀行、企業的債務承接過來,實行“私人債務國家化”。由于經濟萎靡,財政收入有限,支出趨于無限,加上美國政府不愿放棄霸權,又不能承受巨額債務重壓后,通過“量化寬松”,肆意印刷與發行美元,利用美國的國際儲備貨幣與霸權地位,將“國家債務國際化”,由全世界但主要是美國債權人承擔。
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債權國。對于美國的“量化寬松”,中國的態度是關鍵。美國便祭出“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大棒,更以“(貨幣)戰爭”相威脅。美國金融實力超群,曾經成功地對日本、俄羅斯與墨西哥等國發起貨幣金融戰,令相關國家損失慘重。自2002年日本無端指責中國以“廉價貨幣”獲取不公平競爭優勢后,美國隨后就接過“人民幣低估”議題,在“金融恐怖平衡”、“世界經濟失衡”的借口下,通過中美雙邊對話交往,不斷“敲打”中國,企圖令中國在美國所關切的重大利益問題上不斷讓步。
美國壓人民幣升值借口之一是“人民幣低估”偏離“均衡匯率”。然而,所謂“均衡匯率”難以測算。自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到次貸危機爆發前,美元對“天然貨幣”黃金的貶值已經超過97%,美元指數波動幅度達到30%~50%。美元在大幅波動中持續貶值,顯然是依照美國國家利益最大化,而根本就不是什么“均衡匯率”。
借口之二是“人民幣低估”導致美國貿易逆差不斷增加。然而,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是由國際分工決定的,與人民幣“低估”沒有必然聯系。自2005年7月中國實行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接近25%,然而美對華貿易逆差不減反增,重復了日元、馬克、新臺幣等貨幣升值后相關經濟體對美國貿易順差依然增加的情勢。
人民幣匯率問題顯然被美國政治化、工具化。美國依據國內立法,每半年進行一次的“匯率操縱國”審查,賦予美國以人民幣問題敲打中國的這一工具的“周期性”,以人民幣匯率問題這一工具施壓中國在美國關切的重大利益上讓步。美國對人民幣匯率施壓,有其始終如一的圖謀,那就是縮水中國持有的巨額美元資產,打開中國金融市場大門,遏制中國崛起。
對華貿易出口方面,一方面,美國能為而不愿為。美國為遏制或延緩中國現代化,長期以來實施對華出口管制,高端“美國制造”出口優勢不能在中美經濟交往中得到充分發揮,所以對華貿易逆差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美國愿為而不能為。中國勞工成本平均仍不到美國的1/20,資源、環境、社保等企業社會責任成本低廉,一般“美國制造”無法與“中國制造”相競爭。
對華投資更加復雜。從統計數據來看,1979~2009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累計635億美元,占同期外來對華直接投資總額的6.7%。這是被其對華遏制戰略所約束,因為擔心對華直接投資會導致先進技術外溢,加速中國現代化尤其是軍事現代化,美國政府不但不鼓勵而且還限制美國企業對華直接投資。
在擴大對華投資中,金融卻一直是美國最希望突破的領域。美國金融競爭力強,金融投資的流動性大,更能獲取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果。又因為金融不涉及“先進科學技術”,不會促進中國科技與軍事進步,而且還能夠對中國經濟運行、經濟安全施加更大的影響力。因此,美國擴大對華金融投資,不僅符合華爾街金融集團利益,也符合美國國家戰略利益。
與對華直接投資的相對滯后不同,美國對華金融投資多年來一直居于外來對華金融投資的榜首,且所占比率超過一半以上。限于中國金融管制,美國對華金融投資有限,金融力量在華布局進展不盡如美意。因此,美國不斷施壓人民幣升值,以此為籌碼加速推進中國金融市場開放,將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
中國應與積極謀求國際金融秩序改革的法國、一些新興大國和發展中國家一道,推動國際經濟與金融新秩序的建立,從根本上解決國際金融持續、加劇動蕩的根源。
在沉著應對貨幣戰的同時,中國也應理智地注意到,持續巨額外貿出口,實際是以消耗中國資源、環境,損害勞動者的生命健康為代價;持續巨額貿易順差,擾亂中國的宏觀經濟,不利于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也不利于中國與貿易伙伴國關系的健康發展。因此,縮小貿易順差、平衡國際收支應成為中國外貿、貨幣等經濟工作的重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用內需而不是外需拉動經濟,應成為中國經濟戰略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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