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克思到高盛:虛擬資本的幻想和產業的金融化(下)

[美]邁克爾·赫德森 著 曹浩瀚 譯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10期

　　馬克思的樂觀主義：高級金融會成為
　　一種生產性的經濟要素
　　
　　從1815年到1914年，這100年間戰爭相對較少。普法戰爭強加給法國一筆戰爭賠款債務，這筆債務法國可以通過資本化和借貸的方式弄到而不用引起大的經濟波動。經濟學家們指出，隨著世界變得更加安全，利息率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如人所愿地降低。越來越多的公共開支被用于支持工業發展所需要的基本的基礎設施建設上。當然，重武器開支，尤其是海軍的開支也不少，但是其規劃發展是有助于建立重工業的。一個三方同盟在工業、政府和高級金融之間建立了起來，其中政府和大的銀行以國家經濟的計劃者的身份出現，它們分配信用和公共開支。
　　19世紀最嚴重的戰爭是美國的內戰。非但沒有從銀行借錢，美國政府還發行了它自己的貨幣：綠幣(greenback)。這次發行的成功促使全世界的銀行家們加倍地宣傳“硬通貨”，似乎私人銀行的信用內在地就比公共貨幣創造要合理似的。后來的發展并沒有給人理由去相信這種論斷，盡管馬克思和其他的觀察家注意到在歐洲大陸出現了更具生產性的銀行業實踐。
　　工業銀行與政府以及重工業的聯系在德國變得最為緊密。而德國相對缺乏大量流動財富和商業銀行業的現實使得這種必要的結合成為各界主動的選擇。德意志國家銀行(TheReichsbank)以及其他大型銀行參與了一系列范圍廣泛的活動(混合銀行業，mixed bank—ing)，它們發展出一種與其主要客戶相互持有股票的關系，而不是集中于發展那種以已存在財產為抵押的生息貸款，而后者正是不列顛和荷蘭的銀行的做法。類似地，德國工業發展的落后迫使它的銀行和政府部門為了逐步加強實力而采取長期計劃。就像合眾國和法國的情形，德國在面對英國的工業領先地位時幾乎別無選擇。(“二戰”后，日本經濟的極度缺乏現金以及普遍的破壞也類似地迫使其銀行與其客戶建立密切的債務一股權關系，這樣使得其客戶有足夠的資金去謀劃未來。)
　　在1914年“一戰”爆發后，德國對法國和比利時取得的快速勝利被廣泛地認為反映了德國的金融系統所具有的更優越的效率。對一些觀察家而言，這次大戰就是兩種相互對立的銀行組織形式之間的搏斗，其結果將不僅決定誰將統治歐洲，而且將決定歐洲大陸的經濟將是自由放任型的還是更多具有國家社會主義的特點。在1915年，戰爭爆發后不久，德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牧師、政治家弗里德里希·諾伊曼(Ffiedrich Naumann)在《中歐》(Mit-teleuropa)一書中總結了大陸的銀行業哲學。而在英格蘭，H.S.福克斯韋爾(H.S.FoxweU)教授在諾伊曼的論證基礎上寫了兩篇文章發表在1917年9月和12月號的《經濟學季刊》(Economic Journal)上。
　　福克斯韋爾贊許地引用了諾伊曼的論點，即“舊的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他稱之為英國類型的資本主義，正在讓位給新的、具有較少的個人主義的、群體形式的資本主義，讓位給一門科學，即科學資本主義——他認為德國的就是這種資本主義”。在正在出現的由工業、銀行業和政府三部分組成的整體中，金融“無疑是現代德國企業成功的主要原因”。銀行家和政府計劃者正將工業政策打造成一門科學，使其變成了一種在新的哲學指導下的工程，這種哲學考慮的是政府應該如何塑造信用市場以促進長期的發展。
　　讓人吃驚的是，一個多世紀前人們認為出現腐蝕性的、非生產性的債務的前景是多么的不太可能。確實，在一些野心勃勃的項目上的大規模欺詐在巴拿馬和蘇伊士運河工程上達到頂峰，而土耳其和埃及則被外國債務所毀滅。但是影響深遠的金融改革的邏輯是帶著福音書的狂熱制定的，其中法國的例子最突出。圣西門的《實業制度》(Du Systeme Industriel，1821)一書激發了一種意識形態，它以下述理解為基礎：成功的工業化要求從生息債務轉向股權融資(equity funding)，這樣銀行就會被組織得非常像共同基金。
　　圣西門主義者將銀行家美化為未來的工業組織者，他們認為工業革命帶來了資本勞動者(capitalist travailleur)，這批人以金融工程師的形式出現，他們可以決定信貸用于那些地方是最佳的。杰出的圣西門主義者中包括社會理論家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經濟學家米歇爾·舍伐利埃(Mi-chel Chevalier)，社會主義者皮埃爾·勒魯(Pierre Leroux)，工程師斐迪南·萊塞普斯子爵(Ferdinand Lesseps)——他為圣西門所最新提出的運河計劃準備好了詳細的計劃細節，以及埃米爾·貝列拉(Emile Pereire)和伊薩克·貝列拉(Isaac Pereire)兄弟倆——他們于1852建立了動產信用公司(Cr6dit Mobili—er)。這些人的影響越出了法國，影響到了馬克思、約翰·斯圖亞特·密爾以及很多國家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恩格斯曾經提到：“馬克思說到圣西門，總只是贊美他的天才和百科全書式的頭腦。”
　　著手建立新的(信用)制度的任務落到了埃米爾·貝列拉(1800—1875)的身上。在19世紀30年代他建立起法國的第一條鐵路線(從巴黎到圣日耳曼)，之后他又開發了一些其他的線路。在1852年他和他的弟弟伊薩克(1806—1880)一起建立了股份制銀行動產信用公司(the Societe Generale du Credit Mobilier)。他們的目標是通過為工業家提供低成本的長期信貸去購買機器和擴大生產從而排除掉過去的那種高利貸。他們尤其想取代羅斯柴爾德家族以及其他銀行業的家族，這些家族壟斷了法國的金融。(貝列拉兄弟本身也是猶太人。)不過，由于有政府內部人士也卷進了這個計劃，他們毀掉了這個機構。奧地利的工商信用公司(Credit Anstalt far Handel und Gewerbe)成為運用動產信用公司(Credit Mobilier)的經營理念更成功的例子。
　　歐洲大陸的這種發展使得英語國家的銀行業顯得更多地具有馬克思所說的高利貸資本的特點。不列顛和荷蘭的銀行業很早就使用債務杠桿去獲取商業壟斷特權。自從中世紀以來，金融的策略就集中在建立起皇家壟斷上。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的貨幣發行壟斷就是這樣取得的——作為交換，英國政府不用償還國債(美國的金融利益集團對今天的那些債務國家的做法極其相似。他們以金融危機和貨幣洗劫為威脅要求后者將對公共領域的金融控制權轉交給那些跨國銀行)。盎格魯一荷蘭的銀行業的基礎是通過以現有的收人流做抵押將其資本化，這樣的銀行業似乎迫使其經濟要么沿著更偏向工業方面的方向進行現代化，要么就使其經濟在金融上荒廢下去。
　　這個問題部分地反映了英國銀行業形成時的條件。在亞當·斯密寫作《國富論》的時候，無論是他的蘇格蘭老鄉詹姆士·瓦特還是其他的發明家都無法獲得銀行貸款去推廣他們的發明。他們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家族或者朋友，因為在那時工業信貸還沒有發展起來。誠然，布里奇沃特(Bfidgewaer)公爵設法在1762年之前積累了巨大的個人債務為他的運河提供資金，但是這些貸款是以他的財產作為抵押的。銀行是商業機構，它們在產品生產出來后發行匯票為產品的裝運提供資金，但是對于產品的生產本身并不提供這種融資。現有的銀行程序可以給產品的立即裝運提供折扣的票據，而且會評估這些企業家的借款能力，看他們是不是會很快地傾家蕩產，或者是否有著經證實的可以資本化的以承擔銀行貸款的收人流，如不動產。但是早期的創新，如汽車業，要等半個多世紀才能獲得融資：“投資銀行與資助企業或者工業經營幾乎毫無關系。大的投資機構激烈地反對公司經營中的各種問題，這些問題在1824—1825年間都浮出了水面，”一位金融史專家這樣總結道。“投資機構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拒絕參與對英國鐵路的融資，”福克斯韋爾警告說，不列顛的鋼鐵：汽車、裝備制造品以及其他重工業處于被荒廢的危險之中，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這個國家的銀行家們不能理解擴大長期信貸和推進股權投資對于擴大工業生產的必要性。
　　英國銀行家們的短視反映在他們將大多數利潤作為分紅的做法上，也反映在他們強迫借款人保持流動性而不是給予其空間去追求長期的發展戰略上。他們最青睞的抵押品是不動產，以及鐵路、公共設施等可以帶來穩定的收人流的財產。制造業企業只有在它們成長到足夠大之后才能獲得重要的銀行和股市信貸。到20世紀20年代，英國的股份制銀行就因為它們沒能給工業融資以及它們對國際客戶而不是國內客戶的偏愛而受到廣泛的批評。
　　同英國的銀行相比，英國的債權和股票經紀人并沒有更多地準備去承擔給工業創新融資的任務。同今天美國的“激進主義股東”所做的類似，他們堅持他們控制的公司把絕大多數的利潤作為分紅拿出來分掉而不是用于今后的投資。在一個公司上賺了一筆之后，他們又轉到下一家去，而不怎么考慮這樣對于那些買了之前的證券的投資人會有什么影響。“一旦他做到能使他的股票以一定的收益賣出。且他的保險商也獲得一定的利潤而抽身之后”。福克斯韋爾在1917年抱怨道，“他的企業就停止了。像《泰晤士報》所說的，‘對他來說，一次成功的出逃比一個有益的企業更重要’。”
　　相比之下，德國主要的銀行分紅占利潤的比例只有英國銀行的一半，它們更喜歡保留其收入作為資本儲備金并將其主要投資于它們的工業客戶的股票上。德國的這些銀行像盟友一樣對待它們的債務人，而不是將它們僅僅當作可以從中盡可能快地賺一筆錢的顧客，它們期待債務人能將其利潤用于擴大生產而不是將其作為分紅分掉。
　　第一次世界大戰完全改變了這一局面。德國和其他的一些歐洲王權戰敗。這主要是由于美國的軍事力量改變了這一局勢，而不是其銀行業對待工業的政策所致。導致局勢扭轉的一個至少同樣重要的原因是美國要求其盟友為它們在美國加入戰爭前從美國購買的武器付款，金融權力轉移到了華爾街。美國的銀行和華爾街從一開始就因循著盎格魯一荷蘭式的銀行業模式——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股票操縱和短期的金融兌現——馬克思和其他進步時代的作家們曾經相信這種做法已經成為了過去的事情。這個國家的鐵路大王和金融操縱者們因為給自己發行“摻水股票”(wmered stock)、超出一些公司的需要或償還能力而過多地借給它們債券等而臭名昭著。這些公司的老總們把這其中的差價裝進了自己的口袋——這種做法使得美國的很多工業企業出于自我保護從不與銀行業以及華爾街沾邊。
　　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未來學家都沒有預見到經濟實踐的這種倒退。這里起作用的一個假設是：會發生一種向更具生產性的和統一形式的方向的積極演化。但是金融資本主義的銀行業實踐卻朝著短期的掠奪性借貸的方向退化了。金融法律一反過去八個多世紀的發展趨勢而變得越來越有利于債權人了。稅收制度也變得退步了，它取消對財產和財富課稅，并將財政負擔轉移到勞動和產業上來，從而撤銷了進步時代的金融一財政綱領。
　　馬克思相信工業資本會運用它對政府日益上升的支配能力使土地國有化并將地租用作基本的財政收入，而且還會把銀行業和金融系統國有化——或者至少將其徹底地改造成為工業服務。他發現后封建時代的主要矛盾在產業資本和土地利益集團之間：誰將得到經濟租金——是政府以土地稅的形式(這是工業資本家所渴望的)得到，還是地主得到。但結果是銀行得到了這個租金——通過將其資本化為貸款上的利息收入，這樣使得新的購買者可以借助信用來購買不動產和其他資產。
　　馬克思曾經預期經濟剩余將從生產性的產業資本中不斷地產生出來，后者又可以將利潤用于更多的實物資本形成。這種剩余中以地租和利息的形式而被取走的部分會越來越少。社會主義的任務是讓這種剩余的越來越多的部分用于提高工資和生活標準，同時改善工人階級的狀況——部分還將被政府用于免費地提高范圍越來越廣的基本需要，或者至少是以政府補貼價來提供這些需要。這樣資本形成的最終受益者不是地主、壟斷資本家或者掠奪性的金融，而是基礎設施開支和人們的生活標準——它將會越來越高。
　　然而歷史并沒有這樣發展。
　　
　　金融資本與房地產、壟斷部門而不是
　　與產業的共生關系
　　
　　今天的經濟現實與古典經濟學家們的預見——確實，這也是從重農主義者經過亞當·斯密、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到進步主義時期的改革家們所倡導的——之間的主要偏離在于私人手中的土地地租的重新崛起。房地產仍然是最大的財產，而土地仍然是其最大的組成部分。土地貴族不再支配著政治系統，但是對房地產的財政優惠從來沒有這樣強過。
　　這種優惠現在得到銀行家們的贊助，他們現在得到的租金收入是最多的。他們通過抵押貸款幫助貸款人把封建貴族及其隨后短暫的所有者的資產全部買下。房屋所有權和財產所有權總的來說被“民主化了”——靠信用，當然，為償還這種信用吸收了勞動收入的最大部分。房地產在英國和美國大約占據了銀行貸款的70％，使得它成為銀行貸款的最主要的市場，而不是像一個世紀前所預計的那樣是工業或者國際貿易。
　　土地的租金價值由市場需求決定，這與銀行家們要借給這些資產的未來買者多少錢無關。一個地段的價值是由街道、供水和管道設施以及公共樞紐等公共投資提升的，是由學校、區域規劃方面的公共投資增加的，是由偏愛主要地段的一般繁榮帶來的。當房地產稅削減時房地產價值也被增加了，因為這留下了更多的凈租金價值可以轉交給銀行。這些關系的結果是，金融部門現在站在房地產利益集團背后成為他們的主要游說者，原因很簡單，因為自從“一戰”后，銀行就已經成為了絕大多數地租的最終接收者。
　　土地租金被資本化為更大額度的抵押貸款的方式有如下六種：(1)更低的利息率，(2)更低的首付，(3)更長的分期付款年限，(4)“更寬松”的信貸條款，即進行“騙子貸款”以及其他類似行為的標準越松，可以被擴大來提升房地產價格的信貸就越多——而這又由于下面這一點而得到掩蓋，(5)更少的房地產稅以便“釋放”出更多的凈收入。以前以稅的形式付給政府的收入現在作為承擔貸款所需的利息付給了銀行。以債務為杠桿的信貸使資產價格膨脹，由此創造了(6)即對資本收益的期望，這促使購買者懷著投機的希望——希望資產價格會進一步上漲從而超過貸款本金和所要付的利息之和——去承擔更多的債務。當這個目的達到后，利息就是由資本收益來支付的，而不是由經常性收入來支付。(海曼·明斯基把這稱為金融循環的龐氏階段。)
　　近年來，在歷史上頭一次出現了這種情況，即房屋所有者和其他人想像自己可以通過更深地陷入債務之中就可以變得富有而不用還清這些債務。這是房地產所有權“民主化”以及普通人可以獲得銀行信用的結果。這里的內在矛盾在于，銀行將其利息轉化為新的貸款——以及給予那些愿意削減房地產稅的政客們更多的競選捐助。為了彌補在房地產上的稅收的減少，政府就需要提高個人勞務收入和其他銷售收入的稅收，這些稅收就落到了非金融、保險和房地產部門(non-FIRE)的頭上。這會使經濟規模萎縮，降低經濟償付那些租金——為了償還抵押貸款就需要租金來付給銀行家——的能力從而(最終)導致危機。所有這些都與一個多世紀前以商業和產業資本為基礎的金融周期有著極大的不同。
　　這同時還改變了國際競爭的特點。由于把勞動力的工資理解為(養活工人所需要的)食物，李嘉圖警告說上升的食物成本使英國產品面臨著被擠出國外市場的威脅——因為勞動力成本過高。生活成本被認為要追蹤到面包的價格，因而最終取決于谷物的價格。但是李嘉圖從未就金融費用形式出現的經濟租金提出任何警告(住房成本的情況也一樣沒有提到)。今天，在最發達的工業國里，農業雇用的人口不到這些國家總人口的2％，而建筑業和房地產的比例增加了這么多以至于現在FIRE部門占有美國商業利潤的40％。
　　一個典型的美國工資勞動者的收入記錄可以顯示出勞動力成本現在反映的FIRE部門的成本在多大程度上超過了再生產勞動力所需要的、由勞動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價格。一個典型的美國藍領工人的工資收入的大約40％用在住房上。近來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Insurance Corp，)和其他政府機構試圖將抵押貸款占去的收入比例減至32％的努力遭到了銀行的強烈反對。另外大約15％被用于支付其他的債務，如學生貸款——這是從事中產階級的職業所必需的教育，汽車貸款——這是上班需要的(上班途中還得費力擺脫交通擁堵，而這也由于稅務對房地產“開發商”的優惠而加劇)，信用卡債務，個人貸款以及零售信貸等。表面上用于支付社會保障和醫療的FICA支票。(這是對里根政府時期對富人減稅的委婉的表達)占去了11％，而由勞動者承擔的收入和銷售稅又扣去10％—15％。這樣只剩下大約1／3的工資收入可用于食品、衣服、交通、健康醫療以及其他在今天金融化的經濟中所需要的基本開支了。
　　這些事實本應該已經使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力量發生變化，但是就學院里的經濟學而言，到處都是認識上的矛盾。為了將房地產稅轉移到勞動和工業上，銀行不惜作出了巨大的游說努力。這已經成了一場反對政府的運動。實際上“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目標是將計劃——以及以前的稅收——從國家和地方政府的手中轉移出去，集中到美國的華爾街、不列顛的倫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巴黎的交易所、法蘭克福、香港、東京以及世界上其他的金融中心的手中去。
　　由于房地產所有權已經被民主化了，對土地征稅的呼吁也隨之減弱了。房屋所有權是判斷一個人是否屬于中產階級的標準，而一個人的身份則由它居住的社區來界定。在英國和美國，大約有2／3的人有他們自己的房子——而在斯堪的納維亞這一比例則高達90％。在多數家庭的資產負債表上其主要的財產項為房子，而美國經濟的“資本”收益中大約80％是土地的價格收益。房地產所有權的這種擴散使得有產階級和金融利益集團可以動員大眾來反對對商業和出租的房地產以及(自有)住房征稅。(在這方面加州的第13號提案。是最臭名昭著的進行煽動的例子。)政府對食利者的利益進行審查的舉動被說成是“通往奴役之路”——在這樣抹黑政府干預的行為之后，金融部門就可以毫無阻礙地將大部分人陷入債務奴役之中。
　　在新自由主義化的波羅的海國家和其他后蘇聯經濟體中，房地產稅低到只有1％，這是導致它們在2007—2008年間爆發的那場外債危機的主要因素。如果說它們曾經希望有投資用于基礎設施以將其生產率提高到西歐的水平的話，那么現在這些希望都化成了烏有，而打破這種希望的則是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其他以債權人為取向的中央計劃者，這些實體要求后蘇聯時代的政府們大幅削減公共開支并對勞動征收更加沉重的稅，其目的是榨取出足夠的收入來支付外國銀行家們的抵押貸款——這些貸款已經變成壞賬，留給他們的只是在每次夢醒后仍揮之不去的負資產的夢魘。因此，“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計劃的頂點是經濟上的匱乏和資產拆賣，而不是其承諾過的資本形成和提高生活水平。
　　工業資本主義反對食利者無償占有剩余——體現在土地租金、商業壟斷價格、銀行業利息以及類似的“攔路收費”式的尋租特權的經濟租金上——的斗爭已經失敗了。它之所以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金融部門和其他尋租者之間存在著致命的共生關系，這些尋租者已經成為金融部門的主要客戶。
　　這并不是進步時代的產業資本(或者社會主義者們)所設想的未來的樣子。抵押貸款并沒有把土地的“免費”租金轉交給國家——從舍爾比利埃到亨利·喬治的土地改革家們都是這么主張的，而是交給了金融部門。因為就市場估值而言土地仍然是經濟體中最大的資產(這要感謝收稅人避免對地租課稅)，金融和保險就與房地產形成了一種共生的、相互支持的約定，其結果就是形成了FIRE部門。
　　
　　金融資本對產業資本的洗劫
　　
　　馬克思把“原始積累”定義為通過暴力來奪取土地(隨后就是對土地的利用收取租金)，或者對公共領域實行類似的私有化。今天在金融方面發生著與之相似的事情，銀行給公司洗劫者提供信貸幫其進行杠桿化的收購。其思路是將一個公司的毛收入資本化為對銀行家以及高利息的垃圾債券持有人的支付，而這些銀行家和債券持有人預先給其授信以收購現有的股東。這被稱作“將一家公司私有化”，似乎它是對一個已經屬于私人的財產再進行私有化一樣。它確實是一種一個多世紀前未能預見到的私有財產類型，那個時候絕大多數私有財產及其收人都期望會被轉為公共所有。
　　相反，現在這種收人正被“金融化”。近些年來人們在這個問題上出版了這么多的論文和專著以致這里沒有必要去討論它，不過需要注意到的是它同房地產信貸的相似性。正像“地租是用來支付利息的”——給房地產大鱷的，同樣“利潤是用來支付利息的”的——給公司洗劫者的。投資銀行的并購專家們孜孜不倦地研究各公司的資產負債表，計算現在有多少稅后收入作為分紅分出去或者用于長期的研發、折舊以及設備更新等。這種計算會給出建議，指出通過將收入作為可抵稅的利息支付出去而不是作為分紅分給股東的話將可以節省多少錢。跟房地產的情況相似，收稅人放棄的部分就可以付給債權人了。
　　利息是一種可抵稅的成本這一財政原則是直接反對用股權融資來取代債務這一目標的，而用股權融資來取代債務正是圣西門以及后來的金融改革家們試圖爭取的結果。金融吞并者的商業計劃是將盡可能多的當前經濟剩余資本化為支付給銀行貸款的利息。這個計劃作為一種經濟理念的最終成功只有在所有的地租、所有的企業利潤、最大程度的稅收以及所有個人在超過基本需求之外的收入都被作為利息抵押給銀行和債券持有人時才能實現。在成為利息、稅收、折舊以及分期付款之前的收入將會被作為利息而支付出去——這樣就沒有什么可用于繳稅、資本更新，也沒有可用于提高生活水平以及為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進行的投資了。
　　因此，經濟的金融化在實踐上意味著資產拆賣。這是“原始積累”在后工業時代的再現，是進步時代的改革家和社會主義者們要求的土地改革、財產所有制改革以及稅收制度改革的反面，是公共企業理念的對立面。令人驚奇的是，我們沒有看到社會主義者甚至是進步主義的學說來警告說這條路并不是通向長期進步的道路，不是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說的“通往奴役之路”(實際上沿著這條道路政府會保護大眾使其免受掠奪性的金融和壟斷的統治)之外的選擇，而是一條通往債務奴役和新封建主義的道路。
　　今天的大眾意見和選舉政治追隨的是學院里的垃圾經濟學，這種經濟學忽視了資產負債表上的這個事實，即今天的金融財富越來越采取社會其余部分的債務的形式。金融財富非但不能促進工業資本形成、公共設施投資、社會開支或者提高生活水平，它本身就是通過使工業企業、房地產、勞動以及政府負債來實現的——這樣就能以利息、其他的金融收費以及“資本”收益的形式來吮吸經濟剩余。因此。這種模式的金融化在資產負債表的負債項上采取的是反財富的形式。
　　其動力機制就是馬克思歸納為高利貸資本的東西。其行為與產業資本的機制是對立的。而且像上面提到的那樣，馬克思的分析表明，要相信這種形式的資本可以帶來價值的話是如何的荒誕。它如何采取資產拆賣的形式來償付債權人，也就怎樣來擠壓社會的資本形成和腐蝕勞動生產率。在大量的金融資本用一種自我膨脹的、以幾何級數速度來積累利息的同時，它降低了“實體”經濟的增長速度，從而也削弱了實體經濟生產剩余的能力——支付給債權人的利息就是從這種剩余中產生的。因此高利貸資本——“金融化”——的最終道路是走向自我毀滅。
　　在這些情況下，金融崩潰由于負債的經濟“通過借款來擺脫債務”而避免。這種語言上的自相矛盾正是當前美國和歐洲的“泡沫恢復”政策的寫照。這個政策的目標是通過新一波的債務杠桿在貸款的基礎上重新激活房地產、股票和債券價格的膨脹。其思想是要創造一種能讓這種金融循環永遠進行下去的永動機：新的貸款會使資產價格膨脹，使得資產所有者可以以它們現在漲價了的資產為抵押借到更多的錢。其實際結果就是這些負債者將靠借來的資金去償還債務產生的以幾何級數增長的利息。
　　債務的這種增長在實際上是不可能實現的。它的終點將不可避免地是金融廢墟，那時銀行業部門就要求公眾救助——其理由就是“垃圾經濟學”的下述主張，即給銀行更多的錢可能會重新建立“失去的繁榮”。但是銀行不會接受以這些資產為抵押借出更多的錢——這些資產已經如此深陷債務之中以至于它們現在已是處于“負資產”狀態，即過去遺留的債務超過了其(還在下降的)市場價格。實物資本投資和產出同各種金融賭博的巨大規模相比相形見絀——這些金融投機包括對匯率、利息率、股票和債券價格、信用違約掉期(cDs)以及各種相關的衍生品的投機。而這些金融的吸血行為使得經濟更無力去創造經濟剩余以投資于擴大再生產。
　　在這場危機中，金融利益集團的游說者們建議，通過進一步削減房地產稅來幫助陷于債務泥潭的房屋所有者們(其用意更在于商業房產投資者)避免違約和喪失抵押品贖回權，但是實行這種建議的結果會將更多的財政負擔轉移到勞動和非金融的行業上去。這樣，每次危機都成為金融部門實現對產業經濟部門和勞動的更大勝利的機會。推動減稅就好像這些減少的稅收會用于投資而不是將其用于償付金融部門似的，似乎利息的復合增長會無限地永遠增長下去似的。
　　問題是，金融泡沫型的繁榮是基于通過債務杠桿實現的價格收益，這種收益只有通過犧牲大部分的經濟和社會利益才能持續。但是社會進化并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技術決定論解釋不了今天的金融困境。有一個原因可以解釋為什么達爾文主義模式的經濟自我修正并不能解釋過去一個世紀的發展。債權人這一特權集團已將其金融權力轉化為政治權力，甚至即使是面臨民主的議會制度改革也是如此。這樣的結果是，經濟計劃的結果并不像一個世紀前所普遍想像的那樣集中于政府和工業手中，而是集中到了華爾街及其國外的同行手中。養老基金資本主義和其他剝削勞動的金融模式
　　金融資本已經創新了后工業時代剝削勞動的方式，它已經超越了雇用勞動然后銷售其制造的產品獲取利潤的階段，甚至也超越了通過借錢給勞動者來對其加以剝削的方式(其中主要的是讓勞動者貸款買房)。這里最新的剝削方式已經是這樣的策略，即獲得對勞動者的儲蓄的控制——其中首要的就是養老基金和共同基金，并用這些基金來使經濟金融化。
　　這種剝削機制開始于20世紀50年代，當時通用汽車公司和一些其他大型的工業企業在談判時提出要降低工資增長速度，作為交換，他們把工人的工資撥留一部分以支付他們的養老金。這種政策——彼得·德魯克(PeterDrucker)曾怡然自得地稱之為“養老基金社會主義”(pension-fund socialism)——被進一步擴展到建議將公共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用同一種方式加以金融化——留出一部分工資交給專業的貨幣經理去購買股票或者垃圾債券以獲取金融收益，而不是將這些錢用于促進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途徑。
　　這種夢想中非理性的成分就在于，在“現實的”經濟中，其勞動生產率正被日益膨脹的金融費用所侵蝕的情況下，要求利息隨時間復合增長是不可能的。通用汽車最終破產，而很多其他的公司也同樣面臨著破產的局面，因為它們無力去兌現它們在有固定收益的計劃中對養老金作出的承諾。企業的狀況尚且如此，而聯邦和地方政府面臨的金融局面甚至更為脆弱。
　　這是由智利1973年軍事政變之后的金融“自由市場”開始的計劃的頂點。皮諾切特集團稱之為“勞工資本主義”(labor capitalism)。這是一個非常精彩的奧威爾。式的詞匯，這一詞語后來為瑪格麗特·撒切爾在不列顛所使用。“勞工”在這里代表被剝削者的一方，而不是獲利者。他們的工資被扣留并被轉交給雇主的下屬金融機構(為智利的壟斷寡頭服務的銀行)。當有足夠多的養老金儲備積累起來時，在一個離岸金融業和避稅中心的銀行或者類似的下屬機構就將公司賬戶中的所有現金挪走，只留下一個破產的空殼。養老金儲備就被“一掃而光”。從工人那里轉到了金融巨頭手中。
　　藍領工人的被強制儲蓄還一直被用來阻止稅收政策的進步。社會保障和醫療被從總預算中拿掉了，而它們所需的錢本來是可以由對最高收入群體征收的稅收來提供的。為了未來的開支而作的巨大的“預先儲蓄”被借給財政部去平衡預算從而使其可以對高收入群體減稅。其結果是現在藍領雇員所繳納的聯邦稅稅率比富人還要高。
　　“養老基金資本主義”基本上是一種扣留部分工資并將其轉交給貨幣經理以投資于金融資本的政策，而這種投資常常是與實物資本形成相對立的。就其政治方面而言，其目的是勸使工人將自己想像成為小型的金融資本家，而不看作是尋求更高工資的被雇傭者。問題在于基金經理們是根據他們每三個月的業績被打分評級的。他們自己最理性的行為是支持那些試圖通過縮小公司規模(downsizing)和進行勞務外包而獲利的掠奪者。人們無法反對這樣一個事實，即最快和最有把握的賺錢方法是資助掠奪企業和縮小企業規模的行為，但是在這個過程的最后，金融經理們會發現他們自己獲取財富的道路在于通過拆賣資產來進行分紅(或者簡單地去償還債權人)。企業會注銷其養老金債務，其手段就是以破產為威脅來迫使工會用繳納固定費用的項目來取代有固定收益的養老金，而在這些項目中工人所知道的就是在他們的薪水中有多少被扣除了，而不是他們最終將有何種結局。
　　今天的企業、州以及地區養老基金都給出這樣的假定：用于金融投資的基金會很快地增值并足夠用來支付退休金、醫療保障以及其他任何儲蓄目標。馬克思的分析表明這種假定是如何的虛幻。其隱含的結論是，今天大量的養老基金儲蓄以及其他金融化的儲蓄所宣稱的目標在實際中不可能實現。
　　金融的神話在于認為養老金并不需要“實體”經濟來支持它們。這樣我們就回到了M—M’的思想而不是M—C—M’的思想。經濟被變成了一個龐氏騙局，它通過將待償還的債務轉變為新的貸款去使資產價格膨脹——膨脹了足夠多后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來貸款。但是正如房地產泡沫所顯示的，這個過程的極限在于日常的租金收入不足以償付債務。然而正是這種龐氏騙局的原理成為當前通過將社會保障私有化來“拯救”社會保障的希望的基礎。畢竟，領養老金者不能靠吃錢過日子。
　　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塑造勞動者與其工業雇主的關系(甚至也包括公共部門的雇員與其雇主的關系)上起主導作用的因素一直是金融。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養老基金資本主義(彼得·德魯克堅持稱其為“養老金基金社會主義”)已經發展出一種新的剝削工人的模式——不是通過雇用它，而是以工人的名義實行強制儲蓄以將這些攢下來的錢轉交給貨幣經理們。這些強制儲蓄的數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推動實現了20世紀60年代后的大牛市，隨后這些資金又提供給公司掠奪者和其他金融經理們，使其得以用這些錢反過來反對工人自己。
　　馬克思曾經期待，對生產的計劃將轉到政府手中，而不是轉到金融部門或者其他類似的寄生部門手中，這樣將會促進資本形成。幾乎每個他那個時代的人都期望基礎設施會沿著一個世紀前歐洲的那種發展方向發展——集中到公共領域成為公共設施，并且免費地提供給大眾，或者至少是以補貼價提供，這樣就可以降低生活和經商成本。相反，大概自從1980年以來，公共部門正在不斷地私有化——這種私有化以貸款為基礎，這樣新的所有者在毛收入之外可以收取利息、折舊以及攤銷，而給收稅人留下的就所剩無幾了。這樣財政負擔就主要由勞動者以及產業資本來承擔了。
　　在所有這些方面，金融資本現在的行為更像馬克思所描述過的高利貸資本而不是為工業服務的金融資本。而如果說在馬克思的時代金融資本主義主要是通過借錢給政府來壓榨政府的話，現在它就是在榨取來自政府的救助資金以及補助，同時還發現了新的剝削工人的后工業模式。
　　這種后工業的剝削模式的兩種主要方式是“養老基金資本主義”以及設立共同基金，在授權的基礎上管理工人的儲蓄——并將其用于“高利貸”的目的，并且通過使用信用來抬升住房、醫療保險、退休金的價格，而這些都是工人生存的基本需求。
　　馬克思相信，工業資本主義經過長期的斗爭最終能夠將金融貸款引向生產性的資本形成。與圣西門一樣，馬克思把銀行家看成是他那個時代最狡猾的經濟計劃者之一。(凱恩斯在20世紀30年代指出，市場付給其工資最高因而也是被市場千挑萬選遴選出來的聰明人都去了倫敦金融城或者華爾街。)但是馬克思相信他們的計劃會為用社會主義方式組織社會鋪平道路。然而金融非但沒有導向社會主義，它正鋪就走向債務奴役和新農奴制的道路。新的購買者只有借錢才能買得起房子和其他財產(其中包括整個企業)——其后果是一輩子的債務奴役，而在歐洲，當房屋價格大幅下跌時個人將為“負資產”而負債。
　　現在，全世界的經濟體都把它們的養老金計劃以及對經濟發展的一般預測置于養老金、醫療保險、國家和地方金融的增長上，而這種增長則是基于對利息復合增長的迷信，卻沒有看到金融化的“內在矛盾”：債務膨脹會使國內市場萎縮，從而阻止經濟發展。
　　確實，金融財富就如馬克思所描述的那樣，是一種反財富——對生產資料以及生產性地獲得的收入的索取權。銀行業和金融部門正在將整個經濟拖入債務奴役和新封建主義之中。
　　第二種投機模式是資產價格膨脹：“資本”收益——盡管這里的“資本”指的是榨取租金的各種資產。隨著榨取租金的特權借助信用(“寡婦和孤兒們的儲蓄”，基于人道主義的基礎這些儲蓄當然需要被保護)進行買和賣，債務按復合利息率堆積起來。
　　這種債務在實際中不可能兌現。問題是，今天的經濟會走向哪里?
　　金融部門威脅著要將經濟陷入現代的新封建主義之中：金融征服，而不是軍事征服，盡管二者對生活乃至生命的毀滅的規模是類似的。
　　首先，艾倫·格林斯潘的資產價格膨脹：通過創造足夠的信貸使房地產、股票和債券的價格膨脹起來，這樣債務人可以憑借他們作為抵押品而質押的財產的收益獲得更高額度的貸款。這就相當于借錢給他們去償還利息——以及支付“新的玩家”。這就是龐氏騙局的本質所在。這也是為什么海曼·明斯基把金融循環的第三和最后階段稱為龐氏(Ponzi)階段。
　　財政部和美聯儲非但沒有取消那些壞賬，他們還給予債權人以救助，使壞賬仍保留在賬面上。對于奧巴馬和其競選捐助人來說，債務緊縮的解毒劑在于制造足夠多的新貸款來重新激活房地產和其他資產的價格膨脹，使得新的購買者可以借到資金從違約者手中購買財產。自從2008年9月以來美聯儲就開始了“現金換垃圾”，按照其名義上的“按市場模型定價”確定的價格來接收垃圾抵押債券。財政部已經在為這些交換印刷債券，并把房地美和房利美納入政府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上去了。
　　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解決方案的問題是，創造更多的生息債務會進一步使經濟變得虛弱。試圖保持復合利息的龐氏騙局無限地增長下去是徒勞的。華爾街當然也知道這是多么的徒勞。但是，為了得到薪水和獎金，那些金融經理們會在泡沫最終破滅之前盡可能久地努力保持虛擬的金融資本會繼續運轉的假象。
　　金融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由纏繞在生產性經濟上的生息索取權所織成的網絡，它以幾何級數的增長速度榨取著復利。限制著這種商業計劃的是經濟體創造剩余的更有限的能力。這意味著金融資本的膨脹要求資產拆賣。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半個世紀的緊縮計劃所顯示的，債務緊縮是最嚴重的內在矛盾。
　　馬克思解釋了為什么金融的這種過度增長在實際上無法得到償付。“高利貸把貨幣財產集中起來”，他解釋道。
　　那種以所謂國家銀行為中心，并且有
　　大的貨幣貸放者和高利貸者圍繞在國家銀
　　行周圍的信用制度，就是一個巨大的集
　　中，并且它給予這個寄生者階級一種神話
　　般的權力，使他們不僅能周期地消滅一部
　　分產業資本家，而且能用一種非常危險的
　　方法來干涉現實生產——而這伙匪幫既不
　　懂生產，又同生產沒有關系。
　　這樣社會就迫使人們在這兩者間作出抉擇：要么是(1)拯救金融部門，也就是說，盡力保持下面這個神話：債務可以保持以復合利息的速度進行積累，而假定可以得到8％甚至更多回報的養老基金在工人退休后真地能提供給工人，要么是(2)將債務注銷到可以償付的水平，從而拯救整個經濟體。
　　盡管馬克思分析過金融資本以幾何級數的速度增長的趨勢，但他仍然相信金融資本將從屬于工業資本發展的需要。帶著達爾文主義式的樂觀，他似乎看到工業資本正在將金融資本動員起來為自己的擴張提供資金，而不是將其回復到“古老”的生產方式的殘余——高利貸。然而馬克思與他同時代的其他人一樣，傾向于低估既得利益集團為奮力保存其特權和重新捕獲國家權力以為己用而使用的種種秘密手段，這些手段使社會民主恰恰沿著與馬克思預計的相反的方向演進。
　　債務型通貨緊縮和對勞動者的剝削以不同的方式毀滅著市場。在批評壟斷資本主義時，馬克思的很多追隨者將馬克思的分析中兩個不同的邏輯合并起來了：一個是產業資本雇用勞動的邏輯，一個是隨著儲蓄被轉變為新的貸款納入新的金融循環而不是被生產性地投資，金融“高利貸者的資本”自動地以一種“純粹數學”的方式增長從而迅速地超過“實體”經濟生產剩余并用這種剩余償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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