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雜志：世界糧食危機與糧食國際戰略

　　糧食是國家戰略物資和國家公共物品，保障持續穩定的糧食供給，是每一個主權國家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近年來，受種種因素的影響，國際糧價波動和糧食危機持續發生，國內外糧食市場和糧價波動的關聯度也在不斷提高。為了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應對糧價波動和糧食危機，必須著手制定和完善糧食國際戰略。

　　一、不穩定的糧食產量導致國際糧價持續波動

　　1．綠色革命的雙重效應。以高產谷物品種、化肥、農藥使用為主要標志的綠色革命發生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單產不斷提高。農業專家們曾一度樂觀地認為，作為一種可再生資源，糧食產量將隨著生物技術進步和集約化經營而不斷增加，可以滿足不斷增加的消費需求。全球分工與自由貿易的推進，更可以使糧食在國家和地區之間進行調劑，糧食生產的資源稟賦能得到充分利用。這些專家似乎認為糧食短缺問題已經得到永久性解決。

　　然而，綠色革命的負面效應也隨之顯現。過量使用化肥、除草劑等化學物質，造成對化肥、農藥和灌溉的過度依賴，污染了土壤、水系，帶來了病蟲害的抗性增強、土壤鹽堿化、農作物品種單一化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不僅如此，讓綠色革命引以自豪的糧食產量也出現瓶頸，世界人均谷物產量從1980—1985年間的每年335公斤下降到2000—2005年的310公斤。中國、印度、印尼等11個主要發展中國家的谷物產量占世界的40%；而至1991—2004年，11國的谷物產量每年平均增長率只有1.1%，遠遠低于每年將近2%的人口增長率。

　　2．糧價波動導致世界糧食危機持續爆發。問題累積到一定程度，世界糧價波動危機如“沉默的海嘯”常常不期而至。聯合國糧農組織發布的價格指數顯示，全球糧食價格在2006年上漲12%，2007年上漲24%，2008年前8個月漲幅超過50%。一些主要糧食品種價格更是漲幅驚人，2007年小麥上漲了112%、玉米上漲了47%、大豆上漲了75%，而從2008年1月到4月中旬，大米價格就飆升了141%。糧食危機因為這次“食品通脹”而引起了全球關注，世界谷物儲備也降到最低點，一個高糧價時代正在到來。然而，2008年8月后，形勢急轉直下，全球主要糧食價格在連續猛漲后大幅下挫。2009年1—11月，國際糧食市場價格與2008年同期相比低29%，糧食均價與2008年4月糧價最高時期相比下降了近40%。人們似乎又開始忘記糧價高漲和糧食危機。聯合國糧農組織在2010年1—5月全球糧價繼續下滑的情況下也作出預測，2010年全球糧價可能繼續下滑。可事與愿違，伴隨6月開始的俄羅斯干旱、大火和糧食出口禁令，以及哈薩克斯坦、烏克蘭預計產量下降等因素，小麥價格自6月起又大幅上揚，6—8月上漲幅度超過了50%。這種價格快速增長趨勢，引發了人們對2006—2008年全球糧食危機再現的擔憂。

　　很明顯，高糧價危及了國家安全。聯合國報告指出，到2008年年底，“最不發達國家的年糧食進口成本比2000年增加了3倍多，這并不是因為糧食進口量的增加，而是糧食價格上漲的結果”。這些迅猛攀升的發展態勢使饑餓人數增加了7500萬，使發展中國家大約1.25億人處于極端貧困的狀態。到2009年，世界饑餓人口增長超過10億人。2007—2008年，有37個國家發生了民眾暴動以抗議糧食價格的上漲，成千上萬的人走上街頭反對那些由于本國生產不足而不得不進口的生存必需品價格的無節制上漲。

　　二、糧價波動背后的國際戰略

　　糧食價格波動的背后，有兩股主導性的力量——糧食商品化和糧食政治化。

　　1．糧食商品化及跨國糧商擴張。糧食商品化是將糧食多種屬性單一化為商品屬性，使得糧食不再作為生存必需品和國家公共物品供給，而必須通過國內和國際市場購買。在糧價高企的情況下，那些缺乏購買能力的國家和民眾會因此喪失獲得食物的權利。在推動糧食商品化過程中，跨國壟斷糧商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ABCD四大國際糧商是最主要的代表。ABCD四個字母代表著四家擁有百年以上歷史的跨國糧商：ADM（ArcherDanielsMid?鄄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達孚（LouisDreyfus）。在2.5億噸的世界糧食貿易中，80%由這四大糧商壟斷。

　　在糧食商品化和自由貿易條件下，跨國糧商的運作模式，主要是做到“三個全”：全球化經營、全環節利潤和全市場覆蓋。全球化經營，是指它們已經實現了產業鏈和公司發展戰略的全球布局。這使得其采購成本、研發成本、銷售成本等，可以達到全球最低；在銷售市場和產品價格上，又可以做到產業利潤全球最高。全環節利潤，是指跨國糧商的業務，貫穿了整個產業鏈，并采用參股、控股、聯盟、上下游整合等諸多方式，控制從研發、投資、生產，到下游所有的加工、銷售等各個環節。控制了整個產業鏈，就可以隨心所欲推行它們的戰略，輕而易舉打擊產業鏈上的任何環節。全市場覆蓋，是指跨國糧商的多樣化經營。它們不僅做糧食、做種子，還參與到農產品和食品加工領域；不僅做現貨，還做期貨；不僅做農產品，還做工業品、金融投資、地產投資，等等。多樣化經營可以降低風險，又可以相互呼應。如果它們想打擊現貨市場，利用期貨市場就能達到目的；如果它們想影響期貨市場，只用放出現貨市場中一面倒的風聲。

　　這些大公司具有強大的捕獲能力。他們有能力游說政府，主導產業政策制定，讓公共政策變成公司政策；可以資助研究，并讓大學科研院所這些公眾機構成為其傳聲筒；可以影響甚至控制媒體，主導社會輿論，誘導消費傾向；也可以通過控制農民與產業鏈上的部分環節，實施其公司戰略。如同紀錄片《食物的未來》中所言，“生物技術公司控制了學術研究，基因工程控制了對外宣傳，跨國公司則在世界范圍內通過整合兼并控制了我們的食品供應”。究其本質，跨國糧商運作的手法無非是收益內部化、成本外部化的資本游戲，損傷的卻是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吃虧的是國家主權、社會公眾和子孫后代。

　　跨國糧商在糧價上漲和糧食危機中收獲頗豐。2007年嘉吉的利潤上升36%，ADM的利潤上升67%，邦吉的利潤上升49%。2008年第一季度，嘉吉的凈利潤上升86%，ADM的毛利潤上升55%，邦吉的毛利潤上升189%。各類種子和農用化學公司2007年的利潤增長也非同尋常：孟山都公司增加44%，杜邦增加19%，先正達增加28%。化肥、種子和農藥等生產資料投入的上升標明，糧食價格上升但農民卻不能獲利，反而正在喪失其社會、文化和經濟地位。跨國糧商通過當地代理人出售昂貴的種子和化學藥品，把農民定義為昂貴的種子、化肥、農藥的“消費者”。國際上有人指出：這些公司通過密切參與制定那些支配當今糧食體系的貿易規則，通過牢牢控制市場以及使得全球貿易得以運作的復雜的金融體系，就處在非常有利的地位上，能夠將糧食匱乏變成巨大的利潤。人們必須吃飯，不管糧食有多貴。

　　2．糧食政治化及糧食國際戰略手段。所謂糧食政治化，就是利用糧食的戰略物資屬性，將糧食當作推行一國國際戰略的重要手段，達到影響甚至控制他國的目的。至少有五種方法使得糧食成為國際戰略手段：糧食援助、糧食貿易自由化、糧食補貼、生物能源和轉基因技術。其中糧食援助、糧食貿易自由化、糧食補貼屬于傳統手段，糧食戰略實施國可以用來削弱甚至替代他國的糧食生產和消費體系，加強其糧食體系的控制力，并消化其過剩產能。21世紀以來，將生物能源作為類似糧價遙控器的武器，就能在控制糧食價格上更加游刃有余。想讓糧食價格上漲，就簡單地宣布加快實施生物能源計劃；想讓糧食價格下跌，就宣布暫緩實施生物能源計劃。轉基因技術，在近十年的發展過程中，開始變成第五種戰略手段，使得極少數有能力實施進攻性糧食戰略的國家，又掌握了更為致命的技術手段，甚至堪稱生物武器。通過技術壟斷和捆綁銷售，不僅實現了巨額的經濟利益，而且掌握了游戲規則的制定權。這是轉基因技術的后發國家無法具備的。實際上，世界上擁有大量糧食生產能力剩余并制定了國際戰略的國家寥寥無幾。美國玉米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40%，出口量占65%，均居第一位；小麥產量占11%，居第三位，但出口量占33%，居第一位；水稻產量占2%，居第十位，但出口量占16%，居第三位；大豆產量占35%，出口量占67%，均居第一位。跨國糧商配合美國國家戰略實施是有以上前提的。

　　三、糧食安全事關國家安全與穩定

　　1．中國糧食安全無法靠國際糧食貿易保障。近年來，自然資源虛擬貿易論甚為流行。有人認為，中國應該更多進口糧食，這就相當于進口耕地和水，避免了可能的污染。在一定意義上，這一理論確有道理。但是，考慮到中國的人口規模和糧食需求量這一基本國情，根本不可能靠國際糧食貿易保障糧食安全，只能適當進口，不能依靠進口，“中國人的飯碗不能端在別人手里”。

　　就目前情況看，中國國內糧食安全狀況較為理想，包括糧食在內的食物總量表現為總體過剩。中國已連續十多年人均食物占有量超過推薦量。2009年，中國糧食總產量達到10616億斤，比2003年增產2002億斤。但是，糧食生產受資源、技術、資金制約和種糧比較效益影響，國內產量增長難度很大。特別是從長遠看，供需之間將存在一定缺口，個別年份、個別品種、個別地區還可能出現短暫的供求關系緊張問題。不斷增加的人口和持續進行的營養升級，將始終對國家糧食安全產生巨大需求壓力。

　　2．中國必須努力保持糧食基本自給。為了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必須努力實現糧食基本自給。當前，重點需要解決中國糧食領域的四大問題：種糧比較收益過低、糧食供需區域性和結構性矛盾突出、耕地面積不斷減少以及建立完善綜合性國家糧食戰略。

　　中國需要制定國際和國內的糧食綜合戰略，并與其他國家戰略相配合。在戰略實施上，需要編制種子研發、糧食生產、流通、儲備、加工、消費等方面的綜合計劃，并在《糧食流通管理條例》、《中央儲備糧管理條例》以及《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2008—2020年）》等規定條例基礎上，進一步作出立法規范。需要將糧食戰略與國家能源戰略、金融戰略、貿易戰略，甚至軍事戰略相配合，以確保國家的糧食安全、民族的生存發展和社會的長治久安。（作者：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 周立） (來源：《求是》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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