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公司，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與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對派怎樣惋惜，跨國公司還是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
    在我們睡大覺的時候世界正在發生著驚人的變化。地球是圓的，但世界是平的。世界正在被快速的攤平或鏟平，全球化也正在進入繼國家全球化、公司全球化之后的全球化時代，即個人全球化時代。全球化將深刻地影響我們的經濟、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改變每個人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生存的方式。不論是政府部門、商業部門、社會部門，各行各業的管理者、員工還是自由職業者，概莫能免。新一波的全球化，正在抹平一切疆界，世界變平了，從小縮成了微小。
    ——（美）托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

    改革開放以來，通過持續大量引進外資、發展外貿，中國經濟獲得長足發展。外資企業對中國提高技術與管理水平、培育與鍛煉人才、促進市場發育等諸多發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外資給中國帶來的并非都是陽光雨露，隨著外資在華成長壯大，作為壟斷資本的本性開始顯露，其積極作用日漸消減，消極影響逐步顯現，對中國經濟安全的危害正日趨嚴重。
    “第五縱隊”長驅直入
    環顧當今世界，當數美國國家政權與壟斷資本交織最為緊密。銀行和工業日益融合（列寧提出的壟斷資本主義五個特征之一）而生成的金融資本與金融寡頭，一直是國家政權的幕后操縱者，有時為了需要甚至直接跳到前臺。金融寡頭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事實上的主宰者，“金融寡頭統治一切，既控制著報刊，又控制著政府”。  “今天是部長，明天是銀行家；今天是銀行家，明天是部長” 。戰后，美國聯邦政府國防和外交的權力分配形成了一條規律：由發家最早、實力最強的東部梅隆金融財團和洛克菲勒石油財團瓜分。通常情況下，國防部長來自梅隆財團，國務卿則屬于洛克菲勒財團。如今，官商結合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相關形式發生改變而已。單看財政部長多半來自華爾街，而政府部長離職后進入大公司當老總或顧問早已比比皆是，而布什總統父子本身就是石油壟斷寡頭。日本則是另一個壟斷資本登峰造極的國家，著名的“財界四團體”（經團聯、日經聯、同友會和商工會議所）不僅對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制訂和實施發揮著重大作用，而且還在相當程度上直接影響著政治結構與政府更迭。前首相池田勇人曾經直言不諱：“在日本，政府是船長，財界是羅盤，船長始終按羅盤指引的方向前進的。”
    外資在中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早已告別“散兵游勇”的狀態。隨著外資的強大，早先的一般資本如今已演變為壟斷資本，正積極謀求對中國經濟、社會乃至政治產生影響，并實現控制與壟斷，以獲取暴利。為鞏固和擴大在華利益，這些壟斷資本依靠自身雄厚的經濟實力與母國強大的政治后盾，通過各種方式，活躍于中國各級政府部門與重要民間團體之間，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經濟與政治力量。
    強力公關
    跨國壟斷資本憑借其雄厚經濟實力，巧妙利用各方人脈，進行公關。越來越多的外企總管熟諳中國政治運行之道，想方設法接近與拜會中國政府與國家領導人，一方面私圖進行政策游說；另一方面可作炫耀資本，為商業活動鋪路。
    為擊敗競爭對手（法國興業銀行）對廣東發展銀行的并購，花旗銀行請出與華關系良好的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給中國××部寫信，“以個人名義力諫中國政府支持美國公司對廣東發展銀行的收購努力”，并稱“這將有利于中國及中美關系的全面發展”。該部門如何反應不得而知，但事實是花旗不僅持有廣發20%的股份，而且還以20%的股份贏得廣發100%的經營管理權。
    以收購各國“命脈產業”為宗旨的美國私募基金凱雷投資，一直以強大的政府公關能力著稱，為實現對中國工程機械龍頭企業徐工的并購，積極游說當地政府相關主管部門，并取得后者鼎力支持。
    利益輸送 跨國壟斷資本或收買、利用高干子女、親屬朋友，或聘請一些部門領導與職員做咨詢師，或將相關課題配以豐厚的課題經費，給予各大部委研究機構與學者，對中國相關部門決策與立法施加影響。
    百事可樂等國際大公司曾多次以課題研究的名義，向商務部跨國公司研究中心與相關個人提供研究經費；投桃報李，該中心長期以來一直為跨國公司的在華利益而奔走呼號。
    此外，跨國壟斷資本還以安排出國觀光、子女國外就讀與工作職位安排、協助轉移資產與洗錢等條件，或以參加國際學術研討、邀請做訪問學者、收錄論文進SCI（科學引文索引）、授予名譽學位職稱等為誘餌，吸引一些中國官員、學者為其效力。
    為強化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直銷市場地位，美國安利公司對中國相關政府部門以及高級官員進行集體公關，通過向清華大學的“中國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提供巨額贊助，送相關高官到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進修。福特基金會每年在華開展數十個資助項目，很多項目是面向官員與學者的。由此不僅能得到相關信息，而且借機可以施加政治影響，推廣美國的民主價值觀與治國理念。
    與國內利益集團結成共同體 在對外開放的進程中，在中國滋生了一大批從事買辦活動的掮客，這些掮客一般有著復雜乃至顯赫的政治背景，法力極大，影響力無邊。他們與涉外利益集團形成日趨緊密的“共生”態勢，游走在外資與國內各級政府部門之間，翻云覆雨，獲取巨額收益。與跨國壟斷資本結成利益共同體的不僅有個人，還有法人。一些大型中資企業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甘愿充當外資的“鋪路石”。
    為占領中國壽險市場，外資保險巨頭紛紛與中國非保險業的大型企業集團“聯姻”。比如，法國安盛保險集團與中國五礦集團合資成立金盛人壽保險，意大利忠利保險與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合資成立中意人壽等等。這種有違常理（同行合作）的合資路線，一開始就體現出外資保險公司的獨資圖謀。在合資壽險公司中，中資企業往往缺乏保險經營經驗，因此合資公司實際上是由外資主導。
    跨國壟斷資本結成聯盟 中國第一、世界第五的電池生產商福建南平南孚公司已成為跨國壟斷資本結成聯盟的經典案例。1999年南平市相關部門為改善治理結構而主導引進外資，但竭力避免被同行產業資本（主要是美國吉列）所并購。然而，以摩根斯坦利為首的國際基金在2002年對南孚實現控股后，2003年就將所持股份全部轉售給南孚的直接競爭對手——美國吉列。
    2005年1月，54家在華跨國公司聯合向國務院上書（《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對新企業所得稅法的若干看法》），反對“兩稅合一”。在《郵政法》重新修訂之際，已在中國國際快遞市場居于壟斷地位（份額達80％）的四大國際快遞公司——德國敦豪（DHL）、美國聯合包裹（UPS）、美國聯邦快遞（FEDEX）、荷蘭天地快運（TNT），共同派代表會晤商務部等部門高官，通過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中國國際貨運代理協會等組織機構傳達意見，并且于2005年7月聯合通過亞太國際速遞商協會（CAPEC）發表聲明，希望中國郵政改革能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和政事分開，在快遞領域引入公平競爭機制。
    借助與培育政治力量 以政治促進商業利益，是西方社會的“通行規則”，跨國壟斷資本自然精于此道。當獲悉中國鐵路大提速需要數億美元的設備和技術時，法國阿爾斯通集團董事長兼CEO柏柯龍極力游說法國政府與中國政府溝通，前總統希拉克由此帶著“重要的經濟使命”訪華，阿爾斯通由此與中方簽署了總額達15億歐元的供貨協議。當凱雷收購徐工案陷入膠著狀態時，美國商務部副部長富蘭克林•拉文訪華，在公開場合呼吁中國政府按照“商業原則”處理凱雷收購徐工的交易。
    以非常手段操縱腐敗官員 進入中國的許多外企老板，也由最初單純的賄賂收買官員，逐漸發展為支配這些墮落者。2006年6月，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華因生活腐化墮落被免去職務，而直接扳倒劉志華的，就是一盤長達60分鐘的性愛錄像帶，錄像帶記錄了劉在香港進行色情交易的整個過程。一位業內人士在接受采訪時認為，這盤錄像帶顯然不是偶然拍攝到的，肯定經過周密策劃。由于涉入新的權色交易與收受更多賄賂，劉“背信棄義”，將原本給予某個“很有來頭”的外資企業、位于北京黃金地段的房地產開發項目，又授受給另一家房地產開發商，惱羞成怒的外企相關人員便出此下策，使劉身敗名裂。坊間認為，像劉這樣被涉外利益集團操縱玩弄（始“弄”終棄）的官員絕對不是特例，而對劉的“懲治”對那些正為涉外利益集團服務的官員也具有“殺一儆百”的作用，使他們以后忠心耿耿為其利益服務（我們臺灣的阿扁及其家人手下也被美國等西方國家以這種手段來“整治”）。

    侵蝕中國經濟主權

    經濟主權是政治主權的基礎，也是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內容。保持經濟主權的獨立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提，也是實現經濟繁榮、國家富強、民族自決的重要保障。一國的經濟主權不僅體現在領海、領土的管轄與治理權，更重要的是集中在經濟自主決策權。活躍在中國境內的跨國壟斷資本，在中國攻城略地，通過各種方式與各類途徑，越來越多、越來越大地影響中國重大決策乃至立法，中國經濟主權正受到越來越嚴重的侵蝕。

    影響立法，損害法律威嚴

    1998年4月14日，中央頒發一個重要文件——《關于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提高利用外資水平的若干意見》，文件的基調積極，總體設計科學合理，但是文件當中被塞入某些玄機，例如文件開篇就有“依法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作為中國企業的一部分，是混合所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形式之一。這種所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實行對外開放，就必須堅持利用外資不動搖”。值得注意的是，該《意見》過去一直是個秘密文件，在2008年總結改革開放30年成績的時候，才將該文件公開。大眾不禁要問：一個關系到中國對外開放方向、大張旗鼓引進外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為什么是“秘密的”？其實，正是跨國壟斷資本的積極活動，使相關部門設定“在中國設立的外資企業是中國企業的一部分”，而后又被悄悄塞進上述重要文件，從而具有法律效力。如此，涉外利益集團、跨國壟斷資本便借此“拉大旗做虎皮”，作為“中國企業”橫行中國。

    2006年8月，中國銀監會修訂《外資銀行管理條例》，要求外資銀行在華注冊為獨立的法人機構。該舉措遭到跨國壟斷資本的強烈反彈。美國“金融服務論壇”呼吁美國政府抵制中國銀監會的新《條例》，敦促美國財政部長、商務部長和貿易代表出面干涉。
    跨國公司在中國大舉并購，當中不乏涉及謀求或實現市場壟斷的情形，我國頒布反壟斷法無疑是解決外資并購壟斷問題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跨國公司竭力阻止，致使我國反壟斷法遲遲難以出臺，被擱置長達十多年之久。
    跨國壟斷資本甚至直接參與中國的法律起草。商務部在爭取到直銷法的部門立法權后，曾與安利等外資直銷企業多次溝通，甚至還請安利、雅芳等外商草擬直銷法。2005年《直銷管理條例》頒布，正式開放直銷市場后，近千家直銷企業只有13家獲得直銷牌照，其中外資企業就獨占了10家（此后國內拿到直銷牌照的企業已達19家，其中外企14家）。業內專家認為，《直銷管理條例》完全是為外資量身打造的。
    2006年3月，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向全社會征求《勞動合同法（草案）》的修改意見，由于外企違法用工比比皆是，比如肯德基公司不與勞動派遣者簽訂勞動合同，辭退這些員工時，就不用支付賠償金。很多日資公司形成一種慣例，解雇員工用“勸退”代替“裁員”，這樣就無須支付違約賠償。針對《勞動合同法（草案）》的修訂，一些外企駐華代表機構（如中國歐盟商會、北京和上海的美國商會等）迅速行動，積極進行有組織游說。一些外企甚至以“撤資”相威脅，抵制《勞動合同法》的出臺。
    中國《工會法》規定，在中國境內的企業、事業單位、機關中的勞動者，都有依法參加和組織工會的權利，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阻撓限制。但是，許多外資企業以“建立工會組織不符國際慣例”等理由拒絕參加和組織工會。在華外企近50萬家，雇傭職工2000多萬人，但組建工會的外企長期不到20萬家。
    依法納稅是每個公民與法人的義務，依法征稅是每個國家的稅收主權。眾多在華外企長期存在“長虧不倒”和“越虧損越投資”的怪象，2005年賬面虧損的外企占總數60％以上。其實質就是通過各種避稅手段轉移利潤，并通過各種公關活動持續避稅獲利。國家稅務總局的不完全統計資料顯示，一些跨國公司利用非法手段避稅，每年給中國造成的稅收收入損失保守估計達300億元以上。在中國經濟平均增長約10%、稅收平均增長高達20%~30%的態勢下，2004年外資百強納稅增長率為零！

    影響重大決策，損害政府威信

    跨國壟斷資本利用在華獲得的豐厚利潤，自己培育分析師，或高薪聘請優秀華人學者當顧問或董事，通過境內外媒體刻意包裝、打造，提供各類交流平臺與活動舞臺，提高這些學者的知名度、美譽度，使其成為中國國內行業“精英”，擁有越來越大的話語權，影響中國行業乃至宏觀經濟決策。如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股權分置、產權明晰、引進戰略投資者，都有相關經濟學者搖唇鼓舌的影響。這種市場化、國際化傾向，使得一些國有企業逐步淪為外資企業并購的對象。在“產權明晰”的招牌下，肢解公有制，瓦解國企，消除與跨國壟斷資本相抗衡的市場力量；或將一時不能瓦解的國企改造成為中國老百姓日趨厭惡唾棄的壟斷力量。
    多年來，跨國壟斷資本還不遺余力地鼓搗中資優質大型企業或國有壟斷企業境外上市。這不僅為外國金融服務機構提供巨額咨詢、審計、評級、承銷費用，而且將中國財富源源不斷輸送到境外！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動、中國聯通等四家公司當初海外上市融資不過百億美元，但隨后四年海外分紅就超過千億美元，這種“分紅”的實質就是將通過壟斷盤剝國內消費者獲得的財富轉手奉送給外國投資者。
    許多在華跨國壟斷資本的行為還損害中國政府的威信。中國政府明文規定，中國金融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但是習慣“全能運作”的外資機構，利用中國混業監管上的缺失，加速在中國金融業的網狀布局，德國安聯集團與德意志銀行、美國AIG集團與保德信集團、英國匯豐集團與保誠集團、荷蘭國際集團（ING）等外資金融機構都擁有銀行、證券、保險等多種分支機構，“明目張膽”地實施混業經營。
    為抑制房地產市場泡沫膨脹，自2004年開始，中央政府實施以“緊縮銀根與地根”為主的宏觀調控。但是，外資機構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實力，以及獨特與優越的法人地位，向中國本土房地產公司提供包括融資在內的各類金融服務。高盛、摩根斯坦利、花旗、瑞銀、華平投資、凱德置地等國際頂級公司，直接或間接進入內地的房地產市場，中國房地產價格由此居高不下且不斷上漲，宏觀調控政策因此大打折扣，損害了政府的威信。

    謀取壟斷優勢，擾亂市場秩序

    沒有一個美國大公司不是通過某種程度、某種方式的兼并而成長起來的，幾乎沒有一家大公司主要是靠內部擴張而成長起來的。對外擴張與兼并是西方企業發展的常態。

    通過多種途徑，謀取壟斷優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技術密集等高附加值產業越來越多地為跨國公司所控制：跨國公司已在中國的網絡設備（路由器，交換機）、計算機處理器與服務器等行業占有絕對壟斷地位；外國汽車品牌占銷售額的90％；最大的5家電梯企業均為外商控股，占全國產量的80％以上；彩色顯像管占65％，程控交換機占90％，移動通訊電話行業占95％。

    美國沃爾瑪公司實施“虧損戰略”，以其本土市場對海外市場補貼的方式，擴張中國市場份額。麥肯錫報告稱，外資零售企業可能在WTO開放5年后占據80%的中國零售業市場份額，屆時中資零售企業將面臨嚴峻的生存競爭考驗。

    全球最大的工程機械制造商美國卡特彼勒公司從1995年開始，就著手對中國工程機械行業實行整體性、規模化并購，如今已在華建立了11個生產基地，兩個研發中心，一個培訓中心，2003年正式提出100億美元的收購計劃，旨在占領整個中國工程機械市場。依照國際經驗，工程機械制造業，平時制造推土機、挖掘機等工程用機械，戰時則可轉產坦克、裝甲車等戰爭機器。一旦中國工程機械制造業由外資壟斷或控制，則中國的國防軍工業與國家安全必然受到損害。

    根據國家發改委國有資產研究中心課題組調查發現，跨國公司已將并購目標集中在我國能源生產和供應領域、基礎材料工業領域、具有巨大市場規模和長期增長潛力的消費品生產領域、新技術服務和正在逐步走向開放的商業、金融服務業領域。

    利用壟斷優勢，獲取壟斷利益

    隨著市場份額的增加，跨國壟斷資本對相關商品價格的影響越來越大。無錫威孚有限公司自主擁有轎車用柴油的電噴射系統技術，生產的噴油泵價廉物美，但是德國博世并購威孚后，威孚品牌沒了、相關研究團隊被剃光了，博世壟斷了這一技術與產品生產，而產品售價翻了一番。

    濫用知識產權。國家工商總局和科技部先后發布在華跨國公司“限制競爭報告”和“知識產權濫用報告”，指出包括柯達、利樂、微軟、思科、通用電器、飛利浦等在內的跨國企業濫用知識產權。部分跨國公司作為一些產品、技術的標準制定者，把專利嵌入各種國際標準中，讓中資企業在遵循、使用標準的過程中不知不覺發生侵權行為，然后通過訴訟維權，坐收漁利。如跨國公司利用“DVD專利使用聯盟”，迫使中國的DVD碟機生產企業每年交近百億元的專利費。這迫使相關中資企業退出生產領域，或淪為跨國壟斷資本的貼牌生產企業。

    不當利用話語權。跨國壟斷資本及其代言人在相關市場擁有越來越大的話語權，利用話語權謀取不當利益，進行市場投機。股票與房地產市場易于掀起泡沫，是跨國壟斷資本投機的理想場所。跨國壟斷資本及其代言人利用其豐富的國際經驗，利用大陸A股與香港H股之間的聯動以人民幣升值、宏觀調控、市盈率高低等名義誤導民眾的預期，導致股市與樓市劇升劇降，從中賺取巨額利潤。

    使中國企業家“英雄氣短”，中國企業落入“引進，落伍；再引進，再落伍”的惡性循環

    企業家精神是企業與產業成長壯大的關鍵因素，也是國家實現自主創新戰略的重要源泉。但是，跨國壟斷資本實現與謀求壟斷，嚴重抑制了本土企業家精神。
    實施并購 喬治•J•斯蒂格勒在《通向壟斷和寡占之路——兼并》一文中認為“一個企業通過兼并其競爭對手的途徑發展成巨型企業，是現代經濟史上一個突出的現象”。 在華跨國公司需要能夠執行其全球戰略的經理人，而不是有獨立意志的企業家。本土優勢企業被收購后，雖然“本土品牌可能保持”，“團隊可以繼續經營”，但事實是本土企業成了跨國公司全球戰略的“棋子”，不少企業家變成了職業經理人，本土品牌與企業家的命運完全落在跨國公司董事會的手中，一些曾滿懷豪情的企業家因此而悔恨不已。前文提到，在美國吉列對中國第一、世界第五的電池生產商福建南平南孚公司實現控股后，南孚品牌雖然保留，但是南孚人昔日征戰全球的雄心壯志已不復存在。
    重金收買 外資一方面大肆偷稅漏稅，另一方面在吸引中國企業家、科研人員等方面則不惜重金。樂百事、雙匯、徐工等知名本土企業的優秀管理團隊以及企業家都是因為跨國壟斷資本許諾并購后給予豐厚待遇而紛紛倒向外資的。當荷蘭天地快運（TNT）與聯邦快遞（FedEx）以遠遠超出預期的價格分別收購華宇和大田兩家中資物流企業后，眾多曾誓言與外資物流公司一決高下的本土民營物流企業，便不約而同地集體投奔外資。跨國壟斷資本憑著優厚的薪水和待遇，持續挖掘中國本土企業、機構的優秀科研人才。統計表明，中國最優秀人才的40%、優秀人才的都流向了外企或其在華設立的研發機構。
    嚴密設防 中國制造業在做大、做強或國際化的征程中，普遍遭遇跨國公司在知識產權和專利、產業和技術標準方面設置的壁壘與陷阱，使中國企業家“英雄氣短”。在強大的外資企業面前，一些本土企業陷入了“不搞研發等死、搞研發找死”的兩難境地。“中外合資”一度是中國試圖獲得國外技術的理想方式。但是，一些外資通過多種手段遏制合資企業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如在合資條款中，外方一般都要求中方，只有生產許可權而沒有產品設計確認權，不能對外方的產品技術進行任何修改和創新。不少國企在與外商合資的過程中，原有的研發機構被分拆，技術力量流失。
    戰略誤導 在跨國壟斷資本代言人的鼓搗下，中國長期推行“以市場換技術”而忽視“自主創新”戰略，由此陷入了“引進，落伍；再引進，再落伍”的惡性循環。這不僅嚴重扼制了本土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而且還貽誤了中國產業發展的最佳時機。目前，中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以上，產業發展的主導技術基本上依靠國外。制造光纖、集成電路、石油化工、轎車和數控機床的裝備，依賴進口的比率分別達到100％、85％、80％、70％和70%。

  “圍剿”中國海外利益，欲使中國成為跨國壟斷資本的“超級提款機”

    戰后，日本用了18年時間（1956~1973年），經濟發達程度就曾經趕上了美國并使人均財富世界第一。中國改革開放30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與當年日本相當，但是國家人均財富不及美國的一個零頭。中國的財富哪里去了？被跨國壟斷資本卷走了！中國股市從6124高點，一度跌穿1700點，數以十萬億計的財富被“蒸發”，跨國壟斷資本“功不可沒”。

    價格訛詐 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導致對國際鐵礦石的需求急劇增加，進口占世界需求量的13以上。按常理，中國具有戰略買家優勢，不僅擁有一般的定價“話語權”，甚至可以說具有定價“壟斷權”。但在2006年進口價格談判期間，跨國壟斷資本與國內買辦等聯手大肆炒高鐵礦石價格，導致鐵礦石價格居高不下，如此原本合同壓價17%的期望非但沒有實現，反而漲價19%。鐵礦石定價只是個代表，“中國買什么，什么就貴；賣什么，什么就便宜”說法的背后或多或少都隱藏著類似玄機。如今，被媒體近乎鋪天蓋地、熱炒的“力拓案”只是揭示巨大玄機之冰山一角。

    借機敲詐 由于國家嚴格限制外盤代理，中國期貨經紀公司只能長期局限在國內市場。中資企業要參與國際套期保值一般需借助外資投行渠道，因此相關商業活動絲毫無機密可保，交易過程中很容易陷入被動。如中航油進行期權交易的渠道，是包括日本三井、法國興業、英國巴克萊等在內的國際知名投資銀行，與此同時這些投資銀行也是中航油的交易對手，因此當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于2004年進行5200萬桶原油的投機交易時，對各大投資銀行而言則是公開的秘密。有諸多報道顯示，獵殺中航油、導致億美元巨虧的元兇正是這些投資銀行，2005年國儲銅巨虧6億美元以及2008年東航巨虧7億美元，近乎都是同樣的問題。

    將中國企業變成“圈錢道具” 伴隨中國“入世”過渡期結束，摩根斯坦利、高盛等投資銀行以及凱雷、華平等私人股本公司對中資企業的并購異常活躍，這是因為這些國際金融機構有很好的海外退出渠道，將中國企業適度包裝后于境外上市融資，一般三年左右就可以實現上市股權退出，賺取豐厚利潤。因此，相關國際金融機構通常只關心企業的短期業績，并不在意發展中存在的基礎性問題。這使得中資企業成為國際資本到股市圈錢的“道具”，傷害中資企業的后續發展能力，破壞中資企業的長久聲譽。

    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在部門與地方政府的庇護下，一些跨國公司長期漠視中國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以至于相關勞動糾紛愈演愈烈。惡劣的工作條件、低廉的工資水平、缺乏各類勞動保障等因素，使各地職工群體性事件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引發社會動蕩，威脅經濟安全。2005年10月，因嚴重不滿資方加班超時、加大勞動強度等舉措，大連一家日資公司員工發起罷工，由此引爆長期潛伏在外企的勞資矛盾，一場原本一家企業五六百人的罷工迅速蔓延成當地20多家日資企業3萬多名員工。
    此外，跨國企業在華行賄事件近十年來一直呈上升趨勢，在中國調查的50萬件腐敗案件中，64%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國外中國問題專家警告，中國產業正日趨“邊緣化”、“外圍化”，“進步中的貧困”正加速生成。在跨國壟斷資本的催化下，中國兩極分化加劇，社會沖突日趨尖銳，資源急劇耗盡、生態嚴重破壞，民族工業加速解體，科技創新不斷滯后，社會經濟愈發呈現出某些“增長而不發展”的跡象，這是否表明中國正步入“拉美化”境地？

     “家賊”與“內鬼”值得關注

    跨國壟斷資本之所以能對中國經濟安全實施越來越大的危害，主要在于某些學者的誤導、輿論的追捧、買辦的幫忙；在于政府的錯誤決策、監管能力不足、監管行為滯后；在于某些中央政府部門利益膨脹、部分地方政府急功近利。
    學者的誤導、輿論的追捧、買辦的幫忙

    跨國壟斷資本在華網羅了一大批依附力量，形成了以跨國壟斷資本為核心的不同層次的利益共同體。
    學者誤導 ：長期以來，新自由主義者主導著中國改革開放的話語權，直接或間接影響著中國的重大決策。這些學者或學者型官員食洋不化，對外國的資本、技術、管理以及生活習俗等迷信備至，崇拜有加，在平時的思考與決策中，自覺與不自覺地站在跨國壟斷資本的立場，有些甚至為跨國壟斷資本代言。例如，陷入“GDP增長”迷思，鼓吹跨國壟斷資本已是中國經濟的一部分，且是最重要、最有活力的組成部分；陷入“經濟效益”迷思，鼓吹“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執迷“以市場換技術”；陷入“私有產權”迷思，鼓吹以西方的產權制度、經濟運行機制來全面置換中國現有的經濟體制；等等。

    輿論追捧 ：伴隨地方政府的紅地毯，面對新聞媒體記者的閃光燈，在各地方，跨國公司CEO往往被大群記者眾星拱月般簇擁，其音容笑貌總能進入電視的黃金時段、報紙的頭版頭條。輿論這種對跨國壟斷資本的極力跟從、無限追捧，客觀上賦予了跨國壟斷資本越來越顯赫的地位，以及越來越大的話語權。

    買辦漢奸的幫忙： 改革開放以來形成了一大批依附于跨國壟斷資本的、為其鞍前馬后效力的買辦階層。其中一些買辦有著復雜乃至顯赫的背景，法力極大，影響力無邊，與跨國壟斷資本形成日趨緊密的“共生”態勢，為跨國壟斷資本在中國的發展壯大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商務部的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不僅隨意接受，而且還主動尋求跨國公司的資助，名為專事跨國公司研究和咨詢的機構，但眾多業內人士與廣大網民早就“認定”其為跨國公司在華的“話語中心”、“政策公關中心”。每年發布的“跨國公司在中國報告”對跨國公司近乎充滿了肯定和贊譽。

    跨國壟斷資本在華的每一次擴張，都能找到政府“不當決策”的影子。

    由于政府職能僵化、一些部門衙門化與領導官僚化，民主決策難以落實，決策科學性每每出現問題，導致在資金、技術、管理、營銷等方面形成對跨國壟斷資本的全方位依賴。

    資金方面 中國儲蓄率居世界前列，中資銀行雖然存差高達數萬億元，但仍迷信外資為所謂“高功能貨幣”（可帶來先進的技術與管理，增加本土市場的競爭活力）給予各種優惠（包括稅收減免、優惠的融資條件及用地用水用電、降低環保與勞工標準）吸引外資。由此，導致外資對內資日益嚴重的替代與排擠，金融市場發育嚴重滯后。
    技術方面 迷信盲從新自由主義者鼓吹的“以市場換技術”的偏方，滿足于引進“適用”技術，放棄自主研發，最終“賠了夫人又折兵”，關鍵技術、高新技術沒換來，反而令諸多重要的國內市場紛紛被外資搶占，原有技術與研究團隊被肢解，自主創新之夢逐一被粉碎，類似“運十”飛機、高溫氣冷反應堆，汽車行業等悲劇一再發生。
    管理方面 自輕、自暴、自棄，迷信“外來和尚念好經”，會帶來先進的管理經驗。相關監管部門頒布一紙文書，要求上市公司融資時，財務報告必須由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補充審計”，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由此迅速占領并壟斷中國審計市場。實際表明，這些國際事務所在“道德風險”上絲毫不遜色于國內同行。

    市場方面 迷信“GDP增長”，迷信外匯儲備（無論美元或者歐元、日元、英鎊還是其他的國際貨幣實際就是國外印刷的紙張）的“戰略價值”，不惜資源、環境與勞動者的生命健康等進行出口與創匯，導致對國際市場的嚴重依賴，與主要貿易伙伴的摩擦日益激烈，外經外貿乃至部分外交受制于人。
    宏觀調控方面 在缺乏科學論證的情形下，沒有因時、因地制宜，倉促出臺措施，而且“一刀切”，使得國民經濟與關鍵行業大起大落，導致外資乘虛而入，迅速占領中國市場。如1992年銀根松弛，銀行對企業大規模放款。1993~1994年銀根緊縮，清理“三角債”，融資渠道堵塞，本土企業舉步維艱，紛紛轉向與外資合作，導致外資大規模擴張。新一輪外資在華并購擴張，則與2004年開始的緊縮銀根，抑制部分行業過熱緊密相關。

              日益膨脹的部門利益與地方利益“助紂為虐”

    部門挾洋以自重 隨著開放日漸擴大，越來越多的機構打著“國際化”、“全球化”、“與國際接軌”的旗號，利用增進對外交往、開展對外談判、加強對外合作等時機，以“接受國際慣例”、“增強國際競爭力”、“提高國際資源控制力”等為借口，挾洋以自重，鞏固、謀取部門利益，一些機構已經將部門利益與境外利益集團利益緊密交織在一起，甚至形成俱榮俱損的“共生”態勢，部門政策制定乃至部門立法都向跨國壟斷資本敞開，這是跨國壟斷資本在華活動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如金融業只對西方而不對內的“定向開放”，長期給外企“超國民待遇”等等。
    地方外資崇拜 在以GDP增長作為主要考核政績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普遍爭相招攬外資，大搞優惠政策攀比，甚至不惜動用行政資源為外資進入“保駕護航”，導致日趨嚴重的“外資崇拜”。在珠江三角洲，當出現勞工與外資糾紛時，一些地方政府總是站在外資立場，包庇、袒護、縱容外資，想方設法隱瞞、推延甚至打壓勞工為合法權益進行的行政與司法抗爭。相比沿海，一些內陸地方政府給予外資的優惠有過之而無不及，早已超出經濟領域，甚至把過去帝國主義在華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權都搬了出來。河南省沁陽市明文規定，外資享有各種政治法律特權，包括不受交通法規的制約、醫院看病享受半價、出入娛樂場所不受公安機關檢查等；此外還規定，每月1~25日為企業“安靜日”，包括司法機關，稅務機關在內的全市任何部門不得進入外企，違者立刻開除。很多地方政府既不相信國企能搞好，也不信任民企能做大，因此鐵了心思要把地方企業賣給國外資本。2004年年中，徐州市在篩選徐工的戰略投資者時，首先排除的就是國企與民企，使競爭者為“清一色”的國際資本。2005年4月5日《珠江時報》自豪地宣稱，外資并購民企在佛山已成“流行色”；同年10月24日《新華日報》報道南京市的自豪：南京民企成為外資并購的“香餑餑”。
    監管能力不足，監管行為滯后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政府充分發揮“守夜人”的功能，強化對市場主體的監管。但是，快速市場化、國際化以及管理體制僵化，使相關監管部門難以很好適應對跨國壟斷資本的有效監管。

    監管能力存在問題 ，雖然外資創造了中國約33%的GDP，卻只繳納了約20%的稅收。眾多在華外企長期存在“長虧不倒”和“越虧損越投資”的怪象，就是利用中國的管理與政策漏洞進行利潤轉移以逃避稅收的結果。外資之所以能長期成功避稅，且不論在某些地方是否存在具體稅務人員與外企的合謀，但可以推定中國稅務部門的監管、審計能力存在問題與漏洞，即地方稅收部門的能力難以應對外企在財務管理體系上的繁雜性。
    監管機構設置存在問題 ，中國行政機構設置及其職能配備至今尚缺乏嚴密的科學性與法定程序，很多是部門利益博弈的結果。例如，針對外資銀行理財產品，風險控制由銀監會監管，所涉及的外匯管制規則由外管局制定，反洗錢問題則由央行反洗錢局來管理。注冊會計師行業所涉及的監管“婆婆”就有財政部、證監會、審計署等多家機構。多頭監管難免會出現“監管真空”和“重復監管”。國家反洗錢工作部際聯席會議有23個成員單位，也就是說至少有23個機構與這項監管有關，各機構分工配合的效率可想而知。
    監管行為滯后， 由于監管水平不高，專業能力有限，加上監管機構設置欠缺，從而使監管滯后，有時相當嚴重，由此造成重大甚至無法挽回的損失。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就是在監管部門的“幫助”下，迅速占領并壟斷中國審計市場的。凡是要融資尤其是在境外融資的企業與機構，都要接受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法眼”的檢驗，如此，企業的商業機密乃至國家機密（很多企業屬于戰略行業或敏感行業）何以得到有效保障？中國金融業實行分業監管，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部門分工協作，理論上周密有效，但實際上，外資金融機構“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實行混業經營。中國“入世”協議明確規定中國各類金融市場及其業務的開放時間表，然而外資金融機構利用其混業經營及技術管理等優勢，早就積極從事跨地域、跨期限展業活動，使我國很多規定形同虛設。
    （《環球視野》第316期，網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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