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普通制造業(yè)工人的低福利問題，在現(xiàn)有的制度結構下，似乎看不到很好的解決方法。現(xiàn)在我們不妨把注意力放在能夠比較充分討論的問題上。經濟心理學，或者心理經濟學，如今在西方頗有些熱度。畢竟，經濟學研究的是人在經濟領域內的行為。行為來自于動機。眾所周知，供需關系是經濟學理論的基本杠桿。但是，這一杠桿的啟動，必須通過人的動機來實現(xiàn)。歸根結底，“市場規(guī)律”是人的動機對市場的反應。比如，為什么許多人會花更多的價錢買一件成本相對很低的產品，而不愿意花更少的錢購買成本較高的產品?為什么有些人會放棄高薪而找個低薪的工作?不研究動機，經濟學對這些很普遍的經濟現(xiàn)象就無法解釋，對“市場規(guī)律”也無法準確地把握。

　　可惜，傳統(tǒng)經濟學總是把人的動機作為一個單一的假定，作為最大公約數(shù)來處理，比如價格一提高就會抑制人的購買欲望等等。那么為什么有時房價越漲，購買動機卻越強?不同的文化和社會條件，塑造了消費者什么樣的心理預期和同伴壓力(peer pressure)?沒有精細的心理分析，經濟學就不可能準確。

　　不管是自覺還是不自覺，中國經濟學家信奉的還是西方十九世紀的血汗市場經濟。這種血汗市場經濟，則是建立在那時人們對人性、人的動機粗略原始的理解之上的。這一點，被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心理學家Clark L. Hull總結得清清楚楚。他的心理學，基于簡單清晰的生物學原則：生物機體身受困乏之苦。這種困乏創(chuàng)造了需求。需求激發(fā)出動機。動機再激發(fā)出行為。行為則是以目標為導向的。達到這種目標乃生存之必須。一句話，窮則思變。人首先要窮得不舒服、難以忍受，這樣才能有工作的動力。

　　想想看，在那個時代，上流社會可以公開用侮辱的語言說“無產階級是只會生孩子的階級”，只有讓困乏逼著他們干活，他們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在戰(zhàn)后西方國家建立福利制度時，持有這種保守主義信念的反對派的基本理由還是這一心理學原則：福利消除了困乏，沒有了困乏就沒有了工作的動機，只能養(yǎng)懶人。國內也有經濟學家不停地說，“福利國家的害處不僅僅是效率低，更因為會把人們的心思引向不勞而獲。福利國家會培養(yǎng)懶漢，整體上的生產下降，國家陷入福利陷阱。”

　　郭臺銘是否讀過Clark L. Hull并不重要。因為Clark L. Hull的影響早就滲透到血汗工業(yè)界和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思想中了。業(yè)界流傳一句話，證明他對于Clark L. Hull心理學的信奉是赤裸裸的：“郭臺銘喜歡用沒有退路的人。一名鴻海內部員工觀察郭臺銘用人的一大原則，就是看他有沒有賣命的決心。而沒有退路的人通常都愿意全力以赴。給已經吃飽的人一碗飯吃，不但用處不大，而且他也不會感激你，但是給餓肚子的人一碗飯吃，他不但會全力以赴，而且還會感謝你! 這也是郭臺銘的用人一大法則。”

　　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曾說過，中國的經濟比美國還自由。照他們的標準，戰(zhàn)后歐洲、日本、甚至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發(fā)達國家，幾乎都可以說是福利國家。但為什么反而是這些國家的經濟發(fā)展得最健康呢?我們不妨還是回到心理學上來。

　　1959年，另一位心理學家Robert White的一篇經典心理學論文推翻了Clark L. Hull的困乏理論。White指出，當人的基本需求被滿足后，人不會像許多低級動物那樣停止獵食，或像機器那樣關閉停運。恰恰相反，人正是在這個時刻開始了最有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開始挑戰(zhàn)自己的極限、要通過建立對世界的把握來獲得生命的滿足。

　　這里一個比較低端但非常清晰的例子是達爾文。他自幼對生物學的興趣是不可抑制的，但還一直遵從父命為當醫(yī)生做準備。但在大學的一天，他從與兄長的一次對話中，徹底摸清楚了家里是多么富有，他一輩子可以不勞而獲了!從此以后，他并不是懶惰起來，而是忘我地投入了生物學的研究。他大學剛畢業(yè)不久就隨HMS Beagle這一海軍船只環(huán)游地球。這實際上是一次大冒險。該船在第一次航行中，前船長就自殺了。達爾文的父親也極力反對。但是，達爾文堅決不改初衷，最終通過這次航行奠定了他在生物學界的地位。

　　中國自古有“衣食足然后知禮儀”之說，也體現(xiàn)了這種對人性的洞見。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基本需求沒有滿足的人，每天不得不干自己不想干的事情，經常能偷懶就偷懶。可是世界上一些最為富有、根本不需要為生存而工作的人，反而經常過勞地奮斗，甚至會為此犧牲健康。

　　Robert White以及戰(zhàn)后發(fā)展起來的“積極心理學”，既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進化，也直接影響了這些社會中的管理理論。這也是為什么如今西方國家的大企業(yè)寧愿雇傭高薪的“貴族工人”的原因之一。在后工業(yè)社會的高科技競爭中，創(chuàng)新經濟而非血汗經濟才是正路。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也必須早早擺脫血汗經濟學的束縛，以“積極心理學”為基礎設計一個創(chuàng)新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