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收入倍增實現方法

    前言：　本文是《貨幣迷局－當代信用貨幣論》第十章第四節《內需驅動經濟轉型的實現方法》內容節選。 

    我在2007年1月10日在《中國為何未能成為發達國家》文中，首次提出我國只有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大幅度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才能突破發展瓶頸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在當時學界與官界盛行“比較優勢”理論、“提高工資危險論”的情況下，此論點是很孤立的。可喜的是三年多后的今天，提高勞動者工資，“實行國民收入倍增”終于成為上下的共識，并努力付之于行動。

    但是，如何實現“實行國民收入倍增”，特別是提高在民企中的勞動者工資，成了計劃者有些頭痛的問題。從當前的情況看，國民的主要視線是在如何直接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資這一塊，此在即將出臺的《工資條例》應能解決一些問題，此也是不可缺少的部份。但還是忽視了一個如何利用公有制度優勢的問題。我在《貨幣迷局－當代信用貨幣論》書第十章第四節提出的主要思想是，經濟的發展是一個投資與消費比例平衡的過程，巨大的國企利潤不向民眾分配（每年僅向國家上繳5%利潤，巨大的壟斷利潤存留造成了我國特有的二大問題：企業自肥與國企投資過剩）才是造成我國投資與消費失衡過大的直接原因，應該以國企利潤向國民分配的方式解決。有直接層面的分配，如股息分配，還可以用國企利潤建立一個高福利社會的形式解決分配問題。 

    下面是《貨幣迷局－當代信用貨幣論》第十章第四節《內需驅動經濟轉型的實現方法》內容選載。 

    本書第七章通過設置各種條件用宏觀經濟模型進行演進和均衡分析，得出結論是，社會再生產只有在投資與消費比例均衡的條件下，社會才能獲得由生產率增長所帶來的最好的增長速度。在生產力過剩的情況下，只有消費需求的商品才會被生產出來，財富來源于投資與消費的均衡，不管是投資過盛的偏離均衡，還是消費過盛的偏離均衡，都會發生社會生產率的損失、資本的閑置與產能的浪費。 

    但是，直接在社會再生產的層面上對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進行宏觀的分配與調控，雖然是最底層、最科學、最有效率的宏觀調控，但因為資本主義的投資是以利潤為紐帶，只能是通過價格、利率這些市場手段間接調控，對企業勞動工資的分配比例，國家無法直接干涉，所以生產過剩、消費需求不足成為市場經濟社會的常態。社會總是通過過剩的經濟危機發作，包括產能性的過剩危機、資本性的過剩危機來失滅產能和資本。由此，發達資本主義的各國也逐漸發展出一些通過財政稅收的二次分配手段來直接提高社會再生產中消費比例。雖然，既使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其政府所掌控的財力也是十分有限的，但是，由于能抓住社會缺乏的是消費這個主要矛盾，因此，通過各種有限的手段致力于解決這個矛盾，居民的消費比率都能穩定在75%左右。社會總供需矛盾沒有我國現在的這么大。 

    我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定性為市場經濟，是因為我國的生產過程也是以資本利潤為紐帶，由資本主義的利潤原則主導社會的生產、交換、分配等一切過程。但同時，我國經濟整體仍是社會主義的性質。之所以說仍是社會主義，是因為在我國，國有經濟仍占主導地位，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關系國計民生的主要資源實際都掌控在國家手中，而且，由于國有企業的壟斷優勢，每年在生產過程中所能實現的利潤大頭，也主要由國有企業所分享。國家仍掌控著對社會主要利潤收入的投資與消費分配的權力。我國政府手中所握有的能直接均衡投資與消費的資源，是有相當大的能力在再生產層面直接地進行調控的。這本來是我國比較歐美發達國家的制度優勢。

　　例如，2007年我國GDP總值24.7萬億元人民幣，年度財政總收入5.13萬億元人民幣，占GDP比例為20.77%；國有企業利潤1.62萬億元人民幣，占GDP比例為6.56，僅這兩者合計占GDP比例為27.3%。國家還掌控著城市土地開發資金、50%以上的上市公司國有股權市值資金。這些數據表明，政府手中掌控有足夠的在再生產層面均衡投資與消費的資源。 

    但是，正是由于政府掌控有巨大的資源，政府在這些資源的調配中，一直以來都是只重擴大投資，不重擴大消費，至使經濟體近十幾年來一直為內需不足所困，雖然大的危機沒有，但小的周期危機也沒間斷過。例如，我國出現改革開放后的第一個生產過剩的危機是1989年到1992年。通過鄧小平同志發布南巡講話，開發深圳特區的發動來帶動全國的開發區熱、房地產熱，才使過剩的投資資金暫時找到了出路。但從1992年～1994年只經過短短的三年時間，我國經濟就走完一個上升周期。開發區熱中迅猛的房地產投資，實際上是投資資金的自我循環，背后并沒有擴大的社會消費能力的支持。到了1994上半年，開發區的房地產投資過熱已經明顯，中央政府又做出緊急剎車的決定。由此，大量的銀行貸款積存在房地產的投資中，產生大量的資本金失滅，特別是海南的房地產爛尾樓直到十年后才清理完畢。1994年，我國央行采用嚴厲的貨幣緊縮政策，國內的巨大的投資資金沒有出路。這時，管理層大幅下調匯率，以廉價勞動力開拓海外市場，以化解國內消費需求的嚴重不足。為利潤而生產，而不是為國民福利而生產的指導思想不僅是私人企業主的思想，甚至也是主流經濟學家要向經濟管理者灌輸的指導思想。從此開始了美國人用印鈔來創造需求，中國人為賺紙幣而進行生產的新歷程。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我國遭遇了第一次外需疲軟，迎來了國內第二次過剩危機，中央政府提出“保八”的增長目標，用發行國債的辦法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資，這一時期的特點是大建高速公路、機場，重新啟動房地產。從1998年到2008年這十年，雖然GDP年年增長，外匯儲備年年增長，但是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則從1990的53.4%降至2007年的35.4%，只有發達國家的一半。所反映的經濟現實仍然是，社會可用的投資資金在更大的規模上積存著過剩，隨著金融危機的到來，大量產能被閑置。2008年大量中小企業的倒閉說明，過剩的產能最終會發生失滅。真正的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并沒有GDP統計數據那么樂觀。我國不應該在仍屬于欠發達的時候頻頻被資本主義所固有的消費需求不足所困。因為我國畢竟搞的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國家擁有足夠資源調配投資與消費分配比例，擁有在再生產領域中均衡投資與消費的能力。 

    從再生產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均衡的過程可以看出，所謂比例均衡并不是單純的投資或單純的消費這樣一種單方面進程，比例均衡是一個投資與消費的配比過程，有多大的投資資金投入再生產過程，宏觀管理部門也要配合以相應的消費資金投入，不是每年只重作投資計劃而不作同等比例的消費需求增長計劃的。投資與消費比例均衡增長是再生產實現的基本條件和鐵的規律，不尊重這個規律，僅重投資的過程變成了：投資→ 產能過剩→產能失滅→再投資的過程，只有GDP的數字堆累，沒有實際的國民福利的增長。 

    必須打破一個觀念，就是認為只有增加投資才是增加發展速度，這種觀念是十分錯誤的。本理論證明，增加消費也是間接在增加投資，增加消費資金的投入使已投入的生產資金實現產能效益也同樣是增加發展速度。我國在當前投資過剩、消費需求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不僅是財政資金不能用于投資，國企利潤也應全部拿出來補充社會消費需求不足。國企投資不能再用國企的利潤進行，此是造成國企盲目投資、投資過剩、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國企投資應該采用銀行貸款，用負債的方式進行投資，這樣才能使國企對投資效益認真評估、投資有所束縛，從而提高國企投資的效益。在社會投資貨幣極為充裕的情況下，包括基礎建設投資都應主要用負債的方式進行投資。占GDP比6%的國企利潤，如果全部用于補充社會消費，就會新增6%的消費需求，就能使處于過剩狀態的投資多產出6%的效益，由于乘數作用，對GDP增長的貢獻會遠大于6%。巨大的國企利潤主要是依靠壟斷優勢獲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也不能違背經濟規律。如果我國政府能充分運用已掌控的資源，按照客觀規律實現再生產中的投資與消費的均衡，那么，我國民福利倍增就能很快實現。

     巨大的國企壟斷利潤取之于民，只有向全體國民分配才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不向國民分配，才是造成國企投資過剩、企業自肥，拉大了社會貧富不均的差距的主要原因。制度優勢反而變成的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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