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務之急：削減政府開支，增加勞動者收入

曾飛

　　梁柱教授說：“中國共產黨及其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告別‘官國’的歷史起點，其代表人物是一代偉人毛澤東，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與‘官國’傳統決裂的人。”王亞南教授說：“我們也似乎可以依據經驗說，官僚政治在任何歷史時代都能存在。”孫越生指出：“馬克思說，‘這個人是國王，只是因為有別人當做他的臣屬。’這句話一語道破了官僚政治中帝王百官們的神圣莊嚴諸相，不過是人為的幻覺。如果老百姓有足夠的知識，較高的生活水平，心理上與官吏平起平坐，在職業上允許適當自由選擇，再加上有一定法制與機構來保障民主，官僚政治也就難以立足。”總之，“官國”也就是官僚政治之所以能夠存在，確實是以勞動者的貧窮與蒙昧為前提的。不迅速提高勞動者——包括一切生產底層的勞工、農民、知識勞動者和公務員的勞動收入，就不能徹底改變勞動大眾貧窮與蒙昧的狀況，就不可能徹底鏟除官僚政治的社會根基，從根本上消除老百姓的不滿情緒，從根基鞏固改革開放的成果。

　　而一個機構和官員數量龐大、費用高昂的政府，就是滋生官僚政治的最佳溫床。不迅速削減政府的開支，就不能徹底鏟除這個溫床。

　　因此，中國政治改革的當務之急就是削減政府開支，增加勞動者收入。使勞動收入在勞動、資本、土地三者的分配比例上占優勢，使資本的利潤和土地等資源的收益維持在合理的水平上。這樣，社會才有公平正義，人民才可能真正當家作主，而不會再一次淪為世界壟斷資本勢力的奴隸。

龐大的政府及其開支是社會毒瘤

　　目前的政府的規模有多龐大，開支又有多么驚人呢？請看署名笑傲江湖的網友2009-01-19發表于鐵血社區（http://bbs.tiexue.net/2）的文章《從兩組數據看中國行政成本世界第一》所披露的一些數據：

　　第一個數據是比較一下世界主要國家的行政管理費（或曰公務支出）在國家財政支出中的比重。

　　德國（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英國（1999年）4.2%

　　韓國（1997年）5.1%

　　泰國（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羅斯（2000年）7.6%

　　美國（2000年）9.9%

　　中華人民共和國（2000年）25.7%

　　據香港中評社報道：中國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據了解，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間，中國財政收入從1132億元增長到3萬億元，約28倍；同期行政管理費用則從不到50億元升至7000億元，增長達87倍，而且近年來平均每年增長23%。近年來行政成本與財政收入的比例竟然提升到了驚人的35%。

　　再來看一組數據：改革開放后的5次政府機構改革

　　第一次：1982年：國務院各部門從100個減為61個，編制從5．1萬人減為3萬人。

　　第二次：1988年：國務院部委由45個減為41個，改革后人員編制減少了9700多人。

　　第三次：1993年：國務院組成部門、直屬機構從86個減少到59個，人員減少20％。

　　第四次：1998年：不再保留的部委有15個，新組建4個部委，3個部委更名。改革后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組成部門由原有的40個減少到29個。

　　第五次：2003年：設立國資委、銀監會，組建商務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安監總局，將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改組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務院組成部門變為28個。

　　看了這組數據后，我就犯糊涂了，我們的政府機構每次改革都在裁減，完全符合政府提出的精簡機構的要求，可是為什么我們的行政成本卻如芝麻開花節節高？

　　人民群眾能相信各級政府的龐大規模經過改革已經精簡了嗎？相反，不斷增高的各級政府行政開支，不但表明了各級政府的豪華奢侈，還印證了政府的規模依然是龐大的。

　　請看部分事實：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軍2006年7月15日在《中國地方政府毫無遏制到了何種地步？》一文中這樣描述道：“有一年在南京講課完后，乘車去機場，走著走著，眼前突然出現一座美國國會山式的圓頂白色建筑，再定神一看，是南京市雨花臺區政府的機關大樓。當時心中涌出無限感嘆：也只有我們的政府部門才能蓋出這樣氣派的大樓。如果說沿海發達地區有錢擺闊氣還有情可原，但前年去山東泰安市使我產生了更大的震驚，這個本不富裕的城市，居然在泰山腳下建起了一片足夠豪華的政府行政中心，以市政府大樓為主，人大、政法等部門大樓環繞其周，其氣魄，其規模，簡直可以說無與倫比。那個寬闊的廣場綠地足可以與天安門廣場媲美。我暗暗地吃驚，在一個人民還這樣貧困的泰安地區，這些國家‘公仆’們竟然這樣揮霍人民的財產！我們這個共產黨執政的政府，還有一點與人民共生共存的思想、有一點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嗎？我曾經幾次寫文章抨擊地方政府的奢侈，腐化，曾經數次將這些豪華的政府大廈放到網站上暴光。但無濟于事，各地政府的瘋狂建行政中心的奢侈之風欲演欲烈。這與歷史現象有何差異！任何時代社會資源總是掌握在強勢權力集團手中，而任何時代的國民財富都消耗在這個時代統治階級崇拜的對象之上。在古埃及，法老們崇拜的是高大的金字塔，因此，整個國民財富統統消耗在金字塔的建造上。在古代中國，帝王崇拜的是豪華宮殿和死去的天堂，因此國民財富大都消耗在高城大墓上。在清代，慈禧太后為了建心愛的頤和園居然挪用海軍經費。而到了今天，中國社會崇拜的是什么？雖然沒有了死后的追求——陵寢大墓，卻有了現世的奢侈享受——豪宅、華宮，以及身份地位的顯示：宏大的權力象征——政府行政中心。”

　　除了官員的奢侈享受及身份地位的顯示之外，還有官員人數的龐大的現實：

　　署名文丐的網民在2009-11-7發布的貼子《央視透露“三公”費用高達9000億網民震驚憤怒 》中指出：

　　“前不久，中央電視臺的《新聞1+1》欄目出現驚人的披露，中國行政開支，僅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公車開支3公費高達9000億元。在目前經濟危機的嚴重局勢下，央視披露的這一數字，讓網友大感震驚……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特約研究員王錫鋅在《新聞1+1》節目中透露，我國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公車開支一年9000億。王錫鋅提供的數字，讓主持人柴靜似乎吃驚的樣子，重復問道：“您再說一遍，是多少?”王再次肯定地說：“公款接待、公費出國考察、公車，也就是三公，一年9000億。占這個行政開支的30%。”……以下是央視《新聞1+1》節目內容節選：”

　　王錫鋅：關于人員的龐大有一些資料，當然也有一些微觀的實例，我最近就看到一個新聞，讓我嚇一跳。我們遼寧的鐵嶺市，一個304萬人口的地級市，居然有9個副市長，而辦公部門居然有20個副秘書長，另外有一個山東的貧困縣只有30多萬人口，居然有15個縣長助理，的確是令人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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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所以這個膨脹究竟有多嚴重?有沒有比例或者數位能夠說明現實的情況?　　
　　　　
　　王錫鋅：同樣的這一方面的資料資訊，資料的發布也是各有說法，有些資料顯示，中國的官民比例達到1：19，1：26，當然也有一些資料講是1：198，這是不同的統計口徑，我想首先要解決的是一個政府資訊公開的問題，到底老百姓在供養多少官員，供養了哪些官員，這些官員是不是真正地對應著必要的履行社會服務的職責。

　　于是，《人民日報》主辦的強國論壇上有網友感嘆，“三公”開支高達9000億，要官員不腐敗也難!

　　這種行政成本高昂的狀況能否通過人民群眾的監督而有所改善呢？2010年05月27日新華網報道說：“北京45部門網上曬預算 ‘三公’消費無從查證”。摘錄如下：

　　孟景偉(市財政局新聞發言人)：今年是北京部分部門財政預算向公眾公開的第一年，各部門還有一個適應的過程，執行中也有快有慢，目前財政部門正督促各個部門盡快公開，同時盡可能地公開更多內容。

　　新京報：公開的內容中，公眾關心的比如行政成本、“三公”費用等都看不出來，無法實現監督。

　　孟景偉：如何更清晰地界定行政成本，是財政部正在研究的課題。……從長遠來看，將其單列是一個趨勢，但其界定確實存在一定的難度。

　　實際上，也許高達9000億的這類豪華享受，也并沒有給大部分公務員帶來什么好處，他們工資性的勞動收入依然是較低的，并沒有因此得到提高。高額的“三公”一類的所謂“行政開支”主要還集中在少數的高官身上。為一些腐敗的高官抬高自己的權威，制造尋租的機會鋪路，甚至制造攜款外逃的通道。這一類豪華奢侈的費用，提高的不是公務員本身的勞動收入，而是隱藏在其中的部分當權者權力資本化的灰色收入。因而政府的龐大和豪華奢侈也只能是腐敗的官僚政治形成的最佳溫床。

低微的勞動報酬是勞動者尚未得到徹底解放的標志

　　與政府的豪華奢侈，官員數量的龐大與腐敗相對應的就是大多數勞動者的相對貧窮與蒙昧。

　　據信息時報訊 (記者 潘敬文)：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與廣東各界進行了題為《中國奇跡與廣東創新》的對話。克魯格曼表示，全世界仍未走出經濟危機，各國走出危機需要依靠提升內需，而不能再依靠出口。……中國急需提振內需……“中國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我對中國的成就充滿贊賞。”在贊賞中國的經濟成就之余，克魯格曼提醒中國人民不應為已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中國仍是相對貧窮的國家，中國工人平均工資是美國工人的4%，跟1975年的韓國類似。目前，即使墨西哥生產工人的工資也是中國工人工資的3倍。”

　　2010年05月22日大河網的文章《中國基尼系數超過0.5 專家稱要大幅提高職工收入》指出：“國際上通常認為，基尼系數[注]超過0.4，該國可能發生動亂，而中國基尼系數超過0.5，該咋辦？新華社專家：大幅提高職工收入提高‘個稅’起征點，取消低收入者的納稅，讓暴富者為社會平安提供補償。世界銀行報告顯示，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甚至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從1997年到2007年，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下降到39.74%；企業盈余占GDP比重從21.23%上升到31.29%，而在發達國家，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而農民消費嚴重不足。由于大多數農民收入低，加上缺少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消費能力被極度壓抑。我國城鄉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 .8∶1擴大到2007年的3.33∶1。  ”

　　可見在勞動、資本和土地資源的分配比例上，勞動的分配份額趨于下降。資本與土地的分配份額趨于上升。因而，勞動者的相對貧困是越來越重，而不是日益改善。這樣，中國的絕大多數人——依靠勞動生活的人群，就只能是處于相對貧困的狀態中，而看不出改善之路。相反，“食利者”所得份額卻日益增長。

　　這種狀態比西方發達國家還不如，這必須充分引起人們的重視。黃世賢在《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文中指出：“西方發達國家要素收入份額變動呈現出的趨勢表明，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各要素的收入份額會依貢獻的變化而變化。隨著經濟的高度發達和工會勢力的強大，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越來越大。據西蒙·庫茲涅茨研究，西方國家國民收入中由物質資本所貢獻的份額已從45％下降到25％，而勞動對國民收入的貢獻從55％上升到75％。”

　　《共產黨宣言》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因而，低微的勞動報酬是勞動者尚未得到徹底解放的標志，無產階級革命如果不能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就是尚未為成功，人民也就還沒有真正站起來。

中國人民必須真正站起來！

　　傅國涌發表在社會科學論壇的《我對中國近代史的一點看法》一文中這樣說：“成王敗寇、‘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的邏輯支配了中國至少幾千年，以暴易暴、循環往復的歷史從未改變過。1945年7月抗日戰爭即將結束，黃炎培有過一次延安之行，曾和毛澤東作了一番著名的窯洞對話——

　　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怎樣？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延安歸來》，《八十年來——黃炎培自述》，文匯出版社2000年版，204—205頁）

　　今日的問題，不僅僅是“人民來監督政府”的問題，而是如毛澤東所說的要“人人起來負責”，也就是人民要當家作主，而不是永遠由少數高官來當家作主。人民只有當家作主，勞動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才能真正站起來！新中國才不會人亡政息。因而削減政府開支，增加勞動者收入就是鞏固改革開放成果，穩定人心的當務之急。

[注]基尼系數的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數最大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個單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則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即人與人之間收入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但這兩種情況只是在理論上的絕對化形式，在實際生活中一般不會出現。因此，基尼系數的實際數值只能介于0～1。由于長期積累形成的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導致我國消費開支對GDP的貢獻率一直呈下降趨勢，而內需和消費不振又直接造成我國過分依賴外部市場，降低了我國的經濟安全性和長遠發展的潛力，甚至已經影響社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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